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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二, 10月 19,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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驳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研究员高颖关于西藏民主改革的一派胡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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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藏学研究中心新发展的青年学者高颖接受中新社采访时肆意歪曲民主改革,丑化1959以前的西藏形象,我作为海外藏人知识分子,对此不得不反驳

近日,中国对内负责涉藏理论政策研究和对外负责“争取国际舆论”的所谓学术机构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宗教研究所副研究员高颖,配合中方“西藏和平解放70周年”密集宣传攻势,在接受中国负责对港澳台及海外华侨进行文化洗脑的官方媒体中国新闻社(CNS)采访时,大谈“政教合一”和“政教分离”,恬不知耻地说:1959年西藏民主改革实行“政治统一,信教自由,政教分离”的方针,她甚至张口就来“解放前,西藏僧人中80%是文盲”。


​1958,1959年,这一天地剧变的年代,被我们藏人称之为“Dhulok”(都洛),“都洛”一词,由两个字组成,“都”是“时间的意思,“洛”是翻转的意思。其中的“洛”,和藏历新年“洛萨”的“洛”是同一个。这个词直译为中文是“时间之崩塌”。近年,在旅居以色列的华人作家唐丹鸿女士的辛苦采访整理,国际自由藏学界(被你们御用藏学写手污蔑为“达赖集团和敌对势力的代言人”)和美国记者芭芭拉德米克的研究和著述下,这个藏文词得以被部分华人与英语世界知晓。安多作家纳仓怒罗(Naktsang Nuluo)所著《我的西藏童年:以冰击石之时》,在翻译成华语时,书名为《那年,世时翻转》。世时翻转,“信达悲”地精准传述了“都洛”的真实含义。然而这个词,在中国出版的任何藏文词典里都找不到,它是被统治者强行抹去的历史,深埋在藏人心中的伤痛。每当提起那段往事,同胞们总会悲戚地说一声“宁结”(可怜啊)。高颖大学者,你面对媒体胡说八道给藏人伤口撒盐的时候,你的良心不疼吗?

关于民主改革的历史真相,中国境内看不到的史料,十世班禅大师《七万言书》的记载不必说。以1959年以后当局给西藏寺庙僧尼定的规定,就可以看出来。

在1959年中共颁布的《寺庙民主管理试行章程》中,第四章第二十二条规定:僧尼不得借用降神,卜卦,念经等形式进行损害群众利益的违法破坏活动。“禁止为信教群众进行打卦,念经等迷信活动”。这一规定直到改革开放宗教政策恢复时才取消的!也就是说,1959年以后,1978年以前,西藏的僧尼不能到信教群众家中,为其念经。僧尼不能去信教群众家里念经,这就是高颖大学者口中的“宗教自由”吗?

仅当时不能给境内藏传佛教徒念经这一项,就昭示着西藏自治区的毁教历史是早于文化大革命,毁教毁了近20年。

请中国学者和中国新闻社不要忘记,60年代初文革爆发之前,为了展现中国“还有宗教自由”,当时福建等一些侨乡的僧人,甚至可以经批准去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地探亲。中共不是宣传汉藏是“同是一个妈妈的女儿”吗,1959年以后,藏人有申请护照出国探亲的权利吗?即便是有,也是中共在60年代第一批派往尼泊尔进行分化瓦解流亡藏人的统战特务而已!

​其次是旧西藏僧人80%是文盲,请问数据是怎么来的?文盲的定义是什么?不懂藏文还是不懂中文?

藏人最痛恨的就是歪曲事实侮辱僧人之人,高颖大学者,不问你对藏传佛教经院人才培养制度的问题,请问您对西藏文学历史知道多少?

您是否知道,在1959年以前的藏区,藏语作家,诗人的身份是高度与出家人相吻合的?许多作家,诗人,译师等旧式知识分子,都是寺院的高僧。如果80%都是文盲,何谈这种现象?逻辑上说的过去吗?如果藏文都不懂,何谈在寺院念诵经文?

民主改革是不是抢劫?

中国现代史,把一切合法抢劫上层的财富,美化为“赎买”,民主改革时,对寺院的田产也进行了“赎买”。然而真付完价钱了吗?

在1980年代中国恢复宗教政策时,中国进行的藏传佛教政策调整中,有一项是对一些寺院赔付赎买金,这也就证明了,民主改革时,有一部分寺院田产,是没有任何赔偿地被抢走的!否则为什么中共当时要在1980年代向西藏寺院赔付赎买欠款呢?

据中共西藏问题秘档记载,1959年,原噶厦所管辖境内的参叛(参加叛乱)寺院占其境内藏传佛教寺院总数约55%。这些参叛寺庙,之后都遭到了查封和整顿,所拥有的田产被没收重公。中共在1959年,便借西藏民主改革大捞了一笔。55%这个数字,也戳破了当局宣传的“叛乱分子是一小撮”的可笑谎言。

造假大国的藏学研究堕落至此,是中国学术界的悲哀,就这个水平,还说藏学故乡在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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