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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一, 10月 4,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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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审计之争后中国公司从美退市据报进入倒计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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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华尔街日报》10月2日报导,美国证券监管机构已经开始倒计时,这将迫使许多在美国上市的中国公司离开美国证券交易市场,此前华盛顿和中国政府在获取这些公司的审计记录方面陷入长期僵局。这一行动将加速世界上两个最大经济体的脱钩,并影响到拥有200多家在美国上市的中企证券的投资者,这些公司的总市值约为2万亿美元。

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主席詹斯勒资料图片

2020年底,时任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了一项法律,禁止在审计工作文件连续三年不能被美国监管机构检查的外国公司在美进行证券交易。在通过这项经美国国会两党两院全票通过的《追究外国公司责任法》之前,美中的监管机构为解决对如何进行这种审计检查的截然不同的期望,进行了近十年的失败尝试。据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主席詹斯勒(Gary Gensler)介绍,该监管机构正在制定如何实施该法律的细节,并正在最终确定其相关规则。

詹斯勒曾于9月13日在《华尔街日报》发表专栏文章指出,中国的公司必须允许它们聘请的审计公司接受审计,否则这些中企的股票将不会在美国资本市场交易。詹斯勒称,“国会去年采取了行动,一致通过了《追究外国公司责任法》,以填补这一空白。该法规定,如果一个外国司法管辖区连续三年阻止我们的监督委员会检查该公司的审计公司,则禁止发行人的股票交易。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已经采取了所有必要的步骤来实施这项法律,监督委员会正在按部就班地在年底前完成其相关规则的制定。三年的时间从2021年开始计时。”

该报最新的报导指,一位熟悉此事的人士说,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预计,如果美国监管机构不能获得涉及2021年这些公司财务状况的审计工作,其可能会在2022年公布没有取得2021财务审计底稿的中国企业名单。由于预见到这一结果,一些投资者已经将他们在中国公司的美国存托凭证(ADR)换成了在香港证券交易所交易的股票。

报导提及,纽约基金管理公司、智慧树投资公司在2020年底将持有阿里巴巴的美国存托凭证换成了这家中国电子商务巨头在香港上市的股票,在一些交易所交易基金中持有。据量化投资专家任丽倩(Liqian Ren,音译)介绍说,该投资公司正在监测香港股市的交易量,以确定是否应该转换其他公司的美国存托凭证。

总部位于荷兰的资产管理公司、荷全公司的新兴市场股票团队负责人帕尔斯(Wim-Hein Pals)表示,从去年到今年年初,他尽可能将所有中企的美国存托凭证换成了香港上市的股票。中企的美国存托凭证现在只占他大约14亿美元的新兴市场投资组合的1.5%。帕尔斯预测称,“我们看到流动性在未来几年内逐渐但持续地转移到香港。越来越多的投资者会去关注在香港上市的公司,而忽视他们在美国上市的股票。”

根据香港证券交易所的数据,自阿里巴巴于2019年底在香港进行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二次上市以来,又有15家在美国上市的中国公司在香港增加了所谓“归国上市”。最近的数据显示,大多数交易仍发生在中企的美国存托凭证中。多年来,美国监管机构表示,他们从来没有得到他们所需要的关于中国公司审计工作的透明度,因为中方并不经常交出他们所需要的文件或进行真诚的谈判。

中国政府在多个场合表示,反对“证券监管的政治化”,并强调欢迎通过对话找到解决方案。报导指,对于在美国上市的中国公司中占大多数的重数据互联网公司来说,审计工作文件可能包含原始数据,如会议记录、用户信息以及公司与政府机构之间的电子邮件往来等。在美国,这些检查是由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监督的公众公司会计监督委员会(PCAOB)进行的。

中国官方坚称,让外国政府接触到数据量大的科技公司的这些细节可能会危及国家安全。《华尔街日报》此前报道称,今年早些时候,中国官员希望打车巨头滴滴出行推迟在纽约上市,直到他们能够解决审计工作文件问题。美国官员则认为,中国以国家安全为由不公开公司的账目,是一种诡计。

这种审计僵局长期以来一直是两国跨境关系中的一个争议点。十多年来,基本上扮演审计公司的审计者的美国公众公司会计监督委员会,一直在努力尝试检查设在中国的审计公司以及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在中国大陆的分支机构。2013年,美中有一个短暂的突破。双方同意允许美国公众公司会计监督委员会检查,正在接受监管机构调查的在美国上市的中企的审计师的工作。

报导提及,中国证监会随后移交了四家公司的审计文件供美国公众公司会计监督委员会审查。2013年的协议也为双方讨论一套更广泛的检查协议铺平了道路。2015年底,两国官员在北京会面,试图建立这些协议。经过两周的谈判,会谈破裂了。谈判失败的原因之一。中国官员不愿意让美国检查阿里巴巴和百度公司的审计文件,这是两家在美国交易所上市的最有价值的中国公司。

当时美国公众公司会计监督委员会的首席谈判代表斯瓦特·达斯(Shaswat Das)说,他从之前与中方的会谈中了解到将会允许进入(审查),并认为他们的回应,即中方官员需要先与其他部委和国务院协商,表明他们没有谈判的诚意。之后,美中官员试图恢复谈判,但他们无法在关键问题上达成一致。一个症结是中国限制了美国监管机构认为至关重要的信息。

根据美国公众公司会计监督委员会给政府官员的信,2017年,当该部门试图检查一家中国公司的审计工作时,中方没有拿出美国要求的工作文件,并编辑了其他文件。随着美中贸易战的爆发和华盛顿与北京关系中间的恶化,在撰写期间没有反对声音的情况下,《追究外国公司责任法》于2019年3月在美国国会进入立法程序。

2020年4月,中国证监会提出了一个联合检查框架,根据该框架,美国官员可以在中国官员在场的情况下在中国进行检查和调查,并查阅中方认为相关公司的审计文件。根据美国公众公司会计监督委员会的信函,该提案被视为对美方机构进行检查的能力施加了“关键限制”。大约在同一时间,瑞幸咖啡营收造假丑闻爆发,相关的会计欺诈行为使许多美国政治家更加坚定了推动通过一项法案,以执行对中企更严格的审计标准的决心。

报导称,中国证监会在2020年8月向美国公众公司会计监督委员会提出了一个修正建议。目前还不清楚之后的讨论情况。今年6月,美国会参议院通过了另一项法案,如果颁布,将把原定三年的退市时间表缩短为两年。8月,中国证监会主席易会满称,促进中美在审计监督方面的合作是监管机构在今年剩余时间内的首要任务之一。

报导认为,迫在眉睫的退市限制给了美国官员在谈判桌上对付中方的关键筹码。现在是华盛顿King & Spalding LLP律师事务所律师的达斯指出,“如果美国要在谈判桌上取得任何成功,这项立法就必须得到执行。”

转载自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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