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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四, 9月 9,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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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受难者》作者王友琴专访:反人类的红卫兵运动不容重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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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9日是已故中共领导人毛泽东去世45周年,北京官方沉默以对,但大批活跃的”毛粉”在线上线下发文或举行文艺活动以示纪念,而经历文革迫害的人们则看法不同。美国之音此前采访了《文革受难者》一书的作者、芝加哥大学的王友琴教授。这次专访谈及了在1966年北京“红八月”中第一位被红卫兵打死的教工作者卞仲耘、其丈夫55年后抱憾而终,也谈及刘少奇等其他受难者之死以及少年习近平也曾挨打受虐等情况。

历史照片:中共主席毛泽东与来自北京等地的师生见面并挥手。(1966年8月)

9月9日是已故中共领导人毛泽东去世45周年,北京官方沉默以对,但大批“活跃的“毛粉”在线上线下发文或举行文艺活动以示纪念,而经历文革迫害的人们则看法不同。美国之音此前采访了《文革受难者》一书的作者、芝加哥大学的王友琴教授。王友琴指出,当前中国社会的文革回潮现象更加让她这样的“十年浩劫”幸存者和历史记录者确信:毛泽东发动的那场史无前例的运动给无数家庭、个人以及中国社会造成的劫难,不容否认或轻描淡写,更不能让文革卷土重来。

这次专访谈及了在1966年北京“红八月”中第一位被红卫兵打死的教工作者卞仲耘、其丈夫55年后抱憾而终,也谈及刘少奇等其他受难者之死以及少年习近平也曾挨打受虐等情况。

在中国被禁的书和网页

王友琴教授告诉美国之音,她于2000年10月开设的文革受难者纪念网页在中国大陆只存活了18个月,到2002年3月就被封锁,此后这个网站在中国国内只有通过翻墙软件才能看见。她通过实地采访调查写出的《文革受难者》记述了659个真名实姓的被迫害致死者,该书在日本翻译出版时受难者的名字多达850个。而这两个版本在中国大陆却都成为禁书。

中国禁书《文革受难者——关于迫害、监禁与杀戮的寻访实录》封面(王友琴授权发布图片)

王友琴说: “在我的网页上,上千名受难者其实他们在文革后都得到了平反。但是我就把他们的名字和受害的这些事情放在一个网页上,展示给大家,在芝加哥大学的服务器上,然后就被(中国当局)禁止了。”

王友琴表示,尽管她的书和纪念网页遭中国当局封禁,仍然不时收到读者和网友来信,表示感谢,交流思想。

在《文革受难者》序言中,著名历史学家余英时先生写道:“友琴之所以奉献二十五年的宝贵时间全力写成这部《文革受难者》,当然不是仅仅为了收集文革资料,供后世史家作纯客观的研究。她以宗教式的热忱来进行这一伟大工程完全是受了人的良知的驱使,不忍让无数在‘红色恐怖’下惨死者从中国人的记忆中消逝得无影无踪。”

3名北师大同班毕业教师死在红八月

王友琴回忆说,她记录的文革受难者中有北京师大二附中的老师叫靳正宇,还有一位是北京外国语学院附中的老师叫张辅仁,他们两人都是在“红八月”里被打死。王友琴说,多年前她回到北京访问时,有三位北师大中文系1960年毕业的退休中学教师得知她记录的文革受难者中有他们的同班同学靳正宇和张辅仁后,曾当面向她表示谢意。

王友琴说:“他们看到了我的网页或者我的书,然后他们说你还漏了一个,我们班还有一个同学叫廉秀文,她也在‘红八月’里死了,是北京地安门中学的一个女老师,我当时真的很吃惊。 我不知道那个班还有一个同学也在‘红八月’的时候死了。北师大的毕业生有很多都当了中学老师。所以在这一个月,他们这一个班就被打死了三个。这样的事情,我想现在的年轻的人根本不会知道。当时的人知道北京发生的这些很恐怖的很血腥的事情,可是没有地方去说。”

习近平的父亲习仲勋在“文革”中被批斗。(网络图片)

“老子反动儿混蛋”?习近平也曾遭牵连受害

1966年8月,少年时代的习近平是北京八一学校六年级学生。文革开始前,习近平的父亲习仲勋就被毛泽东以“利用小说反党”为由迫害关押,习近平沦为“黑五类”子弟。据王友琴指出,文革初期北京“红八月”期间,习近平在学校遭到红卫兵殴打,还被游街,事后去问老师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王友琴说:“来看我的靳正宇老师的四个同班同学中间有一个女老师叫陈秋影, 1966年她曾经是(习近平的语文老师)。哦,习近平现在是中国的最高领导人。1966年他还是个孩子嘛。陈秋影是他的老师。她特别跟我讲,那年的夏天,(习仲勋的儿子)习近平被打了。为什么? 因为红卫兵运动除了打老师以外,他们有一副对联是他们的‘组织路线’,叫作‘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所以在那个夏天,爸爸妈妈被当成所谓‘有问题的人’的那些年轻人也被打了。她特别来跟我讲这件事,说当时习近平被打了以后,当然很痛苦,还问过她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那么当时陈秋影也就是毕业才六年的一个中学老师嘛,所以她说她也回答不出,只是安慰安慰,就觉得……事情就这样发生了。”

王友琴表示,八一学校退休教师陈秋影认为,当初习近平是个好孩子,没有学坏。

王友琴说:“据说还把他去游了个街,但这个老师说她没看见,只是听说。但打他(的事)习近平跟她(谈过),他们两个人讲过的。她说后来她到福建去看他(习近平)还提起这件事。就说习近平挺客气,她去福建嘛,所以这个老师就老强调,她就觉得他还是好的孩子,就是他也没跟着人家学坏,因为八一学校后来也有一个托儿所的人自杀了。”

美国之音记者问道: “习近平当时的这种经历和他们家当时的遭遇,从他现在的表现来看,他对当年的那个苦难或者那种悲剧的历史,您觉得他有没有吸取教训,或者他从中得到了什么,收获了什么?从现在他的表现来看。”

王友琴回答说:“我不知道他对这个事情表示过什么。但是我知道他跟陈秋影老师一直都还有一些来往。前几年他去八一学校,那天是教师节嘛。(网上)还有陈秋影老师跟他的合影。我自己觉得陈秋影老师他们都知道谁打了他,发生了什么事情。他们也觉得这些事情应该被记录的,被谴责的。但是我不太清楚其他的一些做法是什么人在做的。因为我们不知道,所以我现在能做的就是,我了解到的事情把它如实写出来就好了。”

卞仲耘​遇难后遗属抗争半世纪未果

1952年出生的王友琴在1966年文革开始时在高干后代云集的北师大女附中(现为北师大附属实验中学)读书。红卫兵运动中,北京第一个被批斗殴打凌虐致死的卞仲耘就是该校三名副校长之一,当时校长一职空缺。卞仲耘之死是《文革受难者》书中最长的章节。

1966年8月上旬,孩子们与母亲卞仲耘遗体诀别。(王友琴提供图片)

对于有人辩解称卞仲耘死于心脏病和高血压,不是被殴打致死,王友琴认为这是企图为当年红卫兵暴行开脱罪责的无耻谎言。

王友琴:“我就是看到了才知道这是卞仲耘的血呀。我曾经住在这个宿舍楼里。不大的一个宿舍,它五层。在一楼的走廊和那个楼梯拐角的地方就是血迹,”

王友琴接受美国之音专访时,卞仲耘的丈夫王晶垚先生刚刚去世几天。这位百岁老人生前坚持诉诸司法和透过媒体发声等途径多方努力,为惨死在红卫兵棍棒和铜头军用皮带之下的亡妻讨公道,但是没有等到真相大白和打死卞仲耘的凶手们受到法律制裁。

1966年8月6日,王晶垚用新买的相机拍摄了卞仲耘被打死时留下的血衣。(王友琴提供图片)

王友琴说:“我在1993年第一次见到了王晶垚先生, 1966年他才45岁,因为他比卞仲耘校长年轻5岁,所以今年他100岁了,也就是说在卞仲耘校长被打死以后,他活了55年。我觉得他是受难者家人的这样一个典范。他在当时就立刻去买了一个照相机,把这个尸体的照片,还有那个血衣,还有上面写的字,被打坏的手表,都照了相,他还照下了那个火葬场的这个青烟,他保存了他当时收集的所有的资料。他尽了他的努力,他想要把这个事情告诉大家,但是没有人听他的。”

卞仲耘生前留下的与王晶垚和孩子们全家福合照。(王友琴提供图片)

王友琴对美国之音表示,1967年,北京红卫兵抄家的高潮有所减退,王晶垚在家中一个橱柜里设置了纪念卞仲耘的灵位。王友琴说,他八年后再婚的妻子李云是一位知书达理的退休英语教师,非常同情并支持王晶垚和孩子们追寻卞仲耘事件事实真相的努力。

王友琴说:“卞仲耘的骨灰原先就一直放在八宝山,后来王晶垚有一天去看的时候啊,就找不着了,他们调整了地方,把她那个骨灰盒按照什么干部级别怎么重新摆了。王晶垚非常生气,我后来都不知道这件事怎么解决的。王晶垚就说我自己去买个墓地把它放起来,在八宝山放着还被拿来拿去。好像要照着级别重新放,还是怎么回事。”

红卫兵宋彬彬给毛泽东戴红袖章。毛泽东给宋彬彬改名为宋要武 (图片取自网络 )

2007年9月9日,北师大附属实验中学举行90年校庆活动,校方将中共高干宋任穷之女、当年的红卫兵领袖宋彬彬评选为“知名校友”,把宋彬彬的大型展板竖立在学校大操场上,并将毛泽东与为其佩戴红卫兵袖章的宋彬彬的合影和受难者卞仲耘的照片都刊登在《校史》和《图志》中。

王友琴告诉美国之音,王晶垚对北师大附中校方的那些作法提出了强烈抗议。

王友琴说:“师大女附中举行90年校庆的时候,他很愤怒,因为学校把这个宋彬彬给毛泽东献红卫兵袖章的照片放成很大的一张放在这个在这个校园里,然后他给这个女附中的校长写了一封公开信,在这个公开信里他写了她(宋彬彬)献的这个袖章上有卞仲耘的鲜血。”

王友琴:王晶垚要真相只为不让悲剧重演

2007年12月22号,王晶垚在致北师大附属实验中学校长袁爱俊的一封公开信中指出,宋彬彬作为当时学校的主要负责人之一,对卞仲耘之死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信中表示强烈抗议校方在知情者明确提出异议的情况下,仍坚持将“知名校友”的荣誉授予宋彬彬。

中共老党员、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离休干部王晶垚的公开信说,现北师大附属实验中学校方公然违背中共中央关于文化大革命的结论。将宋彬彬的活动和“8.18”事件(注:毛首次接见红卫兵)作为光荣业绩加以炫耀。这是对中国全体文革受难者及其家属的再一次最严重的伤害,对历史的亵渎。公开信指出,这种肆无忌惮的举动,是公然诱发“文革”卷土重来的危险信号,应该引起全党全国人民的警觉。

王友琴:“但是我觉得他是一位值得尊敬的老人。因为对他来说,这都是往事。大概是1980年,据说就给了他们家420块钱。他不在家的时候,(相关人员)就丢在他们家就走了。你说他现在来说这些事,为了什么?为钱吗?为了出名吗?当然都不是。他已经是一个老人。只有为了不要让这样的事情重演,为了要说这样的事是一种罪恶。”

2014年1月27日,王晶垚发表声明表示拒绝宋彬彬等人就卞仲耘之死所作的道歉,称其道歉虚伪,是以“‘没有有效阻止’、‘没有保护好’、‘欠缺基本的宪法常识和法律意识’开脱了她们在“八五事件”中应付的责任。”

王友琴1993年在母校。(王友琴提供图片)

王友琴:必须铭记历史

王友琴对美国之音指出,文革初期进驻北师大女附中的工作组的上级、原共青团中央要员胡启立曾就卞仲耘之死向王晶垚表示道歉,但有些当年参与红卫兵运动的人不仅至今没有真诚忏悔、道歉,反而急于抵赖那段恐怖血腥的历史事实,甚至蓄意篡改、美化,这就是在搞历史虚无主义。

她说,《史记》作者司马迁记述秦始皇“焚书坑儒”时,距离事件发生已过100多年,毛泽东鼓动红卫兵“焚书坑儒”并肆意杀戮,距今已有55年,必须记录下来,传给后世引以为戒。

(未完待续,受访者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

转载自 美国之音中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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