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智慧城市”是有效管理行为还是监控手段？

中国政府今年来不断推崇“智慧城市”概念，将这称之为一种更行之有效的管理城市的方式之一，上海浦东 “智慧城市 “项目副主任盛丹丹（音译）表示，”对于我们公民而言，该系统有助于创造一个安全、有序和清洁的环境。”

上海浦东区的监控中心内汇集了所有信息，工作人员们可经由29万个摄像头实施监控，更可以直接遥控其中部分摄像头。一旦有人违反规定，当事人头像便显示在了超大屏幕上：一建筑工人未戴安全帽；有人开车时打手机；另有一人把垃圾丢在了垃圾桶边上。 

中国政府同时将数字技术应用在了应对新冠疫情的防范措施中，盛丹丹指出，”我们在家门口安装联网传感器。一旦传感器记录到有人违反规定离开公寓，我们便会收到警报。”  

监测中心通过手机应用程序与居委会工作人员相连。居委会即每个居民区所设置的底层管理组织，在新冠危机时期，居委会观察并确保所有居民遵守防疫措施。这样，若有哪位被隔离居民打开公寓门，居委会就会立即告知浦东总部。   

位于该市浦东区的监控中心被称为 “城市大脑”，是中国在各地力推项目的一部分。其目标是，在所有主要公共场所，如火车站、十字路口、公园，实现100%的摄像头覆盖。中国官媒自豪地宣称，警察将可在一秒钟内识别街上任何一人。 

对此如此庞大的摄像头近乎全覆盖的城市架构，中国官方并不称它为监控，而称其是一种”安全 “措施，作为到处安装摄像头的论据，比如，犯罪率因此迅速下降。政府文件称，实施监控项目有助于 “社会稳定”。 

从事对中国迅速扩充的安全机构的观察员柏林德国马歇尔基金的奥尔贝格称，她分析了中国各城市在互联网上的公开招标情况。她告知：”我们下载了几百万条记录，其中一些有非常详细的附件，对监视计划有更细致的解释。“　

奥尔贝格这样描述其背后的想法：”只要你能用摄像头覆盖人类生活的每一领域，你也便能及时发现并化解任何冲突，重获平静。”  

在中国，是不可能公开批评国家大规模监控的。像盛丹丹一样，大多数中国人最看重的是新技术的用处，而剩下的其他人最终只好无奈地闭上嘴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