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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三, 6月 1,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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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国进

徐国进:大瘟疫的全球后果与对未来的美好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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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瘟疫与俄乌战争有可能把世界推向一场全面战争,21世纪一场世界性的战争正在快速向人类走来。

人类进入21世纪后20年时间爆发的一系列事件,既是1980年以来全球化国际格局积累的各种矛盾的结果,也是2019年底爆发的“新冠肺炎”大瘟疫的结果。大瘟疫与俄乌战争有可能把世界推向一场全面战争,21世纪一场世界性的战争正在快速向人类走来。爆发战争的时间可能要比许多人预想来的更突然。

人类步入21世纪以来的20多年发生的一系列重大的国际事件,早已把人们刚刚踏入新世纪的美好期待打得粉粹。当前,起源于2019年底的“新冠肺炎”大瘟疫尚未完全结束,而一种叫做“猴痘”的疾病又在许多国家被发现,同样有可能成为一场泛滥世界的大疫病。


人类在进入21世纪之后,2021年首先发生在美国的“911”恐怖袭击事件,恰似在冥冥中充当着21世纪人类的一个不吉祥的预兆。紧接着,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引发全球性的货币金融危机,为了化解“次贷危机”,美国主导了几轮的“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可以说,源自2008年“次贷危机”的货币政策,是导致美国现在前所未有的通货膨胀的源头。


固然,美国仍然充当世界经济增长的发动机和原动力,同样,美国也是世界经济一体化的主要推动国家和信息经济形态的开创国家,但是,不能不看到,美国也正在面临一种历史上从来未有的社会局面。在政治上,美国国内的意识形态纷争与左右对立、以及现实政策选择方面的许多争端,都严重撕裂着美国社会。这一点通过2020年美国大选表现无遗。而且,美国在解决一系列国内社会面临的问题方面,传统的货币与金融、税收与关贸、财政与投资等等手段已经基本丧失了原有的效率。


美国(包括欧盟)与中国、俄罗斯等国的对抗,历史地说,仍然是1945年二战形成的国际格局的对抗。从某种程度上看,眼下的国际阵营与军事对抗的表现,就是二战的后遗症。这说明,人类依然没有从二战思维和二战后形成的国际体系中走脱出来。


现行的国际秩序与治理体系,是1945年二战结束后而设计和奠定的。包括联合国体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及根据在二战中抗击纳粹军事集团的贡献而划定的势力范围等等。现在,通过俄乌战争,我们看到,这些国际秩序已经不再发挥作用,并且处于瘫痪和解体的状态中。


人类进入21世纪后20年时间爆发的一系列事件,既是1980年以来全球化国际格局积累的各种矛盾的结果,也是2019年底爆发的“新冠肺炎”大瘟疫的结果。而且,眼下的俄乌战争再次把世界导向战争的边缘。战争似乎已经成为重建和构划崭新世界格局的唯一的选项。总之,大瘟疫与俄乌战争有可能把世界推向一场全面性的战争,目前,中美两国正在快速走上战争的方向。南海与台湾问题是中美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


21世纪一场世界性的战争正在快速向人类走来。爆发战争的时间可能要比许多人预想来的更快和更加突然。1945年之后,尤其是1980年以来全球化积累的各种国际问题和矛盾,必须通过战争才能够得到一次化解。这究竟是人类的宿命?还是人类智慧的悲哀?


联合国体系的崩溃,或者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的改革不可避免,这已经成为现实。俄乌战争可以做为现行的联合国常任理事国机制破产的起点。


 国际社会崭新秩序的重建、设计、再造和确立,在眼下这场大瘟疫过后,大致需要至少30年的时间。并且,在这期间很可能爆发一场全球化的战争,而世界大战则必然充当缔造崭新的国际治理体系的导因。


在崭新的国际体系中,必然包括以下的主要机制:1、在经济方面,设计于建立一种基于公平透明的世界统一货币体系;2、在人类与自然界关系方面,设计和建立一个高效的以防范全球性的自然灾难为目的的救助机制;3、在武器管制方面,设计和创建具有强制性的对于各主要国家核武器的统一管理机制;4、在文化方面,倡导与树立价值体系归于文明、幸福以及自由、民主、法治的理念;5、在科技方面,建立科学与技术在产业领域推广、运用的传导机制。


在未来20—30年里,世界经济在经历一场类似1929—1933年的大萧条、大萎缩、大崩溃,而且要比20世纪的哪场世界经济危机的规模更大、时间更久、损失更多。当然,全球供应链的断裂、重组、与整合的局面仅仅是一个开始,还远远未能涉及到世界货币机制的重新设计,以美元为核心的国际货币的金融体制,需要进行很大程度的改革,最重要的,是再生能源的开发和广泛利用,这是人类走出当前经济危机与政治动荡的根本支撑因素。在未来30年,世界各国都应该致力于研究、开发、使用和推广清洁能源,以替代现行的以石油、煤炭、天然气等不可再生资源为主体的能源结构。新能源必然就存在与自然界,在太阳系中,可谓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能源是“阳光”,因此,下一步人类必须把自己的智力致力于去研究、认识、开发和利用“阳光”。从而把社会运行奠定在崭新的能源基础上,并且,崭新能源体系的开发和利用,不仅是人类超越工业革命以来的产业结构和社会形态的前提,更是人类迈向更高层级的文明的根本性出路。<br />
在产业与科技革命方面,源自20世纪80年代成熟于美国硅谷的电子信息技术,再结合崭新的清洁能源的广泛使用,那么,人类的社会生活将会得到一场超越工业革命的全面而彻底的升级,阳光能源+信息技术+价值革命+政治变革——这几项因素叠加在一起,必将在21世纪50年代后,把人类社会建筑在一个全新的形态下。而我们以往对于历史的许许多多的观念以及有关社会形态的认识,也将随之会得到改变。


大瘟疫应该催生生命科学尤其是医学技术对于人类生活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同时,21世纪科学的方向与内容也应该进行一系列重大的改变。科学将自觉地实现与宗教尤其是佛教的结合。


自大瘟疫爆发后,中国大陆在防治措施方面施行的政策是——“社会面动态清零”,大瘟疫既是对于执政党治理能力的一场政治上的大考验,也是对于中国社会经历40多年改革开放时期后的经济承受力的大考验。


大瘟疫的持续肯定会导致中国的社会政治、经济乃至文化方面的一场大转折、大改变与大升华。在20世纪的历史中,对于中国,导致1958—1962年大饥荒的原因是1957年开始的大跃进、1958年的大炼钢铁,这直接导致了直至1962年的大饥荒。这场大饥荒的规模和范围,甚至于远远超过1940年代民国时期的大饥荒。


在眼前的大瘟疫过后,华夏民族与世界主要国家的政治领袖们、以及个民族的圣人群体,定会打造出一个崭新的国际治理体制,从而超越1945年代成立的“联合国体系”。


华夏民族的杰出的政治领袖与圣人群体已经存在。不仅存在于2300万台湾社会中,更存在于14亿中国大陆民众之中。这些杰出的人物终将会以某种方式实现强大的联盟,由此引导华夏民族在21世纪走向一条坚定不移的文明道路上,并且与世界上一切文明的民族和国家形成一种基于文明的竞争关系。毕竟,华夏民族自有文字记载以来就是一个伟大的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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