穆忻：疫情危机下 官媒仍在主宰中国舆论场的自我催眠中

4月10日，新华社刊发了一篇《越是这时候，越需要保持定力形成新共识》的评论文章，希望为沮丧、焦躁、不满、愤怒的上海市民打气鼓劲。文章写得很动情，还引用了诗人里克尔《给青年诗人的十封信》的名句：“满怀信心地立在春日的暴风雨中，也不担心后边没有夏天来到。夏天终归是会来的。但它只向着忍耐的人们走来。”不过，该时评文章刊发后，引发民众关注的却是开头的这句话：“大多数生活在上海的居民，恐怕从未如此刻般真实地感受到，自己正与时代同床共寝、相拥而眠”。什么叫上海居民与时代“同床共寝、相拥而眠”？网民纷纷发问：”床大吗？用哪种姿势睡？睡得踏实吗？“人们调侃道：“求求时代不要睡我”、“强迫一起睡，我好害怕”、“难道不是被时代反复强奸？”

很快， “新华每日电讯”的微信公众号将这篇评论文章开头的“自己正与时代同床共寝、相拥而眠”，修改成了“自己离疫情如此近”。

文艺和“浪漫”一定是有限度的，作为媒体工作者，尤其是官方媒体，将个人“与时代睡觉”的浪漫，臆想式地加诸在疫情下挣扎的普通人身上，着实令人反感厌恶。

尽管文章中写了“当前上海疫情仍处高位运行状态，疫情防控也进入最吃劲、最关键的阶段，越是在这样矛盾交织的时候，越需保持理性、摒弃成见，形成更多的新共识，凝聚更大的力量，携手抗击凶悍的疫魔以及带来的种种难题”，但这篇出自官媒之手的时评文章，却似乎没能保持更大的理性和限度。

随着中国媒体市场商业化和多元化，官方媒体作为“主流媒体”面对越来越激烈的竞争，阅读总量巨大的网络社交媒体成了公众宣泄情绪和围观的主要舆论场，政府的信誉和宣传公关能力在里面受到巨大的挑战，明显已无力主宰中国舆论场的官媒，依仗着有很强大管控舆论能力的高压宣传审查系统，仍高高在上、如俯瞰蝼蚁般沉迷于自我催眠中。汹涌的网络舆论搅动社会，不断出现第二种声音，一部分官方媒体的应对竟是屡屡“失明”、“失语”、自我边缘化。

社交媒体和自媒体发展令每个人都成为信息传播者，官媒不再是公众获取信息的主要途径，这就提高了对政府信息公开和官方媒体的报道的要求，因为稍有怠慢，舆论场就很可能变成小道消息和阴谋论的天下。新媒体令舆论讨论已经远远超出官方媒体许可的报道范围，在许多情况下相关的政府部门和官员受到质疑，甚至会演变成质疑政府公信力的舆论危机。

官方媒体究竟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引导舆论，还是要取决于他主动报道方面能够走多远。

然而，在当下中国网络舆论环境下，官媒的主动性可以说几乎完全丧失。如今的中国官方媒体在舆论场中像极了舞台上聚光灯下的C位名角，卖力又沉醉。他们中的近乎所有，在被动催眠向自我催眠的过渡中只可能更加惟命是从和盲目自信。

因为中国宣传审查系统有很强大的管控舆论能力已是不争的事实。中国当局长期主张在其领土范围内拥有控制媒体和互联网内容的合法权利，并认为审查并不属于侵犯公民的言论自由权，这何尝不也是另一种自我催眠。

两年过去了，”吹哨人“李文亮的名字几乎没有再被中国官方公开提及，他的故事只成了很多人记忆疫情初始时的一个良心标志。还记得2020年1月27日，《北京青年报》发表报导《受训诫的武汉医生：11天后被病人传染住进隔离病房》，在病床上的李文亮匿名接受采访，公布了自己的训诫书，同时指出了当时疫情被隐瞒的情况。这是第一篇公开谈论疫情被隐瞒的报导，因而引起全网关注。但第2天，央视网内部便传发出了“查删《受训诫的武汉医生：11天后被病人传染住进隔离病房》一文”的指令。在武汉封城期间，有关李文亮的中国主流媒体报导被删的也并不止这一篇。

去年10月20日，中国当局公布了最新版信息稿源“白名单”，其中将公众账号和应用程序纳入，宣称新名单更新移除了”不再符合条件、日常表现不佳、缺乏影响力”的单位，以维护名单的严肃性、公信力。其实，这不过是中共加强对信息传播管控的又一步骤。

被看作是中国最具独立性财经类媒体之一的财新网被这份“白名单”除名，财新网以大胆敢言而著称，敢于突破中国新闻审查机构对政治敏感话题施加的限制，尤其以发表对腐败和其他问题的调查性报道而闻名。2020年3月，财新网曾为李文亮发表报导：《李文亮调查结果公布，舆论呼吁继续追责》。

当有一天，传媒的影响力能够如此轻易地被削弱和丧失，自我催眠或是另一种解脱和卸责。中国网信办新闻发言人说，从最新版互联网白名单公布起，要确保的是”网上始终正能量充沛、主旋律高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