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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饥荒:粮食战争下的农民悲歌(三)
(博讯北京时间2019年7月13日 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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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村共产主义运动研究者颜智华的著作
    
    1958年至1962年,发生在中国的大饥荒,有上千万的人口饿死,其中绝大多数是农民。在这场人类历史上少有的灾难过去60周年之际,本台记者王允依据学界最新的研究成果和民间口述史,采写了系列报道《大饥荒:粮食战争下的农民悲歌》。今天请听第三集:逃无可逃。
    
    大饥荒在当时是全国的现象,但各省各地又有差别。作家依娃母亲的家乡甘肃的饥荒就比邻省陕西严重得多。为了保留家族的血脉,依娃的外婆以赴死的决心带着依娃的母亲和舅舅逃到了陕西,
    
    “在甘肃那边的路是不平的,那个翻山越岭不是我们所想象的,我去的时候,那个路就是一本书那么宽,那要掉下去也是没有命的。而且我的外婆是一个小脚,我的外婆真的是要下多大的决心,要把这两个孩子带出来,让他们活下来。”
    
    无处可逃
    
    多数逃荒者都没有依娃的外婆那样幸运。1958年开始实行的户籍制度,使农民向外迁徙变成非法。随着逃荒饥民增多,中央政府又在1959年初下令严禁农民外流,各地政府出动民兵围堵通往外乡的路口。
    
    大饥荒口述史收集者贾一群记载了当时的情况,
    
    “被抓到以后,除了暴打,还有不给饭吃的种种惩罚。即使有个别逃出了村庄,来到了码头、车站,也要查你的证件、查你的票。如果发现是盲流,也要立即交给收容站,然后遣送给原籍。”
    
    唯一的生路被切断,这意味着,农民甚至没有逃生权,只有在家里等死。
    
    无路可退的饥民被迫揭竿而起,以血肉之躯争取最后一丝生的希望。根据杨继绳在《墓碑》里的记载,从1958年到1962年的每一年都有众多因饥荒发生的农民骚乱或暴动。但这些事件很快被强权的枪杆子镇压。
    
    向深渊狂奔的“列车”
    
    在这场政府对农民发动的“粮食战争”中,农民处于绝对的弱势,而他们所面对的极权政府,在最高领导的裹挟之下,已经失去了纠错机制,正如脱轨的列车向深渊奔去。
    
    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宋永毅教授宋永毅指出,由于反右运动,政府的错误决策无法被及时纠正,
    

    在1958年,毛泽东发动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运动,结果造成了人类历史上最大的人为大饥荒,导致三千多万人非正常死亡
    
    “1957年没有反右的话,58年的惨剧发生的几率就要小很多。57年的反右把几百万敢讲话的党内干部和知识分子全部打下去了。”
    
    反右运动最常被人提起的一件事情是,1959年夏,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庐山会议上,彭德怀因为向毛泽东指出大跃进中的浮夸风和左倾错误,被打成反党集团首领,断送了政治前程。
    
    安徽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大饥荒幸存者在2001年回忆说,当时基层干部的情况也相似,
    
    “那时候谁敢讲话,讲错一个字就被打成右派!(画外音:饿死那么多人,也没人敢说?)哎!(也没人敢统计,死了多少人?)谁能统计是谁?一般干部都被打成右派!说你日记上有说不好的地方,查出来之后,就给你记录一块,最后送到劳改营。”
    
    在反右与大饥荒的双重夹击之下,1957年至1961年,被关押在甘肃省酒泉市夹边沟劳教农场的三千名“右派分子”大部分被饿死,是为“夹边沟惨案”。
    

    甘肃夹边沟右派坟场。
    
    反右运动与大跃进互相推动,背后潜藏着一条政治激进主义的线索。美国芝加哥大学政治学教授杨大利用这条线索来解释“公共食堂”对大饥荒的作用,
    
    “我认为‘公共食堂’是当时大跃进过程中激进主义的一种代表。但有些地方的官员特别特别的激进,总想比别人做得更极端一些,比如把人民公社和公共食堂要做得多一些。有些地方的损失就特别特别的惨重。”
    
    依娃母亲的家乡甘肃省当时就深受激进主义之害,与邻省陕西判然有别。依娃认为,这也是当时甘肃和陕西饥荒程度不同的重要原因,
    
    “当时,陕西省的省委书记张德生,他不是一个非常左的人,他人比较厚道(下接)比起甘肃的张仲良,工作作风要踏实很多。如果他是很左的话,即便有粮食,农民也会饿死很多。”
    
    象麦子一样卑贱
    
    大饥荒中被饿死的绝大多数是农民。当时,中国人口中农村人口的比例超过80%。宪法(1954年宪法)也清楚地写着,“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国家”。但农民在这个政权中的地位却并没有得到承认。
    
    宋永毅认为中国共产党历来自视为一个工人阶级的党,
    
    “按照中共的革命理论,长期以来,它就把农民放在对立面。要利用的时候,是它的基本群众,但是,和它发生冲突的时候,又是它教育和改造的对象。所以,这个意识形态就决定了,它不可能代表农民。”
    
    农民不但被教育、被改造,更被剥夺。中国共产党从早期的解放区开始,就基于战争的需要对农民进行残酷的掠夺。1949年之后,中共政府又继续向农民超额索取工业化的原始积累。
    

    加州州立大学教授宋永毅
    
    农村共产主义运动研究者颜智华认为,这是由国情决定的,
    
    “除了向农民要,还向谁要呢?没有对象了。农业人口占90%啊!”
    
    依娃对此感叹说,
    
    “中国的农民就像麦子一样,太普通了,割了就割了,长了就长了,我觉得他们那种地位是最卑微、最卑贱的。死了就死了,死了几千万人,根本就不算什么。”
    
    不放手的极权
    
    直接导致大饥荒的大跃进和公共食堂等制度,直到1961年才相继中止。但全国性的大饥荒直到1962年才逐步结束。
    
    此后的六十年,中国政府一直对大饥荒的真相遮遮掩掩。杨继绳2012年在美国《纽约时报》发表文章认为,对大饥荒的彻底曝光可能有损一个抓着毛泽东政治遗产不放的执政党的合法性。这个遗产就是一个极权主义的共产主义体制。
    
    这个判断在7年后的今天,似乎并不过时。中国政府正试图贯彻以高科技为特征的极权主义:社会受到全面监控,异议的声音也被空前打压。中国在美中贸易战中进退失据,国内媒体上却鲜少对政府的批评和问责声。在大饥荒中,因为缺少监督和制约而陷入疯狂的政治格局似乎又重回中国大地。
    
    来源:RF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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