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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陇:从一份文件看大饥荒时期四川粮食征购和管控情况
(博讯北京时间2016年10月15日 转载)
    
    公众号:sishuzhai1966 作者:孙陇
    
    1960年3月12日,《四川日报》头版刊发《有一面红旗——武胜县》的文章,报道了武胜县在大跃进中的先进事迹,并配发了社论《向武胜县学习》,号召全省学习武胜县的先进经验,同时,武胜县向四川省以前树立起来的第一面红旗乐至县发起了大跃进竞赛。据有些资料显示,这次把武胜县当作一面红旗来宣传源于当时的四川省委第一书记李井泉在1960年3月上旬到武胜进行考察后指示有关部门进行的。李井泉在四川当政时期,特别是三年饥荒时期的极左政策,让四川省成为全国非正常死亡人最多的一个省份,李应该负直接责任。
    
    成为榜样的武胜县在三年饥荒中的具体惨状笔者没有查询到具体的数据(笔者试图在网上查询当时武胜县人口数据、粮食生产数据,但因为条件有限,并未查询到),但按照当时四川的整体情况来看,武胜县并非是个产粮县,自然条件属于丘陵地区,所属的南充专区(武胜县1993年才属于广安地区)也是重灾区之一,1959年任专区副书记的张涛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
    
    主管农业以后,接触农民多了,逐步感到大跃进这样搞下去,要死人的。已经发生不少地方有死人的报告,被说得是一种水肿病,初次认为是一种瘟疫,后来看到农民缺食,有人讲“进的门来两大盆,盆里看到人”,说明饭是稀汤,见不到米,一天每人平均3.75两,分食三顿,基本是见不到米的。大跃进前我管财经,全区总产量45亿斤,征购6.5亿,除征购后人平500斤,有几个县连杂粮算起,人平300—400斤。1959年后,总产量变为20亿斤,征购增11亿,除2亿种子外,农民剩下9亿斤,一年365天,620万人口一天三顿饭,每天只能平均有3.75两,这就是三两七分五的来历。以后发现饿死的很多,不敢说饿死,只敢讲水肿病故了,实际上就是饿死了。
    
    整个地区如此,被李井泉树为榜样的武胜县也可能会更严重些,毕竟越是榜样越要做表面文章。在张涛的回忆录中提到导致大量饿死人情况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国家对粮食的征购太重,致使很多人的口粮不足。而事实上也正是如此,整个四川在大饥荒时期是全国征购最重的一个省份,1960年2月,粮食部在四川南充召开了为期5天的全国粮食厅长会议,讨论安排群众生活问题。粮食部副部长赵发生2月9日讲话说:“四川每年都要调出大量粮食支援全国各地。但四川城市人民每月只吃20斤、19斤;农村食堂每人每天吃四两粮。四川人民把方便让给别人。”会上提出“学四川,学南充”。
    
    与其说四川人民把方便让给别人,不如说四川人民把生的希望给了别人,他们在打肿脸充胖子的领导的慷慨之下,大量粮食被征购,而付出了近千万人的生命代价(四川三年大饥荒时期非正常死亡人数没有确定数,但保守估计也有几百万之多)。
    
    这个时期的粮食对于普通百姓来说比黄金白银要珍贵,有了粮食就能活命,而当局对于粮食工作也及其重视,为确保国家(或省)的征购任务,各部门也是想尽了一切办法来“搞”粮食,以粮为纲。笔者近期看到一份武胜县粮食局的《关于一九六零年粮食工作总结报告》文件(【61】粮办字第10号),这份文件告诉我们当时当局是如何狠抓粮食工作的,也是怎样对粮食进行严格管控的,或许这份文件也能告诉我们为什么四川会饿死这么多人。
    
    


    文件开头还是一贯的套话:
    
    我县一九六零年粮食工作,在各级党委的正确领导下,在工农业生产全面大跃进、大丰收的大好形势下,积极响应党中央提出“大办农业,大办粮食”的伟大号召,充分发动依靠群众,认真贯彻“以粮为纲”全面跃进的方针,全体粮食职工高举党的社会主义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人人发奋图强,个个意气风发,粮食工作与农业生产紧密结合,切实做到业务工作为生产服务,在紧抓生产的同时,又紧抓粮食的分配、交换和消费**,既做到搞好国家粮食业务,又做好了公社粮食管理,使各项业务工作实现了新的持续跃进,完成了党和人民交给的光荣任务,从粮食工作上促进了工农业生产的发展,把一年来的工作情况总结报告于右(下):
    
    从以上内容上一点看不到萧条的景象,反而感到一派欣欣向荣。接着文件分了七个大方面来讲述具体的粮食工作,笔者只摘选其中重要内容,首先是全面完成粮食征购任务:
    
    夏秋粮食征购工作,我们认真贯彻执行了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利益彼此兼顾的粮食分配政策,达到合理负担,粮食产新前,在县委的统一领导下,组织力量深入管理区、生产队,采用重(重点测产)、逐(逐块查看)、分(分类排队)、全(全面推广)、谈(与老农座谈)、比(与全年对比)、访(个别访问)、协(与干部协商)八结合的办法,广泛开展了群众性的测产工作,同时结合实收实打情况,采取“两上两下”的方法制定预分方案,使分配方案走在征购和用粮之前,争取了工作主动。粮食入库前狠抓了“五早”即早提计划、早作仓房、用具准备和人员安排、早行动、早入库、早集运,又运用“五算五定”即算征购任务,定需要仓容,算入库时间定人员安排,算地区差价定粮食流向,算节约劳力定加秤设点,算内销外调定粮源摆布,达到了“五落实”,征购任务落实,送粮劳力落实,入库地点、时间落实,数字落实。在入库过程中,紧密结合生产推行“四边”入库,做到白天生产,晚上送粮,上午生产,下午送粮,生产入库两不误,加之书记亲自上阵,干部带头参加运粮,从而大大鼓舞了群众的交粮热情,同时普遍推广了另堆专交,多*过磅,一人双磅分公社、分品种、分性质设秤,专收与灵活调度相结合,提高工效,并贯彻了边入库边结算,跨界入库就地结账,和下社下队结账,做到粮完帐清,全年征购任务9212万斤,于九月三十日完成9232斤,提前92天超额0.72%,全面完成了征购任务。
    
    这里面提到的数据是完成了国家征购任务9212万斤,并且提前三个月完成,而且还超额完成。前面引用张涛回忆的内容提到,整个南充地区国家的征购任务是11亿斤,当时南充地区有十二个县市,平均到每个县的征购任务也差不多就是1亿斤左右,当年全区粮食产量为20亿斤,也就是差不多被征购了50%。为了能完成任务,文件中提到了许多办法,“五早”、“五算五定”、“五落实”、“四边”等等,都是缜密安排,与农民抢粮食的措施。接下来的运输工作:
    
    粮食调运工作贯彻了“全国一盘棋”的方针,和统一调度粮食的精神,大破本位主义,大搞加工、集运,克服了运力紧、库存薄、粮源摆布不平衡的种种困难,全年上级下达我县粮食外调计划外贸粮6070万斤,在10月底就提前60天超额完成2.7%,年底共调出粮食8339万斤,占计划数的137.37%,又一次实现了月月红、季季红、全年满堂红,保证了城市、工矿区、灾区城镇人员的粮食供应,促进了工农业生产,稳定了粮食局势。我们在工作中首先是不管任务多大,事件好紧,都是顾全大局,克服困难,力争任务一超再超。五月份国家库存粮源不足,夏粮尚未入库,都是本着宁可自己不吃,减少吃细粮,打紧内销支援外调,同时紧密依靠党委,合理摆布好粮源,由仓库到加工厂、门市部、车辆码头做到征购、集运、加工、外调,合理摆布一条龙,全年征购粮食,在交通沿线就社入库占15%,逐线推进占23%,一次集运交通沿线占41%,结合外调直晕*占5%,总共入在交通沿线的占95%,基本消灭了二次集运,再其次是大搞部门协作,开展接力运输,在工作上选择*运效搞、传量多,既安全又省力的廉价运输工具,全年车船运输占92%以上,不仅完成了调运任务,而且缩短人力(后面的字比较模糊,但不影响内容,笔者注),节省劳力42900个,费用30030元。
    
    国家征购粮食,一般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外调,一部分留在本地作为商品粮返销给当地居民。以上内容显示,本来可以留作当地的返销粮三千多万斤,被压缩为不足九百万斤,少的这两千多万斤,这两千多万斤的粮能救活多少人。确实,部门工作月月红、季季红,全年满堂红了,这些红是百姓的白骨堆积出来的。粮食少了对于剩余下来的粮食如何管理,文件中先对农村粮食的管理工作做了如下总结:
    
    粮食工作的基础之农村,坚持管理区基本所有制,认真管好公社粮食,是做好整个粮食工作的中心环节。在县委的领导下,贯彻了全党抓粮食,充分发动和依靠广大群众,特别是贫农、下中农掌握粮食,安排生活,因而公社粮食抓得早,抓得扎实,大小春粮食收的快,掌握的好,有95%以上的粮食都掌握到管理区。在公社粮食管理上,主要抓住了:
    
    1、整顿组织,健全机构,从县委到公社党委都有一个书记亲自挂帅,各公社都建立了粮食管理委员会,管理区成立了粮食管理小组,我们在每个公社都派驻了一个粮食干部,管理区配备了一个仓房主任和一个专职保管员,每个生产队选择了2—3个粮食交叉验收元,全县共挑选了政治觉悟高,工作积极负责,大公无私,热爱集体的党团员和贫农下中农中的积极分子6148人,组成了粮食管理的专业队伍,并采取讲、学、看、作的办法,进行了短期培训,我们从粮食收获季节一开始就插手抓紧,全县抽出粮食职工45人,分别深入到公社、管理区、生产队具体负责帮助合理安排劳力,组织粮食收割、打晒、征购入库、分配等工作。在红苕产新前,为了适应红苕保管和管理区统一管理分配粮食的新形势,县、区成立了红苕收管用办公室,公社设立指挥部,管理区设保苕小组,每个生产队友一个副队长主管红苕保管工作,每个群窖设专职窖长一人,全县有窖长2681人,通过上述工作从粮食测产、分配,到安排群众生活等环节上,都做到关关有将,环环扣紧,一竿管到底。
    
    2、把六关收好、管好,用好粮食,为切实把公社粮食管理好在粮食收获前,采取“人员、技术、工具”三下队的办法,抽出50%的力量投入“三建”,大抓管理区仓库(苕窖)晒坝,加工厂的建修,全县共建立了1087个管理区仓库,保管室219处,仓库容量33306万斤,晒坝32.2万平方丈,建立综合米面加工厂1299处,日产达63万斤,给粮食丰收做了必要的准备。与此同时具体抓住了收、打、晒、产、管、用六个环节,在粮食收获时,实行三方会同测产,三员到场过秤,三联单,三净验收制度等,粮食使用时,实行“五专、一卡,十天一拨粮(红苕五天一拨)”的制度,收挖红苕时,普遍采取了“划片分段,固定田块,工分到田,责任到组,收、挖、晕、窖一道清”。运苕入窖时,做到四间窖口两头过秤,验收划码,交苕领票,凭票记分,入窖记帐,按窖编号,分类储藏等办法,一般基本达到收的精细,管得严密。
    
    3、坚持计划用粮,扎实安排好群众生活。根据统一验收产量,分级分个共同保管,统一安排的原则,贯彻了由管理区统收统支,收支两条线的制度,在完成征购任务的同时,还抓了“四落实、四分开,四共管”的工作,全县以管理区委单位共成立了348个共管小组,并实行“两把锁”的共管制度。为了彻底弄清家庭,切实安排好社员生活,普遍开展了“一查,二定,三补”运动,通过此一工作,本着“统筹兼顾,全面安排”的原则,根据“低标准,瓜菜代”的精神,把群众生活进行了分段安排。同时狠抓啊大办食堂,办好食堂,粮站干部以食堂为家,全县农村3159个公共食堂,经过不断整顿,巩固提高,真正成了群众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场所,还成立了储蓄组、邮电组、缝补组、小卖部等,发展到“十有”的新阶段,有出现了标兵食堂458个,在大办食堂的同时大抓蔬菜生产,采取“两包,两定,三专,四结合,一奖”的办法,大大激发了群众的种菜积极性,全县已种蔬菜12万多亩,间种35*多窝,做到种、管、出、用一齐抓,基本上保证了社员每人每天吃到2—4斤蔬菜。大搞代食品生产也在各地广泛开展起来,农村粮食评销后,坚持口粮“三八线”和“低标准,瓜菜代”的原则下,把群众生活扎扎实实地进行了安排。

    
    文件中说了这么多,认真读下来,就是一点:严格控制粮食,从收割、加工、入库、食用一条龙的监控,让生产粮食的农民对粮食没有自由控制权,一粒米都不能外流出来。而对于吃商品粮的城镇居民则采取如下措施:
    
    我们认真贯彻了省、地、县委关于计划用粮,节约用粮的指示,对城镇粮食供应工作,不断地进行了以查实人口,搞准工种定量,建立制度,加强管理,杜绝浮报冒领和浪费粮食的群众运动,紧密结合“三反、五反”运动和清理劳力等工作,开展了全面整顿,采取外部整顿与单位内部揭发,组织用粮单位自查自报,张榜公布供应人口、供应标准,发动群众讨论评议,具体实行了“四查四揭发五清五对证”和“三依靠,两交代”的办法,确定专人划片定点,自始至终一包到底,认真地核实人口,合理归级定量,全县粮食部门先后参加整顿人员47人,经过三次整顿两次复查,共清出浮报冒领人口1323人,粮食105987斤,已收回粮食、粮票71965斤。压缩回农村人口10220人,粮食335000斤,整顿后比整顿前减少供应单位436个,人口7620人,粮食378100斤,粮食销量逐月下降,11月份销量实*为97.18万斤,比10月份下降4.8%,而10月份比9月份下降5.2%,比8月份下降26.5%,非农业人口口粮定量也逐步压缩11月份核定的供应人口为35992人,比四月份减少20.38%,每人平均定量水平由7月份31.32斤,已压缩到27.16斤,同时在整顿中查出有严重贪污、盗窃粮食、粮票的单位和个人,根据情况报请有关部门严肃处理,计外部处理人员17人,粮食部门内部处理8人,其中判处徒刑一人。在整顿复查的基础上,对集体伙食单位以人定量,一人双卡,卡户对口,归并食堂,人动,卡动,户动,凭卡配粮,售粮换票,分户记账,月终结算的制度,同时建立了备用粮单位的人口出生、死亡、迁进、迁出和劳动年*变化申报批准制度,巩固了“三有,四符”和计划节约用粮,我县市镇粮食定量供应工作,通过不断整顿复查,确实起到了节约压缩量支援农村的效果。
    
    对城镇居民的措施,无非就是压缩人口,把包袱丢给农村,降低粮食供应量,严格执行粮食户籍制度。一句话,大家勒紧裤腰带过日子。
    
    文件最后写到:
    
    在连续两年遭受自然灾害的情况下,我县粮食工作能够取得上述的巨大成就,实现持续跃进,充分证明了党的社会主义总路线,大跃进的正确和人民公社的无比优越性,这应当归功于党的领导,广大群众的热情支援,同时我们在工作中坚持了政治挂帅,树立不断革命思想,充分发挥了党支部的核心领导作用,主动服务于党的中心,并且为适应业务发展,不断革新了管理制度,大兴协作之风,大搞评比竞赛,就使我们的工作在党的领导下取得了很大的成绩。
    
    在了解到真相之后,再读这样的歌功颂德、请功邀赏的文字不觉得毛骨悚然吗?
    
    1959年底到1960年初、1960年底到1961年初,是四川省灾情最严重的的时间段,这两个时间段饿死的人最多,而通过这份1960年武胜县粮食工作的总结报告,我们看到了在灾情已经爆发的情况下,当局仍然大肆征购粮食,并且加强粮食的管控,致使灾情进一步发展的情况。抗日战争时期,百万川军出川抗日,他们英勇作战,使得一寸山河一寸血;三年饥荒时期,亿吨粮食出川,使得天府之国寸寸土地埋白骨。
    
    武胜县现在属于广安地区,广安地区素有“金广安,银岳池,红武胜”的说法,也许“红武胜”名字的由来就是源于《又一面红旗》这篇报道,但为了这个“红”字,武胜人所付出的代价一定是沉重的。
    
    


    注:武胜县粮食局《关于一九六零年粮食工作总结报告》为笔者所搜集到的一册武胜县粮食局财会股《本股关于上级有关文件指示和下达有关规定和给上级请示汇报》卷宗(卷宗号:粮食局1310)中的一份文件,文件用土纸印制,有些字迹模糊,笔者在录入时难免有错,特此说明。
    
    本来想用一个吸引眼球的标题:“百万川军出川,一寸山河一寸血;亿吨粮食出川,寸寸土地埋白骨”,想想这样的标题肯定过不了,还是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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