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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媒:震惊中外的"田中奏折"有不是真的
(博讯北京时间2016年10月08日 转载)
    原题:日媒反思:发动"九一八"只为立足中国 征服全球
    来源:搜狐读书
       九一八事变,在日本史料中被称为“满蒙事变”。是什么原因,使日本铤而走险出兵东北的?日本陆军的“下克上”作风如何体现?张作霖是如何被日本抛弃,进而炸死的?东三省在日本征服世界的狂妄计划中,被赋予什么样的位置?日本最大的新闻媒体之一:读卖新闻(也是右翼大本营),曾用一年时间,连载反思战争责任。这些对手的角度,将为中国读者提供细节、教训和参考。

    
      “满洲事变”发生于1931年(昭和6年)。那场大战从日中战争起逐渐发展成太平洋战争,而究其根源,我们归结为日本陆军向国际秩序挑战的,企图占领满洲的“满洲事变”。
      日俄战争(1904-1905年)的胜利,使日本得到机会在满洲建立了自己的据点。日本获得了由俄国所租借的辽东半岛的关东州,以及长春与旅顺之间的南满洲铁路(满铁)的权益后,为守备而派遣军队。陆军在派驻部队之初就有一个愿望,即希望扩大权益,可能的话,则希望经营整个满洲。
      现在我们暂且将历史的时钟倒回到明治时期。在1906年(明治39年)召开的“关于满洲问题的协商会议”上,时任陆军参谋总长的儿玉源太郎提出:“可否在满洲新设一个官署(官厅),把权柄委交一人统管一切事务”。主持会议的元老伊藤博文对此予以回击、告诫:“满洲绝非我国领土,纯粹清国的领土。”
      然而,儿玉的发言却意义重大。陆军统治满洲的欲望不断膨胀,代代相传,进入昭和年代(1926年起)后终于付诸实行。
      那么,陆军为什么想要得到满洲这块土地呢?
      昭和史研究专家高桥正卫在《昭和时期的军阀》(讲谈社学术文库)中这样写道:“日本陆军发展基础的日俄战争是在满洲的土地上日军官兵浴血奋战而获胜的。出于这一事实······军人中存在着满洲与日本的一体感(日后的日满一体论)。”
      这种指向满洲的认识,在政策上被称为“满蒙问题”,并逐渐成为“始终不会改变的、陆军传统的最高基本政策”。
      我们还有必要考察一下当时日本所处的国际环境。
      第一次世界大战高潮时期的1915年,日本为了扩大在中国的权益,强硬地提出了“对华二十一条要求”。中国视此为“国辱”,一时间,民族主义高涨,恢复主权和排日运动蓬勃发展。辛亥革命领导人孙中山的接班人蒋介石以统一全国为目标,开始“北伐”,其态势对满蒙地区构成了威胁。
      同时,俄国革命的成功也不能忽视。陆军痛感为了国家的总体战略,需要获得满洲的铁、煤炭等资源,为了与“假想敌”苏联的战争,也急需确保满洲。当时,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已经对日本的政治和社会产生了影响。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由美国总统威尔逊的倡议,成立了“国际联盟”,东亚地区也加快了建立国际秩序(华盛顿体系)的步伐。特别是在九国条约,承诺了尊重中国的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
    
      综上所述,当时的“日本面临着来自外部的三种压力”。(升味准之辅《昭和天皇及其时代》,山川出版社)第一种外部压力是英、美等发达帝国主义国家主宰的“华盛顿体系”的束缚;第二种是中国民族主义的兴起;第三种则是苏联和共产主义。
      1923年(大正12年),日本在“帝国国防方针”中,已经将美国视为陆军和海军共同的最大假想敌。而美国则于1924年通过了排日移民法。
      再回过头来看日本国内,由于“昭和恐慌”,农村经济严重凋敝,佃耕纠纷和劳资纠纷频频发生。马克思主义盛行,国家改造运动也蓬勃发展。在这样的背景下,满洲渐渐被视为国防上和经济上的“生命线”。
      当时,中国处于军阀割据的状态。日本为了维护其在满蒙的权益,采取了支持北方军阀张作霖的政策。田中义一内阁为了阻止征讨军阀的北伐和保护日本侨民,出兵山东两次(1927年-1928年)。在第一次出兵之后,召开了以研究对华政策为目的的“东方会议”。现在来看一看此次会议的情况。
      与会者包括: 来自外务省的奉天总领事吉田茂,来自陆军的次官 英太郎和参谋次长南次郎、军务局局长阿部信行、关东军司令官武藤信义、参谋本部第二部部长松井石根,来自海军的军令部次长野村吉三郎等人。主导此次会议的正是外务政务次官森恪。他对会议作出了以下的总结:
      “诚如(提倡与英美协调路线的)币原(喜重郎)君(外相)所说的那样,满洲的主权属于支那,但是,它不仅仅为支那所有,日本也拥有权利参与······因为满洲是国防的最前线,所以日本要保卫它。”在会议上,森恪要向国际联盟及“非战公约”、“九国条约”发起挑战。
      驻扎在满洲的关东军也响应“东方会议”的精神,发表了“关于对满蒙政策的意见”,核心内容为:“建立统治满洲东三省(辽宁省、吉林省、黑龙江省)和热河地区的亲日政权,可以任命军阀首领张作霖为其首脑。如果他拒绝的话,不惜使用武力也要确立日本对满蒙的独占性支配权。”
      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发生了炸死张作霖事件(1928年6月4日)。在事件发生的两个月以前,关东军高级参谋河本大作曾给他在陆军大阪幼年学校时期的学弟矶谷廉介写过一封信,信上说:“即使死上一两个张作霖又有何妨。切勿失此良机,我务必动手。”这事件便成了“满洲事变”的先行示范。
    
      张作霖死后,其长子张学良声明加入国民政府,开始推行排日政策。而由日本侨民组成的满洲青年同盟对张学良的 这一挑战反应强烈,提出了“满蒙独立论”。以后日本侨民的举动成了促使日本在各种局面下采取武力的重要因素之一。
      作为东方会议的副产品,有一篇被称为“田中奏折”的文件。当时,在中国的报纸上登载后,掀起了一波反日浪潮。此文件被指为田中义一首相上奏天皇对满蒙实施积极政策的奏文,战后,在远东军事法庭上,曾被作为证明日本侵略的证据而提出。然而,这是个纯属伪造的文件。
      是陆军一手制造了“满洲事变”。挑头的是一批陆军大学毕业的少壮派“优秀”军官,当时担任“参谋”。而高级干部们则默许了他们的“下克上”和“干预政治”。让我们来追溯一下在各种决策场合发挥作用的这些 “军事官僚” 骨干的所作所为。
      1928年(昭和3年)3月1日,由陆军省和参谋本部的军官组织的研究会“木曜会”举行了第五次聚会。该会以铃木贞一为中心,成员包括永田铁山、冈村宁次、东条英机、石原莞尔和根本博等人。
      聚会中,在根本博作完报告并进行了讨论之后,当时为陆军省中佐的东条总结道:“为了帝国自己的生存,需要在满蒙确立完整的政治性权力”。当有人问“所谓完整的政治性权力是指‘攫取’吗?”东条回答“是”。
      “为了日本民族的生存,为了解决人口问题,必须确保满蒙。而这与苏联的南下政策相抵触,可能会引发日苏之间的战争。届时,要把中国变成兵站,还要为与美国的战争作好准备。”
      “木曜会”的战争方针就这样定了下来。下面来看一看军阀集团的发展情况。
      在“木曜会”之前有一个叫做“双叶会”的团体。其核心人物是陆军士官学校时同年级的永田、冈村和小 敏四郎三人。1921年(大正10年)他们在欧洲时,对“长州派阀人事的刷新”和“面向国家总动员体制的军政改革”等问题达成了共识。这就是著名的“巴登巴登盟约”。后来,东条也加入了这个集团,中国通河本大作也是其中活跃的一员。
      1929年5月,“双叶会”与“木曜会”合并,组成了新集团“一夕会”。武藤章、田中新一、富永恭次等新的成员加入进来。“一夕会”在第一次聚会上支持荒木贞夫、真崎甚三郎、林铣十郎三位将军,同时呼吁解决满蒙问题。那么,“一夕会”又是考虑到什么程度呢?
      虽然对柳条湖事件那样的计谋还没有一致,但是很多研究家认为,对迟早要动用武力是有一种默契的。根本博在其回忆录中写道:“到了昭和4年(1929年)年底,终于作出了决定,‘除了使用武力驱逐张学良外,别无他策’······都在为酝酿军内的氛围而努力”。
    
      “满洲事变”的主谋石原在1928年1月的“木曜会”聚会上,阐述了“世界最终战争论”。同年10月,石原留下“我在任期间,一定让诸位看到我将满洲全部拿下”的豪言壮语后,前往满洲担任关东军作战参谋。
      陆军中枢又如何呢?1931年6月制订的“满蒙问题解决方策大纲”是一个重要说明。
      制订大纲的成员有: 参谋本部第二部(情报)部长建川美次、军事课课长永田铁山和补任课长冈村宁次、参谋本部编制动员课课长山胁正隆、欧美课课长渡久雄、支那课课长重藤千秋共计五课课长。大纲的主旨如下:
      “与外务省联手,缓和张学良政权的排日政策,同时,让关东军慎重从事。但是,如果经过这样的努力,仍看到排日行动在发展的话,最终可能不得不采取军事行动。”
    
      在大纲出笼之前所归纳的“形势判断”中还有这样的表述:“满洲不可不处理,政府若不遵从军方的意见,就要下决心坚决地进行处置。”
      插入这段话的是第二部俄国班班长桥本欣五郎。他是“满洲事变”前发生的未遂武装政变“三月事件”等的主谋。
      陆军大臣南次郎对这一事件采取容忍的态度,他于8月4日发表训话,暗示了在满洲采取军事行动的可能性。陆军对此所表示的见解,反映了陆军内部的振奋情绪。“军人既然担负着军事政务这种政治,本来就负有应该干预政治的责任”“不应该受政治家世俗言论的蛊惑而扭曲了自己的信念”。
      此后不久,“满洲事变”就发生了。当时“一夕会”成员的名单如图表所示。其中永田、冈村、板垣、土肥原同为陆军士官学校第十六期的学员。没有指挥过日清、日俄战争实战的这一代军官承担起了指挥新战争的重任。
      “世界终将归于一个统一的体系。而其中心将通过作为西洋代表的美国与作为东洋选手的日本之间的霸权争夺战决定。我国应该迅速地获得作为东洋选手的资格。”
      这就是研究拿破仑并信仰日莲宗的石原莞尔的大脑和思想体系所产生的《世界最终战争论》。正是这一带有预言性质的主张,成了驱使日本向中国大陆发动战争的论据之一。
    
      本文摘自日本读卖新闻战争责任检证委员会《检证战争责任:从九一八事变到太平洋战争》。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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