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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密:建国初惊动了最高层的科学家出走事件(上)
(博讯北京时间2016年9月23日 转载)
    
    来源:华夏文摘 作者:郭孙伟
    

    导言:本文的主人公从未在公开场合标榜过自己是一个爱国者,但其行动却明白无误地表明他对祖国的一往深情。1940年,他博士毕业后,放弃在美国优裕的生活工作条件,选择在战火纷飞的时候携新婚妻子回到祖国。1949年1月他还向新中国的首任北京市长叶剑英表示要为祖国科教事业贡献力量。然而就是这样的一个科学家却在1950年3月选择了离国出走。导致他离国出走的原因是什么?这个令人唏嘘的故事背后是否有什么东西值得今人思考?郭孙伟教授的文章首次详细披露了这一事件的详细经过。
    
    不能记住过去的人注定要重蹈覆辙。——桑塔雅那(George Santayana)
    
    遗传学家与生物统计学家李景均先生著作的英文版《群体遗传学导论》一书,是中国现代史上迄今为止极少数在国内出版但在西方产生重大影响的专业著书。绝大多数新中国成立后出生的人可能都不知道李景均是谁;在美留学的大陆学生,除非所学专业和人类遗传学有关,恐怕大多数也未听说过这个人物。而在1950年的遗传学界,恐怕大多数人都知道李景均。李景均先生的离国出走,在50年代初甚至还惊动了中央的最高层。
    
    笔者和李景均先生(在美人们都亲切地称其为CC,以下简称为CC)的相识是在1997年。针对《科学》杂志上一篇有关中国基因大战的报道 (Hui and Jue 1997),笔者在1997年9月起草了一封致《科学》编辑部的信,email给一位对遗传流行病学颇有造诣的朋友郑长江 (CJ)博士。CJ当时正在匹兹堡作实习医师。他是一位很认真的学者,对信作了修改,并建议我们请CC一起署名。这就造就了笔者和CC的一段缘分。
    
    当年的信件发表之后 (Guo and Zheng et al 1997),由于西方遗传学家就中国《母婴保健法》的部分条款似有强制性的优生学之嫌而欲抵制在北京召开的第18届全球遗传学大会,笔者、CJ和CC就此在1998年写了另一篇评论。(Guo and Zheng et al 1998)后来,那年在丹佛召开的美国人类遗传学年会上,笔者和CC及其太太见了面。再后来,老先生又给笔者寄来了刊登在《炎黄春秋》的关于他本人的一篇报道,以及他写的一些教科书。我们还就其他一些事有过通信。
    
    当然,笔者对CC的了解并非局限于以上这些沟通。笔者以前也读过斯皮思 (E. B. Spiess)写的关于CC的极富传奇色彩的生平介绍。在CC的处女作出版70周年之际,本文旨在回顾李先生那极富传奇色彩的人生,缅怀李先生遗留给我们的丰富精神遗产,并对李先生离国出走的教训及其现实意义作一反思。
    
    一,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生
    
    CC的人生可以说是极富传奇色彩。他于1912年10月27日生于天津大沽的一个做桐油生意的富商之家。其父曾在英国传教士办的学校念书,之后皈依基督教。他有四个儿子,CC是老三。CC 13岁时,进入英国传教士办的天津英中学院。1932至1936年在美国传教士办的南京金陵大学(农学院)念书,1937年赴美国康乃尔大学农学院学习植物育种及遗传学,1940年获博士学位。留美期间,CC 阅读了著名遗传学家杜布詹斯基 (Theodosius Dobzhansky)的《遗传及物种起源》,由此接触到了群体遗传学以及赖特 (Sewall Green Wright)的工作,并对此深感兴趣,决定以此作为研究方向。拿到博士学位后,CC去赖特所在的芝加哥大学上了一个夏季的数学和概率论课程,并在赖特的影响下去了哥伦比亚大学及北卡罗来纳大学进修数学和统计学。CC在芝加哥认识了后来成为其妻子的美籍华人克拉拉 (Clara Lem)。1941年9月,CC与克拉拉完婚,并携新婚妻子在圣地亚哥登上一艘准备开往上海的荷兰邮轮,开始了蜜月之旅。
    
    1941年的中国,正在日寇的铁蹄下遭受蹂躏,CC在美国对此无疑非常清楚。而携在美国出生长大的妻子回国,显然是准备回国施展才华,报效国家的。这艘原本三周到达上海的邮轮,由于要避免遭受在太平洋水下游弋的日军潜艇的攻击而多次改变航向,辗转在爪哇岛补充给养之后又向上海开去。未到上海,就被转到一艘英国船上。而这艘英国船在开往上海的途中听说上海满街都是日本军人,担心船只被日军扣留,就转而往香港开去,结果辗转51天后在当年的12月6日抵达九龙。12月8日,CC 和妻子用完早餐后听见了枪声,并惊讶地发现所有的商店都关门大吉——原来当天日本偷袭了珍珠港(香港和夏威夷有一天的时差),并几乎同时进攻香港。驻港英军节节败退。结果CC和克拉拉被困在香港近两个月。由于他只带了旅行支票而无人愿意兑现,他们两人身无分文,十分窘迫,天天处于极度饥饿之中。57年后,CC回忆起当时的困境时说:“如果你处于极度饥饿时,你不能做任何事情。你不能思考,就像一具行尸走肉。”(Steele 1998)
    
    就在这时,命运女神眷顾了CC。他遇见了在康奈尔念书时认识的朋友。朋友给了他500元港币及一些大米。之后,CC又认识了一个香港地下组织的人,帮助CC夫妇徒步绕过日军,跋山涉水,千辛万苦到达广东惠阳,再从惠阳再乘船坐车抵达CC一个哥哥所在的桂林。从九龙到桂林,花了整整38天。
    
    1942年6月,CC的第一个孩子Jeff出生了,但出生后没几个小时,克拉拉就抱着婴儿为躲避日军的空袭而躲进了山洞。当时CC的父亲在重庆,由于战时交通不便,CC就在广西柳州郊外沙塘的广西大学农学院任职。在这里,CC认识了两位分别对中国及世界遗传学都有影响的同道:刘祖洞和徐道觉。刘祖洞后来去美国密歇根大学学习动物学,1952年取得博士学位后翌年回国,在复旦任职,专长人类遗传学和医学遗传学。刘先生编写的《遗传学》教材是国内遗传学教材发行量最大、影响最广的教科书。他在1956年青岛会议上旗帜鲜明,思路清晰,言辞犀利,令人印象深刻。若不是文革的耽误,他必有骄人的学术贡献。刘先生于1998年辞世。
    
    徐道觉那时与CC很熟。徐“好学不倦。他全身上下至少有8个口袋,上身有4个,裤子又有4个。每一个口袋都装有昆虫或其食物(在玻璃瓶子里)。”CC称其为“会走路的实验室”。CC当时断言:徐将来必成大器。果然,徐在1951年美国德克萨斯大学获博士后,在博士后研究中创造性地把组织培养技术和低渗处理用于研究染色体,为遗传学的一门新分支——细胞遗传学的创建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令人扼腕的是,尽管当时人体细胞的染色体数目被错误地认为是48,且徐先生发现的技术为观测人体细胞的染色体提供了有力手段,但他还是与改正人染色体数目的机会失之交臂。令人欣慰的是,他此后又做出了许多出类拔萃的工作。由于其贡献杰出,他于1973年当选为美国细胞生物学会主席,2003年辞世。
    
    1943年夏,CC想先去重庆看望父亲,再赴迁至成都的母校南京金陵大学任教。但在去重庆的路上,儿子Jeff患痢疾,结果一家人赶紧坐火车回柳州看医生。不幸的是,Jeff在火车上死在CC的怀抱中。Jeff不幸夭折,CC夫妇俩的悲痛可想而知。之后,CC在1948年及1955年再版的《群体遗传学导论》一书的扉页上都写明,书是纪念Jeff的。 (Li 1948)
    
    抗战胜利后,1946年,CC举家随校迁回南京。同年,其在金陵大学的导师俞大绂出任北京大学农学院院长,他邀请CC出任农学系主任兼农业试验场场长,CC欣然前往。此时CC才34岁,为北京大学当时最年轻的一位系主任。
    
    1948年,CC的英文版《群体遗传学导论》一书由北大出版社出版。这本书是CC在1946年至1948年撰写的。该书的完成,用CC自己的话来说,是“一半来自自己的脑子,一半基于在成都时抄写的文章”。该书出版后的第二年,CC在美国的弟弟自费翻印了500本,在美国出版。
    
    1949年9月,北大、清华、华北大学三校的农学院合并,成立了北京农业大学。在校务委员会主任乐天宇(行校长职,兼党总支书记)主持下,学校效法苏联李森科1948年“消灭”摩尔根学派的做法,停止CC主讲的《遗传学》、《田间设计》和《生物统计》三门课程, 并将CC的《遗传学》换成李森科学派的“新遗传学”。乐天宇认为,这些课程是“资产阶级的”、“为马尔萨斯人口论服务的”、“唯心的”、“反动的”、“伪科学”,“偶然性是科学的敌人!” CC从此无课可上,被晾在了一边。
    
    尽管乐天宇仅仅是校务委员会主任而无任何行政头衔,但凭借其老革命的资历及执政党的地位,乐天宇的话远较当时北京农业大学校长的话有分量。不久,CC间接地接到一个要他辞去系主任的消息,第二天他就辞去了该职务。乐天宇及其随从曾试图从CC 手下招募一些能批判CC的人,但均未成功。
    
    随着对摩尔根学派的诋毁攻击甚嚣尘上,对个人的批判打击也逐渐增多。令人喷饭的是,一个李森科的追随者发现,除了摩尔根, 还有一位叫 “Melanogaster(为黑腹果蝇的学名)博士”的“反动遗传学家”!
    
    当时对CC 的一个指责是,CC是在反动教育系统下培养出来的人,从未接触过“进步”思想,所以不懂李森科学派的新概念。为了证明这个指责是毫无根据的,从1949年7月开始,CC与时任副教授的陈延熙合作,把李森科的代表作《遗传及其变异》,根据杜布詹斯基的英译本翻成中文出版。CC与陈延熙合作,一方面是因为与陈交情较深,且陈的中文更为流畅,另一方面也因为陈与官方关系良好,翻译完后出版的机会更大一些。事实上,乐氏得知CC 在翻译李森科的书时就极力阻扰,并散布谣言说,CC的译本是根据另一个“反革命遗传学家”(指杜布詹斯基)的英译本翻译的,只能歪曲李森科的学说。幸运的是,经胡乔木审阅后,这本译著很快出版了,且出版后仅几周就售出了几千本之多。
    
    CC为该译著写了一篇意味深长的《译序》。他写道:“农学博士、列宁全苏农业科学院院长李森科院士的轰动世界的遗传理论究竟是什么,是大家急于了解的。本书便是他的一本基本著述。在这本书里,诚如齐门乃夫所说,他阐发了米丘林遗传学的理论基础”;“这本书是一本理论著作,必得仔细研读体会,才能了解其理论的真谛。”整个序言不失客观尊重,亦无娇枉做作粉饰献媚之嫌。
    
    这本出版于1950年1月的译著和这篇译序,充分表明CC对于米丘林学说及李森科学派并非他人所说的那样是一窍不通。
    
    随着《遗传及其变异》译著的出版,CC对米丘林学说及李森科学派一窍不通的谎言不攻自破。乐天宇之流就又换了一种伎俩。他们又散布谣言说,CC 曾骂苏联为“赤色帝国主义”。在当时,官方的政策是向苏联一边倒,任何批评苏联的言论都被视为间接批评新生的人民共和国。因此,这种对苏联的称呼不啻为一种反党反社会主义、可置人于死地的言论, 还有人说,李景均的太太是美籍华人,好几次去美国大使馆(当时尚未撤走),“不知道他们搞什么鬼”。这些谣言和言论,无非是想把CC描绘成亲美反苏的“反动分子”。其无中生有,指鹿为马的伎俩,令人扼腕。
    
    二,出走
    
    新中国成立前夕,CC曾于1949年1月向北京市首任市长叶剑英表达了要为新中国科教事业贡献力量的热忱心愿。然而,在乐氏等人日益变本加厉的迫害下,CC认为,“把一个纯学术问题扣上政治帽子,变成人身攻击,诬蔑为敌人,不能容忍”。所以,“即使有极大的耐心,我的同事们和我也不可能在中国把遗传学从灭亡中拯救出来。一个人在这种情况下必须声明忠于李森科学说,否则只有离开。”他感觉自己“一腔热情,报国无门”,“所学无用,逼上梁山”。斟酌再三,CC决定离国出走。
    
    然而在当时的情况下,离国出走极有可能被认为是叛国,所以风险极大。1950年2月寒假,CC在上海的母亲病重,他认为时机已到,遂将几个月里思考再三的出走计划向克拉拉和盘托出。为减少风险,夫妇俩决定将出走之事做得隐蔽一些,甚至把家里的米缸加满了米,使人看起来他们还准备回来。
    
    1950年3月初的一个晚上,CC夫妇一直没有入睡。午夜之后,CC悄悄敲响了邻居林传光教授的门。林教授开门一看,CC正神情沮丧地站在那里。稍后才明白这很可能是最后的告别,CC即将挈妇携雏远渡重洋。林教授一时目瞪口呆,竟不知说什么好。等到CC告辞回去了,林教授这才完全醒悟过来,赶忙穿好衣服,赶到CC家,劝告CC万万不可出此下策。否则万一被捕,那时就后悔莫及了。但CC去意已决,不愿臣服于乐天宇而苟且偷生。不论林教授如何恳求,他也不改初衷。
    
    第二天一早,CC一家由北京农业大学宿舍去前门火车站。临走之前,CC特意给校委会主任乐天宇和副主任俞大绂留下一封信,信中称“身体欠佳,请假数月,请勿发薪”。到达火车站时,俞大绂率陈延熙、王焕如、陈道等副教授冒着春寒送行,“挥泪拜别”。尽管CC 表示一旦其母病好出院就回来,但大家心里都有些数,只是装着不知道。彼此握手道别,共事多年的好友从此永隔天涯。
    
    在上海呆了两天后,CC一家坐火车去广州。1950年3月12日,CC 怀里抱着4岁的女儿和克拉拉走过了通往香港的罗湖桥。在桥的另一端,CC的二哥正等着他们。他将CC一家安置在他自家在九龙的公寓里,CC在那里住了14个月。
    
    CC在当时为什么会毅然决然、义无反顾地抛弃所有家产而离开中国呢?须知那是在1950年,新中国刚刚成立,三反五反,反右远远还没有开始。知识分子由于学术见解不同而受到迫害在新中国还是闻所未闻的事。除非万不得已,一般人不会倾家荡产离家出走。
    
    所有关于CC的传记或回忆录对此大多语焉不详,而CC本人在1998年匹兹堡大学校刊记者所作的一次谈访中也仅仅说:“在这种情况下,你必须是似是而非模棱两可 (double-talk)。对张三,你说这;对李四,你说那。其次,你不要对任何人说再见。” (Steele 1998)
    
    事实上,在当局得知CC离沪几天之后,CC在北京的家里就来了几位不速之客。他们将家里搜查了一遍,但没搜出任何可疑之处,结果就派人在CC家驻守了几天。
    
    倾家荡产、毅然决然地离家出走已经是不可思议,CC为何在出走之前又要施放烟幕弹来麻痹迷惑一些人呢?或许CC认识到,如果乐天宇之流能用造谣诬蔑的卑鄙手段来迫害他,那么出走可能会给乐氏等人授以实据,他们可能会用更卑劣险恶的手段来加害于他。类似的事曾发生在瓦维洛夫 (Nikolay Ivanovich Vavilov, 1887-1943)身上。基于CC对苏联的了解,他对瓦维洛夫的悲惨命运应当说是有所了解的。
    
    我们都将走向焚尸炉
    都将焚烧
    但我们绝不会
    从我们的信念后退
    ——瓦维洛夫
    
    瓦维洛夫生于1887年。1913至1914年师从于遗传学创始人之一的英国生物学家贝特森 (William Bateson)。从1924年至1940年被捕入狱之前,瓦维洛夫一直担任位于列宁格勒的全苏维埃农业科学研究院院长。他在创建种植植物起源中心理论的过程中,在列宁格勒创建了全世界最大的植物种子库。即使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列宁格勒被德军围困达28个月之久而饥蜉丛生时,该种子库还被完整地保存着——他的一个助手是在收藏有大量可食植物种子的种子库内饿死的。他曾是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成员,全苏地理学会会长,1926年获列宁奖金。由于反对李森科的非孟德尔遗传学,他于1940年被捕入狱,之后被指控为英国间谍、右派阴谋、与白俄有染、破坏苏联农业等罪行判处死刑。但据传,其被捕的主要原因是由于试图越境——他是在乌克兰的西部边境地区被捕的。或许是由于其导师的求情,抑或是秘密警察头子贝利亚的妻子(瓦氏的师妹)的帮助,之后被改判为10年有期徒刑。在狱中还作了一百个多小时的科学演讲。1943年,他因营养不良死于狱中。
    
    与CC一样,瓦维洛夫在西方接受过教育,然后回国工作。但即便位居全苏农业科学研究所所长、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成员及列宁奖金获得者之尊,他最终也难逃狱中饿殍这一劫。而他CC 作为一个已被迫辞职了的系主任,如果被指控为叛国,其命运必然多舛。或许这也是CC出走之前施放烟幕弹的原因。
    
    37年后,CC在瓦维洛夫诞辰100周年之际,写了一篇纪念文章,发表在《遗传杂志》(The Journal of Heredity)上。在同期期刊里,CC还发表了一篇书评,评论了一本书名为《李森科主义在中国》但其实是1956年青岛遗传学会议纪要的英译本及注释的书。令人回味的是,这篇纪念瓦维洛夫的短文提到了有关瓦维洛夫被捕主要原因的传言。文章虽短,但仍然感觉到CC对瓦维洛夫在事业巅峰之时锒铛入狱、最终成囚中饿鬼的悲惨命运的惋惜。
    
    自古英雄惜英雄。在唏嘘瓦维洛夫悲惨命运之余,对比瓦氏,CC有没有一丝对自己逃过一大劫的庆幸?我们不得而知。
    
    (作者为原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妇产科研究所所长,美国威斯康辛医学院教授)
    
    (未完待续)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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