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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昆:中国发生文化大革命的各种因素概述(上)
(博讯北京时间2016年7月04日 转载)
    
    来源:华夏文摘 来源:沈昆
    

    1966年-1976年在中国发生的文化大革命,堪称与1949年中国共产党推翻国民党统治、建立共产党政权的中国共产革命相比肩的重大历史事件,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和世界,扭转了中国大陆社会发展的轨迹。
    
    文革作为在中国发生的一场社会运动,其涉及面之广,卷入的参与者之众,触及的各方社会层面之深重,对中国社会及国人的影响之刻骨铭心,可以说是空前绝后。
    
    文革也是中共执政以来首次在相当长的时期(几年)内脱离共产党铁腕控制的社会运动。在这样一场空前广泛、深入的社会运动中,各种利益群体、各色人群团体集合的政治热情都受到极大激发而作了充分的表演,都力图给文革打上自己的印记。于是文革也就表现为种种社会矛盾跌宕起伏、扑朔迷离、诡异多端、惊心动魄的矛盾演绎运动。
    
    这样一场广泛而深入的社会运动,显然并非个人意志的结果,也绝非“骗子、疯子、傻子”互动的即兴滥觞。中国发生文化大革命必然具有其深刻的原因,包括意识形态、政治、经济、社会、以及文化与时代背景等诸方面的原因。
    
    本文将对造成中国发生文化大革命的上述诸因素及其对于引发文革的必然性或偶然性影响加以分析阐述。
    
    一、 意识形态因素
    
    马克思主义产生的十九世纪中期,伴随工业化在西欧的实现,科学技术得到飞跃发展,人类开始具备根据科学理论预测而征服自然的能力。随着人类根据理性征服自然发展生产的能力不断增强,人类自然不会安心于自己的命运再受那只看不见的手随意操弄,也必然会试图按照理性设计和安排社会发展的进程。于是,马克思主义应运而生,体现了人类理性的勇敢挑战与人类不甘心于命运被操弄的雄心壮志。尽管在以后百多年的实践中逐渐验证了马克思主义的种种错误,马克思主义仍然不失为他那个时代杰出伟大的思想创新。
    
    在奉行实证主义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在被实践证明之前不会被多少人接受为真理,而仅是众多社会学理论中的一家之说。同时,由于西方经济较发达,工人也有一定的收入而对自身利益有较清楚的期待,不大会为了不确定的革命结果而牺牲可以预期的利益,加之资产阶级面对工人阶级的斗争日渐愿意妥协以避免两败俱伤,因此,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革命在西方工人中缺乏号召力,终于无功而终。
    
    东方的俄国与中国却都有崇尚理论的文化传统,容易被貌似真理的理论所倾倒,在中央集权的文化背景下,马克思主义一旦为寻求真理的人们所接受,必将聚合众多的仁人志士竞相为其折腰,无产阶级革命也就难以阻挡了。
    
    在中国,历史之所以选择了共产党及其领导的革命,除了上述文化原因外,还由于自鸦片战争之后中国发展民族资本主义的努力一直受到列强的挤压,几乎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从而成就了中国走向社会主义的政治条件;中国社会两极分化严重,占统治地位的地主阶级不思改革、拒绝妥协,迫使被压迫的阶级别无选择,只有起而革命,成为共产党革命在中国成功的必要社会条件
    
    辛亥革命推翻了大清朝的封建帝王统治后,由于中华文化“成王败寇”的对内最高政治准则而陷入了延绵不断的军阀割据与混战;同时由于外部列强的压迫与瓜分危机仍然持续增长,不仅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依旧发展空间逼仄而困难重重,民族危亡的紧迫性也不容等待中国的工业化经历漫长的资本主义自然发展过程。于是,这些经济、政治、社会状况和外部国际环境构成了国人接受马列主义的基础;而以苏俄之成功为包装的马列主义理论,显然也更符合崇尚“天理”(五四启蒙后,天理摇身变为“真理”)的中华文化对于真理的追求。而从马列主义为少数精英接受到演化成大规模的共产革命,实赖中国当时拥有绝对优势的统治阶级不断打压、赶杀共产党人之力。及至日寇大举入侵,民族危机,举国抗战,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得以深入敌后发展壮大。共产党高举自由、平等、民主这些符合普世价值的大旗,并由其领导的根据地抗日政府向国内外展示了廉洁、勤勉、民主、公正、为民的清明政治。抗战胜利后,国民党统治集团高估自己的硬实力优势(稍大于五比一),却完全忽略共产党的软实力优势,又一次拒绝让步、拒绝与愿意妥协的共产党合作建立联合政府,不惜放弃作为二次世界大战对日作战的主要战胜国所应得的胜利果实而执意发动消灭共产党的内战,放弃了改革政治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最后机会,使共产党及其革命有机会最终在中国胜利。
    
    中共在中国的胜利又一次证明了马列主义理论的真理性,更坚定了中共全面实践马列主义“真理”的理论自信。
    
    马克思主义以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为特征的社会主义理论,本意是针对当时资本主义社会呈现的种种弊病,为人类设计了一条实现人类几千年来一直追求的平等、自由、公平、正义、共同富裕这些普遍价值的必由之路,以生产资料的公有制达到社会成员在生产关系中完全平等,以计划经济消除自由竞争引起的经济失控及其造成的资源浪费。然而,由于马克思在创造其理论时错误地把剥削、社会主义这样的伦理概念引申为经济学概念,以至一概否定私有制而过分寄希望于公有制,结果在实际上其社会主义理论并不能尽如其愿。
    
    首先,公有制其实并不公平。且不说无偿剥夺那些经由几代人的辛勤劳作而积累的资产在实际上打击了对发展生产力有贡献的人们,公有制下人们在生产关系中的地位仍不可能平等,人们对于生产资料的关系也仍然不会平等。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其实只是名义上的公众所有,生产资料的实际操控权力仍然只掌握在少数权力拥有者手中。即便在公有制的经济单位可以不顾民主决策可能造成的经济活动呆滞,而实行充分的经济民主,但由于真正的明白人只能是少数,因此关键经济问题的民主决策结果很可能是错误的,却强迫曾有正确主张的人们承受损失。如果是国有资产的经济单位,决策是该单位当权者做的,获益则当权者受益获奖,受损则全国人民承受损失,因此公有制下存在着严重的责、权、利的不相适应,带来比私有制甚至更令人无法忍受的不公平。
    
    其次,中央集权下的计划经济作为国家行为必然反映国家的意志,把国家的需要放在第一位而常常忽略普通人的生活需求。因此,在国家重视的行业获得强劲增长的同时,被国家认为位居次要地位的行业,则往往由于无法获得足够的资源而发展缓慢,造成产品紧缺而不能满足社会需要。甚至问题积累以至形成产品紧缺的危机。所以,与自由市场的资本主义经常发生产品过剩的经济危机相反,计划经济的社会主义往往产品(特别是生活用品)匮乏以至发生经济危机。
    
    在社会主义的实践中,除了在社会经济活动中必然显现上述弊病外,在政治上也陷入了与理论预期相反的困境。
    
    为了保证公有制下的公平,社会主义必须实行与其公有制经济基础相适应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
    
    然而执政后的实践表明事情完全不同于理论,所谓人民的权力实质上仍然是以 “代表人民” 自诩的各级掌权者的权力,而且,由于公有制与计划经济的缘故,社会主义制度下的权力当局还掌控着社会经济活动与资源,其权力之大远远超出以往私有制社会的权力当局。这就引起两方面的问题:
    
    一方面,与所有的社会分工相同,负责社会管理与国家事务的社会权力机构或组织自有其内在的运作规律及其所追求的“经济性”优化目标,而这些未加改造的运作规律与优化目标,显然不会顾及被管理者的感受,甚至可能以损害被管理者的利益为代价实现最优化。这是产生官僚主义以致形成官民矛盾的根本原因,也表明当权者从其分工的本质上讲,是天生排斥民主的。而公有制计划经济下的社会主义权力当局,由于拥有空前强大的权力以及几乎全部社会资源,社会主义权力当局不仅更倾向于排斥民主,而且也更有能力排除民主。
    
    另一方面,由于公有制社会的所有经济单位或其它组织几乎都是权力当局的附庸,面对只有一个雇主的选择,人们显然不可能真正实行民主权力,而更倾向于放弃权力而履行假民主的表演程序。
    
    因此,原本最需要也最应该发展社会民主的社会主义,却最倾向于也最有能力排斥民主走向专制,这就使得官民矛盾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更加激烈尖锐,甚至导致社会的崩溃。
    
    事实上,无论苏俄还是中国,经革命建立社会主义政权后,由于镇压被推翻阶级的反抗与颠覆而不得不实行专政,实施专政的成功,使权力当局因管理的最省力原则而倾向于把专政扩大应用于人民内部被当作心怀不满的异议分子身上,从而倾向于把专政的专制制度保持下去。
    
    社会主义的专制倾向,还表现为强烈的思想专制倾向。这不仅由于社会主义的中央集权制度本来就需要统一的思想与其经济、政治上的中央集权相适应,而且也可以在社会主义获得成功的苏俄与中国找到文化上的原因。无论苏俄还是中国,由于都存在崇尚理论、追捧真理的文化传统,一旦马克思列宁主义被追捧为真理之后,必然会“废除百家,独尊马列”,形成思想专制。
    
    在中国,共产党建政后出现思想专制的原因,除了上述政治文化的因素外,还有积弱百年的历史经验与复兴中华的强烈需求的因素。中国百年来的失败,一个很重要的表象原因就是,中国虽然人口众多,却表现为一盘散沙;而复兴中华的大业,必然是“一盘散沙不行,需要一个统一的思想”。更加促成了中共的思想专制。
    
    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理论的上述这些固有理论缺陷虽然在各国特别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执政实践中不断有所呈现,然而在人们抱着理论自信、认准了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理论是真理的前提下,人们自然而然会首先想到,实践中出现的种种不如人意的问题应该是权力执行者的错误造成的,是权力执行者“思想不纯”的缘故,因为这确实是理论在实践中失败的原因之一。因此,解决权力执行者的“思想纯洁性”就必然成为保障成功地实践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理论的必要选择。也就是说,在尊奉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理论为“真理”的前提下,该理论追求自我完成的内在逻辑必然会尝试通过改造权力执行者思想意识来解决该理论潜在的内在缺陷所造成的问题。
    
    因此,当马列主义指导下的中国共产革命在1949年获得胜利之后,不但马列主义指导中国社会实践的巨大惯性只有在社会实践中遭遇重大失败的阻遏才会出现转机;而且在中华文化的背景下,这些由实践的失败引发的转机与奉为真理的理论相比,必然是微不足道的,而会从理论以外寻找原因,也就是从实践理论的人那里寻找原因而解决失败的问题。
    
    因此,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理论的“真理”地位及其内在的理论逻辑自会构成导致文革必然性的意识形态方面的必要因素。
    
    二、 政治因素
    
    中国的政治体制是共产党领导一切的无产阶级专政体制,也就是共产党一党专政的专制政体;中国的经济则是公有制下的计划经济。
    
    共产党的无产阶级专政(或称人民民主专政)原本是以无产阶级(或人民)的名义对反对共产党政权的敌对势力(包括已经被打倒的和新生的)实行镇压,摧毁他们的反抗;同时也对人民大众进行适当的管理,解决各种人民内部的矛盾,理顺各种人群间的关系,维持社会的和平、稳定与安全,保障和领导包括经济活动在内的各种社会活动的正常运作。
    
    然而,由于本文第一节中阐述的原因,无产阶级专政作为全面专制的政体必然倾向于对人民内部也施行某种程度不同的政治与思想专制。
    
    在实践上,无产阶级专政不仅意味着在政治上依靠一部分先进分子,团结教育大多数民众,对少数敌对分子实行专政,还意味着教育人们树立正确的思想意识,澄清糊涂观念,批判错误的思想观念。由此,各级权力机构不仅按照政治表现、阶级出身和个人历史,也根据思想状况把民众区分为从依靠力量或先进分子到打击对象或落后分子的若干类别,以便于管理。这就在1949年被翻过来的阶级歧视之外,又增加了新的歧视 — 政治思想歧视。
    
    共产党专制下这种对人群的政治思想分类划等管理,伴以公有制下个人不拥有生产资料的经济地位,使人们的一切利益直接与政治挂钩,而对经济利益淡泊,整个社会随之而成政治化的社会。不言而喻,在这样的政治化社会中,民众极易为虚幻的政治利益所蛊惑而不遗余力地卷入社会政治斗争。
    
    共产党领导下的专制倾向也必然扩散到执政党内部。党内对于社会主义建设与社会主义革命产生认知分歧,本属人们不可避免的认知多样化之正常态,更不要说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理论本身存在的缺陷必然使人们在实践中遭遇种种挫败而形成截然相反的认知。然而,上述专制倾向不能容忍这种认知分歧,必欲除之而后快。既然无法以理服人,就只有压服,压服则不择手段,揭老底、翻旧账、围攻、批斗无所不用其极,认知分歧被上升为路线斗争。而在1954年处理高饶问题时,更由在苏俄吃过面包喝过牛奶的刘少奇把苏俄党内斗争打击反党集团的做法引进中国,首开极坏之先例,此后历次党内重大分歧皆以打击反党集团告终,以至党内斗争越演越烈,最终成为政治绞肉机。
    
    很显然,专制的最高表现就是伴随个人崇拜的领袖专制。而在崇拜能人的中华文化背景下,这种领袖崇拜很容易发展成个人迷信。
    
    上有政治绞肉机式的党内斗争,下有政治化的民众积极卷入政治斗争的巨大潜能,两者被中国社会一直未能解决的官民矛盾串连起来,外加高居于所有官民之上的领袖崇拜,就形成了导致文革必然性的政治方面的必要因素。
    
    三、社会因素
    
    抛开马克思主义的“阶级与阶级斗争理论”的陈词滥调,共产党执政后最主要的社会矛盾其实是官民矛盾。官民矛盾在中国是一个一直没有解决的矛盾,共产党执政后表现得更加突出。
    
    自人类社会产生国家而出现政府或类似的社会管理机构以来,人类社会就开始存在官民矛盾。
    
    在人类社会处于弱肉强食的丛林时代,政府、法制系统与军队等国家机器从属于强势的统治阶级,为统治阶级的利益服务,国家机器的对内功能主要是镇压功能,因此官民矛盾不过是阶级矛盾的一种表现。
    
    随着人类社会文明的进步,国家机器调和社会阶级矛盾的功能日益增加,以避免因阶级对抗而导致社会崩溃,国家机构组织在社会阶级矛盾中逐步趋向中立。与此同时,官民矛盾也就越来越摆脱从属于阶级矛盾的地位,而成为独立的主要社会矛盾之一。
    
    官民矛盾的根源在于国家的管理机构必然要遵行管理运作的规律,仍然力求实现其最优化目标,因而自然有其区别于人民大众利益诉求的自身追求。因而,就必然存在管理者与被管理者的矛盾,也就是官民矛盾。
    
    随着人类社会文明的进步,西方发达国家已经摆脱丛林状态,步入现代文明,在资产阶级革命之后的百多年时间内,通过宪政和民主,实现了来自人民、为人民服务、属于人民的政府,也通过政府运作的规范化最大限度地防止权力运作对民众利益的损害,从而较好地解决了官民矛盾。
    
    中国则不同,由于文化和历史的原因,存在了两千多年的专制政体特别根深蒂固,在这种专制体制下的权力机构和统治阶级特别强大,也就特别迷信其权力和镇压的能力而拒绝妥协,中国社会就仍然处于弱肉强食的丛林阶段,官与民的矛盾也就一直得不到妥善解决。
    
    中共建政后,原本按照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理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政府法院等国家机构是为人民提供公共服务的组织,没有人民利益之外的自身利益,因此社会主义的官民关系应该是最和谐的,官民矛盾最缓和。但在实践中,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国家机构组织仍然会产生官僚主义,官民矛盾仍然存在。而且,由于社会主义制度下权力机构直接参与社会经济的运作并决定社会资源的调配,官民矛盾还直接表现成经济利益的矛盾,而不像私有制社会的权力机构一般不参与社会经济活动,因此可以在社会的各种经济矛盾中保持某种中立。加之共产党自称是代表人民、为人民服务的,民众的期望也就更高,民众的利益一旦受到官员的损害也就更加失望、更多怨愤。
    
    中共建政后的官民矛盾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1)错误的社会主义理论导致民众与政府严重的经济利益矛盾。首先,公有制不公平,打击和压制了社会中推动经济发展的先进人群;其次,计划经济强烈地体现了“国家意志”而往往侵犯民众的利益,甚至造成灾难和生命损失的惨剧,比如,以1958年由薄一波提出的“以钢为纲”的经济发展方针主导的大炼钢铁、大跃进,最终导致了1959-1961年的经济大萧条和成千万人丧失生命的大饥荒惨剧。
    2)公有制经济本身就增长乏力,加之领导经济活动的官员责、权、利严重不匹配,以致领导错误不断,经济建设损失巨大。而国家与政府向来都在经济收益中拿大头,人民生活水平改善缓慢,甚至出现十几年职工不长工资、农民不得温饱的现象。
    3)政府掌控经济和资源的体制下,政治成为最高原则,官员行为必然在维护当局的政治利益的前提下,不择手段追求政绩最大化,而不惜损害民众利益。例如大跃进时期的浮夸、吹嘘风,文革期间的煽动“三忠于”活动等。
    4)权力缺乏制约,官员必然享受特权,腐败不可避免,文革前十几年民众生活的困顿与各地高官们的厅堂楼馆建设形成鲜明对照。
    5)中共建政之初,为巩固新政权,用专政的方法有效地解决了反对新政权的旧势力,得到了甜头,也因此倾向于以专政的方法对待所谓的反对派,实际上是把专政的方法延伸到处理任何官员的“眼中钉”,因而严重侵犯公民的合法权利。
    6)中共向来实行阶级路线,1964年以后又以“不忘阶级斗争”为名进一步拧紧阶级路线的紧箍咒,增强了阶级歧视。
    7)中共对民众的管理,向来使用把民众分等划类的办法,以便确定“依靠什么人。团结什么人,打击什么人”,所谓分清敌我友。1963年“四清”运动之后,更把在民众中分成从依靠力量到敌对分子的四类人等,更加重了政治歧视。
    
    总的来说,官民矛盾就是官员脱离了人民群众。尽管毛泽东固执阶级斗争的思想,把严重脱离群众的官员错误地称之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当毛泽东提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与人民大众的矛盾时,确实抓住了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实质。
    
    中国社会的官民矛盾,历经多次改朝换代的政治革命,也经历了共产党领导的改变社会制度的社会革命,最终必然要诉诸于改造中华文化的文化革命予以解决。因此,官民矛盾就构成了导致文革必然性的社会方面的必要因素。
    
    四、经济因素
    
    1949年中共建政之后,实行了土地改革,使农民获得了土地,但在随后的农业合作化运动中,土地被收归集体所有,农民失去了对自己土地的控制权,成了变相的“类农奴”。同时,中共当局在1956年完成了对私营工商业和个体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至此,中国基本上全面消灭了生产资料的私有状况,加上当时发布的一系列经济政策,中国社会的经济活动从此一概在权力部门的掌控之下,完全确立了公有制下的计划经济。
    
    这样的经济体制虽然具有集中调配资源办大事的优势,比如中国在1950年代初经济恢复之后,仅通过第一个五年计划就在1957年基本上实现了工业化,但是这种经济体制不仅缺乏活力并且效率低下,在实现工业化之后就再难满足积弱百年的中国对经济高速增长的需求,而且这种经济体制往往是生活产品匮乏的经济,甚至发生产品匮乏的经济危机。
    
    在这种公有制下的计划经济体制下,由于社会成员的无产状态以及失去了自身经济活动的主动权,人们缺乏对于自身经济利益的警觉而更关注政治利益带来的好处,导致社会政治化与经久不衰的政治斗争。
    
    正如本文第一节所述,这种公有制下的计划经济体制更倾向于支撑专制的政治体制,而不是公有制所需要的民主政治体制。
    
    在经济实践上,中国在1957年基本实现工业化后,为满足百年积弱后经济高速增长的需求,人为地计划了经济大跃进,结果发生了计划经济的最坏危机,大跃进演变为造成上千万人非正常死亡的大饥荒。其后,经过几年调整,经济恢复增长,再次面临是因循苏俄的老路还是另创中国自己的高速发展之路,以及路在何方的问题。
    
    以上各点表明,权力垄断的公有制下的计划经济体制不能满足积弱百年的中国高速发展经济的需求,与中国社会的发展也不相适应,其总和构成了导致文革必然性的经济方面的必要因素。
    
    五、文化因素
    
    中国与西欧在文化上存在巨大差异,这些差异导致二者的社会发展过程大不相同。
    
    环绕地中海的西欧各国各民族由于相互交流的需要,重视发展与完善有助于交流的机制与工具以便社会成员无需特别的技巧就可以参与社会事务,例如作为语言工具的文字,作为教育工具的学校、博物馆、图书馆等,作为发展致力于思维的工具的哲学与逻辑学,作为帮助科学研究的学科分类,帮助解决数学问题的代数与几何分科等。久而久之,西欧文化中演进成一种重视工具与崇尚工具理性的文化特征,在艺术上就表现为重物的文化。
    
    地处东亚大陆的中华民族由于治水的经验与需要,延续了史前时代重视个人能力、尊崇部落领袖的传统,社会精英期望经个人修行得道而达到天人合一的境地,社会大众则企盼出现达到能够天人合一之境地的“圣明君主”或“天子”,甘愿俯首听命。从而在中华文化中演进成尊崇能人、重视人的技能而轻忽工具的文化特征,在艺术上就表现为重人的文化。
    
    富有多样性而交流开放的西欧文化否认人可以修行得道而达到天人合一的如神境界,因此最终创造出追求“真神”的宗教。西欧在整体上始终没有出现中央集权制度却有很长一段政教合一的历史,其文化原因大凡可以归结于此。正是基于这样的文化因子,西欧的社会管理与政治运作也必然像其他事物一样求助于具有“物”性的各色工具(用现代语言来说,软硬件都有),加之促进智力发展与思想交流创新的各种软硬件工具的助力,西欧社会在公元前5-4世纪就提出了以理性治理社会与依法治国以及公民社会的思想,并随之发展了共和、民主及晚些时候的人权等思想概念。因此,西欧文化是导致共和民主的文化,是有利于发展成现代社会的文化。
    
    而富有历史传统、重视传承的封闭型中华文化(鉴于治水的历史经验)相信人必须遵行天道,因此崇拜“知天道”而“替天行道”的圣人、能人。另一方面则认为属于物的工具(包括程序、法规等软性工具)为人所造、为人所使,是从属于人的,人创造和使用工具是人的能力的一种表现而已。正是基于这种崇拜能人轻忽工具的文化因子,中华社会存在呼唤专制领袖而轻忽社会管理工具理性的倾向,这样的中华文化特点可以称之为中华文化的专制基因。秦始皇在公元前3世纪统一中国实行现中央集权制之后,中央集权制表现了有效管理落后的农业社会的优越性,因此,虽然秦王朝由于暴政仅历时14年即遭灭亡,秦皇创立的中央集权制却延续至今。同时,与中央集权的专制政治相呼应,在思想上实行了废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思想专制,以坑儒实现“不争论”,结束了春秋战国时期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局面。虽然中国古代思想界的争鸣大体上是争论而鲜有西欧思想交流的成分,独尊儒术仍然使中国思想界失去了最后一点“脱儒入新”的可能性。此后两千年,中国思想界除了万变不离其宗的儒术外,没有创生任何可以迎接工业化新时代的新思想,直至鸦片战争的大炮轰开了中国封闭的大门之后。
    
    西欧虽然较早提出了理性治国的概念,但毕竟在人类智识发展的早期,理性竞争不过宗教,以至西欧经历了相当长久的黑暗、蒙昧的政教合一时期,直到经历了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革命,欧洲才进入了人类文明发展的快车道。
    
    中华文化追求天道、崇拜圣人与能人,从而在政治上排除了宗教的介入,中华主流社会没有发生过政教合一的黑暗时期。中国早期社会虽然没有明确提出理性治理的概念,但是中国很早就实现了以社会精英的理性认识托天理之名治理社会,因此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中国社会比欧洲社会略胜一筹。中华文化的上述特点却导致领袖崇拜和个人迷信,也造成追求真理的执着,而中华文化的真理含义却是大不同于西欧文化的真理含义的。西方文化中的真理概念,其实是“真实”,或者是“许多人共同认可某种想法、主意或观念”,绝无接近“天理”或“普遍规律”之类的意义。而中华文化中的“真理”并非“真实”,而是天理的替代物,是“普遍规律”。因此,中华文化对真理的追求,包含着绝对信服的意义,具有百折不饶的意味。
    
    中华文化崇拜领袖以至个人迷信以及执着信服“真理”的特点,则容易导致另一类蒙昧:崇拜、迷信能人的蒙昧和执着于“天理”或貌似“真理”的理论基本教义的蒙昧。这种蒙昧主义由于可以根据经验和某种理性不断改变迷信的对象,因而反倒是更难彻底消除的。中国的这种蒙昧主义,虽然历经1919年“五四”运动开启的第一次启蒙和五十年前由文革引发但至今未能完成的第二次启蒙,迄今为止仍未完全破除。
    
    正是中华文化的能人崇拜以至于个人迷信,以及对貌似“真理”之理论的执着追求与实践,构成了导致文革在中国发生的必然性的文化方面的必要因素。
    
    (未完待续)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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