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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颐:“文革记忆”与道德重建
(博讯北京时间2016年5月11日 转载)
    
    来源:凤凰历史 作者:雷颐
    

    摘要:“决议”的基本精神除了否定文革,还有重要一点就是“向前看”,淡化文革记忆,使人轻装上阵。“决议”使“文革”造成的创伤快速愈合,然而,痂下之脓却一直未得到完全清除,一有条件,时有溃烂。
      
    
五十年前,在中华大地上的历时十年之久的“文革”正式发动。当年呱呱墜地的婴儿,如今已是半百之人。虽然半个世纪过去,但这场空前浩劫给民族造成的巨大创伤,看似结痂,其实脓在痂下,至今仍未痊愈。
      
    文革结束,痛定思痛,反思文革,从1978年底起,中国开始了与“文革”路线、方针、政策正相反对的“改革开放”。“改革开放”确实时代之声,获得人民由衷的拥护。但是,在如此短的时间内执政党的路线发生了如此剧烈根本性转变,必须做出理论与历史的说明。只有从理论上否定文革,改革开放才有合理性。因此,1981年,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一致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为此决议,参与讨论的中共各级干部达数千人之多,并且经过了相当长一段时间――甚至有不同意见之间的激烈争论――的讨论。这个决议虽然是对“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做出定论,但重点与难点却是对文革与毛泽东的评定。因此,这个“决议”从理论分析和历史事实论述两方面彻底否定了文革。但对执政党来说,彻底否定文革必然面临如何评价毛泽东的问题,因为毛泽东晚年认为自己一生只是做了两件事情,期中一件就是文革。在几千人的大讨论中,也是对毛泽东的评价争论最大、最激烈。
      
    最后,“决议”对此采取的办法是“两个切割”。第一个切割是将毛泽东与林彪、江青等人区别开来:“对于‘文化大革命’这一全局性的、长时间的左倾严重错误,毛泽东同志负有主要责任。但是,毛泽东同志的错误终究是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所犯的错误。至于毛泽东同志所重用过的林彪、江青等人,他们组成两个阴谋夺取最高权力的反革命集团,利用毛泽东同志的错误,背着他进行了大量祸国殃民的罪恶活动,这完全是另外一种性质的问题。”第二个切割是把毛泽东晚年的思想、尤其是他的文革理论同“毛泽东思想”区分开来:“毛泽东同志发动‘文化大革命’的这些左倾错误论点,明显地脱离了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的轨道,必须把它们同毛泽东思想完全区别开来。”
      
    当然,要将毛与文革切割并不容易。意大利名记者到中国后立即感觉到此点,她在1980年8月采访邓小平时问道:“对西方人来说,我们有很多问题不理解。中国人民在讲起“四人帮”时,把很多错误都归咎于‘四人帮’,说的是‘四人帮’,但他们伸出的却是五个手指。”(见邓小平《答意大利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问》,《邓小平文选》第二卷)说的是“四人帮”,但伸出的却是五个手指,就是当时人们对毛与四人帮、文革关系的看法。
      
    所以,虽然实行这“两个切割”,决策者仍然担心人们还是会对毛泽东、毛泽东思想产生疑虑,所以“决议”专门以非常长的篇幅从方方面面论述了从建国前到建国后毛泽东个人的丰功伟绩和毛泽东思想的重要意义,以维护毛泽东、毛泽东思想的崇高地位。决策者确实担心,一旦毛泽东受到根本损害,中国共产党也会受到根本损害。中共很难像苏共对斯大林那样对待毛泽东,因为没有斯大林,苏共还有列宁。而毛泽东既是中共的斯大林,又是中共的列宁。
      
    对“决议”的这些结论,虽然执政党内部和社会上都有截然相反的意见,但总体而言却达成了当时党内、甚至社会共识的“最大公约数”。执政党的最高领导人此时一方面希望以此决议总结历史的教训,另一方面是希望以这些结论使党内党外都迅速翻过残酷内斗的这一章,以凝聚全党全社会共识、集中精力发展经济、全心全意搞建设,而不过多纠缠于在那特殊时代条件下形成的个人之间复杂无比的恩恩怨怨。“决议”最后写明了自己的这个目的:“一九四五年党的六届七中全会所一致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曾经统一了全党的认识,加强了全党的团结,促进了人民革命事业的迅猛前进和伟大胜利。十一届六中全会相信,这次全会一致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必将起到同样的历史作用。全会号召,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下,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紧密团结在党中央周围,继续发扬愚公移山的精神,同时同德,排除万难,为把我们的国家逐步建设成为现代化的、高度民主的、高度文明的社会主义强国而努力奋斗!”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决议”以“两个切割”维护毛泽东,为减少执政党内和社会上的争论分歧确起重要作用。但是,当时光流逝,原来被遮盖的问题开始显现。
      
    如前所述,“决议”的基本精神除了否定文革,还有重要一点就是“向前看”,淡化文革记忆,使人轻装上阵。“决议”使“文革”造成的创伤快速愈合,然而,痂下之脓却一直未得到完全清除,一有条件,时有溃烂。
      
    其实,文革中不仅国家领导人、知识精神和普通知识分子受到迫害,平民百姓也深受其害,许多人因为一句话就身陷囹圄,因为不小心污损了报纸上天天都有的领袖像而锒铛入狱,因为读一本禁书就被“审查”或“办学习班”,因为发型、服饰略略与众不同就被“批判”,广大青年无书可读无学可上,经济凋敝使人们的日常生活难获保障······残酷的事实教育了人民,文革从发动时的万众拥护到后来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抵制、反对。最后,虽然文革发动者多次提出“反回潮”,但也不得不承认支持文革的人是少数。这时,结束文革已然成为社会共识。所以,1976年十月粉碎“四人帮”,人们欢唱“胜利的十月”,“第二次解放”是发自全民族肺腑的声音,“十年浩劫”是人们对这场运动的概括。
      
    然而,历史研究表明,一个民族、一个社会的集体记忆往往受权力的掌控。当希望人们忘记文革慢慢演变成为一种、系列刚性规定之后,甚至,当对那段历史的记忆只能表现某些“正面性”时,文革记忆渐渐从全民族的“浩劫”变形为只是少数“当权派”、精英受迫害的历史,那种人人自危、人整人人斗人的社会氛围与风气,招工、招生、当兵中空前严重的“走后门”等等,慢慢变形为“物质贫困、道德高尚、精神纯洁”······尤其是当时看来不太容易达到目的的“两个切割”,经过几十年的种种控制,终于实现初衷。90年代初,经过“xx风波”和“苏东剧变”,决策者深感意识形态危机之严重,急于寻找、建构新的政治/精神符号,于是以1993年毛泽东诞辰一百周年为契机,开始了文革后第一次大规模宣扬毛泽东,由此形成“毛泽东热”。此后,对毛的“错误”的研究等,受到严格限制。终于,如今的人们,尤其是年轻一代,在提起“四人帮”、文革的灾祸时,多已不将其与毛联为一体。
      
    除了权力之外,历史学的最基本的学科规范、学术要求也为这种遗忘提供了可能。
      
    “健忘”形成的一个重要“学理”原因是“唯文本”阅读。当研究一个历史人物、一个重大历史事件、历史运动时,往往将某个历史人物的公开言论、自我表白,有关事件的宣言、主张、纲领等“文本”信以为真。殊不知,公开的“文本”与真实的“历史”,往往相距甚远,有时甚至完全相反。而且,每个社会,每个时代或多或少都会有各不同的“禁忌”;对一些事件、人物在一定时空内的“书写”往往“只能这样”、“只能那样”。而学者往往也会有自己的“偏爱”或“偏恶”,对自己的研究对象,无论是人物、事件还是思想体系,可能有意无意地会或者“隐恶扬善”或者“隐善扬恶”;对某种思想往往根据“文本”便阐发、叠加、附会了越来越纷繁、丰富、精巧、华美、恢宏的意义。这一切,都使“文本”留下了更加巨大的空白。然而,后来者往往容易唯文本是信,对“钦定”的“记忆规范”和书写者的主观好恶形成的这种空白,缺乏应有的认识。
      
    进一步说,历史学的最基本的学科规范、学术要求是“无徵不立”。所谓“徵”,主要是历史文献,没有文献,便没有依据。所以,任何事件、人物、社会运动、生活方式只有形成文献,才能进入“历史”,才能成为“历史”。如果没有成为文献,这些事件、人物、运动、生活在“历史”上便不留痕迹,等于没有发生,等于不曾存在。就这一点来说,历史是残酷的,也是势利的。因为它记录下的通篇都是帝王将相、英雄豪杰、叱咤风云的“大人物”,而“芸芸众生”则很难进入历史。因为“引车卖浆者流”原本就不会写,他们的喜怒哀乐、衣食住行······真实生活很难被记录,即便偶有成文者,也难以被刊载,无法成为“文献”。然而“社会生活”却正是由这些不被记录、数也数不清的“小人物”的日常生活组成的。而且,实际生活中更多、更普遍的“生活场景”没有也很难有文献记录,所以仅有文献资料远远不够。因此,写出真实的经历,把真实的历史留给后人,是每个“过来人”的责任。
      
    但令人遗憾的是,由于这些不被历史记述,无法被历史表现,所有这些正随着时间的流逝而与那段生活一起被人忘却。当真正的生活被忘却时,一种虚假的“过去”便乘虚而入。有人出于种种目的,虚构关于那段历史的“光荣”“崇高”,以“激情”“峥嵘”来概括那一段浩劫,甚至以历经“苦难”后的个人的所谓“成功”“辉煌”,来为苦难本身、苦难的制造者涂抹一番,甚至歌功颂德。
      
    当遗忘发生后,针对现实问题的解决方案、为未来寻找方向的参照系就会发生混乱。80年代,人们对文革灾难记忆犹新,总体而言又是改革开放扬帆启航、各阶层不同程度获益、充满希望的年代,因此人们对“文革”如遇瘟神,避之惟恐不及。几次带有文革色彩的“不是运动的运动”,在上下共同抵制下,不是半途而废,就是最后仍要高举改革大旗,事实上否定文革。但是,随着改革进入“深水区”而应该随之而来的政治体制改革并未如期而至,由此造成的社会问题、社会矛盾越积越多,越来越尖锐。人们对现实弊病的“痛感”总是深于对过去的感受,尤其因政治体制改革滞后于经济体制改革又产生了严重的分配不公、诚信缺失、贪污腐败等问题时,如何克服这些弊病、甚至思考中国向何处去时,那种变形的“文革记忆”自然容易成为相当多一些人赞成的选项,并未因文革受到根本性损害的符号化的毛泽东,反过来成为为肯定、赞扬文革的权威资源与符号。历史健忘症与现实问题的严峻性这二者间的“互补”“互动”,使文革悲剧重新发生的可能陡然而增。
      
    问题的核心是处于转型过程中的中国如何选择自己的参照系。是深化改革,向前进入以制度制约权力为核心的政治改革之深水区,还是向后退,回到以“运动”方式来解决这些问题。共和国成立以来的一系列运动、尤其是集运动之大成的“文革”说明,对社会问题的“运动式解决”只会产生更大的问题、弊病甚至灾难。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一个民族要避免重蹈覆辙,千万不能“失忆”。
      
    要避免文革成为中国未来的选项,首先当然要以对社会、民族负责的态度直面历史、坦然对真相,克服集体“失忆”,将文革的脓液彻底挤出。要相信,几十年后的今天,人们会更加冷静客观地看待过去,更理性对待过去的“恩怨”。而且,只有有真相才可能有真正的和解。更重要的,还是要从制度层面克服越来越严重的社会问题。没有民主、法治,腐败难以制止,社会问题将越来越严重,这正为文革重演提供了土壤。
      
    问题的严重性更在于米兰·昆德拉提出的一个观点,即集体遗忘与道德堕落之间有内在的联系,是道德堕落的深刻原因。他在《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中写道:由于遗忘的天性,“对希特勒的仇恨终于淡薄消解,这暴露了一个世界道德上深刻的堕落。这个世界赖以立足的基本点,是回归的不存在。因为在这个世界里,一切都预先被原谅了,一切皆可笑地被允许了”。这段名言,深刻揭示了人类道德堕落的基本根源。进一步说,人类总想摆脱历史的重负而轻松自在。但是,当摆脱一切历史记忆之后,“人变得比气还轻,会高高地飞起,离别大地亦即离别真实的生活。他将变得似真非真,运动自由而毫无意义。”(米兰·昆德拉:《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作家出版社1991年版,第2-3页)这便是“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的原因所在。
      
    恢复“文革记忆”是研究、反思文革的基础,关系到解决当下问题与寻找未来方向的参照框架,更关系到民族的道德重建。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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