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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天石:蒋介石父子招抚台独“大统领”廖文毅始末
(博讯北京时间2016年4月26日 转载)
    
    来源:共识网 作者:杨天石
    

    摘要:蒋介石、蒋经国坚决反对台湾独立运动。在岛内,逮捕其招兵买马、密谋骚乱的成员;在岛外,积极向日、美政府交涉,封堵其国际活动;主要精力则集中于分化、策反、招抚其在日本的组织和成员。
      
    
内容提要:廖文毅是台湾独立运动的倡始者。他认为“台湾人”是原住民、西班牙人、葡萄牙人、荷兰人、日本人的“混血”,是介于西方与东方人之间的“独立的种族”,主张“集中遣返”抗战胜利后抵达台湾的“中国人”。曾先后组织“台湾再解放联盟”和“台湾民主独立党”。1956年在日本东京成立“台湾共和国临时政府”,任“大统领”。
      
    蒋介石、蒋经国坚决反对台湾独立运动。在岛内,逮捕其招兵买马、密谋骚乱的成员;在岛外,积极向日、美政府交涉,封堵其国际活动;主要精力则集中于分化、策反、招抚其在日本的组织和成员。1965年,廖文毅和台湾当局达成协议,放弃台独活动,回到台湾。1965年出任曾文水库兴建委员会副主任,做了一件有益于台湾人民的好事。其间,曾检举继续从事台独活的人员,表明确有悔改之意。
     
    
蒋介石主张中国统一,长期反对台湾独立运动。早在抗日战争胜利之初,原日军参谋少佐中宫悟郞与牧泽义夫不甘心失败,即串联少数台湾人士,谋划台湾独立。1945年11月,蒋介石致电台湾省行政公署主任陈仪,要他注意侨居台湾的日本人“策动台湾独立运动”的企图,指出其方式为“宣传中国政治腐败,使台民对祖国印象改观”。[1]1950年,廖文毅的“台湾再解放联盟”由香港迁移日本,成立“台湾民主独立党”。1956年1月,蒋介石警告日本:“容纳乱台叛徒廖文毅等之组织,实为不友义之举”。[2]同年,蒋介石得知台湾原抗日运动领袖林献堂曾一度在日本致书美国国务卿杜勒斯,“主张台湾由台人自治与独立”,“反对国民党与共产党统治”,非常愤怒,斥之为“奴隶成性,惟利是求,绝无国家观念”,决心“设法防制”。[3]这以后,蒋介石、蒋经国父子一直将反对台湾独立运动视为国民党的一项重要工作,其中,招抚“台湾共和国”所谓“大统领”廖文毅是成功之举。
      
    在台湾,廖文毅被视为台独运动的老祖宗,有几本相关著作。一类属于口述史、回忆录。如:台独运动成员黄纪男的《老牌台独黄纪男泣血梦回录》(台北,独家出版社,1991),是个人回忆;张炎宪等编《台湾独立运动的先声——台湾共和国》(台北,财团法人吴三连台湾史料基金会,2000)是对廖史豪、廖菊香、林奉恩等相关人员的采访;李世杰原系国民党台湾当局侦察台独运动的情报人员,其所著《台湾共和国临时政府大统领廖文毅投降始末》(台北,自由时代出版社,1998)是对于自身工作的追述。另一类属于研究著作,其重要者,论文有陈正茂《战后台独运动先驱——廖文毅与“台湾再解放联盟”初探》(《台北城市大学学报》第35期),专著如陈庆立《廖文毅的理想国》(台北,玉山社,2014)等。在大陆,有涉及相关内容的著作或论文,至于专著或专题论文,似尚未见。
      
    一、廖文毅其人与“台湾再解放联盟”
      
    廖文毅(Thomas W. I. Liao),台湾云林县西螺镇人。祖籍福建漳州。生于1910年3月22日,出身大地主,有土地“数千甲”,年收租几百万担,是“台南州数一数二的富人”。[4]其父廖承丕,日本统治台湾时期,任西螺区区长。廖文毅是家中老三,于1923年进入淡水中学读书。1925年进入日本京都同志社中学部。两年后,进入南京金陵大学工学院机械系。1932年赴美留学,先后进入密西根大学、俄亥俄大学,获工学博士学位,是制糖专家。1935年归国,任浙江大学工学院教授兼主任。卢沟桥事变爆发,一度任国民政府军政部兵工署上校技正。
      
    1945年抗战胜利,台湾光复,廖文毅任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工务处技正,兼台北市工务局长、工矿处接受委员。他创立“台湾民族精神振兴会”、“台湾宪政会”,自任会长。10月25日,创办综合性刊物《前锋》杂志,发表《告我台湾同胞》,欢呼台湾“回到祖国”,主张“我们不可忘记,我们是遗传着大陆民族的血统”,期望“台湾和大陆融合变成一体”。[5]1946年,廖文毅改任台北市公共事业管理处处长。8月间,参加国民参政员竞选,廖得13票,因其中一票“廖”字弄脏,在抽签中落选。[6]11月,参加国民大会代表选举,再次落选。这使廖文毅对国民党的统治滋生不满。
      
    1947年1月1日,国民政府通过《中华民国宪法》,廖氏随之成立“自治法研究会”。他批评这部宪法“中央集权化——将来必须争取更民主化”。他鼓吹“台人治台”,“联省自治”,成立“中国联邦”。[7]2月24日,廖文毅与其兄廖文奎到上海,准备成立《前锋》杂志上海分社。到上海后三天,台湾爆发二二八事件。廖文毅于3月4日代表“台湾革新协会”等六个同乡团体组成“台湾二二八惨案后援会”,发表《告全国同胞书》。3月9日,赴南京向国民政府请愿,提出“立即允许台湾地方自治,省县市长一律民选”以及“惩罚陈仪”、“反对派遣军队镇压”等5项要求。4月18日,廖氏兄弟被陈仪列入30人的《二二八事变首谋叛乱在逃主犯》名册,受到台湾高等法院检察处和上海警备司令部的通缉。[8]自此,廖文毅迅速走上台独道路。
      
    1947年6月,廖氏兄弟等5人在上海筹组“台湾再解放联盟”。廖文奎以“联盟”名义投书上海英文刊物《China Weekly Review》,批评继任的台湾省主席魏道明的贪污政治。[9]7月,廖文毅会见美国派到中国来的特使魏德迈,提交《处理台湾问题意见书》,要求台湾派代表参加对日和约会议,同时要求将台湾暂置于联合国的托管之下,以2至3年为限,举行公民投票,决定台湾属于中国,脱离中国,或完全独立。10月,廖文毅和新自台湾到沪的嘉义人黄纪男等,在上海举行外国记者招待会,黄以英文演说,宣扬台独主张。11月初,廖文奎和黄纪男一起到南京,会见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要求司徒转请美国政府,向联合国提案,由联合国在台办理“公民投票”,决定台湾前途。司徒表示:“台湾独立是一条漫长艰苦的道路,但值得去奋斗。”[10]
      
    廖文毅在受到通缉后,即逃亡香港。1948年1月,黄纪男到香港,与廖文毅会合,二人发生争辩。黄主张“台湾独立”,廖主张“联省自治”,结果廖为黄说服。[11]不久,二二八事件周年纪念,廖文毅与黄纪男等24人在香港九龙半岛酒店集会,正式成立“台湾再解放联盟”。据黄纪男称,其意为:国民党由日人手中接受了台湾,但因其贪污腐败,所以台湾人必须自己再解放一次。[12]该联盟由廖任主席,黄任秘书长,下设总务、宣传、文化、经济、组织、服务等6组。组长分别为石霜湖、廖文毅、苏新、陈梧桐、萧来福、陈长观。其中,石、苏、萧均为台湾共产党党员。不过,他们很快就和“联盟”分道扬镳,各自走路。[13]
      
    台湾再解放联盟成立后,一面着手在岛内建立地下组织,一面计划游说联合国。黄纪男自香港回到高雄,担任“台湾再解放联盟台湾支部长”,以廖文毅的侄子廖史豪为副。其主要任务是游说台湾省籍名流,鼓吹台湾独立,发展成员。后来则进一步发展为台湾民主独立党台湾地下工作委员会。
      
    廖文毅的主要活动为多次向联合国上书。
      
    1948年9月1日,廖文毅自称为了台湾650万人的利益,代表台湾再解放联盟和台湾独立同盟、台湾青年同盟等9个团体,致函联合国及主要会员国,提出5项要求,其前3项为:1、为准备公民投票计,由联合国指派一支非中国人的治安武装,在1948年年底前,开始占领台湾及澎湖各岛。2、由联合国督导,成立一个由台湾人组成的台湾临时政府执政,自1948年底开始,为期一年。3、在1945年8月15日以后抵达台湾的中国人,不论职业为何,应一律集中遣返。[14]
      
    其后,廖文毅以台湾再解放联盟等团体的名义,陆续发布三份声明书:
      
    1、致巴黎联合国大会(1948年11月7日),声称“台湾目前仅仅只是由中国暂时托管,而不是中国领土。”
      
    2、向全世界的抗议书(1948年12月10日),反对“中国国民政府迁往台湾,将台湾变成他的内战基地”。
      
    3、致联合国大会(1949年3月20日),要求次年4月,在(台湾)成功湖召开联合国大会,提出台湾问题案,并在联合国严格监督下,举行公民投票。[15]
      
    廖文毅一面向联合国呼吁,一面则将活动目标设定于菲律宾、新加坡、日本和在日本的盟军总部。
      
    1948年春,廖文毅赴菲律宾,会见总统季里诺(Quirino),要求准许其在菲居住,从事台湾独立活动,同时吁请菲律宾向联合国提案,讨论台湾问题,季里诺当即告诫廖文毅不得在菲律宾从事任何政治活动,避免发表任何反对台湾当局的言论。[16]
      
    1948年7月1日,廖文毅派黄纪男等人偷渡赴日,会见日本首相芦田均。当时,日本正处于盟军占领之下。芦田均表示无法相助,要黄直接会见盟军统帅麦克阿瑟。黄纪男继而会见合众社日本支社社长,将《台湾独立宣言》交其发表。8月23日。合众社以美国驻台湾记者名义发表关于台湾独立运动的报道,声称其总部设在日本,其目的在争取国际支援,出席对日和会,要求联合国举行公民投票,决定台湾前途。报道并称:处理台湾,应与处理朝鲜相同,台湾应成为独立国;台湾人民系混血种,与其任何邻近国家并无自然关系。9月22日,合众社再次发表报道:“活动于日本之台湾地下组织,正准备致联合国一请愿书,请求联合国军队占领台湾,以待举行公民投票,决定台湾将来之命运。”[17]此外,黄纪男还会见盟军统帅麦克阿瑟,递交《请愿书》。麦克阿瑟告诉黄纪男:国民党已经派特务到东京,准备实施逮捕,自己也已经答应。东京有中国代表团,特务人员多,建议黄到京都、大阪、神户、九州和日本东北等地,向旅日台湾同乡游说。[18]
      
    二、 《台湾的声音》——廖文毅进行台独活动的理论基础
      
    1949年5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即将在北京成立,美国国务院向12个国家征询意见,建议召开会议,就是否承认问题进行评估,制订对红色中国的一致政策。同月30日,廖文毅向美国国务卿艾奇逊致送备忘录,要求“各民主国家必须立即采取联合行动,以防中共对台湾的渗透,挽救岛民免于国民党的暴政与掠夺”,同时要求在未来的国际会议中,邀请“台湾再解放联盟”的代表参加。[19]廖文毅随函附寄其在香港印成的英文小册子《台湾的声音》(Formosa Speaks),全面提出其台独主张。
      
    在《台湾的声音》这本小册子的《引言》中,廖文毅表示将“尽可能发出台湾人悲惨和绝望的声音,希望见到的人,会意识到一个新国家,正在升起的途径中”。通过该书,廖文毅全面提出了自己的台独理论,声称台湾人的理想“既不是中国国民政府所辖的殖民地地位,也不是共产主义下的极权政权,二者都不受台湾人的欢迎”。
      
    《台湾的声音》企图区别“台湾人”与“中国人”,声称“台湾人”不是“中国人”,“台湾人的血统已经与中国人的血统脱离”,是一个“已经成长得与中国人不同的种族”,其“意愿、观念、以及生活方式上已经发展得与中国人大异其趣”。廖文毅甚至说:台湾人“混血”,是原住民、西班牙人、葡萄牙人、荷兰人、日本人的“充分融合”,是一个“已与中国人相隔很远”,“介乎西方人与东方人之间”的“独立的种族”。[20]
      
    他说:台湾人的血统并不像中国人所想的那么纯粹、那么[1] 简单,事实上在自福建与广东的移民中,混合了原住民、1590年首先发现台湾、称这里为“美丽岛”的葡萄牙人,1624年占领台湾南部的荷兰人、1626年占领台湾北部的西班牙人、1895年征服全岛统治直到1945年的日本人的血统。[21]
      
    众所周知,除原住民外,台湾地区居民的大部分来自福建、广东等地。其间,虽有人和外国人通婚,但属于个例。廖文毅夸大事实,将“台湾人”视为多国、多民族的“混血”种,完全是荒唐的虚构。
      
    廖文毅在虚构出混血的“台湾人种”之后,将“台湾人”和“中国人”区别,逐一攻击“中国人”的所谓“劣根性”,例如“无能”、“懒惰”、“专制”、“贪污”、“欺骗”等等,企图以此煽动“台湾人”对“中国人”的仇恨。该小册子说:“台湾人当然痛恨中国人,当成可恨的仇敌。他们一直把外省人叫成‘阿山’,或者‘猪’,全部巴不得把所有外省人都从这个海岛赶出去,也留心这种机会的到来。”[22]小册子中,廖文毅甚至否认中国人民英勇的抗日战争和战后光复台湾之间的关系,声称“将台湾自日本帝国分离,中国在直接方面,一点功劳都没有。如果不是美国军力的支援,中国打赤脚,想要用阳伞当降落伞的兵,怎么能平平安安占领台湾这个海岛?”
      
    在小册子的“引言”中,廖文毅称:“西太平洋显然变成了西方民主的前线,如果这一线要固守,就必须防卫台湾。”他要求创造一个“台湾人的民主共和国”,成立包括菲律宾、澳大利亚、印尼、南韩在内的“西太平洋联盟”,防止“赤色帝国主义”入侵台湾。他甚至要求,由联合国派出一支“治安武力”占领台湾,将台湾人从中国人的秕政及压迫下解放出来。[23]
      
    在小册子中,廖文毅吹嘘,在台湾和海外,台湾再解放联盟已有会员30万人,而实际上,连200人都不到。
      
    廖文毅将该小册子寄给美国人,本意是借美方之力,在美国境内出版。但美国只将之收入中央档案机密文件(Confidential U.S.State Department Central Files),储存起来。一直到1957年夏,廖文毅在日本,才将之修改,由杨逸舟翻译为日文,定名为《台湾民本主义》,由台湾民报社出版。
      
    三、廖文毅在日成立“台湾共和国”,台湾当局一再要求日方禁止
      
    侨居香港的台湾人较少,加之香港当局多次通令,禁止侨民从事政治活动。1948年底,台湾再解放联盟只剩下可怜的5个成员,而当时在日本的台籍侨民则约在2万5千人以上。1950年2月,廖文毅将“联盟”由香港偷偷地迁往日本,谋求更大发展。同月28日,廖文毅在东京成立“台湾民主独立党”,廖当选主席,拟于3月18日公开演讲。但是,廖以假名非法入境,3月16日,当时中国驻日代表团团长朱世明访问盟军总部,要求取缔。17日,盟军总部逮捕廖文毅,处刑6个月,关押于东京巢鸭监狱。[24]4月11日,蒋介石致电朱世明,要求相机与美方交涉,“该逆将来期满遣返手续,应归我驻日代表团侨务处办理”。[25]不过,美国正设法接触在未来可能成为台湾领袖的本土人士,因此,拒绝中国政府要求,在将廖文毅关了差不多7个月之后,于10月12日以“政治亡命者”的身份将其释放。经日本政府特许,廖文毅遂居留日本。
      
    1952年,“世界联邦”在日本广岛召开所谓“第一次亚细亚会议”。1954年11月1日,又在东京召开第二次会议。两次会议,廖文毅均率团参加,要求联合国早日讨论台湾问题。1955年4月18日,亚非会议在印尼万隆开会,廖文毅致函大会,指责蒋政权“非法”占领台湾,实行独裁统治,认为只有台湾独立,亚洲才能和平。该函曾在大会上由印尼首相宣读。7月18日,艾森豪威尔、布尔加宁、艾登和富尔等四巨头在日内瓦举行“最高级”会议,台湾民主独立党向会议提出台湾永久中立的主张。[26]
      
    1955年9月1日,廖文毅在东京散发传单,宣布成立“台湾临时国民议会”。议员24人。以廖文毅为名誉主席,郭泰成为议长,郑万福为副议长,林澄水为事务总长,陈哲民为外交委员长、蔡锦霞为财务委员长。事前,台湾当局曾饬令其驻日“大使馆”向日本外务省提出《节略》,要求设法阻止。《节略》内称:“此辈分子不但对中国政府所持宽容之立场未加理会,抑且以日本作为基地,进行其推翻中华民国政府之非法活动,倘再任其演变,不但妨害中华民国政府之威信,抑亦有害于中日两国之友好关系。”9月1日,台湾当局“外交部”召见日本公使宫崎章,除要求设法制止外,并要求日方“监视伪党集会活动,向我提供情报”。[27]日本外务省答称:“根据日本现行法令,除非发生暴力行为而直接有碍治安者外,无法禁止室内集会”。[28]
      
    同年11月,“临时国民议会”通过“台湾共和国临时政府组织条例”。12月,廖文毅被选为“大统领”,吴振南为“副大统领”,简文介为秘书长。下设“外务省”、“内政省”、“财政省”、“文教省”、“侨务省”、秘密情报部、铨衡委员会等部门。
      
    1956年1月,台湾当局驻日“大使馆”奉命数次派人向日本外务省交涉,外务省仅应允口头劝阻。日本警视厅则托词“格于法令”,不采取行动。1月26日,台湾当局“外交部”召见日本“公使”宫崎,告以廖文毅将在日成立“临时政府”,“我方对此极为重视”,“如日方再予纵容,对我殊欠友好”,要求宫崎致电外务省“协助制止”。
      
    2月7日,台湾当局“总统府”秘书长张群奉蒋介石指示,致函台湾当局“外交部”称:
      
    此事应切实与日方交涉,可告以若放任此种具体之叛乱组织在日本活动,则无异证
      
    实外间谣传日本对台湾仍具野心,望其切实予以取缔,禁止此辈活动。[29]
      
    2月10日,台湾当局“外交部”长叶公超约见日本“驻华大使”堀内谦介,要求禁止廖文毅在日本从事政治活动。叶称:
      
    廖在日本并无正当职业,其居留在日显纯为推行以中国政府为目标之叛乱组织,
      
    日政府如继续准其在日居留,似应以其不作任何政治活动为条件。
      
    叶并称:“台湾过去曾受日本统治,现日政府倘不能制止此种活动,不明真相者或竟因而揣测造谣,中伤中日两国感情。”叶要求堀内转报日本政府,对廖文毅“在日从事本反中国活动,予以有效的制止”。
      
    2月21日,台湾当局新任“驻日大使”拜会日本外务省次官门胁,递交备忘录,重申台湾当局立场,要求日本政府采取与香港政府同样的办法,勒令台湾民主独立党停止活动。2月27日,台湾驻日“使馆”再次派员会晤日本外务省主管,敦促日本政府依照入国管理令及刑法有关妨害国交罪的有关条款,严予取缔。
      
    尽管台湾当局一再向日本外交当局交涉,但都没有产生效果。1956年2月28日,廖文毅在东京举行二二八事件第九周年纪念会,同时举行“台湾共和国临时政府”成立酒会。参加者约120人,其中,有日本人约10名,有三、四个日美记者。会上,宣读“脱离异民族”的所谓《独立宣言》,内称:
      
    我们台湾民族为爱好和平自由的民族,求自由,祈愿和平,谋繁荣之路,以自由、
      
    独立为基础。根据此认识,基于必然之要求,我民族代代为脱离异民族之支配而奋斗。
      
    台湾历史就是台湾民族对异民族支配势力斗争的斗争史。
      
    该宣言声称:“我们对内实行台湾民本主义,对外协调国联,以贡献人类文化,增进世界和平,为我们台湾共和国之权利、义务、使命。”[30]
      
    《宣言》所称“台湾民本主义”系廖文毅同年所著书名,被台独成员称为“建国蓝图”,其中声称台湾人是所谓的“混血的民族”最早见于“台湾再解放联盟”的英文刊物《台湾论坛报》,而被廖文毅所著英文小册子《台湾的声音》(Formosa Speaks)所大肆宣扬。
      
    会后,廖文毅照会日本外务省和各国驻日大使馆,重弹由联合国举行公民投票的旧调。不久,原“临时国民议会”改称“台湾共和国临时国民议会”。9月1日,公布14章、101条的《临时宪法》,决定以“青地白色日月之和平旗”为“国旗”。自此,廖文毅领导的台湾独立运动就政党、议会、政府、宪法、国旗五者齐备,像模像样了。
      
    “临时政府”的机关刊物是《台湾民报》(旬刊),发行的其他刊物、小册子则有《台湾公平报》(月报)、《台湾公论》(月刊)、《自由台湾》《台湾青年》,并以“台湾通讯社”名义发布英文《新闻简报》等,投寄日本外务省、各国驻日使馆、各报馆、通讯社等处。
      
    廖文毅的“台湾共和国”成立于日本,因此,台湾当局继续与日本政府交涉,表明强烈反对的立场。1957年1月14日台湾当局“外交部”次长沈昌焕邀晤日本堀内大使,郑重表明:
      
    日本放任伪党在日活动,充分反映日本对中华民国之不友好与欠缺诚意。中国方面并不要求日方将廖文毅等逮捕送台,亦未请日方将彼等驱逐出境,中国政府仅要求日政
      
    府制止此辈在日本领土内之颠覆中华民国政府之活动,而日本政府始终藉口依法无从取缔,未采取任何行动。日方人士每表示感激我总统与政府对日宽大,而事实上竟对诽谤中国总统,企图颠覆中国政府之廖逆组织,坐视不问,宁非日本对华外交上之一大讽刺!
      
    面对沈昌焕的质问,堀内默然无语,只称:将转报政府。
      
    同年9月初,台湾当局获悉台湾民主独立党在日本发行债券,当即饬令驻日“使馆”向日方交涉制止。日方答称:在日募集公债违反日本法律,如属实,自当依法处理,但不久,日本大藏省表示,台湾驻日使馆提供的“债券”写明“借用”二字,并非公债,不能治罪。驻日“使馆”虽据理反驳,日方则坚持无法治罪,仅允加以警告。关于廖文毅等在日发行不定期刊物一事,台湾驻日“使馆”也屡次交涉,日方均称:战后日本言论、思想、出版极端自由,无法取缔。
      
    1958年,台湾当局“外交部”获悉:有台籍侨民贩毒,资助民主独立党,其“临时政府”的政务委员、财政部长曾炳南本人则因贩毒被捕。台湾当局“外交部”再次饬令驻日“使馆”严重交涉。日方仅表示,正在审理中,尚不能确定有罪与否,将严重警告该党“自行约束”。
      
    同年1958年9月5日,台湾民主独立党在东京新桥举办讲演会。台湾驻日“使馆”向日方致送《节略》,声称室内集会,法律无法阻止;现在公然在室外集会,理应迅予取缔,但日方迄无书面答复。1959年2月27日,民主独立党在东京新桥车站广场举行“二二八革命十二周年暨台湾临时政府成立三周年纪念大会”。次日,又在东京举行酒会。同时,廖文毅等在名古屋、神户、大阪等地举行纪念会,台湾驻日“使馆”派员分别向日本外务省及警视厅要求阻止。日方仍仅答应劝告及监视,不肯出面禁止。
      
    台湾民主独立党成立时,仅十几个人,到1958年,也不过才发展到三十余人。1960年1月2日,廖文毅成立“台湾独立统一战线”,通过《组织宪章大纲》,参加者不限国籍。选举廖文毅为“总裁”,吴振南、张春兴、童一中等人为“最高委员”。
      
    1961年马来亚独立运动领袖拉曼(Rahman)访问日本,廖文毅曾访问拉曼,提议联手合作。不过,马来亚独立是要求从英国殖民主义者统治下求解放,台湾已经从日本的殖民统治下解放出来,回归中国,两者根本不是一回事。因此拉曼和廖文毅未能达成一致。廖提出,如果台湾先行独立,将请拉曼出席观礼;如果马来亚先行独立,希望参加独立盛典。1963年9月16日,原马来亚联邦、新加坡、沙捞越、北婆罗洲四区,合并组成马来西亚联邦,正式宣告独立,廖文毅曾出席典礼。事前,蒋介石得知消息,曾指示“外交部”电令“驻日大使”张厉生照会日本外务省,要求日本政府拒发廖的出入境签证,并将其驱逐出境。台湾当局“外交部长”叶公超也在台北召见日本大使芳泽谦吉,提出抗议。不过,这些都未能阻止廖文毅的吉隆坡之行。
      
    四、国民党坚决镇压岛内的台独活动
      
    自1948年廖文毅在香港组织“台湾再解放联盟”起,蒋介石、蒋经国父子就高度关注廖文毅及其台独活动,命令各情报、治安机关,特别是内政部调查局收集资料,制定对策。当时的中国政府驻日代表团鉴于台独活动在日本逐渐发展,于同年9月28日非正式地通知在东京的盟军总部,声称“在占领下之日本境内,实不能容忍任何有损害盟国之活动存在。”1951年,国民党台湾当局在东京成立“日本工作组”,图谋遏制。
      
    黄纪男、廖史豪等回台后,即处于国民党情报人员的严密监视之中。蒋介石和“总统府机要室资料组主任”蒋经国召集党、政、军、警、特五方高层会议,研判对策。蒋介石等关心:1、台湾独立运动背后,究竟有无外国力量介入?2、对于台湾人民的感染性如何?3、如何截止?关于第一个问题,参会的台湾当局“外交部”及保密局判断,“台湾再解放联盟”极可能有美国人幕后支持。蒋介石指示,责令各情报机构尽量搜集资料,在有确实证据时,研拟因应对策。关于第二个问题,会议决定严禁台独消息外泄。青年党人李万居在台北创办《公论报》,因采用合众社稿件,发表《台湾独立宣言》,被处分停刊5日。关于第三个问题,“外交部长”叶公超、台湾省主席吴国桢都认为,逮捕法办自无不可,但因美国朝野一直批评台湾是警察国家,要估计美国方面可能的反应;台湾保安司令部副司令彭孟辑、保密局局长毛人凤则坚持以“叛国罪”断然处置,送交军法审判。会议决定“依法办理”。[31]
      
    廖史豪自香港回台后,于1949年10月提出组织“台湾人家乡防御军”,其目标为要求在台湾的“国民政府”引退,代之以台独政府。军事组组长锺谦顺则认为,台湾青年大都受过日本军事训练,易于成为台独建国的武力。[32]1950年5月14日,黄纪男被捕,“台湾再解放联盟”台湾支部被破获。接着,廖史豪等6人入狱。至此,台湾再解放联盟的在台力量“已破获殆尽,纵横线索无可尽展”。[33]不久,台湾保安司令部判处黄纪男徒刑12年,廖史豪等三人各7年,许朝卿等三人各6年。至1953年,保安处接到“自首者”检举,廖史豪曾领导另一个名为“台湾民主同盟”的组织,因此,重新起诉,将廖史豪的7年徒刑加判为无期徒刑。
      
    廖文毅在日本成立台湾民主独立党后,蒋经国立即召集各情报、治安机关首长,包括“外交部”情报司、国民党中央海外部等有关人员会商,蒋经国作了5点结论:
      
    1、 廖文毅是失意政客,由于政治欲望未达到,致萌异志。
      
    2、 目前情报过于贫乏,不足以了解整个台湾民主独立党的动向,更谈不上掌握,应设
      
    法深入搜集廖党组成分子的各人资料,以建立情报研判的基础档案。
      
    3、 廖文毅系美国留学生,可能有美国政府的秘密援助。各情报单位应设法查探,究竟
      
    有没有美国官方透过民间幕后支持其活动,特别是有没有提供其“叛乱经费”?
      
    4、 日本虽为战败国,但对台湾存在“幻想”者仍颇有人在。台湾民主独立党与日本人有无何种关联?廖文毅有没有勾结日本失意政客的迹象?
      
    5、 此后各机关呈送台湾民主独立党情报,其机密区分等级,一律列为“极机密”。各单位均指定专人负责处理,以防泄密。负责处理“台独案”人员,应专案报备。
      
    在以上5条中,蒋经国特别重视三、四两点,指示要“密切注意”。[34]
      
    1955年9月1日,廖文毅在东京成立“台湾临时国民议会”,蒋经国急令各情报治安机关:迅即研拟确实有效办法,搜集台湾民主独立党在日本及其他地区之动静态资料,严密防止该党在台湾发展组织,积极布置侦查,务必全力予以扑灭,以防蔓延。
      
    1958年,“台湾共和国”临时政府的“外交部长”陈哲民归顺。8月20日,台湾当局释放黄纪男与廖史豪。1959年,黄纪男主动与在日本的廖文毅联系,在台湾成立台湾民主独立党台湾地下工作委员会。廖文毅通过日本外务省,利用外交邮袋将自己的著作《台湾民本主义》等台独文件寄交日本驻台北使馆,再由使馆交日本《每日新闻》台北特派员转交廖史豪。1960年5月,台湾“国家安全局”局长郑介民报请蒋介石批准,恢复黄纪男的公权,出任华南银行专员。不过,台独的地下工作委员会仍在继续活动,廖史豪、黄纪男、廖文毅的弟弟廖温进、以及彰化人锺谦顺等分别在台北、台中、台南、高雄等地招兵买马,密谋购买武器,抢劫运钞车辆,甚至企图暗杀蒋经国。[35]1962年1月26日,台独地下工作委员会被侦破,黄纪男第二次被捕,全案牵连达一百多人。
     
    五、分化、策反、招抚岛外的台独力量,封堵其国际活动空间
      
    1951年,台湾调查局在东京设立日本工作组,其工作重点为对中共斗争。1956年2月,廖文毅在日本成立流亡政府。调查局负责人季原溥于3、4月之间召集会议,指令日本工作组设法搜集台湾民主独立党在日本的活动情报,汇总研析。当时,蒋介石每周主持“情报会谈”,出席者有“五院”院长、内政、“国防”、司法等部长,国民党中央第二(敌后)、第三(海外)、第六(反统战)各组主任,以及各情报、治安机关的负责人等。廖文毅的台湾民主独立党的动态逐渐成为会议的讨论内容。蒋介石担心廖文毅得到“国际野心分子”的支持,严令调查局设计布建、打入拉出,瓦解台湾民主独立党的组织,因此,对流亡在日本的台湾民主独立党成员进行分化、策反、招抚就成为国民党特务机构的主要工作。
      
    1956年6月,台湾民主独立党中央委员,临时国民议会议员外交委员长陈哲民脱党返台。陈是廖文毅的亲家廖史豪的岳父,早年毕业于厦门大学。回台后,在北投开设雅叙园旅社。
      
    同年12月,台湾民主独立党中央委员、临时国民议会事务总长林澄水“输诚”。他中、英、日文都有较高水准,回台后被任命为华南银行专员,只拿钱,不上班。。
      
    鉴于陈哲民、林澄水二人先后脱党,廖文毅便对台湾民主独立党进行改组,脱卸党魁职务,以“大统领”身份亲自统率“党、政、议会”三个机构。改组后的民主独立党以吴振南为主席,陈春祐(芳生)为副。不过陈春祐就任副主席刚刚一个月,便于1957年2月26日“反正来归”,回到台北,后来被任命为台湾省政府参议。
      
    当年2月28日,台湾民主独立党循例在东京举行二二八追悼会,到会者每人都收到一份陈春祐的脱党声明。紧接着,关西支部长林排、中央委员江来发也于1957年8月先后发表声明,脱离廖文毅的领导。1958年,郑万福、陈金泉、曾炳南、鲍瑞生等四名中央委员另组台湾民政党。到1959年,台湾民主独立党愈加松垮,关西支部、香港支部烟消云散。主席吴振南已在暗中和台湾调查局接触,谈判“反正”条件,其它经过调查局策动,公开脱党,或潜伏内部从事反间活动者,已达18人之多,占该党总人数的百分之五十以上。台湾当局的特务人员笑称:几乎成为国民党的东京支部了。[36]
      
    同时,台湾当局则坚决封堵台独分子的国际活动空间,反对廖文毅访问美国
      
    1957年8月30日,廖文毅应马来亚联邦首揆拉曼之邀,赴新加坡参加独立庆典。携带大量宣传台湾独立的传单,因违反马来亚海关条例,未准携入。廖与拉曼有旧识,他要求拉曼代向亚非会议召集委员会提出申请,结果被邀以观察员身份列席。其后廖文毅派“外交部长”简文介参加在埃及召开的会议,于抵达开罗时被警方拘禁。直至1958年元旦,才由埃警押上飞机,遣返日本。
      
    1958年年初,“临时政府”任命印尼台侨陈智雄为“驻东南亚特使”,向南洋一带华侨鼓吹台湾独立,被印尼政府以间谍罪逮捕,拘禁一年后释放,驱逐出境。日本、菲律宾、泰国、瑞士皆拒绝陈入境。陈再赴日本,被以非法入境罪扣押。台湾当局一面要求日本遣返,一面劝说陈反正。12月,陈在抵达台北时发表声明,悔悟前非。[37]
      
    台湾独立运动的根据地最初在日本。1956年,在美国的台湾留学生中开始发展。林荣勋、陈以德、李天福三人联络少数几个人,成立“台湾人的自由台湾”(Free Formosans’ Formosa),成为在美洲的第一个台湾独立运动团体。该组织于1957年底解散,1958年1月改组,成立“台湾独立联盟”(United Formosans Independence)。
      
    1957年,陈哲民、林澄水、陈春祐相继归顺国民党,在日本的台湾民主独立党进入前所未有的困难窘迫时期。廖文毅为了打开局面,筹划到美国活动。先后投书《华盛顿邮报》及《芝加哥日报》,宣扬台独理念。[38]台湾调查局向蒋介石报告有关消息,蒋指示保密局局长毛人凤询问美方代表梅乐斯少将:廖文毅与美国中央情报局有无关系。梅乐斯坚称绝无关系,保证美国只支持台湾的国民党政府。1958年5月,廖文毅的追随者继续在美国费城等地活动,散发台独宣传品。10月7日,少数台独分子在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发表声明,指责《开罗宣言》是“武断行动”,声称“中华民族血统或中国语言并不能使我们就成为‘中国人’。他们要求美国政府支持“一个独立的台湾”。[39]
      
    鉴于台独分子在美日益活跃。1958年6月,台湾“外交”部门约见美国驻台“使馆”参事奥斯本(Osborn),向其提出:“此等活动究系何方予以支持,实有请美政府有关方面设法注意调查之必要”[40]1959年7月29日,廖文毅取得日本的“再入国许可”,启程赴欧,企图转赴美国活动。台湾当局“外交部”闻讯,电饬驻日、驻美“使馆”向日、美交涉阻止。8月6日,蒋介石批示,要求“外交部”非正式与美国方面商谈处置办法。[41]9月,廖文毅致函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傅尔布莱特(J. William Fulbright)请求协助。同月,美国国务院通知台湾当局,已通令驻外使馆拒绝发给廖文毅签证,但廖文毅则得到国务卿鲁斯克(Rusk)的通知,下次准签。
      
    1961年,廖文毅再次萌生到美国活动的打算。为此,蒋介石批示:
      
    1、 着“外交部”照会日本大使馆,抗议日本政府容许廖文毅以政治难民身分在日本活动。
      
    2、 指示“外交部”照会驻美“大使”向美国国务院提出同样照会,要求拒发廖文毅的入境或过境签证。[42]
      
    6月13日,美国国务院决定,给予廖文毅6个月的一次入境游客签证。[43]19日,台湾当局“外交部”部长叶公超接见美国驻台湾“大使”庄莱德,指出美国国务院的这一决定“在目前国际气氛之下”,“使人怀疑有人欲利用廖某制造两个中国之安排”。叶要求庄莱德立即致电美国国务院,停止执行这一决定。他暗示,台湾当局将向美国政府提出正式抗议。[44]6月20日,蒋介石与宋美龄接见庄莱德,提出严重警告,声称:“廖文毅乃中国之叛徒,多年来匿居日本,鼓吹台湾独立”,“中国政府对于国务院此一举措认为极端严重”。他联系美国与外蒙建交等事件,批评美国政府“不讲原则,不顾情谊,不负责任”,警告说,“吾人亦准备于万不得已时退出联合国。”[45]6月21日,蒋介石与蒋经国谈话,批评美国此举“最不友义”。当时,美国国务院正准备邀请蒋经国访美,蒋介石命其表示拒绝。[46]22日,蒋介石责备美国“不守信约,不尊重我主权,不平等待我,视我为殖民地政府之不如”,要求“行政院”通知美方,蒋经国将不能如期访美。[47]
      
    6月28日,廖文毅宣称,接到美国国务卿鲁斯克函,邀请其赴美讨论台湾问题,同时接到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傅尔布莱特函,声称美国政界已制订三种台湾政策:1、鲁斯克提案,由在台湾的“中华民国”政府与“台独”合作,建立“台湾共和国”。2、史蒂文生提案,由联合国管理台湾,再由现住民投票决定归属。3、傅尔布莱特提案,,承认“台独”流亡政府,建立“台湾共和国”。[48]8月4日,陈诚代表蒋介石访美,在美国的台湾独立联盟曾组织少数人到联合国大厦附近举牌抗议。当时,美国总统肯尼迪企图推行一中一台,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委员长傅尔布莱特邀请台湾反对党领袖到联合国演讲,经人介绍,邀请廖文毅赴美。台湾当局当即表示“严重关切”,交涉结果,美国国务院通令各驻外使馆不得发给廖文毅入境签证。9月,廖文毅经香港飞瑞士等待签证,仍遭拒签。结果,廖文毅经美国移民局安排,仅在纽约机场附近的旅馆住宿一夜,即离开纽约,转飞洛杉矶,在当地移民局人员监视下,换乘飞机,飞返日本。[49]
      
    蒋介石始终对日本和美国支持台湾独立运动保持警惕。廖文毅自美返日后,蒋介石于1962年致电驻日“大使”张厉生,要他“密切注意,尽力防制”,加强对留学生的教育。电云:
      
    据报,廖逆文毅已由美返日,伪党将于二二八有所蠢动,为免混淆国际视听,务希密切注意,尽力防制,并向日政府交涉,对留日台籍学生尤应积极加强组织辅导,免为叛徒所利用,希负责督导有关同志,加强组织,展开对留学生之组训与服务工作,并由中央遴派适当同志,赴日商承进行,即希察照。中正。[50]
      
    1964年2月,日本首相吉田茂访问台湾,蒋介石在日记中书写“注意各点”,其中的一条是“日政府对我称为台湾政府之侮辱”,另一条是“日本培植台湾独立国。”[51]
      
    在美、日之间,这一时期,蒋介石更注意美国。11月8日,蒋介石在日记中提醒自己,应注重美国“对台湾人之鼓动与台湾人之台湾的独立运动之谋略与行动,加以严防”。蒋介石原有亲自访美的计划,至此,决定取消。其12月《反省录》称:“(美)国务院对我彻底消灭与独立台湾之狂妄阴谋,必须时刻戒备,且早作准备,方不为其所乘也。”
      
    六、蒋经国布置招抚廖文毅
      
    自1956年起,调查局及保安司令部即开始从事廖文毅的策反、招抚工作。初时,请廖文毅的80岁的母亲廖陈明镜给儿子寄相片,写信,继之,请从廖集团分化出来的第一人陈哲民给廖文毅写信,均无效。其间(1958年之后),廖文毅的老友、商人刘传能经过调查局同意,到东京会见廖文毅,试着询问他:“你是博士,是有学问、有才能的人,假使有机会让你回台湾去,为我们台湾人做一些实际的贡献,你是不是可以放弃台湾独立的主张?”廖答:“问题没那么简单。”[52]调查局据此判断,廖文毅已经动心。1962年1月,台湾民主独立党台湾地下工作委员会被破获。1964年6月2日,沈之岳出任调查局长。10月29日,台湾警备总部军法处宣布判处黄纪男、廖史豪二人死刑,廖文毅的嫂嫂廖蔡绣鸾等二人有期徒刑15年,弟弟廖温进等8人有期徒刑12年,其他人则分别判处6年、5年徒刑不等。在复判定案之前,蒋经国亲自召见台湾“行政院”政务委员蔡培火、台湾省议会议长黄朝琴、中央党部副秘书长徐庆钟,以及丘念台等人,命他们赴日会晤廖文毅,劝其以拯救黄纪男、廖史豪的性命和系狱重病的嫂嫂廖蔡绣鸾为重,放弃台独,回到台湾。事后,调查局又动员廖史豪的四妹廖菊香到东京传话。廖菊香要求先行保释其母廖蔡秀鸾。1965年5月初,廖文毅回话,愿意谈判。
      
    廖文毅既愿意谈判,调查局局长沈之岳遂决定派第三处处长毛钟新赴日。毛带了廖文毅母亲的录音带,内称:“赶快回来吧,我眼睛看不见了”。[53]。此外,毛钟新还带了蒋经国的三项保证:
      
    1、无条件释放所有与台独有关系的政治犯;
      
    2、归还被没收的财产;
      
    3、政府给予相当地位,如省府重要职务,或台糖董事长。[54]
      
    毛钟新到达东京后,得到廖菊香的妹婿,在日本三菱电气公司任职的陈长秀的帮助,陈劝廖文毅回台看看,说是“如今台湾很进步了,白色恐怖结束了,变很多了。”[55]毛并称:“这是给廖先生最后抉择的机会。如果廖先生不接受,我只好回去报告蒋部长,对廖史豪、黄纪男一案,公事公办。”所谓“公事公办”,其含义廖文毅当然明白,他几乎没有多大犹豫,就全部接受。他要求得到某种保证,毛通过驻日大使张厉生向台北请示,蒋经国答应由毛与廖签署协议书,交由廖所同意的政坛要人保管。据说。此项文件后由张厉生交日本政要岸信介保管。
      
    协议既成,一方面廖文毅接连三个晚上与郭泰成、简文介密商后事,一方面沈之岳立即向蒋经国报告,蒋经国立即向蒋介石报告。
      
    1965年5月14日,廖文毅随毛钟新自东京飞返台北。起飞后发表简短书面声明,声称“迩来烽火日亟,世变日殷”,“决心放弃台湾独立组织活动,响应蒋总统反共建国联盟号召,剑及履及,离日返台,贡献所有力量”。[56]此声明由廖本人起草,经毛钟新、张厉生等人审定。
      
    据廖史豪说:当时岸信介和美国人傅尔布莱特都劝廖文毅回台,他们说:“不要紧,你回去,只要回去,不须要做任何事。只要你人在台湾,将来若情势有变化,台湾独立,就可以发生作用。”[57]廖史豪所说,似乎有意在为廖文毅的回台辩解。一个日本人,一个美国人,同时对廖文毅如此表态,可能性不大。
      
    七、廖文毅放弃台独,返回台北
      
    廖文毅于5月14日晚9点到达台北松山机场,沈之岳、亚盟中国总会理事长谷正纲、国民党中央党部副秘书长徐庆钟、前台湾省议会议长黄朝琴等到场欢迎。廖文毅在机场首先表示感谢蒋介石允许他归来的“美意”,声称“过去的那种愚昧主张,已随着他的归来告一结束,今后,将在总统的领导下,为反共复国贡献他的力量。”[58]他自我批判其台湾人是“混血民族”的错误理论,声称:“台人本是中华民族的一部分,同属炎黄后裔,台省同胞都自中原而来,有千百年系统可考。”[59]5月15日,《中央日报》发表社论,表扬廖文毅的归来“勘破了一个幻想——两个中国的幻想;纠正了一个错误——台独运动的错误”。社论号召“以团结对分化”,声称“台海同胞是炎黄华胄的嫡亲儿女,并且是民族思想的重要策源。任何人不能分化我们的骨肉,任何方法亦没有分化我们的效用。”[60]一时之间,台湾岛内、香港以至美洲的各华文报纸纷纷发表社论,评述此事。《新生报》称:“中华民族是不可分的”,“炎黄子孙终是炎黄子孙,中华民族终是中华民族”。[61]《公论报》称:“所有黄帝子孙的生死、荣辱、休戚是一体的”,“一个民族分裂为两个以上的国家无害的理论是绝对错误的”。[62]《星岛日报》更直接指出:“许多日本政客及其他人士,仍存觊觎之心,他们不敢明目张胆地主张侵略或吞并台湾,于是便想培植一些傀儡爪牙”,“间接进行对台湾再占领的阴谋”。[63]
      
    5月16日,廖文毅回到云林西螺镇故里。其母已年过九十,两眼失明,长期卧病。为了等候分离18年的幼子归来,这天特别挪到客厅前的躺椅上。据报道,廖文毅入门后,立即奔向中堂,跪到母亲面前,叫了一声:“阿母,我回来了。”其母也只说了一句话:“阿志,你终于回来了。”见过母亲之后,廖文毅又到位于西螺郊区的祖坟前祭扫,献花、祈祷。当日,遵沈之岳之命,返回台北。[64]
      
    5月17日,蒋经国在“国防部”月会上训话,声称台湾民主独立党是“台湾独立”运动的中心,“最近廖文毅悔悟归来,这是政治上很大的事情”,但仅仅“解决了一部分”,“思想与组织还未能彻底的根绝”,要号召其余的台独分子都回来。[65]18日。蒋经国接见廖文毅,告以廖史豪、黄纪男、廖温进已呈报蒋介石,依法赦免,并予复权,廖蔡绣鸾原处没收财产,免予执行。[66]19日,国民党中央第六组召开会议,拟具《廖文毅反正归来后在心战工作上应有之运用要点》,提请核议。[67]
      
    7月2日,蒋介石接见廖文毅。廖表示:台湾进步很大,“远东第一,比日本还好。我们的工业也欣欣向荣,水力发电和道路桥梁的建设,都为工业的发展奠定了很好的基础。”当蒋介石听说廖文毅才56岁时,便鼓励说:“那你还有很多时间为建设台湾、反攻大陆作很多事情。”[68]次日,蒋介石亲自致函廖文毅,表示慰勉。[69]
      
    廖文毅回到台湾之后,即陷入各种欢迎、接待和参观中。当时,台湾正处在经济起飞初期阶段,对现状,廖文毅是满意的。他表示:“短短的二十年中,有这样辉煌的建设成果,实是令人惊异,也是可以与欧美最先进的国家媲美的,这种趋势继续保持下去,台湾一定可以很快的成为中华民国一个最现代化的模范省。”[70]
      
    廖文毅的回归给台湾独立运动以沉重打击。5月18日,“台湾共和国临时政府港澳办事处”宣布解散。1966年4月12日,仅有4个成员、离开台湾25年的台湾民政党委员长郑万福回到台北,廖文毅前往接机,为之设宴洗尘,并称:背弃祖国,“去搞什么台湾独立,毫无前途可言,他紧跟着我回来,可以说是醒悟及时。”[71]其后,“台湾共和国”的“副大统领”、党主席、评议会议长吴振南也接着回到台湾,在蒋经国陪同下会见蒋介石。
      
    八、台湾当局任命廖文毅为曾文水库兴建委员会副主任
      
    1965年10月31日,台湾嘉义、台南交界处的曾文水库开工。12月,台湾当局任命廖文毅为曾文水库兴建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主任委员则由台湾省政府主席兼任。廖文毅虽是几位副主委之一,但负实际责任。他觉得能有机会为家乡父老效力,非常兴奋。[72]同月13日,廖文毅到台湾省政府报到。次年1月15日,廖文毅到工地上任。该水库是当时台湾第一大的水利工程库,总预算61亿,计划六年完成。届时,面积将达17平方公里,蓄水量7亿零8百万立方公尺,对于嘉义及台南地区具有灌溉、防洪、发电、旅游等多项效益。其第一导水隧道长1250公尺,第二导水隧道长1083公尺,开挖直径均为15公尺。在两条导水隧道之间兴建的地下水力发电厂,每年可发电2亿1千8百万度,供水量可从5万4千吨增加至近23万吨。自此,廖文毅除外出接洽公务,在台北水库建设委员会办公室办公,回台北士林住宅休息外,每月在工地18天,连故乡西螺都很少有时间回去看看。
      
    1969年1月19日,蒋介石视察曾文水库,未见廖文毅。2月7日,蒋介石特别在台北接见廖文毅,询问水库建设、地方工业及民间生活。当日下午,廖文毅即乘机南下,赶往工地,接待“立法院”委员参观。
      
    廖文毅对当时的台湾社会状况和自己的新工作都比较满意,声称台湾社会安定,治安情况良好,是“世界许多国家与地区所赶不上的”。[73]他自称“得到了人间的温暖”[74]。1970年,水库首期工程完成,廖文毅表示:“现在已深深的喜欢上曾文水库这个地方。”还表示,目睹上下蓬勃奋发的气象,“无形中也感到自己年轻了许多”,“回忆以前在国外的灰暗岁月,实在与在祖国的生活情况有天渊之别”。[75]
      
    从廖文毅进入曾文水库兴建委员会起,调查局就派第三处科长施子纯担任安全室主任,监视廖文毅的言行。1967年6月,沈之岳报请蒋经国批准,以黄纪男为水库兴建委员会额外专员,其任务也是监视廖文毅,报告其言行。某日,台独重要成员彭明敏与黄纪男聚会。彭对黄说:“你叫廖文毅辞职,什么副主任委员,一点权力都没有!”其后,黄纪男向廖文毅转述,廖文毅则向调查局沈之岳报告,由此引发黄纪男的第三次被捕。[76]1972年,黄纪男以阴谋暗杀蒋经国罪被起诉,判处15年徒刑。
      
    廖文毅为了避免和当时台湾正在兴起的党外运动人士接触,他甚至卖掉在台北的房子,搬到台中居住。他向沈之岳报告彭明敏的言论,说明这时确已和台湾独立运动脱离关系。自此,黄纪男认为廖文毅“出卖同志”,非常痛恨他。
      
    曾文水库位于台湾关子岭地震中心,施工难度较大。至1973年4月28日,第二号隧道封口蓄水,蒋经国亲临现场观看。至此,水库已施工5年6个月,完成计划的96%,预计整
      
    个工程将在10底完工,超出预定进度一年,还可结余工程款2亿多元。廖文毅认为该水库的建设,不论在技术施工、品质管制和预算执行等方面,“均属世界第一流的水准”。[77]
      
    廖文毅自日本返台,脱离台独后,没有参加蒋介石、蒋经国所鼓吹的“反共复国大业”,而是参加曾文水库的建设,做了一件有益于台湾人民的好事。
      
    曾文水库完工后,廖文毅调任台中港筹建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他一再向蒋经国表示,对台中港的工作无兴趣,被任命为华南银行常驻监察人。他还曾被张其昀聘为中国文化大学化工研究所所长,并曾准备捐资新台币30万元。
      
    廖文毅晚年,与台湾原住民泰雅族的一位女子同居,此女被怀疑为台湾当局调查局所派。此后,廖文毅的健康日益恶化,首先失明,继而中风。1986年5月9日,因肺炎病逝世于台北。有人怀疑为特务所毒,但缺乏有力证据。
      
    附记:本文写作中,承台湾中研院朱浤源教授、杨钦尧博士惠赠黄文范译《台湾的声音》打字本,承林弘毅先生复印赐赠日文本《台湾民本主义》,谨此致谢。
      
    (作者杨天石,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文章原载《近代史研究》2016年第2期)
        
    [1]《蒋中正电陈仪》(1945年11月20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文物”,002-090106-00002-205。
      
    [2]《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56年1月14日,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档案馆藏,以下均同,不一一注明。
      
    [3]《蒋介石日记》,1956年3月17日。
      
    [4]张炎宪、胡慧玲访谈:《廖史豪访谈录》,张炎宪等编:《台湾独立运动的先声——台湾共和国》,台北,财团法人吴三连台湾史料基金会2000年版,第17页;张炎宪、曾秋美访谈:《林奉恩访谈录》,同上书,第299页。
      
    [5]《告我台湾同胞》,《前锋》创刊号,1945年10月25日。
      
    [6]参见李世杰《台湾共和国临时政府大统领廖文毅投降始末》,台北,自由时代出版社1988年版,第50页。
      
    [7]《新人、新年与新政》,《前锋》第11期,1947年1月1日。
      
    [8]《保密局呈蒋中正台独活动》,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文物”,002-080200-00335-029。
      
    [9]参见《廖史豪访谈录》,张炎宪等编《台湾独立运动的先声——台湾共和国》,第34页。
      
    [10]李世杰:《台湾共和国临时政府大统领廖文毅投降始末》,第57页。
      
    [11]黄纪男:《老牌台独黄纪男泣血梦回录》,台北,独家出版社1991年版,第188-189页。
      
    [12]《黄纪男访谈录》,张炎宪等编:《台湾独立运动的先声——台湾共和国》,第95页。
      
    [13]据苏新《愤怒的台湾》称:同年4月至5月,廖文毅还曾组织“台湾民众联盟”,出版小册子《台湾的出路》,其基本纲领为:“推翻蒋政权在台的反动统治,建立代表台湾各阶层人民利益的民主独立政府,待整个中国政治确已走上民主轨道之时,依人民投票,以联邦之一单位加入中国民主联邦”,香港,智源书局1949年版,第160-161页,转引自施正锋编《台湾民族主义》,台北,前卫出版公司1995年版,第198页。是否有此组织,待考。
      
    [14]Formosa Speaks,台北中研院欧美研究所藏缩微胶卷:Kesaris, Paul ed., 1985,Confidential, U.S. State Department Central Files:Formosa,1945-1949,890A.00/6-249。该件经黄文范译为《台湾的声音》,有打字本,上引内容,见第1863页。
      
    [15]黄文范译《台湾的声音》打字本,第1873、1976、1883页。
      
    [16]《伪党在其他地区活动情形》,见《伪‘台湾独立党’案交涉经过说帖》,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廖文毅案,819/0030。
      
    [17]薛岳:《台湾独立运动与国际阴谋》(1948年11月14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文物”002-080200-00335-029。
      
    [18]《黄纪男访谈录》,张炎宪等编:《台湾独立运动的先声——台湾共和国》,第101-102页。
      
    [19]《香港美国总领事馆致南京大使馆文》附件一《廖文毅致谢伟思》,又,附件二《廖文毅致艾契逊国务卿备忘录》,见黄文范译《台湾的声音》中文打字本,1809-1812页。
      
    [20]黄文范译《台湾的声音》,中文打字本,第1827、1864、1944页。
      
    [21]黄文范译《台湾的声音》,中文打字本,第1833 页,另见1822、1834、1947页,不一一引证。
      
    [22]黄文范译《台湾的声音》,中文打字本,第1860页。
      
    [23]黄文范译《台湾的声音》,中文打字本,第1819-1821页。
      
    [24]《廖文毅非法入境》,台北《中央日报》,1940年3月15日;《廖文毅处刑六月》,台北《中央日报》,1950年3月23日。
      
    [25]《蒋中正致朱世明》,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文物”,002-090103-00007-072。
      
    [26]参见张炎宪《廖文毅、台湾共和国与岛内活动》,《台湾独立运动的先声——台湾共和国》,第1-18页。
      
    [27]《伪党在日活动与我方对日交涉经过》,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廖文毅案,819/0030。
      
    [28]参见《驻日大使馆呈外交部》(1955年8月30日),台湾,“档案管理局”藏,“外交部档案”,A303000000B/0044/006.3/003/1/013。
      
    [29]《伪党在日活动与我方对日交涉经过》,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廖文毅案,819/0030。
      
    [30]《台湾共和国独立宣言》,《台湾民报号外》,1956年2月28日。
      
    [31]李世杰:《台湾共和国临时政府大统领廖文毅投降始末》,第66-68页。
      
    [32]参见陈正茂《战后台独运动先驱——廖文毅与“台湾再解放联盟”初探》,《台北城市大学学报》第35期,2012年5月,第368页。
      
    [33]参见《为办理台湾再解放联盟分子案情请鉴核由》,台北“国史馆”藏,“蒋经国总统文物”,005-010100-00050-012。
      
    [34]李世杰:《台湾共和国临时政府大统领廖文毅投降始末》,第77-78页。
      
    [35]《廖史豪口述》,张炎宪等编:《台湾独立运动的先声——台湾共和国》,第63页。
      
    [36]李世杰:《台湾共和国临时政府大统领廖文毅投降始末》,第92页。
      
    [37]《伪党在其他地区活动情形》,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廖文毅案,819/0030。
      
    [38]FormosaReferendum ,The Washing Post and Herald, April 7,1957;Plea from Formosans in Exile, Chicago Daily News, May 17,1957.
      
    [39]《匿名台湾人在美散布宣言》,央秘参(47)第1595号,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廖文毅案,819/0030。
      
    [40]《许绍昌报告》(1958年6月16日),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廖文毅案,819/0030。
      
    [41]《伪党在日活动与我方对日交涉经过》,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廖文毅案,819/0030。
      
    [42]李世杰:《台湾共和国临时政府大统领廖文毅投降始末》,第270-271页。
      
    [43]《叶公超致台北外交部次长电》(1961年6月13日),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廖文毅案,819/0030。
      
    [44]《外交部致驻美大使馆电》(1961年6月19日),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廖文毅案,819/0030 。
      
    [45]《总统与夫人接见庄莱德大使谈话要点》(1961年6月20日),台北“国史馆”藏,“蒋经国总统文物”,005-010205-00085-003;参见《蒋介石日记》,1961年6月20日。
      
    [46]《蒋介石日记》,1961年6月21日。
      
    [47]《蒋介石日记》,1961年6月22、23日。
      
    [48]《傅尔布莱特致廖文毅函》,转引自《外交部致驻联合国常任代表蒋廷黻电》(1961年7月1日),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廖文毅案,819/0030.。
      
    [49]《部长接见日本驻华大使井口贞夫谈话记录节要》(1962年2月17日),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廖文毅案,819/0030 ;陈铭诚《海外台独运动40年》,台北,自立晚报社文化出版部1992年版,第9-10页。
      
    [50]《蒋中正致张厉生电》(1962年2月26日),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廖文毅案,819/0030。
      
    [51]《蒋介石日记》,1964年2月22日。
      
    [52]李世杰:《台湾共和国临时政府大统领廖文毅投降始末》,第237页。
      
    [53]张炎宪、胡慧玲访谈:《廖菊香访谈录》,张炎宪等编:《台湾独立运动的先声——台湾共和国》,第401页。
      
    [54]《廖史豪访谈录》,张炎宪等编:《台湾独立运动的先声——台湾共和国》,第71页。
      
    [55]《廖菊香访谈录》,张炎宪等编:《台湾独立运动的先声——台湾共和国》,第403、407页。
      
    [56]李世杰:《台湾共和国临时政府大统领廖文毅投降始末》,第299页。
      
    [57]《廖史豪访谈录》,张炎宪等编:《台湾独立运动的先声——台湾共和国》,第78-79页。
      
    [58]《廖文毅昨自日来台》,台北《中央日报》,1965年5月15日。
      
    [59]《廖文毅觉醒来归的意义——事实证明“台湾独立”只是海市蜃楼的幻景》,《工商日报》,1965年5月18日。
      
    [60]《欢迎廖文毅博士归来》,台北《中央日报》,1965年5月15日。
      
    [61]《人性和理性的呼唤——论“台独”运动及其组织的自生自灭》,《新生报》,1965年5月22日。
      
    [62]《迷途者的榜样——论海外台独分子相继反正》,《公论报》,1965年5月20日。
      
    [63]《廖文毅迷途知返》,《星岛日报》,1965年5月18日。
      
    [64]《廖文毅昨返乡省亲》,台北《中央日报》,1965年5月17日。
      
    [65]《部长主持国防部扩大纪念周训话记录》,台北“国史馆”藏,“蒋经国总统文物”,005-010503-00036-002。
      
    [66]《蒋部长接见廖文毅》,台北“国史馆”藏,“蒋经国总统文物”,005-010401-00021-012。据李世杰《台湾共和国临时政府大统领廖文毅投降始末》第317页载,12月9日,蒋介石才下令释放廖文毅。
      
    [67]《廖文毅反正归来后我在心战、联战工作上应有之运用要点》,台北“国史馆”藏,“蒋经国总统文物”,005-010100-00091-002。
      
    [68]《我唯有感激——廖文毅谈晋见总统》,台北《中央日报》,1965年7月4日。
      
    [69]《勉廖文毅博士函》,函未见,此据《论著年表》,见秦孝仪编《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2卷,第208页。
      
    [70]《廖文毅认为台省经建成果辉煌》,台北《中央日报》,1965年10月24日。
      
    [71]《搞台独太愚昧》,台北《中央日报》,1966年4月13日。
      
    [72]《曾文水库筹委会副主委内定由廖文毅担任》,台北《中央日报》,1965年12月4日。
      
    [73]《曾文库首期工程完成》,台北《中央日报》,1970年6月9日。
      
    [74]《回国四年的廖文毅》,台北《中央日报》,1969年5月15日。
      
    [75]《廖文毅如愿以偿》,台北《中央日报》,1969年12月3日。
      
    [76]李世杰:《台湾共和国临时政府大统领廖文毅投降始末》,第334-335页。
      
    [77]《廖文毅赞水库工程》,台北《中央日报》,1973年4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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