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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高棉兴衰系列3:中国输出暴乱
(博讯北京时间2016年3月16日 转载)
     华夏文摘 作者:史实
    
     1964年4月柬埔寨人口普查总计5,740,115人,其中柬埔寨华人约40万,大多数是华侨。美国国会图书馆资料也报告在60年代柬埔寨华人有42万人,是侨居柬埔寨最大的外族。
    从六十年代初,中共开始对柬埔寨实施渗透。金边5个主要华校逐渐出现“爱国华人”势力,中共地下党也活跃起来。端华学校首先出现了类似于印尼雅加达“新华学校”那样的诡异现象。一位金边华人叙述道:“柬埔寨华人一向安分守己,勤劳刻苦,与当地人民和睦相处。中共以援助柬埔寨的方式,向柬埔寨的文化教育、经济建设等各方面都安插人,培植亲共华人来壮大队伍,收罗一些有政治培养价值的华侨青年到中国大陆学习医疗、文化、体育等技术(准备再派回柬埔寨),在金边及各市镇开办华文学校,利用华人学生的无知和海外华侨对祖国的热爱,收买人心,使广大的华侨同胞特别是青年学生,认为‘爱国’就是把热情投注于盲目相信中共的所作所为。”
    
    中共一方面与西哈努克维持着友好关系,另一方面向柬埔寨“输出革命”。在越共盘踞柬埔寨东部领土对南越发动游击战的情况下,西哈努克希望中共能够节制越共。但西哈努克不懂的是,中共不可能为了柬埔寨而去节制越共。西哈努克更不懂得,真正威胁的对手并不是越共,而是藏在森林里的一个不为人知的汉子沙洛沙。
    
    在北越期间,经河内推荐和联系,沙洛沙还秘密来到北京考察了3个月。沙洛沙是在1965年10月间去的北京,这是他第一次到中国。此时的1965年10月下旬,与中国保持亲密友好关系的西哈努克访问了北京。西哈努克在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与沙洛沙同在北京。
    
    一份资料引述一位涉入柬埔寨事务的中国使馆官员的话是:“1965年,当沙洛沙在北京时,得到康生的接待。当时康生负责与外国共产党的联系。沙洛沙可能是在他到中国的探访中,与康生建立起友情。后来当1975年康生逝世时,沙洛沙还亲自到中国驻金边的领事馆吊唁哀悼。”
    
    康生(Kang Sheng,1898-1975),长期主管中共党内情治系统,深得毛泽东的器重。他曾在苏联数年,专门研究苏俄的秘密清洗方法。1937年他回到中共总部延安,在1942年的中共“整风运动”中为毛泽东清洗政敌。
    
    在中国期间,沙洛沙受到了关于“革命斗争”的方法和技巧训练。与北越的“推迟柬埔寨斗争”的策略正好相反,中共鼓动沙洛沙对西哈努克政府开展武装斗争。未经证实的中国资料说,北京给沙洛沙讲述了“中国的革命理论和实践”、特别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经验。根据沙洛沙返回柬埔寨之后所作出的几类活动例如到僻远山区鼓动农民等等,表明沙洛沙等人采用了中共的“革命”模式,这种模式与北越模式、苏俄模式、印尼共党模式都有着明显的不同。另外,沙洛沙还被诱导了一种“独立”观点,据沙洛沙所说那就是“柬共应该自主地施实自己的路线,首先完成自己的政治目的和兴趣”。北越的档案也提到:“根据情报来源,他(沙洛沙)在1965年访问了北京,从中共领导人那里获得了对他的革命计划的支持。”事实上,中共的这种支持潜藏着诱拐意图,而当时的北越对北京的意图还一无所知。
    
    1966年2月,沙洛沙从中国返回河内。他和同伴们在河内一直逗留到1966年8月才返回柬埔寨。柬共意外得到了中共的关注,可称是时来运转的第一步。回到柬埔寨后,沙洛沙有了异动:1966年9月他把柬共名称由效仿北越的“柬埔寨劳动党”改为效仿中共的“柬埔寨共产党”;柬共“党中央”不再傍着越共基地,而迁往东北部的拉塔基里省山区,发展山民入伙;“办公室100”至此取消。拉塔基里省是越共控制区,也是西哈努克政府的军事力量不能达到的偏远地区。
    
    沙洛沙也寻求苏联的扶植。1966年沙洛沙“向苏联驻金边的使馆,表示他期望从莫斯科得到支持。”一位低级别的苏联外交官与沙洛沙会面后,认为“沙洛沙未能提供有关柬共的严肃信息,其要求又没有实际上的意义,因此不能被认为是正当的。”当时,苏联战略方向是与美国争霸而不是在柬埔寨浪费精力。因此苏联拒绝支持柬共的武装斗争,也在情理之中。
    
    1967年沙洛沙首次使用了一个日后“如巨钟一样轰响”的诡谲化名:波布(Pol Pot),中文译为波尔布特、波博、波尔博。只有“党中央”圈内人知道“波布”就是沙洛沙,柬共一般成员都不知道“波布”是谁,他们仅仅知道党的领导人是个不露面的“1号兄弟”。在柬共内部,没有党务会议、没有党纲党章、也没有选举活动,基层党员大都是不识字的贫民,各级干部由上级秘密指定,全党行动只听一位神秘的“1号兄弟”从神秘渠道发布的指令。
    
    这个时期,北越避免触怒柬埔寨的政府和民意,不允许柬共进行武装斗争。但是,“西哈努克支持北越的政策正变得越来越脆弱,而具有维护民族主义代表性的朗诺将军及施里马达亲王的势力变得越来越强壮。”
    
    从1967年开始,柬共“党中央”开始筹建武装队。他们最初的武器来源的整个过程非常隐秘,河内迟至1968年才根据越共南方局提供的情报,发现了中共偷运武器给柬共的活动。一份1968年2月19日的驻金边的苏联使馆情报文件《中国人在柬埔寨的颠覆活动》指出:“在柬埔寨北部和西北部的几个省,中国人利用当地的亲毛和亲河内的势力,攻击柬埔寨政府的经济形势,鼓动所谓的‘红高棉’开展行动并为他们走私武器和创建武装叛乱小组。”
    
    柬埔寨政府部长委员会副主席吴空山(Ung Khon San)公开了柬埔寨当局侦知的情况,证明北京参予了柬共的武装叛乱活动。他声明:“叛乱者武装着中国武器,有自动步枪、榴弹发射筒。这些武器被发现是通过伪装的货运给中国(援柬)专家的,那些专家正在马德望省的纺织厂里工作。”柬埔寨华人李真文说:“柬埔寨虽然落后,却安定舒适。但好景不长,一旦柬埔寨与中国建交后就逐渐发生了变化。中国的(援柬)技术人员成了间谍,中国使馆是运作中心,还支配着华人学校。”
    
    数年来,西哈努克的错误政策,使柬埔寨的经济形势和政治局面逐渐走入呆滞,社会的稳定性逐渐流失。于是西哈努克强行改造柬埔寨市场经济,又对私营银行和私营企业实行“国有化”,使国家经济陷入了萎缩,中小商家和民间企业不断倒闭,失业增加,物价上涨。而他对国内民主派和左派的镇压,又让社会丧失了自我纠错的机制。
    
    此时期,朗诺出任首相兼国防部长。朗诺具有军队系统的坚定支持,也赢得社会的有产阶层、特别是华裔工商阶层的支持。只是他笃信佛教到了可笑的程度:凡大事,包括政府决策,他都要请资深的高僧问卜后,再做决定。朗诺是坚定的保皇派,同时他的民族主义印记也是众所周知。可以说,他既爱皇室,也爱高棉民族。
    
    不过,共产党不喜欢朗诺,对他抱有忧虑和警惕。1967年4月10日周恩来与范文同议论柬埔寨事情:
    
    周恩来:西哈努克为了掌权把各种势力都纳入麾下,在这一点上与苏加诺相似。我曾与西哈努克就统治策略问题谈过几次,劝他少树敌。
    范文同:你觉得朗诺这个人怎么样?
    周恩来:他不值得信任。
    范文同:他在谈到中国时,说的都是好话。
    周恩来:朗诺访问过中国。如果我们在他身上花钱,也许能在什么时候能够利用他。
    
    周恩来的精明是:他在柬埔寨情势尚朦胧状态下,就知道无法象玩弄西哈努克那样轻易地玩弄朗诺。
    
    此时期,西哈努克的对外政策也走进死胡同。一方面他继续否认在柬埔寨领土上驻扎有北越军队。另一方面他也对越共相当恼火,1966年6月12日他催促越共在本年底结束越南战争,越共对此嗤之以鼻。在柬埔寨受到两面挤压的情况下,西哈努克悄悄委托菲律宾总统马科斯(Marcos)向美国官员表达了恢复与美国邦交的提议。1966年10月31日美国总统约翰逊证实他收到了西哈努克的口信。但是,越南战争的进程和几个大国的角斗并不是西哈努克所能应付的。而北京的困难在于它不能控制事态的发展。
    
    插曲:在中国,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发出了《五•一六通知》,决定在全国开展政治运动“文化大革命”(简称“文革”)。随即,一场在毛泽东号召下的大规模的群众“革命造反”运动在中国猛烈爆发,整个中国迅速陷入一场前所未见的社会大动乱,形成历史上的一次奇特的浩大灾难。亿万中国群众热烈欢呼着,汹涌澎湃地投入到这场摧毁自己国家的社会秩序的大动乱中去。这种奇异现象,形成了“文革”运动最核心的矛盾落差,中国进入了其历史上最具特色的时代。
    
    在中国进行“文革”的1966-1967年,中国同建交和半建交的30多个国家都先后发生了严重纠纷。在东南亚,中国人输出“文革”,引起了东南亚诸国掀起排华浪潮。
    
    1967年3月中国驻金边使馆人员散发柬文版《毛主席语录》和有关“文革”的宣传品,强迫行人佩戴毛泽东像章,甚至攻击西哈努克是反动阶级的代表者,煽动华人对柬埔寨政府“造反有理”。这引起金边人的愤怒,他们不接受中国式的“革命”。
    
    而金边的华校活动就更是“红卫兵”式样的了,校园里出现了毛泽东像章和“小红书”等“文革”流行物品。不知道那些东西都是什么人从哪里搞来的。华校学生们集会,高唱“毛主席语录歌”和中国的“革命歌曲”,在大街上向市民宣讲共产主义“革命”,逼迫路人接受他们的政治口号等等。更为严重的是西哈努克的画像面部被打上了大“×”(表示打倒),并被扔到街上踩踏或焚烧。随后,柬共份子包查通过他操纵的“高棉学生协会”,把华校行为蔓延到高棉学校和外省学校,在那里也发现有“(柬文版)毛泽东的小红书正被散发,学生的不安定正在增长,地下共产党的传单在散发”。
    
    一旦“革命”威胁到西哈努克的权威,他就不容忍了。金边当局开始了调查。正此时,1967年4月2日在马德望省沙劳勿县(Samlaut)爆发了当地农民反抗政府的暴乱,迅速席卷柬埔寨西北部。这个暴乱提示了西哈努克的内外政策的失误,动摇了他的坚固统治,迫使他对柬埔寨的“革命动乱”采取了坚决镇压。
    
    据柬埔寨官方记载,暴乱的诱因是政府以低于市场的价格强行征购农民的大米,以及农民的田产受到过度征税。农民聚众攻击了税收所,混乱中几名税务员被打死。因为政府在农村的统治很薄弱,几天之后还未能调集力量进行镇压,于是暴乱急剧地向四周地区扩散,遍及马德望全省。三巴特等柬共分子乘机加入暴乱,并使用了中国援柬“专家”秘密提供的枪支,扩大了事态。
    
    此刻在柬埔寨,到处流传着有关共产主义暴动的种种传言。金边有万名民众聚集在王宫前指责西哈努克的亲共政策。在干拉省、磅湛省爆发了民众大规模示威要求制止共产主义暴动。西哈努克意识到动乱是共产主义在柬埔寨蔓延的结果。他也怀疑有红色势力参与了暴动。他对此恼怒非常,公开叱责共产主义思潮,命令朗诺调集军队镇压暴动。柬埔寨掀起了围攻共产主义的高潮,侯荣胡宁知道将牵连到自己,在这个敏感时刻赶忙表态:“我们国家正受到威胁。是北越人在马德望开辟了暴动。过去柬埔寨只是与美帝国主义作战,现在还要与共产主义作战。”4月11日,在北京,周恩来与范文同讨论到柬埔寨的暴乱。范文同承认河内并不了解柬埔寨的暴乱情况。
    
    西哈努克催促朗诺施实镇压,朗诺表现手软。虽然他空运了部队到马德望,但镇压并不严厉,直到4月底还不能控制马德望的混乱局面。暴乱向西南蔓延到菩萨省(Pursat)、磅清扬省(Kompong Chnnang)、实居省(Kampong Spue)和其它一些地区。在金边,4月24日西哈努克强烈抨击共产主义,点名指控乔森潘、侯荣和胡宁对柬埔寨的动乱负有责任。乔森潘、侯荣大惧,立即潜逃。稍后胡宁也潜逃了。他们去了“柬共”在柬埔寨北部山地的活动区。
    
    4月,朗诺在一次车祸中受伤,赴法国医治。西哈努克亲自指挥镇压行动。到了5月底暴乱就基本被扑灭。平息暴乱的详细情况一直被隐瞒。6月,清查展开,一些农民被逮捕和处决,许多人逃入丛林以躲避清查。在柬埔寨各省也发生了混乱。6月份在磅通省巴莱(Balaing)中学的一个教员康克由,聚众烧毁了一辆公共汽车。康克由是1966年回到磅通地区的学校,已是柬共秘密分子。当地警察注意到康克由的活动,逮捕了他。清查行动在柬埔寨各地展开。据高棉学生的叙述,在磅通省,“西哈努克命令逮捕和处决了一些被怀疑是共产党分子的教师和学生,他们被带到斯昆(Skoun)附近的森林里,在特定的地点被杀死。我看见他们被押在那里,他们正在互相告发,指认他们不喜欢的人是共产党。”
    
    8月,西哈努克政府采取一系列行动,驱逐了中国援柬“专家”,取缔了金边的“柬中友好协会”,查封了中共“新华社”派驻金边的机构,查封了高棉学生协会、华文报刊和端华学校等五所华校,有效地压制了柬埔寨的共产主义活动。西哈努克还气愤地说“柬埔寨的亲中国的左派们的职业,就是颠覆!”1967年8月西哈努克派遣外交大臣去北京,要求中国停止在柬埔寨宣传中国的“文革”。周恩来则要求西哈努克“允许柬埔寨华侨有热爱毛主席、热爱社会主义的权利”。这导致西哈努克9月份撤回柬埔寨驻北京使馆的全体人员。两国关系在随后的中国“文革”岁月中一直很疏远。
    
    事实上,西哈努克已认识到柬埔寨的暴乱是中国输出“文革”的结果,也了解到越共并没参与柬埔寨的暴乱活动。由此,他加快转向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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