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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委员长赞》之殇:读革命的书/鸿路
(博讯北京时间2015年8月08日 首发 - 支持此文作者/记者)
读革命的书

    

从这个会上,我知道共产党跟国民党是不一样的,就很想得几本关于共产党的书籍看看。但一时又买不着,后来从基督教青年会借到了几本,如毛主席的著作《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和朱总司令的著作《论解放区战场》,还有毛主席著的《论持久战》等。
    ——崔锦章 《我的自述》
    
    一场秋雨一场寒。
    白鹭不知何时翩然而去了,江边的芦苇失去了满目的金黄,枯萎、细瘦、稀疏,败落了,在寒风中颤抖着。
    噗噜噜,江面上飞起了一羣野鸭子,就像飘起一大片乌云······
    几天前,江边向起了枪声,应声倒下的是伪满洲国安东省省长曹承宗和他的“日本顾问”、次长渡边兰治,血流淌在这湿地的苇草上。(注7)
    这几声枪向,震荡了整个安东。原来,“衣衫褴褛”,好像下山的“土匪”, 却风风火火的闹起来了,竟然有“翻天覆地”的本事,这让崔先生不由的又“心寒一战”。
    历史彷佛一出起伏跌宕的戏剧,常常出现难以捉摸的吊诡。
    10月9日至13日,一个四方大脸,身穿“二尺半”大褂子 的人,带着几个随从,不知来了多少趟省府大楼,“协商”曹承宗交出“大印”的问题。并且,出示了“朱老总”(朱德) 通牒敌伪“受降”的电文。
    可是,这个早年留学日本,民国为官多年,沦为溥仪的“遗臣”,却是“狗坐轿子,不识抬举”,只认正统、合法的政府,说什么,中苏有约,苏联支持中华民国政府接管东北行政,其它军民无权接收。还哭丧着脸说,我们是汉奸,本身有罪,只有中央接收方可自赎,倘若把安东交给你们,我们便是雪上加霜了。
    这个末代遗臣,忘了老臣李鸿章感叹俄国是如何的无信无义了。
    白山黑水,苏俄上演了一岀新编“茶花女”,一边“梳妆作秀”,一边暗通款曲,中国人的说法叫作养“野汉子”。
    曹“维持长”(安东省地方治安维持会委员长),这个边陲的守夜人,未能“维持”到政府军来那一天,“桃子”就被山大王“摘”了。他被绑在马车上游街,拉到沙河口东尖头鸭绿江滩,枪毙了。
    
    11月初,新政府召集开业医生会议。
    崔先生从家出来,沿着南北方向的聚宝街往北穿过上行火车的“桥洞子”,来到元宝山的西南坡。上坡五十来步有一个围墙环绕的院落,在梧桐树的遮蔽下,露出几栋尖尖顶的小楼,这就是丹国医院。绕过院墙的后面,就是省府大楼。
    说是大楼,也不过是一栋二层楼,却已令人瞩目了。因为从山上往下一望,一片密密麻麻的低矮的平房,省府可以说“鹤立鸡群了”。
    崔先生发现门旁挂出了一个新牌子:安东省民主政府。比从前的牌子 “安东省政府”多了两个字:“民主”,感到很“新奇”
    虽说崔先生是读书人,但说起“民主”,也是生疏的,因为,毕竟活在“大满洲帝国”,只是有所耳闻。就像儿时过年看着有钱人家吃着白面饺子,说是篼着肉蛋儿,心想,那一准比自家的黑面菜包子要香,心里头总要馋的慌。
    会上,民政厅的一个姓阎的厅长,讲解了“民主政府”。他说,民主政府就是老百姓自己选举出来的,这样的政府,专门给老百姓办事,老百姓要它做的事,它就做;不要它做的事,它就不做。
    一位女干部插话说,我们的政府跟国民党是不一样的,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官吏是人民的公仆。我们要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建立民主的联合政府。
    “民主联合政府?”崔先生越发感到新奇。
    最后讲话的是“后方医院”的卫生处长,叫王渤东。
    当时,共军在安东临时设立了野战医院,叫“后方医院”,就在日本人遗留的满铁医院(1912)。
    王渤东一出现,崔先生很眼熟,因为,他从前是丹国医院的护士,所以,崔先生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
    对于“民主政府”, 王渤东也做了一点宣讲,但着重讲的是,今后在民主政府的领导下,开业医生怎样才能跟上政府的要求。结尾时,说了这样两句话,要跟上前进的脚步,不要掉队呀!
    会后,王渤东招呼崔先生,还有几位相识的唠起嗑来,大家都很高兴,有这样一个熟人在上边,总会有个照应。俗话说,人不亲土还亲啊!
    “民主会议” 虽然散场了,但崔先生是个喜欢“沉思”的人,脑海里起伏不平:说共产党和国民党是“不一样的”,那么,区别在哪呢?尤其,好奇的是王渤东这人,一个基督徒是如何“革命”的呢?一边是上帝,另一边是无神论的党,他是怎样跨越鸿沟,“跟上前进的脚步”呢?崔先生觉得朦胧中有一条陌生而神奇的道路。
    于是,崔先生想“研究一下政治书籍”,但书店没有,在基督教青年会借到了几本“毛著”。从此,套用一句话,他扑在“红书”上,就像饥饿的孩子扑在“玉米面大饼子”上一样。
    崔先生读了十八年的书,还是卷不离手。想想看,如果不是“书虫”,怎能在蜜月里就背书迎考,终在盛京医大独占鳌头呢!
    但有些书不是那么好“啃”的。既然是“红宝书”,自有其深奥所在。而且,崔先生熟悉的是圣经,再就是医学了。政治,对他来说,毕竟是一个迷宫。所以,只能像蚂蚁啃骨头似的,一点点的“啃”了。
    “看这些书有的地方未能全部理解,但从这些书里却得到了对共产党的初步认识。” (“自述”)
    他的心中有了美好的希望: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中国。
    他的似乎听到了一个满怀信心的呼唤:
    “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不久就要诞生了,让我们迎接这个伟大的日子吧!”(毛泽东《论联合政府》)
    
东西南北风

    
    安东巡礼/随杜长官(注:杜聿明)视察记/安东电话局,电报局,被焚一空,基督青年会,也是仅剩躯壳;火车站,空空如也。站旁的铁路局,连炸带烧,不忍目睹。发电所,炸的更惨。杜长官说:“看看共党的行为!”
    ——《华美晚报》(1946年11月26日)
    
    1946年1月,王渤东处长叫崔先生去“后方医院”,抢救八路军的伤员(东北民主联军)。说是从沙岭战场下来的。这时,崔先生才知道,原来,“国共两
    党已经决裂了”。
    沙岭是辽西平原的一个村镇,国共两党在此打了一场激战,叫做沙岭战役。打了三天三夜,那时,流传着一首民谣:“沙岭作战场,尸骨堆成山”。可见,伤亡有多么惨重。
    当时,崔先生被安排在外科手术组。天天都要上手术台,没白没黑的,累得吐血了。
    在盛京医大头一年染上的“肺结核”,国人叫“肺痨”、“痨病鬼”,还有个说法“十痨九死”。
    那年头,在东北,关东军规定中国人吃大米、白面就是“经济犯”,一旦被鬼子发现,打嘴巴、抄家,甚至有被战刀当街挑开肚子的。
    在这样残酷的压榨下,学校生活水平的低劣,不堪设想。吃橡子面拉不出屎来,那时“家常便饭”。有“肺痨”的学生,是应该休学的,但崔先生硬是咬牙挺着,吃药、补养、学费,一句话,衣食住行,全靠妻子在外乡教书的支撑。
    到了七月,崔先生实在挺不住了,昏倒在手术室里。经过S光检查,肺部有大片阴影,在王渤东的批准下,崔先生可以回家修养了。
    不久,王渤东来崔家探望,请先生和他一起去岫岩县组织卫生处筹建“后方医院”。可以说,崔先生的“官运”来了,也是他人生的一次机遇。可是,一个被病魔缠身的人,常常是软弱而无奈的。他躺在病榻上,苦笑着摇摇头。
    于是,王处长告辞了,“官不踩病人”嘛。
    
    转眼,又是个凉秋十月,西风飒飒,窗外的银杏树叶子黄的耀眼。
    崔先生在家蜗居三个多月了,在这些郁闷的日子里,让他感到开心一笑的是,咿咿呀呀的女儿,她是春天降临的,那时,父亲整天忙碌着抢救八路的伤员。好在家里“雇了一个日本保姆佐藤帮忙,她既勤快又干净。这个女人原是军人家属,四五年日本投降后,一时回不了国,又没有生活来源,景况十分凄凉”。(《母亲的自述》)
    街上又骚动起来,三五成群的,议论纷纷:
    “中央军要来了,八路军吓跑了,带着兵马,拉着粮草,躲到山沟里去了。”
    “过江了,上高丽沿那边去了。”
    “三十六计走为上嘛,听说是还要回来呀!”
    ······
    第二天,街上向起了嘹亮的歌声,崔先生推开窗户向楼下望去。
    一支威武的军队,步伐整齐地行进在马路上,路两旁是手摇着彩色小旗的市
    民,雄壮的歌声伴随着唰唰唰的踏步声,简直是震天动地,气壮山河——
    “中华男儿血,应当洒在疆场上······凯旋作国土,战死为国殇,精忠长耀史册上,万丈光芒!”
    唱这首军歌的是号称“千里驹”的第52军弟兄们。
    从这天起(1946年10月26日),安东成了“国民政府统治区”,也叫“国统区”。
    敌伪留下的“三十年都市建设计划” (《新闻报》:《接受前后话安东》),让中央接收大员津津乐道。新任市长说:“我有一个野心,就是想把安东市治理成一个标准市,希望大家共同力努”。(《华美晚报》:《苏联的安东》)
    后来,东北保安司令官杜聿明将军视察安东,东北行管主任(简称行辕)熊式辉将军也曾光顾。熊、杜将军在视察期间,“召集大家开会讲话,啰啰嗦嗦一大篇,主要还是糟践共产党,为自己吹嘘一套。”而且,“少久,就现出他们腐化的原形了。搞娘们,买金子、吃吃喝喝,玩乐而已。”(“自述”)
    “搞娘们”,说的是逛妓院吧!那时,安东市有证的妓院213家,在册的妓女和暗娼不下两千余人。(王文良《安东旧影》)
    
    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国共两党彷佛拉锯似的,你进我退的,今天“毛管区”,明日“蒋管区”,各吹各的喇叭,各弹各的调,老百姓向来是“磨道驴听吆喝”,谁知道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呢?可是,对于权谋家而言,“他们什么都不信,但是他们‘虽然这样想,却是那么说,在后台这么做,到前台可那么做’,他们的虚伪是超越了全世界的记录了。”(鲁迅《坟》)
    那时,崔先生每天足不出户,“因为肺病重了,除了万不得已,总是卧床养病。每日下楼去看几个病人,维持生活。”(“自述”)
    在一个动荡的年代,人就好像海上颠簸的一叶扁舟,是很难安静下来的。
    1947年1月,他还在修养中,来了两位不速之客。
    头一个叫王有纲,时为安东市医师会会长,在崔先生的心目中,他曾是“一个亲日分子”。寒暄一番之后,亮出了底牌,原来是动员崔先生加入国民党的。
    崔先生说:“我身体有病,再说,国家大事我还不彻底,所以,我老老实实作个老百姓算了,什么党派我也不参加。”(“自述”)
    王先生悻悻而去。
    几天后,派来了他的“帮手”,医师会的主事(助理)曹忠山前来游说。崔先生还是那些话,这位曹先生有些“图穷匕首现”,竟然把“党表”拿到崔先生的面前,钢笔也递过去,硬是叫“填名”。惹得崔先生有些生气了。
    姓曹的走后,太太王澄美说:“你身体不好,快老老实实养病吧!可别跟他们扯这些。”(“自述”)
    一个生病的人,时常会感到胆怯,可能会错过许多机遇。但是,人的命运好像系着一根绳子,也不知最终被牵往何处。
    国军接收安东后,为了防御共军的反攻,在元宝山上修建炮楼,八道沟的老百姓每家要出一个民工,往山上搬砖头。
    忽然,风云突变,共军兵临城下。修起来的炮楼,一枪未发,国军便仓皇而逃了。(1947年6月4日)和安东人一道备受煎熬的丹麦人,眼看狼烟四起,忧心忡忡。内战的混乱,使回乡之途布满了艰难和险恶,也点燃了归心似箭的心情。
    
     边培德PeterBertelsen先生,丹麦人,外科医师,安东丹国医院第五任院长,即1938——1946年末。(图片来自Danish Mission Society )
    《蒋委员长赞》之殇:读革命的书/鸿路
    
    冬季,丹国医院的第五任院长,丹麦人边培德PeterBertelsen携家眷回国。临行前,将“头把交椅”让给了“主事”杜韶宣先生。由此,杜先生就成了丹国医院的第一个中国人院长。
    这时,杜先生还是国民党员、安东市临时参议会参议员,用崔先生的说法俨然一个“社会活动家”
    在历史出现了拐点之时,抉择是艰难的,人往往被潮流所裹挟。“他(杜韶宣)带着所有的医师和几名护士逃到沈阳”了。(“自述”)
    这是杜先生一生的“败走麦城”,不仅留下了丹国医院的“一段反动的历史”,而且,酿造了一生饮不尽的苦酒。然而,不走,又将如何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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