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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轶东: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怀念我的父亲
(博讯北京时间2015年7月30日 转载)
    
    1937-1945年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中,除了数百万中国军队官兵对入侵的日寇浴血奋战,葬身沙场以外,还有不少无名的英雄在后方为了努力生产,支援前线,昼夜操劳,直至心力交瘁,死于岗位。他们对于抗日战争的贡献是不亚于牺牲于前方将士的。我的父亲,当时国民政府军政部(部长何应钦)兵工署(署长俞大维)下属的重庆大渡口钢铁厂迁建委员会(今重庆钢铁公司的前身)的副主任委员张连科就是这样的人中之一。
    

    张连科1896年出身于贵州省水城县(今六盘水市)一个小商人家庭,自幼聪慧。1920年代中期被当时的北洋政府公派往日本留学,进入京都帝国大学矿冶系。当他学成归国时,国民政府北伐成功,他进入兵工署工作,在江西萍乡煤矿当过2年技正。1930年初被调回南京兵工署当研究委员(这年我大哥出生,次年我出生)。1932年末,他奉命跟随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孔祥熙一行到世界各地考察工业,周游了5大洲(有趣的是1932年他到美京华盛顿那天,我的三弟出生,于是取名华盛)。1932年末,出国考察结束,父亲被任命为上海第三炼钢厂厂长,全家迁往上海。
    
    1933-1937年的四年中,我们家庭在上海的生活还是快乐而幸福的。父亲星期日还带着我们坐上公家派给他的小汽车在上海市郊区漫游,我们甚至还去杭州游玩过西湖。然而随着中日关系越来越紧张,工厂开始连夜加紧生产而同时作迁往内地的准备。我记得当时全家在一起吃晚饭时父亲常说:“打起仗来吃什麽!”
    
    终于1937年芦沟桥事件爆发了,接着就是八一三。我记得当时在家里的阳台上还观看过中日空军之间的交战。而那时父亲已忙着工厂搬迁,不能回家了。但是他还给我们母子四人买了去南京的火车票。于是我们8月16日从上海南站(那时通往南京的北站已沦陷)登车,迂回到达南京,再从南京乘船到武汉,再从武汉乘火车到长沙转公共汽车到贵阳我母亲的娘家。
    
    于是从1937年8月末到1939年3月的一年半中,父亲没有和我们在一起。他和职工们费尽辛劳先把上海第三炼钢厂的全部设备运往武汉,准备在武汉建厂。但接着战局已不允许在武汉建厂了,必须继续内迁。不仅如此,原来在武汉的汉阳铁厂(清朝末年张之洞建立的)也要由他统一迁往重庆了。这任务和难度之大(内迁要逆流而过三峡呀!)和从上海迁一个小小的第三炼钢厂到武汉是不可比拟的。我今天也难以想象父亲是如何能完成这一任务的。
    
    我们母子四人在贵阳外公家住到1939年3月,父亲终于完成了把上海第三炼钢厂和汉阳铁厂迁往重庆的任务。两厂合并称“重庆大渡口钢铁厂迁建委员会”,厂址在从重庆市沿长江上溯30里的大渡口。工厂的主任委员(即厂长)是重庆国民政府兵工署的副署长杨继曾(此人在1949年随国民政府迁台湾,任经济部长)兼任,但他实际上不能来厂工作,于是全部对工厂领导的责任完全落在副主任委员(即副厂长)我父亲的肩上了。另外由于“钢铁厂迁建委员会”是属于军政部的,他还拥有少将军衔。
    
    于是1939年3月,父亲派车把我们从贵阳接到重庆大渡口的新家。这个“新家”比我们在上海的那个“家”可差远了:房子不是砖砌的,是竹片编成再抹上石灰的墙,的确是“冬凉夏热”。吃的和穿的更谈不上好了:吃的是政府发给的“平价米”,穿的是政府发给的“平价布”,由工厂设立的“福利处”发放。我记得那时我们夏天是光脚穿草鞋,全身长痱子。冬天有布鞋(母亲用旧碎布一针一针地纳鞋底作成的)无袜,经常长冻疮。但较好的一点是工厂还设立了一所子弟小学,我们可以入读。我记得那时我们每天早晨上学时基本没有什麽早饭,而是带着母亲发面蒸的一两个馒头上学。母亲虽然也养了几支鸡(甚至一度养过一头猪),想要解决一部份肉蛋问题。但实际上是杯水车薪。
    
    最主要的还是父亲的工作负担问题:两厂合并而且由于抗战需要扩大,早不是上海第三炼钢厂的那小规模了。工厂按工序分成10个所(车间):第一所(电力),第二所炼铁,第三所炼钢,第四所扎钢,第五所炼焦,第六所(生产维修化铁炉和炼钢炉用的耐火砖),第七所翻砂,第八所运输。其实这里每一所的规模都差不多和当年上海第三炼钢厂大小差不多。另外重庆以南和贵州省交界处还有一处南桐煤矿和一处綦江铁矿供应钢铁生产的原料和燃料。全厂职工近万人,而厂级领导只有我父亲一人(前文已说过正厂长杨继曾是兵工署副署长,根本没有时间到工厂来),当然忙得要死。他还需要不时去重庆兵工署开会或在重庆市某地方开兵工署下属的厂长会议,往往开会后半夜急急忙地回到家,第二天早上上班又去一些所(车间)视察和指导生产。
    
    这个“重庆大渡口钢铁厂迁建委员会”在抗日战争中所起的作用是巨大的。因为这时东北三省(巨大的“鞍山钢铁公司”)早在九一八事件以后已落入日手,而华北,华东和华中那些小钢铁厂则也处于敌占区。因此“重庆大渡口钢铁厂迁建委员会”是整个抗日后方唯一的最大的钢铁生产基地了。这个“最大”有多大呢?现在看来似乎很可怜:二所(炼铁车间)只有一座百吨和一座20吨的化铁炉,每天能出铁2--3次(我记得那时如在晚间出铁,化铁炉周围的天都红了),能出铁约400--500吨,每年出铁10万吨左右而已。三所(炼钢车间)只有二座平炉(马丁炉)和二座规模更小的电炉,每天大约能将二所所出不到一半的生铁炼成钢。但是你不要看不起每年出产的这10万吨左右生铁和更加少的钢--它可是整个抗日战争时期大后方提供武器生产原料的唯一来源呀!在兵工署下属的第21厂和第50兵工厂(位于重庆市嘉陵江以北)就等着这点钢和铁制造步枪,机关枪,子弹和手榴弹等轻武器呀!而每件这些武器所消耗的钢铁是并不多的。于是一些轻便武器就能源源不断地运往前方。(我不知道当时生产出的武器能否也供应给八路军,但据当时去过延安的人士说八路军是“五人三枪”,我真不明白这样的军队怎麽能抗日?)
    
    1943年有一天晚上,父亲到下班时间过了很久也没有回家。我们不知道出了什麽事?但快到晚上9点钟时,他终于回来了:原来是快到下班时,突然来报:蒋介石委员长无预先通知乘小火轮来工厂视察了。于是父亲陪着蒋介石先生视察了炼铁和炼钢等车间,视察完蒋先生坐他的小火轮回去了。这时也说明“大渡口钢铁厂迁建委员会”在抗日战争中作用之大。
    
    父亲除了抓紧日常的生产以外,还考虑到如何发展大后方的钢铁事业,以维持长期抗战。他曾发表一篇论文“我国西南区钢铁事业之蠡测”。联想到今天的攀枝花钢铁公司和水城钢铁厂等,我们能不感到父亲的远见吗?
    
    可是这样一来,把我的爸爸累坏了。父亲其实本来身体很健康而且注意锻练的,但即便是钢铁般的身体也经不住这麽大的工作压力呀!他在上海第三炼钢厂时,厂方配给他一辆小汽车和司机。那台小汽车倒也随着撤退到重庆。但是抗日时期汽油缺乏,小汽车不能用了。于是父亲改为骑马上下班。父亲似乎骑术娴熟,骑上马驰骋时显得很威武(1980年代我最小的弟妹去大渡口重钢时,还有当年的老职工向她谈及“老厂长”骑马的威武形象)。
    
    但父亲除了承担着工作的压力之外,还承担着家庭生活的压力。当我们全家1939年团聚于重庆时是5口人,母亲没有工作,全家靠父亲的工资生活。1941年,母亲又生下了一个妹妹,1943年又生下最小的一个弟弟。于是父亲就得靠他一个人的薪水维持7口人的生活了。其实不仅如此,还有一个父母双亡的堂兄在贵阳念高中,后又入贵阳医学院。还有我父亲最小的兄弟(我们称为幺叔的)在重庆沙坪坝念中央大学农学院畜牧兽医系。这二人都不时需要父亲提供资助。而战时物价不断上涨,他的薪俸上涨幅度远远赶不上。我们经常处于营养不足状态,我记得当时全家吃水果(主要是四川的“广柑”)时没有一个人吃一个的,只能是2—3人吃一个。
    
    终于在1944年父亲的健康问题爆发了。他起初只是感到身体不适,后来逐渐严重,被确诊为高血压和心脏病。但是谁能代替他工作呢?他只能坚持。但是他不能再骑马上下班了,只能坐“滑竿”上下班。过去那种骑在马上威风鼎鼎的形象不再了。这种情形又影响到他的心理,也加重了病情。
    
    家庭经济情况困难也影响了孩子们的学业:我的大哥1941年进入私立南开中学,1944年初中毕业后进入私立重庆清华中学高中,这都是要缴较贵的学费的。我在1943年夏从工厂子弟小学毕业,在班级名列前茅,考上南开中学或清华中学是不成问题的。但是父亲实在无力为第二个孩子进私立中学再付学费了。于是我只好进入工厂所办的子弟职业初中。次年(1944年)我的三弟也小学毕业,同样只能进入那一所子弟职业初中。
    
    进入1945年,战局正在朝着胜利的方向发展。我们从报上看见美军逐渐向日本本土逼近,以为困难的时期即将过去了。那时为了母亲减少家务负担以着重照顾父亲,我和三弟都改为在工厂职业初中宿舍食宿并上早晚自习。5月17日晚上我正在上晚自习时,突然外面有人喊:“张轶东!”我还开玩笑地走出教室用英文问:“Who are you?”一看是一个比我年长的小学同学。他小学毕业后未升学而进厂当工人了。他严肃地对我说:“我经过你家附近,不知道为什麽听见你妈在哭。”我就象脑袋挨了一闷棍,连忙跑步回家。在家门口正遇着一个为爸爸抬滑竿的工人对我说:“你爸爸没有气了!”我哭喊着跑进室内,见父亲平躺在地上。母亲在嚎嚎大哭,有几个女人在旁劝她。小妹和小弟则发呆流泪。我摸了摸父亲的脉搏,完全不跳动了。我泪如雨下。
    
    1945年5月17日:父亲去世时享年仅48岁半,离开了这6个孤儿寡妇。
    
    应该承认:国民政府和工厂在处理父亲后事上还是作的合理的。办了三个星期的告别仪式,不少远近的同袍,同事和朋友来瞻仰遗容。选了厂内一处地势很好的地方修筑了很庄严的墓,由军政部长何应钦题词写的墓碑(宽3米高1米)。入葬那天,全厂停工,全体职工跟随棺木绕厂区一周后落葬。
    
    那以后我们这6口孤儿寡母就开始了另一阶段的艰难生活。兵工署副署长,工厂正式的“主任委员”(即正厂长)杨继曾也来悼念,并决定发给抚恤金并安排我母亲在工厂图书馆工作。加上各界的捐款,我们终于维持了下来。我并且在1946年初中毕业后考入了重庆清华中学高中。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新政府承认了父亲的历史功绩并保留了这个墓地。但文化大革命中不知是在1966年还是1967年,重庆钢铁公司的“造反派”摧毁了这个墓地,砸碎了由何应钦题词的石碑。许多年后,家人曾多次到重钢寻找父亲的遗骨,但是什麽也没有找到。一直到21世纪初中共重庆钢铁公司党委才根据中共中央统战部的直接指示,在工厂烈士墓地为父亲立碑记念。
    
    整整70年了,父亲啊,你知道吗?就在你离去后三个月,抗日战争终于取得了胜利。在这个胜利中,也有你不小的一份功劳呀!
    
     2015年7月于美国费城
    
    来源:纵览中国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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