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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平头:苏联插足 一九六八中越交恶援越计划一度停摆
(博讯北京时间2015年6月11日 转载)
    
十四、苏联插足 一九六八中越交恶援越计划一度停摆;军方力挺 韦国清借“抗美援越”计诱柳州造反派——广西文革机密大起底系列(14)

    
(一)四个细节暴露阴谋

    
    中共文革秘档当然没有白纸黑字的记录“韦国清设局栽赃造反派”这个惊天大阴谋,就如同三个月(1968年8月)后韦国清默许广西“联指”决堤水淹广西“4.22”的南宁大洪水一样,同样没有文字记载。由此可见韦国清的老奸巨猾。但一些细节还是露出这个阴谋的蛛丝马迹:
    
    1,事先布局:1968年4月28日深夜起,在军分区强力支持下柳州“联指”对大军正式发起了五路大进攻——在河北市区发起了“两边夹攻,中间突破”,即东攻广益副食品仓库,西打河北水厂,中攻人民北路;在河南市区“攻占铸造厂和红会门诊部”的兵分五路的猛烈进攻,眼看大军就要招架不住之际。5月18日,区革筹、广西军区决定派欧致富(广西军区司令)率十人工作组去柳州市解决武斗问题。(实则部署阻止“联指”围剿柳州“造反大军”,对被包围的大军“放一马”,以免赶尽杀绝坏了军方设局大事。当然也包括设“援越军列”停靠柳州火车站这样一个局)。5月19、20日深夜,濒临绝境的造反大军乘夜色撤过柳江(如果此时“联指”江滨据点开火封锁,再遣追兵猛攻,造反大军则陷入背水一战,腹背受敌之绝境。当时欧致富就在河北江滨的“联指”据点覃连芳大楼密切关注大军渡江南撤,制止“联指”开枪以免搅了军方连环计的局)(1)
    
    2,大功告成:5月29日,(即柳州造反派中了韦国清“5.21”抢援越物资、“5.25”抢围剿部队的枪的连环计之后)经中央同意,韦国清和革筹小组成员魏佑铸(广西军区政委)、焦红光(空七军政委)5月29日到北京汇报广西的阶级斗争情况。(2)
    
    3,1968年5月下旬绝地反击,“鸟枪换炮”的柳州造反大军攻下“联指”易守难攻的重要据点柳州探矿厂,缴获了许多“联指”文件,足以证明广西军区、革筹指使“联指”进攻造反派的文字证据。比如缴获的广西军区司令员欧致富对“联指”的讲话里,明白无误地告诉“联指”可以把民兵武装起来进攻造反派。钱文俊(柳铁红卫兵联战头头)敏锐地洞悉军人集团逼毛泽东及中央文革牺牲造反派的阴谋,欲公布于众广而告之。只可惜柳州造反大军头头白鉴平攥着文件不放,迷信中央文革只肯走偏门“告御状”,他通过北京的高层联络员,把这些证据文字上报。但白“躲鬼躲进庙”!毛泽东及中央文革不露声色,默许、纵容韦国清屠杀造反派。白鉴平此举如同“7.28”从清华大学火线上赶到人民大会堂118厅满腹委屈、痛哭失声的蒯大富,趴在主席肩膀告御状要“揪派工宣队的幕后黑手”,结果毛指着自己说“我就是幕后黑手”! ······
    
    4,军政官僚集团就是要坐实造反派“挑起武斗”、“抢劫援越物资”、“破坏铁路交通”的罪责。孙凤章“不识大体”而倒霉。6月17日,周恩来为首的中央领导人接见柳铁军管会成员,这些不善阴谋只知按中央指示办事的五十五军领导人,全部被骂了个狗血喷头。他们的惟一罪过,就是积极支持柳州、柳铁造反派恢复通车的举动。柳铁军管会主任、五十五军副军长孙凤章被当场撕去领章帽徽逮捕入狱。
    
欧致富的“十人工作组”到柳州之所为

    
    1968年4月28日,柳州“联指”在河北片对柳州造反大军发起五路大进攻,步步紧逼、狂轰滥炸,造反大军被包围压缩在人民北路、映山街一隅的废墟中,濒临绝境之际的5月18日,广西军区司令员欧致富、55军副军长霍成忠率十人工作组到柳州“解决武斗问题”——实际上是力阻“联指”不要对造反大军赶尽杀绝,以免影响黄永胜、韦国清等军头“下一盘更大的棋局”。此前两天的5月16日,一列满载弹药的军列已停靠在柳州站等着鱼儿咬钩。
    
    5月19日夜,欧致富派数百名解放军保护大军头头白鉴平通过“联指”的封锁线到“支左办”了解情况。其时,“联指”的高音喇叭“对准土匪大军开炮”的口号声和大规模进攻的密集枪声、炮声,以及发射炸药包的轰鸣声不绝于耳。欧对霍成忠说:“你马上给联指总部打电话,叫他们不要再进攻和发射炸药包了,再搞,老子要抓人了!”并立即派部队到联指阵地前面阻止其进攻。使造反大军才得以于5月19日晚、20日凌晨安全撤退到柳江河南。据白鉴平说,20日白天,欧致富对白说:“知道你们大军要撤到河南,我亲自坐镇覃连芳大楼(桂系将领覃连芳位于河北正在修建的柳江大桥旁的碉楼),不准联指向你们开枪,你们才没遇到什么麻烦。”(3)
    
    其后,十万造反大军民众被“联指”包围在河南谷埠街狭长地带,快要陷入弹尽粮绝的绝境,如期所愿地上演了柳州造反派“5.21”劫军列事件,以及“5.25”调动部队“空枪围剿”拱手送枪造反派的连台好戏——这都是欧、霍的十人工作组在前台身体力行执行的结果。
    
毛泽东拿广西造反派杀鸡儆猴

    
    韦国清这次在北京停留了近3个月。(注:韦国清5月29日上京,1968年8月24日荣归南宁,8月26日,广西革命委员会宣告成立)。这个事实告诉读者两件事:广西革委会是在北京筹备的;韦国清向中央汇报“广西的阶级斗争情况”,将近三个月之久。这三个月在京韦有何动作,文革密档语焉不详。但却是韦国清贯彻执行毛泽东牺牲造反派的战略部署,并且拿广西造反派开刀以收到杀鸡儆猴、震慑各地造反派的反抗运动之功效。
    
    有毛泽东和军人集团罩着,这三个月韦国清表演得最淋漓尽致,也最卖力。毛中央根据“5.21”柳州造反派“抢援越军列”事件,以及“5.25”围剿部队“送”枪之举,以及“联指”奉韦之命阻断铁路交通再栽脏造反派,搞出个宣判造反派政治死刑的《七三布告》。
    
    韦尤擅揣摩“圣意”,讨毛的欢心。韦虽出身壮族,但却是毛打压地方主义的急先锋。韦国清就是一个成功揣摩圣意的跟风者、一个极权体制下无法无天的地方官僚,韦在当时广西人心目中主要是个“南下干部”,他治桂的最大特点恰恰在于一直以严厉打击“地方主义”、“民族主义”为动力取悦于中央。从某种意义上讲,韦国清可以说是“广西的斯大林”:他作为壮族人却依靠“南下干部”用中央集权主义打压壮族人,就如当年格鲁吉亚人斯大林以“比俄罗斯族更狂热的”大俄罗斯沙文主义来镇压格鲁吉亚同族一样。从1955年在广西任职以来,韦国清都极善于揣摩圣意,在人事上高度依靠外来干部和“南下干部”。广西地下党、边纵游击队出身的地方干部、“红七军老战士”乃至他故乡东兰凤山一带的壮族乡亲被他整得最厉害。“壮王”、“二壮王”曾是他扣给地方干部的帽子。而凤山“革老”(革命老人,即红七军老战士)大都反韦,使该县成为四二二在广西农村地区少有的根据地,文革中也被韦屠杀得最厉害——全县人口1.3%死于非命,死人比例为全广西之冠,其中“革老”就有149人遇害。
    
    同时韦国清也是大跃进极左的急先锋,其典型的例子就是:在大饥荒最严重的时期,韦国清治下的广西农村有九十三万饿殍,却穷奢极欲,耗费国家的巨额财富,在南宁青秀山上为“伟大领袖”修筑的行宫,是名副其实建在累累白骨之上的宫殿。难怪毛泽东对屠伯韦国清青眼有加——文革期间毛泽东在接见越南特使时说:“韦国清是好同志······是我们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毛对韦还有“面善心狠”的评语。
    
    广西“四.二二”的反韦国清其实就是反对自大跃进以来的毛的农村政策。即“打着红旗反红旗”,以毛的文化大革命反对文化大革命。是以子之矛击子之盾(韦国清),因为是当着主人的面打狗不看主人,惹恼了毛而遭至屠杀镇压。
    
    理清这个前提和背景,为什么广西杀人最多?为什么韦国清成为在文革政坛中全国少数没被打倒的省委书记不倒翁?为什么韦国清在文革中仕途一路青云直上?等等这些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
    
    这三个月是韦国清制造骇人听闻的冤假错案时期,也是杀人比全国多两倍多的高峰期。
    
    5月16日,广西革筹小组向毛泽东、林彪、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出关于派自治区革筹、广西军区领导人赴中央汇报当前广西阶级问题的请示报告。(4)
    
    紧接着在第二天,(5月17日)自治区革筹小组、广西军区再次向中共中央发出报告说“我区破获一起蒋匪中华民国反共救国团广西分团的反革命组织”,其“总部设在南宁市解放路新风街(广西‘四·二二’控制区),利用‘四·二二’据点造反楼做联络站,与越侨有联系”。(5)
    
    5月20日,韦国清离开广西去北京“汇报工作”前,已向全区各级革筹(革委)发出《关于继续深入侦破匪“中华民国反共救国团广西分团”问题的指示》。(6)也就是说他已经布置好屠杀才去北京“汇报工作”的。
    
    广西“四二二”的悲剧还在于,他们误读了伟大领袖有关文革战略思想。伟大领袖让群众起来,大造所谓党内走资派的反,其真实的目的是把党内斗争扩大至全社会,用民粹主义情绪煽动百姓,代他打击党内反对派,其用心借刀杀人而已,丝毫也没有为百姓伸张正义、反对官僚阶层的特权和还民众以公平民主的意图。民众造反替他收拾了党内反对派后,他就回过头来收拾造反的民众。谙熟伟大领袖的文革方略的韦国清,效法当年希特勒的“国会纵火案”的手法,泡制了“反共救国团”和“抢夺援越军用物资”等假案,从伟大领袖手上取得“尚方宝剑”,去剿杀那些天天还在高唱“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想念毛泽东”的“四二二”运动的抗争者。
    
    7月28号凌晨,毛泽东紧急召见了聂元梓、蒯大富、谭厚兰、韩爱晶和王大宾等“五大红卫兵领袖”,和他们谈了五个小时。当年预祝全国全面内战的毛泽东现在祭出“人民”制止武斗了。他说,“现在······人民不高兴,工人不高兴,农民不高兴,居民不高兴,部队不高兴,多数学校学生也不高兴。”他警告说:“如果有少数人不听劝阻,坚持不改,就是土匪,就是国民党,就要包围起来,还继续顽抗,就要实行歼灭。”(7)
    
    毛泽东最后这句话也不是戏言——同一天,7月28日在南宁警备区召开党委扩大会议,传达广西军区、区革筹小组命令,“用武力围剿南宁市解放路、新华街、南宁市百货大楼、区展览馆、邕江上停泊的轮船对立派据点。会后,调集了南宁地区14个县的武装民兵,调动了6912部队、6966部队、6936部队和军区警卫营、99部队部分官兵,以及‘联指’派武斗人员共三万多人,由印玺、慕石起指挥,与“联指”派一起,向解放路、新华街、展览馆、邕江上的轮船等处,发起猛烈攻击,动用了八二迫击炮、无坐力炮、火箭筒、炸药包等武器,7月31日猛攻开始,当天攻下展览馆,8月8日全部攻下,围剿、屠杀群众造成万余人死亡的严重事件。(8)
    
(二)“七·三”布告出笼的背景

    
    1967年1月,毛澤杔鼓動全國造反派奪權。广西造反派欲打倒廣西第一把手韋國清。時任廣西副書記伍晉南4月19日發表講話,公開支持造反派。4月22日,造反派成立了廣西"四二二"。出於援助越南對美戰爭的現實需要,北京又轉而支持韋國清“站出來”,支持韋國清的廣西保皇派又組建了“無產階級革命聯合指揮部”,簡稱“聯指”。两派形成后,从军队到地方,从自治区领导机关到各个基层单位,形成了两大对立阵营。
    
    保皇派“联指”成员出身成分红,党团员多,各单位的保卫、组织、政工干部和中层干部大都参与,大多数是既得利益者或者名义上是统治者的依靠对象,因此更倾向矛头向下维护既往的政权和秩序。换言之,文革保皇派保这保那,说到底就是保既有的共产党统治秩序。“联指”拥有现当权者以及广西军区和几乎整个县乡政权、武装部的支持。
    
    “四.二二”则是支伍(晋南)反韦(国清)的平民造反派,主要由青年学生、市民、产业工人、下层知识分子及少数干部组成。他们的成分较复杂,知识层面较高,以往遭际的不平也较多,对官僚阶层和现实社会的不公,更具矛头向上反抗的造反精神,他们是要打倒官僚特权阶层。
    
    图:1967年4月22日南宁市朝阳广场广西“4·22”成立大会(1968年夏韦国清镇压广西造反派后,朝阳广场一度改名“七三”广场)
    
    广西军区开始是支持“联指”的。1967年8月24日,周恩来第五次接见广西两派代表,表示支持“4·22”。广西有大批干部随即表态支持“4·22”,广西军区表面也检讨了支一派压一派的方向路线错误,转而表示支持“4·22”,但实际上仍暗中支持“联指”,到了1968年初,形势逆转,广西军区更是从幕后操纵转为直接指挥并参战,全面武装 “联指”屠杀“4·22”。
    
    1968年2月,由广州军区下令,将支持“4·22”的军队调走;3月,广州军区司令员黄永胜内定“4·22”为反动组织,于是开始镇压“4·22”。广西那时有几个主要城市:省会南宁保守派占优势,工业重镇柳州“联指”实力雄厚,桂林造反派占绝对优势,而梧州地处边远,对局势影响不大。当时在全广西,除桂林市、河池地区的凤山县外,“4·22”都处于劣势地位。这是当时广西的基本形势和情况。
    
    1968年春,韦国清与黄永胜在广州有个四点秘密协议: 1,定广西“4·22”为反动组织,不投降就武装消灭;2,所有支持“4·22”的领导干部,都定为走资派;3,以搞农村包围城市,武装消灭“4·22”;4,梧州是广西“4·22”力量最薄弱的城市,先打梧州,然后再打南宁、柳州、桂林。果然,对梧州的武装包围和进攻,都早于柳州和桂林在4月中旬就开始了。
    
(三)韦国清借“抗美援越”诱造反派上钩

    
    韦有消灭广西“4·22”的战略方案,并一步一步实施。广西“4·22”欲“打到韦国清”,韦则充分利用当时中国与越南的重要外交关系,以及抗美援越这个大格局,要挟中央。
    
    图:造反派红卫兵在广西日报社静坐
    
韦国清以“抗美援越”要挟中央

    
    在越南抗法战争中,越南对韦国清率领的中国军事代表团,帮助取得了奠边府战役的胜利非常感激,胡志明主席和韦国清,也有很深的私交,据说过春节时,胡志明多次请韦国清全家去越南过节。当胡志明知道广西要“打倒韦国清”时,便对毛泽东说:“如果你们不要韦国清,我们要!”毛于是回答道:“韦国清同志是个好同志!”——这是韦国清得以自保和向中央讨价还价的强有力的砝码,也是1966年8月中央决定免去韦国清广西区党委第一书记,调任中南局任第二书记,而韦可以赖在广西继续做他的“壮王”的资本,并且在全国史无前例的以一个文职的省委书记当“军管主任”。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军方力挺韦国清借“抗美援越”诱造反派上钩,已经超越了打击广西4·22的层面,背后蕴含着军人集团倒逼毛泽东依靠军队牺牲造反派的战略博弈。
    
    1968年文革武斗如火如荼之时,正是越战打得热火朝天之际。当时中国所处的大环境是四面楚歌:都是敌人的两个超级大国美国和苏联,对中国形成了“南北夹击”的战略威胁。在北边,苏联的百万装甲集群和大军,摆在中蒙边境线上,虎视眈眈,随时准备进攻,中国的北方多是平原地带,阻挡装甲集群,无险可守。在南边,美军历时三年的对北越发动猛烈进攻“南打北轰”的“滚雷行动”战事正酣,边境线上,几乎天天都有激烈战事;东面在台湾的蒋介石“反攻大陆”伺机而动;西面的邻国印度对1962年中印那场边境战争失败耿耿于怀,也蠢蠢欲动。
    
    欲化解这种威胁,当务之急,是迅速打败美帝,然后才能全力对付苏联可能发动的大规模侵略战争。而要实现这个大战略的前提,就是要保障“越南的战略大后方”的铁路交通畅通无阻,以及出於援助越南對美戰爭的現實需要,毛中央和军人集团支持韦国清。这也是韦国清在文革中全国省委书记大都被打倒而他能成为不倒翁的原因——这就给韦国清利用抗美援越设局栽赃造反派,再利用毛中央的《七·三布告》屠戮广西“4·22”创造条件。
    
军方支持韦国清布局柳州:下一盘更大的棋

    
    柳州是湘桂、黔桂、枝柳铁路的交通枢纽 ,也是援越军需物资的集散地。穿越广西南北的铁路干线,就成了“越南的战略大后方”――中国援越的生命线。韦国清就是要在这个中国抗美援越最重要的时间,在关键的区域设局下套,谋划制造大规模武斗,然后把“挑起武斗”、“抢劫援越物资”、“破坏铁路交通”的罪责,强加在广西“4·22”身上,从而把他们置之于死地!
    
    在制定战略和指挥战役上,“身经百战”的上将韦国清确实是厚黑高手,施连环计搞阴谋驾轻就熟,可悲的深度卷入文革却实在少不更事的柳州、柳铁造反派(大都是中学生红卫兵),哪里识得一个叫“政治”的东西的风云诡谲,哪里见过政客们的老谋深算,遑论冠冕堂皇背后的政治暗战、厚黑手段,广西“4·22”也绝对不是韦国清的对手。
    
    自1968年春夏之交,当韦国清在全广西实施军事剿灭“4·22”方针时,就在南宁、柳州、桂林这“三点一线”的湘桂铁路线,用挑衅的策略,制造事端激化矛盾,挑起所谓的两大派“武斗”的时候,就把这条当时国家的神经——抗美援越的铁路干线打断了,然后乘势把责任强加在“广西4·22”头上,军人集团实现倒逼毛泽东牺牲造反派的战略意图,制造出了一个合他们心意的“七·三布告”,取得了大屠杀的合法性。韦国清这个“三点一线”的战略,不能说不高明。如果他把这两下子用到当年进攻金门的战役中,就不会把共军的四个团丢在金门岛上了——1949年10月24日至27日,共军三野十兵团叶飞部发起解放金门战役(台湾国军称之为古宁头战役大捷)。渡海登岛作战的9086名将士和船工,英勇奋战三昼夜,由于战役指导、敌情判断、组织实施和潮汐气象等错误,致使登岛部队全军覆没,其中3000余人阵亡,5000余人被俘,1000余人失踪,无一返回。是共军战史上最为彻底的一场败仗。(当时韦国清是攻打金门的十兵团政委,司令是叶飞)。
    
(四)一九六八年的国际大背景:苏联插足越战,美越巴黎和谈;中越嫌隙交恶,援越锐减、一度停摆

    
    “5.21”抢劫军列事件有着复杂的历史经纬和现实因素,偶然中有必然,如何定性需要全面权衡和通盘考量。
    
    至于柳州造反派“5.21”抢八个车皮的子弹到底是不是“援越物资”,应该置于一九六八年的冷战国际大背景来看。
    
    1959年,越共中央委员会决定武装统一越南,并派遣大量军事人员前往南越组织武装颠覆。1961年五月,应南越吴廷艳政府要求,美国肯尼迪总统派遣了一支特种部队进驻南越,标志着越战的开始。作为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的前苏联和中国绝对不会袖手旁观,全力以赴地支持北越政府。越战逐步升级,越打越烈。
    
中国援越部队共32万余人开赴越南“抗美援越”

    
    上个世纪六十年代的越战,国际政治格局发生了变化,中苏决裂,美苏争霸,中美对峙。美越兵戎之际,大国角力亦在越南战场上演。越南成了美、苏、中大国博弈角逐的场所。越战之初,中国大力援越抗美,中国援越部队从1965年10月起,派出防空、工程、铁道、后勤、医疗保障部队共32万余人开赴越南“抗美援越”。事后统计,中方援越累计达二百多亿美元之巨。
    
    自1962年毛泽东答应向北越提供九万枝枪、炮开始,中国介入了越战。中国援助北越大量坦克、枪、炮,以及各种军需物资,甚至包括北越人民军的军装都是中国方面提供的。
    
    此外,中国人民解放军还帮助训练北越军队(柳州机场就担负为北越培训飞行员的教练任务),传授游击战知识,派遣军事顾问。帮助援建北越大量工业设施和铁路。自1964年东京湾事件美国开始轰炸北越后,中国于1965年春决定向北越派遣铁道兵、工程兵、高射炮兵等部队帮助北越抗击美军轰炸、铁路的抗轰炸抢修保障、建设重要公路、机场、以及红河三角洲及附属海岛的抗登陆紧急战备工程等设施。
    
    参加援越抗美战争的中方部队,有陆、海、空三军中的工程、铁道、防空、通信、扫雷、后勤等兵种,主要为工程兵、铁道兵和高射炮兵的支队(师,下同)、大队(团,下同)部队。
    
    工程部队。计有7个支队30个工程大队(含2个民工大队;空军三支队所属的大队未计),兵力总计应在17万左右。
    
    防空作战部队。先后有陆军、空军、海军的高射炮师、团和雷达、探照灯营连。总兵力15万余人。美国对越南的大规模轰炸始于1965年8月,终于1968年10月。其间,中方共派去高射炮支队(师)16个,总兵力达15万以上。其中陆军9个师部、38个团零80多个独立营;空军7个师部、26个团零8个独立营、9个探照灯营和14个雷达连;海军高炮也有2个建制团配属出战。由于中方实行轮战,所以去的部队尽管多达16个支队68个大队(尚不含配属工程支队的独立高炮营、团),但同期在越作战的,最多时只有4个高炮支队和配属工程部队的独立高炮营、团。
    
    此举使得北越军队得以腾出手来投入南方作战。
    
苏联插足越战

    
    越战之初苏联对援越则消极观望。1965年,勃列日涅夫上台后全面介入越战,苏联利用其经济实力和军事优势,加大援越力度。
    
    对于毛咄咄逼人的进攻,周恩来尤擅中庸之道,他没有向毛反抗或与反毛的人结盟。他只是对毛的话唯唯诺诺,而按自己认为正确的去做。例如在六十年代中期当毛正和苏联抬杠闹得正欢时,周恩来和苏联签订协议共同向北越提供援助,并让苏联利用中国的铁路运送军用器材。当毛知道此事后暴跳如雷,但却没有对周采取任何行动。
    
    六十年代后期,随着苏越关系的不断升温,中越之间却出现了难以弥合的分歧,特别是到了1968年,中国对北越的援助大幅削减,甚至援越计划一度停摆。
    
美国大选政客欲“体面休战”来拉选票

    
    那么,1968年到底发生了什么?
    
    让我们将视野转向冷战期间的国际关系。随着美军在越战的伤亡人员不断增加,1964 年美在越作战阵亡人员是 147 人,到 1968 年上升到 3 万多人,负伤人员增加到 20 万。伤亡剧增和战争规模的扩大,又导致兵源短缺,国内反战气氛日炽。
    
    二战后曾任英国财政大臣的Hugh Dalton说过:“如果你身处一个不想要你的地方,而且这个地方你又搞不到兵力或可能的意愿去除掉那些不想要你的人,那么,唯一能做的事情是从那里撤出来。”越战时美国的主流民意(至今如此)是:除非赢得胜利,不然就快撤。但越南之所以被称作“泥潭”,就是因为美国人虽然早就想脱身,但总是无法脱身,相反还越陷越深。开始一场战争是很容易的,但如果不知道如何结束它,那政治家是要倒霉的。
    
    问题在于,美国不可能为越南倾尽所有——为了拯救一个远方的小伙伴而引发了国内国际的抗议,这值得吗?越战极大地恶化了美国的国际形象,为欧洲的反美主义添了一把火。1966年,激进者在达豪集中营的墙上涂上这样的口号:“越南就是美国的奥斯维辛。”美国国内的抗议到后来沸反盈天,令政治家们疲于应付,英国记者Robert Elegant称,“在现代历史上,战争的结果第一次不是由战场决定,而是由印刷的报纸尤其是电视屏幕决定。”这本身意味着一个现代战争的新模式:战争真正成了政治的延续,它最终往往是在政治上打不下去,而其决胜的关键也在于如何争取各方面民意的支持。
    
    这一年正值美国总统换届大选之际,1968年,尼克松再度参选总统并成功胜出成为第37任美利坚总统。美国政客需要从深陷越战的泥淖中抽身而退“体面休战”来拉选票。
    
越共春节攻势损失惨重

    
    1968年1月,越共按照惯例提出春节休战七天的建议,美方亦按照惯例赞同。结果越共背信弃义于年初一,即元月30、31日,超过八万人的北越军队和越共游击队对南越几乎所有大小城市发动了突然进攻的春节攻势,但是在美军强大的火力反击下,被美军彻底粉碎,北越军队损失惨重,据战后统计,有三万多名北越士兵阵亡,另有四万多人负伤,是越战中损失最惨重的一次。加上此前1967年北越发动的春季攻势惨败,越共驻南方的总司令阮志清中将身负重伤后身亡。受此打击,北越元气大伤,十分沮丧,士气低落。
    
没输掉战斗,但输了战争

    
    越战早期阶段任驻越美军总司令的William Westmoreland在谈到越战时有一句著名的评语:“在整个战争中,我们从来没有输掉过一场战斗。”他坚持认为,自己领导的美军打赢了每一次战役,但文官们输掉了应有的胜利。他的困惑体现出他是一个优秀的军人,但不是一个合格的政治家,因而无法理解这样一件看似吊诡的事:打赢了每一次战斗,却输掉了战争。
    
    越南战争是一次经典的非对称战争。北越和游击队一方,不论得到苏联和中国多少支持,要想在正规战役中直接击败美军,这几乎都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1968年的溪山战役中,北越首次出动坦克部队进攻,却遭遇重大伤亡。北越部队在小规模游击战中可能是世上最好的游击队员,但在正规作战中往往缺乏作战经验,而那却是美军最拿手的。美国人在整个越战中最苦恼的一点在于:对手基本上始终不按美军所期望的那样出牌。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以什么方式发动进攻,这一主动权基本掌握在北越游击队手中。美国军事机器的强大威力毋庸置疑,但双方的打法却正如毛泽东所阐述的游击战争真谛:“你打你的,我打我的。”
    
在电视上被打败的战争

    
    越战是人类首次电视直播的战争。越战在美国被称为在电视上被打败的战争。北越春节攻势虽然在军事上代价沉重,但是在政治上这次攻势却被以美联社为主的新闻机构搞的反宣传,使世人皆以为北越大胜。当美国的电视记者现场直播北越敢死队前赴后继地进攻西贡的美国大使馆,以及美军在越战的现场新闻时,其鲜血淋淋夺人眼球的视觉震撼力而导致美国国内掀起了史无前例的反战大游行,以致约翰逊政府不得不放弃武力与北越和谈。
    
    北越已无能力发起新的攻势,只能静静地等待美国人民帮助他们打败美国政府。
    
中越恩怨渊源

    
    对于越美谈判问题,中国在1965年初至1968年初的越美对话试探期间,一直主张谈判的条件、时机和决定权要掌握在越南手里,时机不到就不应与美国方面谋求接触,尤其不能降格以求。当1968年4月3日越南政府宣布随时准备派代表团与美国代表进行接触,越美巴黎谈判于5月13日正式开始后,中国方面进一步加强了对越美和谈活动的干预态度,明确将反对和谈的重点放到了反对投降妥协上,强调越南不应对美国做出实质性让步,使自己丧失谈判桌前的主动权。
    
    对于苏联施压下越共战场劣势却与美国妥协和谈,毛泽东很是不满并横加阻挠。从国家安全利益角度出发,中国是希望越南能把抗美救国战争进行到最后胜利,以抵御来自美国的安全威胁同时缓解美苏围攻中国可能带来的压力。因此,中国当时反对越南因苏联的施压对美国妥协退让(尼克松访华后毛、周又施压北越与美和谈)。
    
    上个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中国在大力援越抗美的现实背景下,外交战略的调整中并存着两种外交方针:一是坚持革命外交,继续援越抗美;二是确立务实外交,寻求和实现与美国缓和关系。然而在大国的角力中,越南的情绪被忽略了,中越交恶就此发端。
    
    历史上桀骜不驯的越南人一直有成为中南半岛和东南亚大国的远大抱负,但一直受到北方强邻中国的极力阻挠和压制,打打杀杀的历史贯穿了中越两千年关系史中的大部分时间。一九五四年越南取得奠边府大捷以后,由于中国不支持越南乘胜追击,越南被迫接受了南北分裂的政治格局。一九七二年二月尼克松访华,中美关系破冰,越南旋即被迫于一九七三年一月二十七日与美国签署了结束越南战争的《巴黎和平协定》。越南人认为越南在现代被中国两次出卖,越南人的鲜血都被中国人拿来跟法国人和美国人作了交易,多数越南领导人内心对中国的新仇旧恨可想而知。
    
    此时有苏联支持撑腰的北越认为中国对此指手画脚是“站着说话不腰疼”。由此,也埋下了日后中越反目成仇,中苏、中越兵戎相见的伏笔。
    
    (未完待续)
    
    本文节选于小平头长篇文革密档揭秘《天雷地火——文革柳州造反大军武装抗暴纪实》
    
    草稿于2011年3月4日于挪威峡湾小城溜坎(Rjukan)。
    
    完稿于2014年10月28日丹麦哥本哈根
    
    (联络本文作者请发邮件到:[email protected]
    
    注释:
    
    (1)此文引用的相关资料、数据、电报、文件等均原自于广西整党办公室的内部机密档案《广西文化大革命大事记——1968年》1987年编印。“机密”印戳,内部印发,编号登记。第54页。
    
    (2)同注(1),第59页。
    
    (3)翁梅科《血染的岁月》。《难忘的岁月——广西柳州文革纪实》中国文史出版社。2013年8月内部出版。第254页。
    
    (4)同注(1),第51页。
    
    (5)同注(1),第51、52页。
    
    (6)同注(1),第55页。
    
    (7)韩爱晶:《毛泽东主席召见五个半小时谈话记》,华夏文摘增刊第485期。
    
    (8)同注(1),第47页。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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