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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仲敬:列宁主义世界化的典型标本戴季陶
(博讯北京时间2015年5月03日 转载)
    戴季陶是国民党元老,在东京法政大学读书期间转向国族主义。这是清末革命党人的标准模式,实际上是日本明治维新后国族创造运动的余波和回音。只是“中国”这个词边界和内涵比“日本”复杂得多,他们在当时和以后都没能解决这方面的问题。
    
     戴季陶自负其才,自称“六岁学吟诗,十岁五经毕,十二至十三,废经读翻译,十四任助教,十五事游历”。清国留学生在日本的生活相当便利,结果很多人从来没有走出本省侨民的小圈子。戴季陶不仅日语娴熟,而且真能接触日本社会,在当时殊为少见。1909年,戴季陶回国。1911年,他追随陈其美和纽永建参加上海的起义。关东都督蓝天蔚遭到张作霖的压迫,赴上海向本党同志求援。年轻的戴季陶负责接待他,双方似乎气味相投。蓝天蔚委派他担任关东都督府的交通部长,前往大连就职。张作霖节节胜利,关东都督府的辖区很快就只剩下日本租借地了。戴季陶跟东北民军诸将商议,决定放弃关外,配合南方的海军,袭取烟台。南北谈判后,关东都督府解散,他才返回上海。1912年10月,陈其美和张静江推荐他担任孙文的秘书。孙文下野后游历日本,接触包括首相桂太郎在内的各方名流和政要,都由戴季陶担任翻译。孙文的老朋友宫岐寅藏后来对胡汉民说,戴季陶的日语比他还好。他主持《上海民权报》的工作。这家报纸的倾向是激烈攻击袁世凯,在二次革命中发挥了陈其美沪军吹鼓手的作用。郑汝成的北军很快打败了陈其美,迫使后者和纽永建退往租界。这时,陈其美的两位死党蒋介石和戴季陶都流亡日本。两人的友谊从此开始,经数十年不改。

    
    1913年,孙文的嫡系组成了中华革命党。旧同盟会的大多数派系拒绝支持孙文,但陈其美一系始终站在领袖一边,戴季陶也在其中。如果袁世凯和日本关系良好,他们大概不会有卷土重来的机会。然而随着《二十一条》交涉的展开,中日关系趋于恶化。日本人为了牵制袁世凯,开始扶植中华革命党,一面资助居正进攻山东,一面允许戴季陶在大连建立总部。1913年,戴季陶在大连组织了一支东北义勇军。1914年初,化名木村滕吉的戴季陶再度来到大连主持党务。孙文和陈其美当时对东北寄托了莫大的希望,因为这里是日本人的势力范围,中华革命党的前途主要寄托在日本身上。然而好景不长,洪宪帝制的失败消除了中日对抗的主要理由。外务省的职业官僚力主忠于协约国,尊重条约体系和中国对东北的领土主权,结果错过了攫取东北的最佳时机。如果日本在1914-1915年之间下手,几乎不会遭遇值得一提的阻力。协约国抽空了驻扎远东的兵力,只能指望日本的善意。失去袁世凯的北洋势力分崩离析,没有重建大清版图的决心和能力。革命党迫不及待地追求中日联盟,觉得日本的友谊是阻止国内旧势力反扑的唯一可靠保障,愿意为此付出任何代价,包括早在辛亥年间就已经决定放弃的东北。袁世凯和美国人在《二十一条》交涉中觉得无法接受的条件,在孙文和革命党看来都是理所当然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日本的外交环境就迅速恶化了。协约国和中国国内各党派都撕毁了战争期间的承诺,使远东战场的主要功臣陷入比保持中立更糟的处境。从日本人的角度看,外务省和国际协调主义者(其中包括后藤新平的满铁和大连的领事馆)犯下了误国之罪。如果政府当初听取军部和黑龙会的意见,断然武装革命党分割东北,完全可以造成既成事实。革命党既然得到了梦寐以求的日本代理人身份,自然不会像丧家之犬一样四处求食,最后沦为苏联的代理人。国际协调派在1930年代的没落,跟这次记忆犹新的失败很有关系。千百万贤妻良母忍痛鼓励丈夫和儿子去旅顺口牺牲,从微薄的抚恤金当中省下钱,捐献给黑龙会,养大了襁褓中的革命党。这些纯洁和崇高的心灵心甘情愿地忍受生活的残酷,只要看到天皇和国家幸福,就能含笑九泉。如果朝中大佬为了只有学究才在乎的“国际秩序”、“条约义务”之类名词,辜负了他们的一片真心,还能算是人吗?国际协调主义属于缺乏信仰和牺牲精神的乡愿,大亚洲主义者则是日本最接近救世主义情怀的理想主义者。黑龙会是同盟会的母亲,只有他们不肯抛弃水深火热的亲邦,安心享受荣誉白人和远东英格兰的天赐洪福。他们培养国民党的动机,酷似耶稣会在巴拉圭印第安人当中培养传教士的动机,要将文明开化的福音传到天涯海角。他们后来对国民党背叛的感觉,也非常类似蒋介石对蒋经国在苏联公开谴责他的感受。
    
      无论如何,孙文的命运在洪宪帝制结束后降至最低点。内阁和外务省的国际协调主义者战胜了军部和民间的大亚洲主义者,后者却是他的主要保护人。日本决定配合协约国,维护远东秩序的稳定。这条路线自动落实为支持黎元洪-段祺瑞举国一致政府依据“法统重光”的宗旨,结束中国的内战和政潮。举国一致政府由北洋、国民党和进步党三大势力组成,得到了旧国会和公使团的支持。孙文的中华革命党作为国民党的少数派、分裂派和极端派,在护国运动中的功绩又不如进步党,在遭到唯一的朋友日本人抛弃以后,落到了满盘皆输的下场。武装团体中华革命党和国会政党国民党的关系酷似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的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论观念最为接近,论组织有同源性质,但由于现实政治策略的分歧和同生态位竞争的格局,斗争反而最为激烈。双方等于对未来下了不同的赌注。国会党把前途押在国际协调-国内宪政复活的前景上,如果赢了就是执政党或最大在野党,如果输了就会沦为注定萎缩的空谈俱乐部。革命党把前途押在国际协调-国内宪政不能复活的前景上,如果赢了就能兼并国会党的基本选民,不是革命胜利者就是革命失败后的主要地下党,如果输了就会沦为大多数庸俗老百姓眼中的恐怖分子。旧国会复活,是协约国和日本维护一战前旧秩序的胜利。宋教仁的国民党赢了,孙文的国民党就输了。然而旧秩序只是回光返照,终于在1920年代全线崩溃。中华民国像一位时乖命蹇的学徒,还没有出师就发现自己的老板和师傅都已经破产。这时,孙文又会时来运转。不过对于年轻的戴季陶而言,孙文的低潮期恰好是他最好的机会。成功的孙文有必要顾全大局,任用大批拥有社会资源的党外名流和贤达,因此蒋介石和戴季陶这样有才干和野心、却没有资历和声望的本党反倒会得不到历练的机会。何况,逆境为孙文提供了考验党员忠诚的机会。戴季陶的忠诚经得住考验,孙文没有忘记报答他。护法运动开始后,孙文终于有机会为忠贞干部创造资历和名望。流亡大元帅府委派戴季陶为公府秘书长,主要因为大元帅的政令出不了大元帅府。护法军政府委派戴季陶担任外交次长,主要因为公使团根本不承认广州政府。
    
      在此期间,戴季陶继续扮演激进派报人的角色。他是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第一批成员和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批党员,甚至起草了一份《中国共产党纲领》。孙文亲信当中产生社会主义理论家是司空见惯的事情。如果仅仅从思想倾向看,朱执信和戴季陶比1917年以前的列宁还要左。他们为了论证土地国有制在经济上的可行性,写出了几万字的文章。相比之下,共产党虽然用暴力实施土地改革,理论基础反倒不如这些国民党顽固分子,而且论证质量有每况愈下的倾向。张闻天以后,共产党在这方面的论证和自辩数量惊人,然而论水准却幼稚到可笑的程度。几乎所有内容都集中在两个方面。其一是中国农民能不能,或者怎样对应俄罗斯的富农-自耕农、地主-贵族、小市民-商人和无产阶级,赞成和反对的所有论据都是荒谬绝伦和自欺欺人的。其二是论证民国基层官员的腐败和无能,因此必须通过土改来打倒他们。然而众所周知的事实是,土改打倒的对象恰好是农村社会唯一能够对抗或缓冲官吏暴政的势力,土改的结果恰好是建立一个汲取能力相当于斯大林的新组织,彻底斩除了任何地缘和血缘的自治组织。这些论证似乎都是为了强词夺理地吵架和宣传而展开的,根本为自己掌握形势而诚实收集材料的意思。如果国民党顽固派没有发展成亚洲的恰亚耶夫,主要是因为政治横向涉入的缘故。朱执信早死,可以不论。戴季陶在真正的土改展开时,也忘记了他自己才是开天辟地的专业土地左派,一味论证共产党不讲道义,甘做颠覆祖国的外国第五纵队。他那时强调具有强烈儒家伦理色彩的所谓道义,却一点不提年轻时相当熟悉的经济学理由。
    
      孙文对戴季陶左倾的态度耐人寻味。他自己就是理论上的社会主义者和土地国有派。因此从严格的理论意义上讲,一个真正的国民党人就是一个社会主义者,而且肯定不是属于社会党人当中最右的一派。二十年代初叶正是孙文本人忙于跟苏联调情的时候,又是他怀着近乎父爱的感情提携戴季陶这批年轻人的时候。他一面责备那些反对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老同志不识大体,一面不准戴季陶参加共产党的活动。国民党刚刚完成列宁主义化的改组,戴季陶就当上了中央执行委员和宣传部部长。这样的地位就是留给汪兆铭,也不会委屈他。从孙文这一系列表面上自相矛盾的做法看,他实际上怀有根深蒂固的“内圈”和“外圈”情结。他认为外圈适用于马基雅维利的原则,内圈适用于信任同盟的原则。信任同盟的试金石不在抽象理论上的左右,而在基于道德直觉、乡土感情和性格默契的兄弟会传承。他要外围党员争取异己势力的好感,因为这些人是他预先就准备牺牲的对象,仿佛丫鬟可以随便跟少爷偷情;同时要内圈的自己人保存最高度的纯洁,将来才有资格接受自己的衣钵,仿佛亲生的女儿打死都要守身如玉,不能对不起自己精心挑选的女婿。戴季陶和蒋介石都明白自己是领袖特别看中的护法人才,不能跟外围一般见识。家法的意义其实是这样的:问题不在于你是左是右,而在于你的左右是不是为了本门的光大。也就是说,心术正不正才是关键。朱熹说宋高宗时代的主战派是君子,宋孝宗以后的主战派就是小人,同样是这个意思。党国在不同的特殊环境下,有时需要向左,有时需要向右。这是个策略问题,不是主义问题。如果你为了爱党而左倾或右倾,都是忠贞党员。如果你为了投机或破坏而左倾或右倾,都不是忠贞党员。从法律形式主义或历史实证主义的角度讲,这两者是没有任何区别的。然而如果你以为忠诚的护法没有能力结合当时的具体情况,大致上区别两种类似行径掩盖的不同心术;那你就必须注意,党国不会同意你的意见。朱熹和戴季陶都是那种自以为有这种能力,而且自以为负有这种使命的角色。如果有人试图论证他们都不是民主国家的好公民,那就等于论证男人不会怀孕,而且会给读者造成不必要的误解,好像他们曾经自称能够怀孕似的。
    
      戴季陶兼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以后,开始系统地发明孙文主义理论。孙文在第二年(1925年)去世,解放了他的手脚。他在这一年改名“戴传贤”,也就是决心以光大孙文主义为终生使命的意思。孙文本人没有、也不想建构太系统的理论,因为他主要是一位现实政治家,需要与时俱进地改变宣传内容。他在自己同时代人的眼中,是不大可能保持逻辑一致的。他们很清楚孙文长期以民国内部的日本代理人自居,极力反对北京政府的任何统一或反帝主张。无论“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本身对不对,出自孙文之口就很像一场滑稽戏。所以真正的孙文主义只能在孙文死后,根据孙文消费者、而非孙文本人的需要建构,然后以《教义问答》的方式植入不了解前代掌故的年轻人脑中。孙文的老朋友、老近卫军熟悉孙文本人,随时都会漏出线索,破坏逻辑连贯、前后一致的新发明,因此无论历史贡献多大,都会构成孙文主义的障碍。同样的逻辑也适用于马克思、列宁和其他意识形态领袖。在国民党内,廖仲恺遇刺事件造成的清洗发挥了消除障碍的作用。此后,教育青年变成了一项政治任务。广东大学改名为中山大学,校长由戴传贤担任,预示孙文必须由中国的平尼克变成中国的列宁。平尼克是华盛顿担任主席的制宪会议成员,代表南方各州的观点,提出的制宪主张大部分遭到否定,但仍然跟其他制宪会议议员一样,是当之无愧的美国“诸国父”之一。国民革命的宗旨就是修正辛亥革命,将“诸国父”之一修改为独一无二的领袖,将华盛顿和林肯的仰慕者变成列宁的同侪。戴传贤的毕生使命就是发明这样一位孙文、一位孙文本人都不认识的孙文,这种使命使他注定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敌人,而且理论越是接近反而越有同生态位竞争的可能,因为“中国的列宁”只能有一个,不像“美国的诸国父”同时容得下一群彼此敌对的政治家。
    
      戴传贤的发明表面上是宋儒道统理论和晚清国族主义的奇特混合物,实际上是列宁主义的竞争性抑制剂。他对列宁主义的模仿是一种基于心术的逆向模仿,酷似列宁主义团体对基督教团体的逆向模仿。戴记孙文主义是一种反对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列宁主义,正如列宁主义是鼓吹无神论和彼此相恨的敌基督教会。他关于孙文继承尧舜文武周孔的理论主要是统战式的,因为三民主义先锋队必须深入到儒家影响很大的亚洲内地,在可以预计的很长时期内只能是极少数派。泛儒家文化影响的居民是三民主义国家的原材料,三民主义国家是国民党先锋队的奋斗目标。主义从属于目标,政策从属于材料。这种秘传心法是纯粹列宁主义的,但材料没有丝毫列宁主义的成分。全世界无产者是列宁主义国家的原材料,共产主义是列宁主义先锋队的奋斗目标。主义同样从属于目标,政策同样从属于材料。国民党为什么是一个反共的列宁主义团体,由此可以一目了然。先锋队政党负有双重使命:在缺乏合适土壤的条件下保存种子,为种子创造合适的土壤。这两种使命经常相互矛盾、相互破坏,我们现在就生活在这些冲突造成的后果当中。经典意义上的资产阶级民主政党无需承担这两种责任,只相当于在熟地上照料庄稼的农业技术员。这种技术员如果莫名其妙地空投到沙漠上,多半会落到宋教仁的下场。西方政治学和人文主义学术通常不包括关于种子和土壤的内容,因为他们是坐享其成的文明继承人。基督教信仰和日耳曼封建宪制为他们创造了文明的基础,他们已经习惯于将现成的种子和土壤视为像空气一样理所当然的先在条件。
    
      从孙文主义的角度看,列宁主义政党可以变成一件有力的工具,服务于反对共产主义的目标。在这方面,他们没有看错。后来的纳赛尔和阿拉伯复兴社会党做出了非常相似的判断,在伊斯兰世界发挥了酷似孙文和三民主义在东亚的历史作用。戴季陶支持和策划四一二清党,从他的理论格局上讲是自然而然的。阿拉伯复兴社会党除了没有在形式上统一阿拉伯和伊斯兰世界以外,遵循了非常相似的政治时间表,首先利用苏联的支持发动列宁主义革命(西方不肯支持这种革命,西方支持的革命在没有殖民主义干涉的情况下又不能成功),然后通过清党消灭共产党同盟者和党内的共产党同情者。苏联通常对这种清洗无可奈何,出于反对西方的目的还是非得援助这种政府不可。土耳其的凯末尔主义者同样遵循从容共到剿共的模式,最后连反帝统一战线都放弃了。南京国民政府公开以凯末尔主义者自居,当时的土耳其还处在同时反对西方和苏联的阶段,迟至1939年才决心投入英法的怀抱,这种自我定位的意义可想而知。这种布局并非一定不能成功,但成功必须以放弃奥斯曼帝国和阿拉伯帝国的遗产为代价。国民党在后一方面的成功,恰好是后来失败的原因,相当于凯末尔为了收复叙利亚和塞浦路斯向英法开战,为此不得不再次依靠苏联危险的援助,将清党的效果付诸东流。在这种未曾发生的历史中,凯末尔的继承人只能逃往帝国主义归还的塞浦路斯,依靠帝国主义的怜悯,诅咒伊斯坦布尔鹊巢鸠占的苏维埃政权。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以后,戴季陶长期担任考试院长和国史馆长。他对功名利禄没有兴趣,全心全意地投入了意识形态工作,因此赢得各派系的尊重。这种工作跟西方的学术没有什么共同之处,更接近于苏斯洛夫和苏联的其他意识形态专家。前者像手艺人一样价值中立,因为泥瓦匠不用对建筑物的流派风格负责,而且可以假定建筑物肯定是存在的。后者必须设计出一套不符合万有引力定律的建筑蓝图,证明这种建筑物不仅可以存在,而且比其他流派和风格更加优越,在建筑物最终倒塌的时候,还要证明这事全怪瓦片质量不好,蓝图本身没有问题。这种类型的意识形态本质上属于摩洛克崇拜,做它的信徒比做它的敌人更危险。信徒必须为根本不是自己造成的错误承担责任,敌人却只需要娴熟地运用马基雅维利主义技术就能从中取利。戴季陶是这种崇拜的大祭司,最终用自己的生命证明了信仰的诚实。1949年2月11日,他在广州自杀身亡。他的崇拜者坚持说他是因为忧国而导致心脏病发作,但这种说法跟他因忧国而自杀殉国区别不大。蒋介石率领全体中央执行委员出席他的葬礼,蒋纬国每年忌日为他戴孝。从国民党的角度讲,他是三民主义意识形态和国民党现实政治地位不能相容局面的难成肉身。从世界历史的角度看,他是列宁主义世界化过程中的典型标本。凡是羡慕列宁主义力量而反对列宁主义宗旨的第三世界反帝知识分子,多多少少都是戴季陶的精神兄弟。伊斯兰世界尤其是戴季陶现象的苗圃,《金字塔报》的名作家海卡尔就是纳赛尔主义的戴季陶。
    
    来源: 共识网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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