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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青对鲁迅有何仇恨 文革中竟逼死许广平
(博讯北京时间2015年4月14日 转载)
    
    
江青对鲁迅有何仇恨 文革中竟逼死许广平

     1968年1月,鲁迅《答徐懋庸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的手迹和书信共计1,054件,共四大箱,被“四人帮”党羽戚本禹从文化部拿走。这年3月2日,鲁迅伴侣许广平才知道这件事。她忧心如焚。很快就病倒离世了。至于鲁迅手稿为何会被盯上,直到粉碎“四人帮”后,鲁迅之子周海婴才知道,原来江青在上海时曾有很多丑事,有一些,鲁迅在文章中有所反应。本文摘自盛京关捷的个人博客,原题为《周海婴“告御状”的真相》。
    
    2006年冬天,我意外收到一份藏品,是一油印材料,首页是毛泽东的批示,后面附有周海婴写给毛泽东主席的一封信。
    
    毛泽东的批示是“我赞成周海婴同志的意见,请将周信印发政治局,并讨论一次,作出决定,立即实行。毛泽东。十一月一日”。
    
    周海婴的信,是请主席下令出版父亲鲁迅的书信。末尾用钢笔字签了名。
    
    我如获至宝。立即给周海婴打电话,请教这份材料的真实性。周海婴先生说:“那时还没有冒名顶替的事。那个名是我签的,记得是用钢笔。”
    
    接着,周海婴讲述了1975年10月28日,给毛泽东写信“告御状”的内幕。
    
    鲁迅手稿被“四人帮”党羽抢去,许广平忧愤而死
    
    1968年1月,鲁迅《答徐懋庸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的手迹和书信共计1,054件,共四大箱,被“四人帮”党羽戚本禹从文化部拿走。从此,下落不明。这年3月2日,许广平才知道这件事。她忧心如焚。
    
    这位患有严重心脏病例的七旬老人,决定立即给总理写信。她写到了深夜,总算写完了。这时,她担心总理看不到,就让周海婴带她到好友董秋斯家,征求他对这封信的意见,和下一步的做法。
    
    到了董家,许广平把信交给董先生,在董先生阅读的过程中,许广平激动地讲出了事情的原委,以及自己对这件事的愤慨。
    
    就在这时,周海婴发现母亲脸色不对,而且老人正在用手在掏兜里的药。他马上意识到母亲是在找硝酸甘油,他连忙帮母亲拿出一片放在嘴里。过了一会儿,母亲的病情仍不见好转,他又给老人放在嘴里一片。
    
    但这一切都晚了。许广的身体瘫软地椅子上,慢慢地下滑,并失去了知觉。
    
    周海婴立即带母亲去北京医院。路上,他摸母亲的脉搏还在。可是,当时正是乱的时候,医院连值班医生也没有。好不容易找到一位女医生,周海婴恳求她抢救母亲。女医生一查,许广平的病历卡没有了,原来她被当做走资派被取消了在北京医院的治疗权,治疗权被转到了北京大学医院。
    
    周海婴再三求女医生救人,但女医生非要他去找病历卡。
    
    就在这时,许广平去世了。
    
    当晚10时,周恩来总理到医院悼念许广平。在安慰周海婴的同时,严厉地批评了医院的负责人。
    
    这时周海婴把许广平写给周恩来的信交给了周总理,恰好这时江青也来了,周总理看完后,交给了江青。
    
    江青夸张地说:“就冲戚本禹这一条,就可以枪毙他!”
    
    周总理在当天晚上的中央碰头会议上,决定提审戚本禹。傅崇碧将军负责此事,戚本禹交待,“鲁迅手稿在江青那里。”傅将军带人到钓鱼台18号楼去取,遭到江青臭骂。江青起初不承认,后来,又骂机要员。最后,不得不交了出来。她说:“这些东西不重要,重要的是毛主席的五卷手稿也丢了。”
    
    然而,仅仅过了半个月,江青与林虎合谋,搞了个“杨、余、傅案件”,把傅崇碧抓了起来。
    
    “四人帮”步步紧逼,手稿危机进一步加剧
    
    那一批被戚本禹抢走的鲁迅手稿,在周总理的关注下,失而复得。但周海婴的母亲许广平,却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在遗体告别后,周恩来总理对周海婴和他的孩子说:“我太粗心了。”这让周海婴很感动。
    
    周海婴办理完母亲的丧事,上班了。生活似乎恢复了平静。然而刚过了半年,平静就消失了。
    
    有一天,周海婴所在单位的造反派头头走进他的办公室。
    
    周海婴有点奇怪,这回这个造反派突然对他表现出了热情和礼貌,这是过去从没有过的,过去一向是横眉冷对的。聪明的周海婴不由得警觉起来。
    
    果然,狐狸的尾巴很快露了出来。
    
    “周海婴同志,你父亲的手稿和其他遗物还有吗?如果你搬家时发现有新的,马上报告我们,上面对这个很关心,我们可以代你转交上去,保存到最安全的地方。”
    
    周海婴马上回答说:“我父亲的手稿和一切遗物,都让我母亲交到鲁迅博物馆和纪念馆了,家里一点也没有了。”
    
    那人听了,悻悻而去。
    
    周海婴陷入沉思。“上面为什么这么关心父亲的东西?”他知道“上面”是江青,但江青为什么要这样他不知道。直到粉碎“四人帮”后,他才知道,原来江青在上海时曾有很多丑事,有一些,鲁迅在文章中有所反应。
    
    周海婴思考的结果是,父亲四大箱子的手稿虽然被追回,但仍不安全。这从“上面很关心”就可以看来,这从因为追手稿出现的“杨、余、傅”冤案就可以看出来。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三位将军本来是奉总理的命令追收鲁迅手稿,然而,最后却被抓了起来。
    
    这时,又发生了一件事。
    
    周恩来总理在接见一外宾时,本想送一套《鲁迅全集》,可是,1956年出版的《鲁迅全集》却被禁了,理由是注释有“政治问题”。总理只好给周海婴打电话,向他要这套书。
    
    这件事,让周海婴看清了“四人帮”吹捧鲁迅后面的真相。
    
    这时,“四人帮”迫于压力,出版了1938年版的《鲁迅全集》。但鲁迅的书信新发现了近200封没有收进去。周海婴担心这些书信有一天落到江青等人手里,可能要危险。
    
    于是,他想到了出版,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使这200封书信传播到人民群众中间,到时即使再禁,也来不及了。
    
    姚文元阻挠,胡乔木向周海婴建议:“直接给主席写信”
    
    周海婴为此,开始了奔走。鲁迅真是有个好儿子,如果没有他当时的努力,依当时的政治气候,我们今天可能看不到鲁迅作品的全貌了。
    
    文学界的老前辈都同意周海婴的建议。大家一致认为,把鲁迅先生的作品公开出版,是最好的保护方法。
    
    这样,周海婴就去找国家出版局领导小组负责人石西民,说明自己的愿望。石西民非常赞同他的想法,立即着手申报。按说,这不应该成为问题。然而,就是成了大问题。
    
    石西民申报多次,也找有关上级交涉了多次,就是批不下来。后来,他才明白,原来掌管新闻出版大权的姚文元压着不批。原因是什么呢?
    
    经多方打听,表面上是“这些书信的收信人后来成了坏人,所以不能出版······”
    
    石西民找到周海婴,说:“对不起,我真的无能为力了。”周海婴向他表示了感谢,
    
    但他不能接受姚文元提出的所谓理由。一是,他认为,很多人虽在文革中被定性为“坏人”,但在当时还是好人;二,即使当时真是坏人,但那也是历史的原貌,对研究鲁迅是大有价值的呀。
    
    周海婴身上有着鲁迅的倔强,他不甘心。
    
    1975年深秋,周海婴去南长街看望老前辈胡乔木。
    
    胡先生对他非常热情,对他说:“桌子上有水果,你吃吧,别客气。”周海婴哪有心思吃,他趁机说出了自己的心中事。
    
    胡乔木听了,沉思了一小会儿。突然说:“主席刚刚做完眼睛手术,最近这些日子可以看一些文字了。你不妨写一封信给他老人家。字要写得大一些。现在小平同志出来工作了,这信我可以请他转给主席。到时,看看效果怎么样。”
    
    周海婴大喜过望, 他决定回家给毛主席写信。他想,胡乔木能出这样的主意,说明他心里是有数的。因为他是毛主席的老秘书呀。
    
    “告御状”后心里忐忑不安,三天后毛泽东批示“同意”
    
    1975年10月28日,从胡乔木家里回来,周海婴铺纸申毫,想起“文革”以来,围绕着父亲鲁迅手稿的种种风波,还有母亲的死,他满腔悲愤地给毛泽东主席写了八大页“御状”
    
    周海婴和鲁迅一样,是个正派直率的人,从对毛泽东的称呼上就可看出这一点来。他没有写当时流行的“四个伟大”,而是直呼“主席”,开篇也没有什么客套话,而是直接说事。
    
    首先,他报告了现存鲁迅书信出版的情况,也报告了母亲去世的详情。同时,对鲁迅尚未出版的200余封书信的不能出版,表示了不满。对此,他甚至言辞激烈地评论道:“如果有人认为鲁迅书信的受信人有的后来成了坏人而不能出版,那么,我想这不应该成为一个障碍。因为在马恩著作中,就有许多马恩写给拉萨尔、伯恩斯坦、考茨基的信,但我们并没有因此而不出版马恩的这些著作······近年来,我也向有关负责同志提过多次建议,但始终没有能解决。”
    
    在信中,他还对前些年出版的1938年版的《鲁迅全集》的不完整,谈了看法。同时,对鲁迅博物馆的级别由国家级降到区级,提了意见,认为这样是不妥的。
    
    周海婴把这最后的希望寄托在这封信上。
    
    他兴冲冲地跑到胡乔木家,把这封没有封口的信交给了胡乔木,请他交给邓小平,然后再转交毛泽东。
    
    从胡乔木那里回来,周海婴有些担心了。万一这封信毛主席看不到,而被姚文元看到了,那可就要出大祸了。他上班不安心,下了班,回到家,也难以平静。可是,后来,他想到了胡乔木和邓小平,凭着对二人的高度信任,很快对那封信恢复了信心。
    
    喜从天降!
    
    三天后,石西民告诉他:“毛主席给你的信批示了。老人家说同意你的建议。”周海婴听了,愣了许久,他有点不相信。毛主席真的能看到,毛主席真的能同意我的建议?
    
    11月上旬,国家文物局局长王冶秋找周海婴谈话,他说:“海婴呀,张春桥已向我正式传达了毛主席给你的批示。当务之急,是要落实批示精神······”
    
    这时,周海婴看到了毛泽东主席的批示全文————“我赞成周海婴同志的意见,请将周信印发政治局,并讨论一次,作出决定,立即实行。”
    
    周海婴在印发政治局全体委员的信上,都签了自己的名字。笔者收藏的那一份,上面打着一个大的红字,“第十某号”。
    
    张春桥对批示阳奉阴违,落实工作一拖再拖,效果一般化
    
    1975年12月5日,根据周海婴的意见,王冶秋写了个落实方案,呈给毛泽东主席。方案就鲁迅书信和著作的研究出版的规划安排等事项,作了具体汇报。很快,毛主席批准了这一方案。
    
    周海婴满以为这回一切都解决了呢。
    
    12月25日,国家文物局召集有鲁迅研究专家参加的顾问会议。周海婴应邀出席,他在会上看到了父亲生前的好友曹靖华,还有林辰、戈宝权、杨霁云等人。
    
    但会后,张春桥却迟迟不听汇报。20多天后,王冶秋又找到他要求汇报,他又以到清华大学处理问题而拒绝了,并且说“清华大学的事是纲,你们这个事只能算是个目。”其态度,显而易见了。这里,除了他内心仍记恨鲁迅在《三月的租界》那篇文章里对他的批判外,恐怕还有江青的意思。
    
    对此,周海婴心里多少能揣度出一些来。
    
    没有办法,大家只好等。
    
    1976年2月27日,石西民以国家出家出版局的名义再次上报《关于鲁迅著作出版问题的报告》。报告说,要赶在鲁迅逝世四十周年前的八月份,重新出版几种鲁迅著作,作为纪念活动的一部分。当时,还剩五个月时间了。
    
    然而,报告上去一个月,仍然没有消息。石西民只好直接给张春桥写信,提醒他:“时间紧迫,安排出版和印刷工作要抓紧······”
    
    这回张春桥批复了,但表示了明显的不满。他说,既然周海婴找到了主席,主席也批示了,那么,还找我做什么,这么啰嗦?话是这么说,但真要是不找他,则更麻烦。
    
    周海婴认为,张春桥的态度,和江青、姚文元的态度是一样的。
    
    果然,后来的情况也从另一侧面说明了这个问题。
    
    本来,国家文物局打算要出几十册鲁迅书信、日记。相关编辑忙了小半年,结果连装订也没有全部完成。
    
    鲁迅研究室倒是成立了,但由于经费等问题,日子越来越难以维系,以至后来,大多数顾问、专家都撤离了,只剩了四个人。
    
    周海婴到这时才明白,原来“四人帮”声称的对毛主席的指示要传达不过夜,指的是对他们有利的那一些,对那些或夸大到极端,或断章取义。对不利的那些,或者是压下来,或者是拖延打折扣。
    
    来源:盛京关捷 _(网文转载)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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