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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十二年徐志摩、胡适、汪精卫等的一次雅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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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讯北京时间2015年2月28日 转载)
    
    作者:马建强
    

    马建强,男,江苏金坛人。南京特殊教育学院中国特殊教育博物馆馆长,近年来致力于中国近代知识分子思想史研究,著有多部学术专著。曾在本刊发表散文《家书中的梁启超》。
    
      (一)
    
      民国十二年(公元1923年)的农历八月十五,“人间天堂”的杭州,“淡妆浓抹总相宜”的西湖。这一天“阴雨竟日,晚间微晴,月出不久,即为云遮尽”。(《胡适日记》)
    
      好在西湖“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濛雨亦奇”,所以人们对西湖的“雨”是不生气的。没有西湖的雨,哪有天堂的伞,哪有许仙与白娘子的伞来伞去千年等一回的姻缘。
    
      今夜天上的月亮先不显后未圆,地上的胡适也没有和家人团圆。小脚太太江冬秀与三个孩子在北京,他一人在西湖。一人是一人,却不是孤身。“我的朋友胡适之”中的胡适之是不缺朋友的。这一天,安徽老乡、美国同学陶行知(当时还叫陶知行)与胡适在一起,雨是“竟日”,他们相聚也是“竟日”,陶行知当晚还与胡适同住。
    
      真是“十五的月亮十六圆”。十六这一天,胡适与陶行知、高梦旦等好朋友一起在西湖走花坞、游西溪。果然,一日雅集畅游,天助人兴,晚上雨去云淡,今夜“月色极好”(《胡适日记》)。
    
      在整个杭州湾,伴随着中秋佳节,有一件盛事,那就是钱塘观潮。呈喇叭状的杭州湾两岸,中秋之后,海起潮,人如潮。这个潮与天上的月亮直接相关,月亮是十五满十六圆,潮水是十五起十八盛。
    
      1923年的农历八月十八,钱塘潮迎来一批特别的观潮人:
    
      今天为八月十八,潮水最盛。
    
      潮初来时,但见海外水平线上微涌起一片白光,旋即退下去了。后来有几处白点同时涌上,时没时现,如是者几分钟。忽然几处白光联成一线了。但来势仍很弱而缓,似乎很吃力的。大家的眼光全关注在光山一带,看潮很吃力地冲上来:忽然东边潮水大涌上来了,忽然南面也涌上来了。潮头每个皆北高而斜向南,远望去很像无数铁舰首尾衔接着,一齐横冲上来。一忽儿,潮声澎湃震耳,如千军万马奔腾之声,不到几秒钟,已涌到塘前,转瞬间已过了我们面前,汹涌西去了。(《胡适日记》)
    
      此潮起潮落处为浙江海宁盐官,离徐志摩家硖石镇不远,徐志摩是本次观潮的组织者,同行者是:胡适、曹诚英、汪精卫、马君武、任鸿隽、陈衡哲、朱经农、陶行知,还有一位女老外Miss Ellery,美国藩萨大学历史学教授,是陈衡哲留学美国时的老师。
    
      七男三女,一共十人。此番十人在中秋佳节后三日应徐志摩之约从杭州、上海会合于盐官。钱塘潮水自然是千军万马澎湃震耳,几秒钟就汹涌西去了。观潮的这十个人,除了一位老外不在本文交代范围之外,尽管都已汹涌西去,但却都是澎湃震耳而又历久弥新并常说常新的人物。在“神马都是浮云”的二十一世纪之初,回望1923年9月28日(民国十二年农历八月十八)这一天,凝眸这九位观潮者,他们都曾是时代的弄潮儿,潮水不知何处去,人面依旧笑春风。
    
      以年齿为序,此九人为:
    
      马君武(1881—1940)
    
      汪精卫(1883—1944)
    
      任鸿隽(1886—1961)
    
      朱经农(1887—1951)
    
      胡 适(1891—1962)
    
      陶行知(1891—1946)
    
      陈衡哲(1893—1976)
    
      徐志摩(1897—1931)
    
      曹诚英(1902—1972)
    
      (二)
    
      北洋政府自从袁世凯一命呜呼之后,可谓群龙无首,城头变幻大王旗,你将唱罢我登场。大总统1922年底是徐世昌,1923年头叫黎元洪,才到10月就变成了贩布出身的曹锟了。
    
      几年后异军突起北伐成功的国民党,此时正忙着准备改组。新年刚过的1月26日,孙中山指派廖仲恺与苏俄代表越飞经过会谈发表了著名的《孙文越飞宣言》。8月16日,孙中山又指派蒋介石率“孙逸仙博士代表团”从上海出发赴苏俄考察军事,这为他日后执掌黄埔军校埋下了伏笔。蒋介石深谙一支管用的军队在这乱世的作用,此后几年他在广州这个叫黄埔的小岛上苦心扒拉他的陆军军官学校。
    
      而建党才两年多的共产党,此时还处于秘密地下状态。作为苏俄共产国际一个远东支部,急性子的陈独秀感觉是方方面面里里外外都不给力。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倒是接连悄悄地印刷了好多次,一时风行天下。而共产国际马林、中国共产党李大钊、中国国民党孙中山共同谋划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与国共第一次合作即将拉开帷幕。
    
      1922年年底,北洋政府财政部长罗文干遭到非法逮捕,后经北大校长蔡元培奋力抗争,获释放。可到了1923年1月,教育总长彭允彝为取悦军阀,致使罗文干被重新逮捕。蔡元培激于义愤,于1923年1月17日的《晨报》发表了不与北洋政府合作的宣言:“元培目击时建,痛心于政治清明无望,不忍为同流合污之苟安;尤不忍于此教育当局之下,支持教育残局,以招国人天良之谴责。惟有奉身而退,以谢教育界及国人。”
    
      从1919年“五四”起,蔡元培因不堪北京大学此起彼伏的学潮与北洋政府的无能腐败,先后辞职数次,快成辞职专业户了,可是本来水火不相容的官方的教育部与民间的北大师生竟在这一点上高度一致:都不同意蔡元培辞职。向来待人如春风的蔡元培,这一次秋高气爽起来:不管你同意不同意,我回老家了,梅干菜就绍兴酒,乌篷船边水悠悠。
    
      刚好蔡先生的第二任妻子去世已经两年多了,周围的朋友都忙着给他张罗续弦。早年爱国女学时的学生、一直待字阁中的周养浩浮出水面,那真是“清水出芙蓉”,正无官一身轻的蔡元培来到苏州与在此工作的周几番接触,觉得甚合其意。于是1923年7月10日,在苏州留园,蔡元培与周养浩开始了蜜月之旅。这一年蔡元培年近六旬,周养浩年过三十。婚礼当然隆重,一批故旧门生新朋老友纷纷前来祝贺。不过,当天留给人们印象最深的倒不是老夫少妻百年好合洞房花烛,而是一位九十多岁的老太太前来参加婚礼,不想婚礼尚未结束,同桌的人发现她竟伏在饭桌上无疾而终了。这位寿星是蔡元培老友张冀牖的三舅奶奶刘老太太。张冀牖的女儿张允和九十多岁时,还常跟人说起当年她亲历的这件事。婚后十天,蔡元培带着新婚妻子远赴欧洲。1923年的蔡元培是一个辞职未允的北大校长,一个新婚燕尔的新郎官,一个再度赴欧考察的教育家。
    
      陶行知这一年被推选为南京安徽公学校长。学校办在南京,属于江苏省地盘,而经费、生源等均来自安徽省,是所办在南京的主要招收安徽流动儿童的希望学校,所以该校要同时报苏、皖两省省长公署及教育厅立案。好在那个年头办这样的好事,还没有现在诸多潜规则,说办很快也就办好了。
    
      1923年前,陶行知一直在大学工作,但限制多多、烦恼多多,久有凌云志的他面对老大的民国老难的教育,一想起当年在哥伦比亚大学读书时的豪情壮志,便开始英雄气短。安徽公学校长,尽管不是全职,但对他还是很有吸引力的,他当仁不让津津有味,一口气兼到1929年,直到后来因创办晓庄师范遭国民政府通缉为止。他率先在公学推行三三新学制,即初中三年高中三年,与美国中学教育接轨。这个学制是在胡适力主下年前济南会议上刚获通过的,陶行知用这种实际行动响应了这位安徽老同乡。他提出:我们学校最注重师生接近,最注重以人教人。
    
      这一年,陶行知还作为主力与中坚在北京发起组织了“中华平民教育改进社”,出任总干事,全力推行平民教育。当时所谓的平民教育,其实就是平民读书运动,“用最短的时间,最少的银钱,去教一般人民读好书,做好人。我们深信读书的能力是各种教育的基础。会读书的人对于人类和国家应尽之责任,应享之权利,可以多明白些。他们读了书,对于自己生计最有关系的职业,也可以从书籍报纸上多得些改进的知识和最新的方法。一般无知识的人对于子女的教育漠不关心,若是自己会读书,就明白读书的重要,再也不肯让自己的儿女失学。所以今日之平民教育,就是将来普及教育的先声。”(陶行知《平民教育概论》)
    
      因为平民教育,陶行知这一段时间与朱其慧、晏阳初、黄炎培、朱经农等交往密切。他先坚辞东南大学的教职,再婉拒北洋政府委任武昌高等师范学校(武汉大学前身)校长一职,接着把家也从南京迁到了北京。朱其慧的老公是曾任民国总理的熊希龄,朱经农是她娘家侄子。陶行知确定了安徽公学的校训为“实”,找哪位名人写一下呢?那段时间他与朱其慧是抬头不见低头见,自然让熊老爷恩赐墨宝了。字不怎么样但喜欢写的熊希龄二话没说,当天就写好了送来。这个熊希龄,他年爱妻朱其慧去世后,以年近七旬之高龄独占三十出头的花魁毛彦文,一时成为民国佳话。为求得毛彦文红颜一笑,当年熊希龄可没少练字,情书都是裱成精美册页的。可以确信,那时熊老爷写的字肯定比给安徽公学写的功力要深厚得多。安徽公学解放后改名为南京六中,不知该校这则墨宝还在乎?
    
      9月,陶行知由北京南下,先去上海商务印书馆找朱经农。他带来了《平民千字课》手稿,请时任印书馆编辑的朱经农再修改修改,他对朱说:“不识字的人可以在四个月内读完这套课本。”不久该书由商务印书馆正式出版,很快发行一空,连印五十万册,仍供不应求。
    
      办完这件事后,陶行知从朱经农处弄到了胡适在杭州的住址,便由上海来到杭州,关于人生,关于教育,关于平民教育,他要与老同学胡适好好谈谈。
    
      (三)
    
      当年的汪精卫要是放在现在,那不知道要有多少粉丝粉团粉条。常言道“男人四十一枝花”,1923年的汪精卫正四十初度。这位翩翩帅哥,绝非徒有其表。他是父亲六十二岁时所生,因为庶出,从小曾受家族歧视。十三岁母亲去世,十四岁父亲去世。但他刻苦求学,1902年以广州府县第一名的成绩考中秀才,1904年考取官费留学日本政法大学,1905年孙中山创立同盟会时汪精卫即为同盟会评议长,与黄兴等同为孙中山的左膀右臂。1909年12月他的一颗投向晚清摄政大臣载沣的炸弹,尽管没有引爆,但已是敲响了晚清政府的丧钟。民国后他倒也不居功自傲贪求名利,盛名之下选择赴欧留学。此后一度进入“小休时期”,漫游欧美,寄情山水,钟情舞文弄墨,并被南社礼聘为尊贵会员,社号260。
    
      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
    
      衔石存痴绝,沧波万里愁。孤飞终不倦,羞逐海鸥浮。
    
      这是汪旧年狱中所作,时隔一百多年,现在读来,第一则的豪情,第二则的志向,还是令人心动。好汉不提当年勇,看看1923年汪精卫为《南社丛选》所作的序言吧:
    
      近世各国之革命,必有革命文学为之前驱;其革命文学之彩色,必烂然有以异于其时代之前后。中国之革命文学亦然。核其内容与其形式,固不与庚子以前之时务论相类,亦与民国以后之政论绝非同物。盖其内容,则民族、民权、民生之主义也。其形式之范成,则涵有二事:其一,根柢于国学,以经义、史事、诸子、文辞之菁华为其枝干;其一,根柢于西学,以法律、政治、经济之义蕴为其条理。二者相倚而亦相抉。无前者,则国亡之痛,种沦之戚,习焉已忘,无由动其光复神州之念。无后者,则承学之士犹以为君臣之义无所逃于天地之间,无由得闻主权在民之理。······故革命文学必兼斯二者,乃能蔚然有以树立。
    
      这只是汪精卫给南社部分社员诗集的一篇序言,却相当精准地点出了南社的意义与价值。其时正处在旧南社名存实亡、新南社曙光将显之际。这篇序言,无疑给新南社的成立与发展明确了要求,指明了方向。大家手笔,不服不行。
    
      1923年的除夕,汪精卫有诗:
    
      《除夕邀南社诸子作岁寒小集,何香凝夫人绘岁寒图,诸人皆有吟咏,余也成一首》
    
      冰雪满天地,老梅能作花。孤松青不已,相为导春华。
    
      落落心魄在,悠悠岁月赊。艰难谋一聚,何惜最流霞?
    
      虽说即兴小作,但在群芳争艳的南社,还是可圈可点的。
    
      平生自视不是一般的高的,差不多眼睛长在头顶上的柳亚子有多首诗作猛夸汪精卫:
    
      一击亡胡帝,平生张子房。风姿犹妇女,家国有沧桑。
    
      廿载盟心久,一宵握手偿。元戎方旰食,何以拯黔苍。
    
      座中人物谁最妍?汪伦一斗才翩翩。
    
      清谈痛饮余事耳,江山万里君仔肩。
    
      如果说柳亚子写诗是明夸,那胡适、徐志摩等人在日记里简直就是暗恋了:
    
      前天乘看潮专车到斜桥,同行者有叔永、莎菲、经农、莎菲的先生Ellery,叔永介绍了汪精卫。一九一八年在南京船里曾经见过他一面,他真是个美男子,可爱!适之说他若是女人一定死心塌地的爱他,他是男子······他也爱他!精卫的眼睛,圆活而有异光,仿佛有些青色,灵敏而有侠气。(徐志摩《西湖记》)
    
      胡适与汪精卫,相差八岁,汪精卫出道较早,为政界精英、民国功勋。而胡适从美国回到国内,被蔡元培礼聘至北大,二十七岁即为文科教授,与陈独秀、李大钊等一起发起五四新文化运动,也是誉满士林,名震天下,风头不减当年汪精卫。汪精卫与胡适,一时惺惺相惜。
    
      1923年夏秋之际,汪精卫因为筹备新南社的事来到上海,他听任鸿隽说胡适正在杭州养病,便托他带信给胡适,希望一见。胡适不是糊涂人,自然一拍即合,表示相见恨晚。
    
      尽管后来汪精卫投靠日本,做了汉奸,但胡适一生对汪精卫倒也没有完全因事废人。1944年4月11日汪精卫死在日本,4月13日胡适获知此事,当天日记他就很惋惜地写道:
    
      精卫一生吃亏在他的‘烈士’出身,故终身不免有‘烈士’的Complex。他总觉得我性命尚不顾,你们还不能相信我吗?性命不顾是一件事;所主张的是与非是另外一件事。(《胡适日记》)
    
      不过当年汪精卫对胡适也是礼遇有加。1933年任国民党中央政府行政院院长的汪精卫曾亲自写信给胡适,恳请他出任教育部长。胡适的回信情真意切:
    
      我细细想过,我终自信我在政府外边能为国家效力之处,似比参加政府为更多。我所以想保存这一点独立的地位,决不是图一点虚名,也绝不是爱惜羽毛,实在是想要养成一个无偏无党之身,有时当紧要的关头上,或可为国家说几句有力的公道话。一个国家不应该没有这种人;这种人越多,社会的基础越健全,政府也直接间接蒙其利益。我深信此理,故虽不能至,心实向往之。以此之故,我很盼望先生荣许我留在政府之外,为国家做一个诤臣,为政府做一个诤友。
    
      顺便说一句,胡适这种坚决不从政的态度,倒是一生未有任何动摇。蒋介石1947年恳请胡适出任行政院长、1948年恳请胡适参选民国总统,胡适差不多都是用同样的态度回绝的。
    
      (四)
    
      仔细说起来,汪精卫还真算教育中人。1921年孙中山在广东就任非常大总统,他说:“中国今日之现象,如拆屋改建,旧者已经破坏,新者尚未建全,庶政繁多,动需时日······今日民国成立已历十二年之久,种种设施,虽不甚完备,然求之历史已经是收效最速的了。建设事业历十二年之久,尚无头绪,实因从前未培养人才之故。”孙提出国民党“政纲”,对外以废除不平等条约为主旨,对内注重励行教育普及,以全力发展儿童本位之教育,整制学制系统,增高教育经费,并保障其独立。
    
      正卧薪尝胆之际的孙中山礼邀昔日部下汪精卫出任广州政府高等顾问、广东省教育会会长。汪心有灵犀一点通,高等顾问是闲职虚职,但教育会会长是可以做许多事的,于是他即刻走马上任教育会会长。
    
      而他的同道前任竟是陈独秀。1920年年底,广东军政府陈炯明聘请陈独秀出任广东省教育委员会委员长(委员长也好,会长也罢,其实就是教育上的这些事归你管),主政改革广东教育。陈独秀当时向陈炯明提出近乎苛刻的任职三条件:教育独立,不受行政干涉;以广东全省收入的十分之一用作教育经费;行政措施与教育所提倡的学说作统一的趋势。想不到的是陈炯明照单全收。这下陈独秀只好硬着头皮暂时放下上海的一大摊子事来到广州。陈独秀是个风风火火的人,在陈炯明的信任与支持下,带着五四新文化运动领袖的余威,他大刀阔斧、雷厉风行,一时广东的教育风生水起、波涛汹涌。陈的教育主张是:
    
      1,未成年教育,即中小学教育、幼稚园等,分期使之普及。
    
      2,成年教育,即补习教育与社会教育,凡补习学校、图书馆、博物院、操场、戏院、音乐厅,一般宣传和特殊宣传皆包括在内。
    
      3,专门教育,以工业教育为主,除高等专门学校及大学工科外,以设立甲种工业学校、普及乙种工业学校为目的。
    
      天生演说家的陈独秀,在广州不停地到各学校发表演说,陈述自己的教育主张与教育思想。他力主中学男女同校,并要求广东省立一中率先实行。毕业于北京大学英国文学系的袁振英,随陈独秀同来广东出任广东省立一中校长。该校前身为广州广雅中学,历史悠久,民国后改名为广东省立一中,梁漱溟也曾出任过该校校长。在陈独秀的强力支持下,一中开放女禁,随后男女同校全省推广。
    
      可惜,此时肩负建党重任的陈独秀,身在曹营心在汉,加之广东教育界的保守势力仍很强大,任职不满一年的陈独秀,挥一挥长袖,悠然作别广州天空的云彩,时在1921年年底。
    
      汪精卫接任,直至1924年。说起教育,汪精卫倒也不外行,人家可是秀才出身,再留学日本,又留学法国。他上任后即明确主张:
    
      教育家对于民国之责任,在于从事造成民国的工作。十年了,民国没有造成,是因为教育的这些工作没有做好,是教育没有进步的原因。民国的造成与教育的进步是相需的。教育家对于民国的责任,不在投身政党,去做政治的生涯,而在根据教育家之地位,以从事造成民国的工作。
    
      1917年胡适刚回国时曾郑重宣告:“打定二十年不谈政治的决心,要想在思想文艺上替中国政治建筑一个革新的基础”。两相比较,汪精卫与胡适,可谓声气相投、所见略同。没有国民,哪有民国?鲁迅在《呐喊》后开始《彷徨》,彷徨的也是如何改变国民性:
    
      最初的革命是排满,容易做到的,其次的改革是要国民革自己的坏根性,于是就不肯了。所以此后最要紧的是改革国民性,否则,无论专制,是共和,是什么什么,招牌虽换,货色照旧,全不行的。(鲁迅《两地书》)
    
      如果汪精卫也能像胡适一样,践行自己的誓言,有所为有所不为,不去直接投身政治,恐怕“卖国贼”、“大汉奸”、“当代秦桧”这些帽子怎么也戴不到他的头上,而“教育家”的帽子说不定正合适早年决意“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的他。其实,“教育家”这一顶帽子当年已经为他准备好了,备帽的人是陈嘉庚。
    
      陈嘉庚早年随父背井离乡下南洋,多年风餐露宿纵横捭阖省吃俭用终成“橡胶大王”。他久居南洋,心系桑梓,独钟办学。从小学开始,中学、师范、女子中学、商船学校、水产学校、农业学校直到厦门大学,陈嘉庚一往情深乐此不疲。办学离不开名师,陈嘉庚曾专门瞩意江浙一带的名师,挖地三尺,求贤如渴,至诚至尊,当年曾在集美学校任教的名师就有钱穆、杨晦、王伯祥、许钦文、王鲁彦等。
    
      1918年,陈嘉庚决意独资创办厦门大学。经费不成问题,场地不成问题,校舍不成问题,生源不成问题,师资只是小问题。对校主陈嘉庚来说,成大问题的是要选一个好校长。在陈嘉庚看来,大学校长必须有“道德毅力,学友多,兼能虚怀善用人,经重事,有责任心”。
    
      当年作为同盟会评议长之汪精卫,常下南洋募捐,陈嘉庚也是同盟会会员,与他算旧识老友,对汪精卫的胸怀大志、满腹经纶印象很深。而今日之汪精卫,不仅是孙中山的左右手,还是享誉海内的民国第一才子,又是美男子,海归派。陈嘉庚先生经过慎重考虑,决定礼聘他为厦门大学首任校长。
    
      1920年汪精卫来漳州见陈炯明。其时厦门大学正在紧锣密鼓加快筹建,万事俱备只欠校长。陈嘉庚专程赶往漳州,邀请汪精卫来学校参观。汪盛情难却,先参观了集美学校,又实地考察了厦门大学新校址,该址背五老山,抱湖里山,依南普陀寺,临万顷碧涛,方圆二千多亩,汪精卫还真动心了。特别是陈嘉庚专门在秀美的鼓浪屿为这位将来的校长准备了一栋西洋别墅,供其全家居住。陈嘉庚认为:今日国势危如累卵,所赖以维持者,惟此方兴之教育与未死之民心耳。民心未死,国脉尚存。今日不达,尚有来日,及身不达,尚有子孙。如精卫之填海,愚公之移山,终有贯彻之一日。他笑着对汪精卫说:“我是愚公,我来移山,你是精卫,你定要来填海啊!”
    
      从厦门回到广州,汪精卫经过深思熟虑后专门回函陈嘉庚,表示愿意就任厦门大学首任校长。有些惧内的汪精卫,还让其夫人陈璧君专门从炎热的广州来到四季如春、海不扬波、生活闲适、风景优美的厦门鼓浪屿,住进了准校长的别墅洋楼,算是提前体验“校长夫人”的生活。出身富商千金的陈璧君对陈嘉庚素有敬意,对鼓浪屿、对厦门也深表满意。此时厦门大学校长已是非汪精卫莫属。
    
      真是“我本将心向明月,奈何明月照沟渠”,这边庭除洒扫、虚席以待,那边却是粤军回粤成功,孙中山派给汪精卫许多事。当年孙中山也正是用人之际,他还力邀蔡元培南下协助,蔡是明白人,他回信婉拒:“现在军务倥偬,麾下所需要者,自是治军筹款之材,培于此两者,实无能为役。”汪未能婉拒孙中山,只好去函婉拒陈嘉庚了,从此与厦门大学失之交臂,一误成百年错,一错成千年恨。试想如果汪精卫做了厦门大学校长,凭借陈嘉庚雄厚的资金、一心办学的宏愿,对教育也有夙缘的汪精卫何至于后来与蒋介石明争暗斗、与日本人眉来眼去,早年英名化为乌有,汉奸骂名万劫不复!
    
      对此陈嘉庚久久不能释怀。甚至陈嘉庚还梦想汪精卫只是一时事忙,说不定过段时间忙完了他还会再来,于是陈还特意举汪精卫为厦门大学筹备委员会委员。也许是与汪精卫有这么一段不成功的合作,多年后当陈嘉庚听说汪精卫私自出走河内意欲与日本议和一事时,身为“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主席”的他竟一日数电重庆核实此事。当确知汪精卫已经公开投敌时,陈嘉庚真是老泪纵横无语凝噎,岂一个“恨”字了得!
    
      (五)
    
      相比汪精卫,马君武、任鸿隽、朱经农的人生尽管“有怨有悔”却“不应有恨”。马比汪大两岁,汪比任大三岁,任比朱大一岁,基本算是同龄人。
    
      马君武祖籍湖北赤壁,长于广西桂林,广州学法文,上海学古文,日本学化学,同盟会第一批会员。
    
      汪精卫祖籍江西婺源,后迁居浙江绍兴,生于广东三水,秀才出身,留学日本,同盟会第一批会员。
    
      任鸿隽祖籍浙江湖州,早年新式师范学堂毕业,末代秀才,后求学中国公学,再留学日本,同盟会早期会员。
    
      朱经农祖籍江苏宝山,生于浙江浦江,长于湖南常德。新式学堂毕业,留学日本,回国后参与创办中国公学,同盟会第一批会员。
    
      民国肇基后,马、汪、任都曾围绕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做过几天跟班。后与孙中山同进退,作为对辛亥革命有贡献的“稽勋生”,在“革命救国”后,开始留洋探求“实业救国”、“科学救国”、“教育救国”的道路。马君武赴德求学,获工学博士学位。汪精卫留学法国,学习社会学。任鸿隽留学美国,获得化学硕士学位。而朱经农则先是任教于湖南高等实业学堂,后到北京任《民主报》编辑、《亚东新闻》总编辑。1916年赴美留学,获得教育学硕士学位。
    
      四人先后学成,陆续回国。任鸿隽回国后倾全力于国家的科学发展与高等教育,基本上心无旁骛,先后任北京大学教授、教育部专门教育司司长、东南大学副校长、中华教育基金会董事会干事长、四川大学校长、中央研究院化学所所长、中央研究院总干事等。解放后参加第一届全国政协,担任过上海图书馆馆长,1961年去世,享年七十又五,比起汪精卫、马君武、朱经农他算是寿终正寝、死可瞑目了。
    
      朱经农回国后任北京大学教育系教授、商务印书馆编辑。1925年后辅助张寿镛创办光华大学,后历任教育部常务次长、齐鲁大学校长、湖南省教育厅厅长、中央大学教育长、教育部政务次长、光华大学校长、商务印书馆总经理、美国哈德国福神学院教授,1951年因中风客死美国。终其一生,他作为一名虔诚的基督徒,始终耕耘于教育第一线。他任十年湖南省教育厅厅长,时人用一则联语称赞他:“树木易,树人难,十载辛勤,敢云七泽三湘,遍载桃李;秋风清,秋月朗,一场粉墨,藉使千门万户,广被弦歌”。那十年是战火纷飞的十年,如此评价不可不谓之高也。朱经农虽也在政界漂浮一些时间,却与政客不沾边。不过晚年朱经农流落美国时写在日记里的一段话,至今读来仍是令人欷歔不已:
    
      我为同盟会员,民元转入国民党,对党始终如一。党当政时,我只守党纪,不争党权。党失败时,流离颠沛,决不背党。国民革命初步成功,十七年国府成立,余因党的关系,舍学从政,浮沉二十余年,至今思之,实为重大牺牲。倘以二十余年光阴从事学术研究,埋头著述,则今日成就绝不止此。从政二十余年,所做建设工作,均被战争摧毁。至今回思,一场空梦。今年老力衰,虽欲从事著述,精力不逮,奈何?
    
      马君武、汪精卫学成回国后,一度继续跟随孙中山闹革命。但流年不顺,1923年的马君武,正是在广西省省长位置上因与军阀交恶被迫辞职,流浪江浙沪。而汪精卫的1923年,也因为国民党改组,与孙中山意见不一致,下半年干脆离开广州,长住上海,刚好旧南社、新南社都有一些事需要汪的参与。朱经农与任鸿隽其时都在上海商务印书馆任编辑,这样汪精卫、马君武、任鸿隽等又常相往来了。
    
      辛亥前,马君武、汪精卫、任鸿隽包括朱经农,经历高度相似,都是英雄少年,都是天资聪慧,都是同盟会大佬,都为推翻旧王朝、建立新民国立下功勋,民国后也都求学留洋。回国后,特别是1923年后他们的命运就大不同了。1924年1月,国民党“一大”上汪精卫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中央宣传部长(毛泽东一度出任代理宣传部长,直接协助汪工作),从此正式卸任教育会会长一职,开始整日不离孙中山左右,直至1925年孙在北京逝世,再后来便是政治整日不离他了。
    
      而马君武因反对1924年的国民党改组,被国民党开除了党籍。1925年出任北洋政府司法总长、教育总长,这时沉浮政坛的马君武已年近天命。他的好友、中华书局老板陆费逵对他说:“你是文学家、工业家、教育家。我国应该做的事多得很,你的脾气,不宜搞政治,何不去做本行的事业呢?”真是一语惊醒梦中人,从此马君武开始绝意政坛,专心教育。1927年受家乡广西省政府邀请,创办广西大学,由此青史留美名。我的一位朋友是北京一家出版社的总编,前段时间她专门请假陪年近七旬的父亲回广西为祖父扫墓,偶然说起她祖父是广西大学毕业,我说那是马君武的学生吧,她突然尖叫:你怎么知道的?我爸爸毕业证书上是有马君武的签字章。
    
      民国史上,要为知识分子的勇武好斗排个座次,马君武必名列前茅。民国初年,一次与宋教仁发生争执,话不投机,马君武竟挥拳重伤宋教仁,使得宋在医院里躺了大半个月。如果出于政见不同,雄起奋击,尚可一解。但即使是文人吟诗作画清谈的风雅场合,这位马先生仍然是火气十足。一次南社雅集,苏曼殊的一首诗举座叫绝,马君武不知哪根神经搭错了,竟奋拳欲殴曼殊,苏曼殊哪是经打之人,吓得茫然不知所措,四处狼奔豕突。
    
      当然,这种脾气特别大的人,能耐也特别大:马是同盟会章程的起草人,《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的主要起草人之一,精通英、日、法、德等国文字,古文功夫也是了得,曾用旧诗格律翻译拜伦、歌德、席勒等大家的诗篇,编译了《德华字典》,第一个翻译了达尔文的《物种起源》。这样一位学问中人、性情中人,竟在民国混乱不堪的政坛浪费精力徒费脾气沉浮数年,实在可惜。
    
      广西大学的创办,拯救了他,成全了他。此时的他真是彻悟了:“我以后再也不从事政治生活了。欲培养一国人民之公德,舍教育外无第二法也。教育者,改铸社会之机器也。从此我投身教育,培养体脑并重的新一代,以期实现科技救国、教育救国理想。”1940年他积劳成疾病死于广西大学校长任上,居所门前有他亲撰的一副对联:“种树如培佳弟子,卜居恰对好湖山。”早前勇武之气、烟火之味,也蜕变为化雨之春风、结果之秋实。
    
      唉,现在手有马君武校长签字章毕业证的学生,应该是耄耋之年了,你一定不会忘记当年这位在政坛上动手动脚骂人打人的矮老头,在广西大学校园里也是成天动手动脚的情形吧:
    
      马君武长校期间奉行“锄头主义”。学生必须拿起锄头参加建校劳动,既培养学生吃苦耐劳精神,又使家境贫寒的学生得到报酬补贴生活。
    
      马君武晚年说:我一生做的许多工作,都是别人求我,只有办广西大学,是我求别人。
    
      (六)
    
      徐志摩的1923年应是一个转折年,这一年,前一段情感生活早已结束,另一段情感生活即将开始。
    
      1922年3月,立志“我将于茫茫人海中访我唯一灵魂之伴侣,得之,我幸;不得,我命”的徐志摩与发妻张幼仪离婚,有人称徐志摩为“中国西式离婚第一人”、“中国离婚第一人”,这实在有些无厘头。既然离婚,哪有西式中式之分?再则,远的不谈,就说孙中山,不是几年前刚与发妻卢氏正式离婚吗?要说新闻性,那年过半百的临时大总统离去同样年过半百的结发妻子而迎娶妙龄女秘书,不是更抢眼球吗?大概因为孙中山是政治人物,为国家为大家不顾私家不顾小家一辈子了,所以大家不拿他说事。一个徐志摩,只是写写诗的文人,娶了一个富家淑女,已经便宜你了,还离婚!?不说你说谁啊!嗯,说就说吧,主要是他有得说。
    
      如果没有徐志摩,张幼仪只是一个会治家理财的女能人。
    
      如果没有徐志摩,林徽因只是一个漂亮的女建筑师。
    
      如果没有徐志摩,陆小曼只是一个才貌双全的民国名媛。
    
      如果没有徐志摩,凌叔华只是一个名叫陈西滢的教授的太太。如果不是徐志摩,只怕就连老家硖石镇上的人也会问徐申如是谁?!
    
      ······
    
      当然,张幼仪、林徽因、陆小曼、凌叔华,不能说没有本事,但她们现在有这么大的名声,毫无疑问却都是和徐志摩有关系的,乃父徐申如也不例外。
    
      中国二十世纪的新文学史,如果没有徐志摩,那么色彩难免有些单调,徐志摩是少有的文艺复兴式的人物,尽管我们往往只知道他是一个诗人、散文家,尽管他的主要文学活动只有短短十年。
    
      中国二十世纪的诗坛如果没有徐志摩,那么白话诗创作就可能群龙无首,或者只有高原没有高峰。在胡适、郭沫若、闻一多之后,是徐志摩一手奠定新诗坛的基础。
    
      中国二十世纪的文坛如果没有徐志摩,那么几乎所有的文化人都会觉得太寂寞、太孤独、太冷清、太世故、太无聊———
    
      他的善于座谈,敏于交际,长于吟诗的种种美德,自然而然地使他成了一个社交的中心。当时的文人学者,达官丽姝,以及中学时候的倒霉同学,不论长幼,不分贵贱,都在他的客座上可以看得到。不管你是如何心神不快的时候,只要经他用了他那种浊中带清的洪亮声音,‘喂,老某某,今天怎么样?什么什么怎么样了?’的一问,你就自然会把一切的心事丢开,被他的那种快乐的光耀同化了过去。(郁达夫《志摩在回忆里》)
    
      徐志摩是“温柔诚挚乃朋友中朋友,纯洁天真是诗人的诗人。”(张歆海、韩湘眉给徐志摩的挽联)。许多教授都说:“我们有了他做朋友,也可以安慰自己说不曾白来了一世。”
    
      志摩的一生决不让人苦闷,决不煞风景!曾记得他说过:“为什么不让旁人快乐快乐?自己吃点亏又算什么!”朋友们,你见过多少人有这义气?他所处的环境,任何人要抱怨痛苦了,但我从没听见他抱怨过任何人;他的行事受旁人的攻击多了,但他并未攻击过旁人。难道他是滑?我敢说没有一个认识他的朋友会有这个印象的,因为他是那般的天真!他只是不与你计较是非罢了。(杨振声《与志摩最后的一别》)
    
      他的一生真是爱的象征,爱是他的宗教,他的上帝。他的失败是一个单纯的理想主义者的失败。他的追求使我们惭愧,因为我们的信心太小了,从不敢梦想他的梦想。他的失败,也应该使我们对他表示更深厚的崇敬与同情,因为偌大的世界之中,只有他有这信心······(胡适《追悼志摩》)
    
      身为徐志摩前辈的蔡元培,对自己这个学生的短暂一生,也是悲欣交集:
    
      谈话是诗,举动是诗,毕生行径都是诗,诗的意味渗透了,随遇自有乐土;
    
      乘船可死,驱车可死,斗室坐卧也可死,死于飞机偶然者,不必视为畏途。
    
      不过,1923年的徐志摩还距他的死很远很远呢!这一年的他,正卯足了劲,等待他生命里一段崭新的(也是致命的)爱情。
    
      谈到情感,我们还要再说说汪精卫吧。有多个版本的民国几大美男,但无论哪个版本,汪精卫的名字一定在里面。名显、才盛、貌美如汪精卫者,一生也是六十多个春秋,但却没有一点绯闻,举凡整个民国,倒也真难说出第二个。
    
      年轻时汪精卫在南洋募捐,一场演讲下来,常常是钵满盆盈。有一次演讲还没有完,一名年方十七的富商千金已经决定非他不嫁了,她就是陈璧君。此前汪、陈也都有旧式婚约在身,但他们都弃旧图新了。没有费什么周折,有情人便成眷属,那年汪精卫二十六岁。此后三十多年,陈璧君嫁鸡随鸡夫唱妇随,汪精卫从一而终妇唱夫随。
    
      汪精卫写过《釜薪论》:“革命犹如烧饭,需釜和薪。釜者,不惧水火忍受长期磨练。薪者却一时轰轰烈烈瞬间辉煌。”并坦言自己不是一个能持之以恒的人,自己愿意为薪。他早年也曾宣扬自己是“六不主义”:不做官、不走议员、不嫖、不赌、不纳妾、不吸鸦片。但现在看来,后面四条他好像是都做到了。
    
      这个“六不”,徐志摩全做到了。学过法学、学过政治、学过经济的他,弄个官当当应该易如反掌,但他“都无做官意,惟有读书声”。不嫖不纳妾,徐志摩还真是风流不下流、上流不二流的典范:要么明媒正娶协商正离,要么发乎情止于礼。不赌,浑身是诗的他哪有时间沾染那般恶习。鸦片,他第二任太太陆小曼是吸的。但陆小曼吸食鸦片,也是事出有因。陆在与徐志摩正式结婚之前已有身孕,为将来在徐家公婆面前有个面子,她决定做人流。但手术失败了。从此陆小曼不能生育,影响房事,身体病痛。吸食鸦片只为止痛,久而成瘾。徐志摩先是反对,继而痛惜,再则烦恼。关于鸦片,还有一则材料:1922年徐志摩搭乘日本客轮经停香港,在船上徐发现有英国奸商偷运鸦片来中国,客轮到达香港后,徐志摩果断向港方海关成功检举了这起鸦片贩运案。
    
      徐志摩酷爱读书,他说:看中国二十四史乏味,看西洋传记有趣的一个理由,是中国史家只注重一个人的“立德、立言、立功”,而略过他的情感最集中的恋爱经验。也许我们的祖宗们并不知道这回事,除了狎妓。即使有,在个人本身,也是讳莫如深的。(徐志摩《一封情书》序言)徐志摩一生如书,立德立功立言不谈,人们倒是真的看到了他摇曳多姿、坦荡无畏的恋爱经历与恋爱经验。
    
      1923年的徐志摩,还常有书信联系前妻张幼仪,但却还不知道更不认识那个叫陆小曼的美人。春天应聘北京大学英文系教授。暑期,应老师梁启超邀请在南开暑期学校讲课。8月11日陪伴梁启超去北戴河避暑。8月祖母病重,接信后立即南下。
    
      (七)
    
      胡适的1923年,“这一年可算是在病中过了的。新年的元旦日是在北京协和医院里过的;这一年过去时我还在西山秘魔崖养病。中间从四月二十一日到十二月五日———这七个多月的光阴都是在南方养病的时期。这一年没有在北京大学上课,也没有做什么重要的著述。”(胡适日记:《我的年谱》)
    
      自1917年从美国回来,胡适这几年结婚、生子、当教授、写文章、做演讲、办刊物、议政事,可谓忙得不亦乐乎。到了1922年,胡适累倒了,他得了一种叫神经紧张的病,连续坐着工作二三个小时,就会腰背酸痛。他长夜失眠。7月痔疮发了,开了一刀。11月又病倒了,怀疑是糖尿病。
    
      好在当年教育部规定,凡在国立大学教书满五年的,可休假一年。于是,这年12月,胡适向北大请了一年病假。接着就是新年元旦,他住进了协和医院。
    
      1923年开头几个月,胡适还在北京,为杂事缠身。陶行知来信劝他“带着图书家眷搬到庐山去住”。任鸿隽陈衡哲夫妇热情邀他去杭州,同游西湖。而王云五也致信胡适劝其休养,并说商务印书馆可以每月支付生活费三百元。
    
      到了4月21日,胡适孤身一人终于启程南下。先到上海,开了几天新学制课程研讨会。后来移居杭州,蔡元培、高梦旦曾专门来看他,看着“脸瘦损如黄瓜一瓢”的胡适,都纷纷劝其好好休养。从小失去父亲,而今母亲也离他而去五年多了,老辈如蔡元培、高梦旦的话,胡适自然听起来如父母之言无比温暖了。
    
      于是胡适开始了为期半年多的休养生活。说是休养,可不只有休养。从1917年正式与小脚江冬秀结婚,到1923年粗算起来可说横跨七个年头了。胡适的“七年之痒”已经来到。
    
      我们先看一则日记:
    
      自警曰:胡适,汝在北田对胡君宣明作何语,汝忘之耶?汝许胡君此后决不吸烟,今几何时,而遽负约耶?故人虽不在汝侧,然汝将何以对故人?故人信汝为男子、守信誓,汝乃自欺耶?汝自信为志人,为学者,且能高谈性理道德之学,而言不顾行如是,汝尚有何面目见天下士耶?自今以往,誓不再吸烟。又恐日久力懈也,志之以自警。(胡适1912年10月24日日记)
    
      其时胡适正留学美国。自从十二岁离开母亲到上海读书,后来再出国留学,胡适算是从小就自立自主。在二十世纪初叶,抽纸烟(不是鸦片烟),应该算是很绅士、很风雅的一种嗜好。一枝文明棍,一根白纸烟,一顶黑礼帽,很符合异国他乡读书人的特征:有点寂寞,有点想家,有点悠闲,有点苦闷,有点风情,有点灵感(当年叫“烟士披里纯”),有点小资(当年叫“布尔乔亚”)。但就是抽根烟这点事,胡适竟在日记里这么纠结,好像干了什么伤风败俗、数典忘祖的大坏事。由此可见胡适的自律之心、内省之力、隐忍之功。蒋介石在胡适去世后写的挽联,可以尽显老蒋对他的深刻认识: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旧伦理中新思想的师表。
    
      对于小脚太太江冬秀,胡适不可能像鲁迅那样直白地说:“这是母亲给我的一件礼物,我只能好好地供养它,爱情是我所不知道的”。他只是说“吾之就此婚事,全为吾母起见,故从不曾挑剔为难。今既婚矣,吾力求迁就,以博吾母欢心。吾之所以极力表示闺房之爱者,亦正欲令吾母欢喜耳”。这是实话。
    
      当然,有朋友议论他的包办婚姻是巨大牺牲时,他说:“我生平做的事,没有一件比这件事最讨便宜的了,有什么大牺牲?······当初我并不准备什么牺牲,我不过心里不忍伤几个人的心罢了。假如我那时忍心毁约,使这几个人终身痛苦,我的良心上的责备,必然比什么痛苦都难受。其实我家庭里并没有什么大过不去的地方。”这未必是真话。这段话,是1921年8月30日胡适说给商务印书馆高梦旦的,高是一个比胡适大二十多岁、很赏识胡适、非常希望胡适接替商务重任的老成之人。
    
      唐德刚在《胡适杂忆》中说:“适之先生是位发乎情、止乎礼的胆小君子。搞政治,他不敢‘造反’;谈恋爱,他也搞不出什么‘大胆作风’。”“岂不爱自由?此意无人晓。情愿不自由,也就自由了。”胡适结婚前夕写的这首诗,尽显绅士的隐忍与微笑,自嘲与超脱。
    
      但等到了1923年的4月底,胡适在杭州见上一个叫曹诚英的人的时候,他开始“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继而“于无声处听惊雷”了。
    
      说起来,这是胡适与曹诚英的第二次相见了。第一次,是胡适从美国回来与江冬秀举行婚礼时。曹是江冬秀的伴娘,那年胡适二十七岁,曹诚英十六岁,差不多是徐志摩第一次见到林徽因时两个人的年龄。在自己的婚礼上偶遇这位妙龄少女,又是自家嫂子的亲妹妹,对胡适来说,“发乎情而止于礼”是必须的,也是肯定的。
    
      但一回生二回熟,七年后的第二次见面,就大不同了,胡适暴得大名不说,他已是婚后七年的中年男子了,加之数年操劳正龙体欠安;而曹诚英作为杭州女子师范学校的学生,此时出落得更加饱满丰盈,饱读诗书灵秀聪慧,特别是曹新婚刚三年离婚才两月,神情中的那份落寞格外夺目让人怜。见面的地点又是“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的人间天堂。一个有点憔悴另一个有点心累,一个有点爱怜另一个有点崇拜,湖山此地,难免风月斯人了。
    
      于是在胡适1923年的日记里,曹诚英最早是“曹珮声”(4月),继而是“珮声”(5月),6月、7月、8月胡适日记不存(按胡适对日记、传记、史料的偏好,如果没有特别隐情,在杭州休养期间的胡适三个月不写日记,那是不可能的),而到了9月则是“珮”或“娟”了。
    
      6、7、8这三个月,曹诚英学校放暑假,胡适来到杭州烟霞洞,这时他们两人朝夕相处,胡适开始了真正的休养生活。
    
      此时正在天津、即将陪老师梁启超去北戴河休养的徐志摩耳朵灵,手也快。他在书信中向胡适表达了自己的喜悦与祝福:
    
      适之,此次你竟然入山如此之深,听说你养息的成绩不但医痊了你的足疾,并且腴满了你的颜面,先前瘦损如黄瓜一瓢,如今润泽如光明的秋月,使你原来妩媚的谈笑,益发取得异样的风流。我真为你欢喜。你若然住得到月底,也许有一天你可以望见我在烟霞洞前下舆拜访。至迟到九月中旬,我一定回南了。(徐志摩回胡适信,1923年8月8日)
    
      让久病之中的胡适容光焕发的可不单是闲云野鹤的休养生活,更有不期而遇的幸福爱情。1923年,注定了胡适会有“驱不走的情魔”,会“刚忘了昨儿的梦,又分明看见梦中的一笑”,会“山风吹乱了窗纸上的松痕,吹不散我心头的人影”。
    
      只可惜,有情人未成眷属。这决不单是胡适爱惜自己的羽毛,不能像陈独秀那样不问三七二十一管你什么规矩礼制,先高家大小姐再高家二小姐最后潘家小妹;不能像鲁迅那样先与朱安分居东房与西房,继分居北方与南方,再与许广平同居上海。那个江冬秀实在是太厉害了:离婚?可以。我先把你两个儿子杀掉,我再自杀。
    
      你可不要以为胡适胆子小,只是被江冬秀吓住了。这个女人脚小,但手大,她说杀,绝非只是嘴上说说。1923年后的1939年,胡适与曹诚英的那些事已经过去十几年了,抗战期间的成都,在此任教的曹诚英与一个归国留学生相爱,正意欲结为百年好合。可此时江冬秀却还念念不忘十几年前的旧账,一不怕苦二不怕累三不怕烦四不怕辱,特地在男方家人面前抖落曹诚英的陈年丑事:你看我家胡适多老实啊,可当年不是也被她拉下水?搞得男方只好打了退堂鼓,气得曹诚英只能去峨眉山当尼姑(后在其兄力劝之下未遂)。
    
      你看看,在这样一个女人面前,一个“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的胡适,只好坚持“容忍比自由还更重要”,不提“宁鸣而死、不默而生”了。所以胡适是怕太太协会的创始人,是新三从四德的践行者,可不只是胡适的性格使然,而是黄袍加身太太使然。当然,如果我们从江冬秀的角度来看,这个只知道“休妻”不知道“离婚”的她,也是一肚子委屈:我是你母亲看上的······我等了你那么多年······我给你生了三个孩子······你干吗要休我?······你休了我我到哪里去?······
    
      于是胡适只好向江冬秀举起白旗:“把一切坏习惯改掉,以后要严肃地做个人,认真地做一番事业”。(1926年《胡适日记》)
    
      后来,胡适最乐此不疲的事情,是给别人婚姻做介绍人做证婚人。徐志摩陆小曼再婚,赵元任杨步伟结婚,冰心吴文藻结婚,千家驹杨梨青结婚,蒋梦麟陶曾谷再婚,沈从文张兆和结婚,傅汉思张充和结婚,等等等等。尽管看别人结婚和自己结婚大不同,但别人的洞房花烛、百年好合,对心理阳光的胡适倒也构不成内在刺激,祝福肯定是发自内心的,钦羡肯定也是发自内心的。
    
      只苦了曹诚英。她杭州女子师范学校毕业后,到中央大学农学院读书,再到美国康奈尔大学读书,回国后任教于安徽大学、复旦大学,是我国第一位农学界女教授、马铃薯专家。当然胡适与曹诚英尽管未能举案齐眉,倒是一直藕断丝连,直至上海解放前夕胡适还专门约见曹诚英。曹终身未嫁,1973年因病去世,享年七十一岁,与胡适同寿。
    
      (八)
    
      现在让我们把目光锁定1923年9月28日这一天。前几天还有些零星秋雨,而这一天是一个大艳阳天。
    
      徐志摩,一个刚刚离婚独身的男人,一个祖母刚刚去世的孝孙,获知杭州、上海有自己一批朋友在,便不顾带孝之身,极力多方张罗,礼邀大家来自己家乡雅集,题目是观潮,内涵是友谊,实在可见徐志摩宅心仁厚,自然也可见徐志摩在朋友圈里的影响力与号召力,他的邀请得到了积极响应,大家都说一定来一定来。
    
      一大早,胡适、曹诚英从杭州湖滨旅馆、陶行知从杭州沧州旅馆分头赶到车站,坐上了早班车由西向东前往斜桥。徐志摩专程从杭州赶到上海约上汪精卫、马君武、任鸿隽、陈衡哲、朱经农还有那位女老外,乘坐早定好的上海看潮专车,浩浩荡荡从东向西直开斜桥。徐志摩是个热心人,也是个有心人。胡适这边三人路近,他早已事先安排好人在此守候,胡适一到斜桥就被人引着去了船上雅座。
    
      不一会儿,徐志摩一行来了。朱经农、马君武、任鸿隽西装革履,不同的是朱与马是领带,而任是领结。汪精卫、陶行知、胡适、徐志摩中式长袍,徐、胡、马还带着几天前在杭州刚买的黑色礼帽。Miss Ellery可谓盛装,宽边礼帽,翻领绣花白衬衣。曹诚英一袭深色,陈衡哲一身淡装。因为有Miss Ellery同行,一开始大家全讲起了英语。寒暄一番后,自然开始三三两两。陈衡哲、任鸿隽已是婚后第四个年头了,但两人恩爱异常,一左一右,与Miss Ellery形影不离。而徐志摩全场通吃,他是东道主,一会招呼当地人讲起硖石话,一会儿与Miss Ellery讲讲英语,一会与胡适讲几句京腔。好在这一行,全是南方人,倒也不是南腔北调。
    
      这一群人当中,汪精卫无疑是中心。这是汪与胡适的第一次见面,任鸿隽简单介绍了几句后,两人握手,握了很长时间。对胡适来说,除了汪精卫是第一次谋面之外,其他的都是老相识了,马君武、朱经农是胡适中国公学时的老师,任鸿隽是上海中国公学、美国康奈尔大学同学,陶行知、朱经农、徐志摩同为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校友,陈衡哲、任鸿隽与胡适留美期间是赫贞江上的“铁三角”。面对唯一的老外Miss Ellery,胡适流利地用英语问起她藩萨大学的事。大家都在夸胡适最近身体调养得真好,对他身后的曹诚英,这些绅士们自然忘不了问候:“表妹?喔,你是适之表妹,幸会幸会!”曹诚英在这么多民国名流面前,尚属无名小字辈,自然有些紧张,话语不多,眼睛总是不离胡适,眉目之间是淡淡的忧愁,忙乱的兴奋。
    
      一行十人,先分坐两条船,由斜桥开往盐官观潮处。快到午饭时间,徐志摩又张罗大家齐聚一条大船吃饭:
    
      饭菜是大白肉,粉皮包头鱼,豆腐小白菜,芋艿,大家吃得很快活。精卫闻了黄米香,乐极了。我替曹女士蒸了一个大芋头,大家都笑了。精卫酒量极好,他一个人喝了大半瓶的白玫瑰。我们讲了一路的诗,精卫是做旧诗的,但他却不偏执,他说他很知道新诗的好处,但他自己因为不曾感悟到新诗应有的新音节,所以不曾尝试。我同适之约替陆志韦的《渡河》作一篇书评。(徐志摩《西湖记》)
    
      饭后十人一起来到镇海塔下观潮,海堤上摆放着几排长条凳。潮水快两点钟才到。此前任鸿隽就开始忙碌起来了,他爱好摄影,特地带来了照相机。在他的第三只眼里,马君武一只香蕉,半截在手里,另半截在嘴里。曹诚英面朝大海,心暖花开。她和她身后的胡适各拿一根手杖,时不时两根手杖就碰到一起了。陈衡哲紧挨着Miss Ellery,朝着任鸿隽的镜头发着娇嗔:“快点了,别浪费我们的表情唉!”这位早年豪言“独身”的中国第一批庚款留美女学生,在美国吓退了本来就胆小的胡适,想不到的是一直标榜“独身”的她后来竟嫁给了一脸老相的任鸿隽,搞得“暗恋”已久的胡适只好继续“暗恋”,保持着三人的终身友谊。陈衡哲自与任鸿隽结婚后,倒是一辈子相夫教子。做了两年中国现代第一位女大学教授后,随着几个孩子的陆续出生,她便毅然决然退守家庭,主业料理家事、教育孩子,副业是埋头著书。
    
      “潮落潮生,几换人间世”。看着潮水渐次汹涌而来,马君武与朱经农都是一脸严肃,大气都不敢出,屏息掬口。汪精卫、陶行知与徐志摩这三个人是坐不住的。徐志摩抢过任鸿隽手中的相机:来来,你们俩与老师合张影。任鸿隽连忙取下自己的礼帽,与陈衡哲一左一右拥着Miss Ellery照了一张。细心的汪精卫、胡适也分别与任鸿隽交替着给大家以镇海塔为背景拍了几张合影。
    
      祖母新丧还在五七之内的徐志摩,自然不便邀请大家到他硖石的府上欢聚,但他却精心准备了三日的行程:下午观潮,晚上乘船夜航再看夜潮,明早到一家百年老店锦霞馆吃羊肉面,再去俞桥看枫叶。第三天早车各自分散。
    
      可是,任鸿隽、陈衡哲急着要回上海(他们的女儿以都嗷嗷待哺,其时未满一周岁),这样任、陈、陶、朱连同Miss Ellery东去,徐志摩则陪同汪精卫、胡适、曹诚英、马君武继续这份难得的雅集,黄昏时分赶到杭州楼外楼餐馆,螃蟹是夜宴的主菜。饭后兴犹未尽的徐志摩带着大家到西湖上包了一条船,荡舟看月。
    
      此时西湖的月亮是“素月分辉,明河共影,表里俱澄澈”。不过天上一个月亮,水中一个月亮,各人心中还有一个月亮。
    
      徐志摩喜欢月亮,这位新月派的灵魂与祭酒,曾把天上的月光比作“失望儿的乳娘”,此刻他心中的月亮可是“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啊!马君武该是“尘中见月心亦闲,况是清秋仙府间”吧?汪精卫会感慨“此生此夜不长好,明月明年何处看”吗?如果曹诚英日后是“嫦娥应悔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那此刻的她肯定是“恨君不似江楼月,南北东西,南北东西,只有相随无别离”。而胡适呢?胡适会想起七年前的那个大月亮的夜晚(1917年11月30日,农历十月十七日)吗?那个夜晚,天上“三十夜大月亮”,地上“廿七岁老新郎”,他和小脚江冬秀新婚,他和伴娘曹诚英初见。
    
      夜深了,静静的湖面上,清辉脉脉如许,大家“扣舷独啸,不知今夕何夕”。此时此景,除了有老朋马君武徐志摩新友汪精卫,还有亲密女友曹诚英的胡适,真是“悠然心会,妙处难与君说”啊!
    
      所以胡适说:“这一天很快乐了”。(《胡适1923年9月28日日记》)
    
    来源: 共识网 (博讯 boxun.com)
2071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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