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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少奇案中的伪证是如何炮制的?
(博讯北京时间2015年1月10日 转载)
    
    来源:人民网 作者:罗屿
    

    摘要:当时的治疗,握着“拖到九大留个活靶子”的原则。
    
    2012年初,中共文献研究会刘少奇分会副会长、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二部原副主任黄峥的两本著作《刘少奇冤案始末》、《刘少奇的最后岁月》再版,引起广泛关注。
    
    为什么时至今日,刘少奇冤案还会引起人们的兴趣?
    
    在黄峥看来,“文化大革命”中的刘少奇一案是这场动乱中牵涉面最广、受害人职务最高、后果最为严重的案件,也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最大的冤案。它不仅当时在国内外引起强烈反响,一直到40多年后的今天,人们议论此案,仍觉难以置信。
    
    对黄峥而言,从事刘少奇研究,纯属偶然。
    
    1979年在安徽省委省政府工作的他,被派往中共中央党校理论班学习。1980年中共中央为刘少奇平反,随即在中央文献研究室成立刘少奇研究组,黄峥被推荐给当时研究组负责人,也是刘少奇原来的秘书姚力文。此后,黄峥被调到北京,成了一名刘少奇研究组的研究人员。
    
    在黄峥看来,为刘少奇平反已经三十年,但直到现在,对刘少奇一生的宣传和研究还很不够,有三个不相称:一是同他在革命、建设中做出的贡献不相称,二是同他在党和国家中所处的崇高地位不相称,三是同他在文革中受到的不公正对待不相称。
    
    从申辩到沉默
    
    “刘少奇冤案和‘文化大革命’是紧密相连的”,在黄峥看来,“没有‘文化大革命’,就不会有刘少奇冤案,而没有刘少奇冤案,也不成其‘文化大革命’。”
    
    让我们将历史翻回到四十多年前。
    
    1968年10月召开的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上,刘少奇被打成“叛徒、内奸、工贼”,“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而那时的刘少奇,却对这次会议的情况一无所知。
    
    在对刘少奇立案、审查、定案的整个过程中,没有人向他透露过有关专案的消息,更没有人听取过他的任何申诉。
    
    在经历反复的侮辱、批斗及抄家后,刘少奇妻子王光美在1967年9月13日被正式逮捕,儿女们也被赶出家门。此后,中南海福禄居中的刘少奇身边没有一个亲人,只有严密的监控如影随形。
    
    刘少奇意识到,他一切争辩都将无济于事。从此,他一句话也不说了,用沉默表示无声的抗议。而在此之前,为捍卫自己的政治生命,刘少奇曾几次三番口头争辩、书面申诉。但这一切均如泥牛入海,杳无音信。
    
    多年后,黄峥看到过两张拍摄于1968年10月的刘少奇照片。“他躺在病床上,手里紧紧攥着两个已经变形的塑料瓶。”按照刘少奇子女刘平平等人事后的讲述,两个捏变形的瓶子,正是父亲处于重病中的表现。“由于病痛和窒息的痛苦,他常常紧攥着拳头,或者伸出十指乱抓、乱撕,一旦抓住东西,就死死不放。工作人员和医护人员看着他难受的情景,实在不忍心,就把两个硬塑料瓶子让他捏在手里,到爸爸死的时候,两个塑料瓶已经完全变形,捏成了两个小葫芦。”
    
    由于从事刘少奇研究,多年来,黄峥不仅要查阅研读各种史料,同时也要大量采访当年事件的亲历者。他也因此和王光美及刘少奇几个子女有了20余年的交往。同时,黄峥根据其他刘少奇身边人讲述的细枝末节,尽可能还原历史的原貌。
    
    据当年刘少奇身边的卫士贾兰勋回忆,自1968年3月以后刘少奇吃饭、走路就已经很困难了。“他的一只腿走起路来只能拉拉着,勉强向前移动,手还得扶着墙壁,吃饭时手和嘴配合不到一起,有时嘴张开了饭菜到不了口,饭菜到了嘴边,嘴又闭上了。手拿起筷子来,颤抖得很。”
    
    在一份写于1968年4月12日的《刘少奇情况反映》中,黄峥看到这样的文字:“据大夫检查:刘的神志不大清楚,表现定向,辨别不清,表情呆板,对问话没有反映,说不清一句完整的话。两脚移动吃力,走路迈不开步。在穿衣、安假牙时,几次发现上下倒装、倒安的情况,当别人告其错了时,还不知纠正。据大夫判断,刘不像是装的。”
    
    但很显然,大夫的判断,在一些人眼里并不做准。5月19日的《情况反映》中便将刘少奇的言行归结为 “装糊涂”。“用梳子、肥皂刷牙,袜子穿在鞋上,短裤穿在长裤外面,有时把两条腿穿在一个裤腿里,装疯卖傻,尽出丑态。为严防意外,监护工作相应采取一些措施。”
    
    然而,所谓“加强监护”,更多是为防止刘少奇“行凶或自杀”。但按日后的记载看,无论前者还是后者,似乎都已超出当时刘少奇的能力。
    
    由于仅仅是被监护而非医治,1968年7月9日刘少奇病情恶化,支气管炎急性发作,转为支气管肺炎,生命垂危,随时可能发生意外。这时,才有从医院调来的专家对其进行会诊抢救。而抢救的目的,则是“保存活证据”。据事后资料披露,7月9日和8月6日,有关负责人两次对医护人员说:“要尽力治好,护理好,要把他拖到九大,留个活靶子供批判。”
    
    正是把握着“拖到九大留个活靶子”的原则,当年对刘少奇的治疗,只针对肺炎,而对神经病变引起的神志不清、大小便失禁等未采取有效措施。根据之后的《病情报告》记载,10月5日,刘少奇哭过两次,10月9日以后则完全不能进食。而从10月11日起,对刘少奇实行从鼻孔插管灌食。
    
    这种维持生命的方式,一直持续到他去世。
    
    伪证是如何制造的
    
    囚禁、病危、反复抢救中的刘少奇,自然很难知道1968年10月后他头上已被安了三顶帽子——“叛徒、内奸、工贼”,更无法知晓,这三顶帽子是如何炮制的。
    
    或许我们可以根据多年后这三顶帽子被推翻的过程,而去反推一下它的制造始末。按照黄峥讲述,“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由于陆续有群众反映,党内也有很多人提出为刘少奇平反,最终由中纪委和中组部联合组成一个调查组,对刘少奇案进行复查。刘少奇420多卷档案,再加上王光美等人的案卷,共570卷档案。调查组看卷后根据提供的‘证据’再去调查。”黄峥记得,自己曾问当时参与复查的人,那么大的帽子,推翻有没有阻力?对方则说,没有。复查只用了半年时间。一箱箱材料很快都被否定。因为基本都是假的,是逼供的产物。
    
    而这些伪证的出炉,都源自对刘少奇的一系列“专案调查”。
    
    在对刘少奇进行专案审查前,1966年冬天,一个名为“王光美专案组”的机构成立。事后看,成立的依据,只是一张手写的、字迹潦草的“名单”。“它既没有标题,也没有日期,更没有注明是在什么会议上、由哪些人研究决定的。”黄峥说,这张手写“名单”中,江青的名字被圈掉,换成汪东兴,据当事人回忆,是江青自己提出的,但其实整个专案组一直处在江青、康生的操纵之下。前台的直接负责人则主要是谢富治。
    
    1967年3月,随着“文革”的恶性发展,刘少奇问题升级,对他的审查随之开始。“最初,只是有人认为刘少奇在1927年有叛党嫌疑,于是在一次毛泽东、林彪及部分中央政治局常委等人参与的讨论会上提出由‘王光美专案小组’的办事机构‘调查研究’此事,并没有说要成立刘少奇专案组。但康生、江青等人在后来的实际操作中却设立了一个相当庞大的‘刘少奇专案组’。”黄峥说,或可证明江青、康生等人心虚的表现是,虽然专案审查刘少奇从1967年3月开始,5月加剧,但直到1968年4月中旬以前,关于刘少奇案情的各种请示报告和对外联系工作仍用“王光美专案组”名义,1968年4月下旬起才用“刘少奇、王光美专案组”名义。
    
    至于专案组的工作方式,曾担任专案组负责人之一,后被江青批为右倾,关进秦城监狱5年的肖孟在1979年时这样回忆:他们(江青康生等)不断给专案施加压力,反右倾。在调查、看材料中,如实反映某些情况时,就以客观主义、扩散专案材料等罪名,停止专案人员工作,查封档案材料,有的人被赶出专案组,甚至关起来。搞专案的人思想负担很重,精神压力很大。在我被关进秦城监狱后,甚至有这种想法,宁肯坐牢,也比按那些人的旨意昧着良心办事为好,倒感觉自慰一些。”
    
    肖孟所谓的“昧良心”,是指刑讯逼供,炮制伪证,以此证明在1925年、1927年、1929年刘少奇曾叛变革命,充当内奸、工贼。“在江青康生看来,若要彻底打倒刘少奇只能从历史上找问题,说他是个叛徒。永世不得翻身。”黄峥说,“于是,他们千方百计,逼出证据。”
    
    比如,为证明刘少奇于1929年在满州工作时叛变,专案组将刘少奇在满州时的部下孟用潜定为“隔离审查”的“重点突破”对象。肖孟当时参与了审讯孟用潜,按他事后回忆,“每次审讯,专案组几乎全体出动,七嘴八舌,拍桌子瞪眼睛,威胁恐吓,如‘交代不清,休想出去’、‘顽抗到底,死路一条’,还有指供、诱供情况。”
    
    就这样,经过连续7天的日夜突击审讯,孟用潜作了违心的交代。但他事后多次口头和书面申诉,推翻假供,前后达20次,一再说明这些交代材料“都是编造的,并没有事实依据”,“写材料是在审讯小组帮助之下集体创作”。但这些申诉都被扣押和销毁了,有几次还强迫孟用潜本人当场撕掉,并一再警告他不许翻案,否则以现行反革命论处。
    
    因为一再翻供,孟用潜一直被关到1972年。放出来时刘少奇已经去世。
    
    像孟用潜这样,被株连进刘少奇案的人还有很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1980年9月前的统计,因刘少奇冤案被错判的案件有22053件,因此而错受刑事处分的达28000余人,其他受批斗、审查、隔离、关牛棚的人更是难以计数。
    
    在被株连的人中,孟用潜终有一天走出监狱,至少也还算“幸运”。像时任中央监察委员会专职委员王世英、河北北京师范学院教授张重一等人,则在重病缠身时被专案组逼死。而他们中的张重一,甚至和王光美、刘少奇并不相熟,“话都没有讲过”。
    
    1967年10月,专案组将张重一拘留时,他因肝癌变恶化病势垂危,“随时有死亡的危险”。专案组索性“突击审讯”,在27天中审讯21次,在张重一10月24日病危至11月1日死亡的七天里,专案组更是“穷追紧逼”,现场录制的录音带有80盘之多。“从保存下来的20盘录音带中可以听到这种残酷的‘突击审讯’是怎么回事。录音中不时出现病人痛苦的呻吟声、神志不清的嘟哝声和审讯人员七嘴八舌的吆喝声。”黄峥说。
    
    最终,一个垂危病人的种种神志不清的话,被专案组说做“终于迫使他断断续续地交代了有关王光美特务问题的几个情况。”
    
    在张重一去世的那天,专案组又对他进行了一次“回光返照”似的审讯。留下来的讯问笔录上记录着这样几句话——问:“你为什么不交代?你与人民顽抗到底吗?王光美是什么人?”答:“她是个共产党员。”
    
    “人民误解你,那是最大的痛苦啊!”
    
    在黄峥看来,王光美是一个信念坚定、意志顽强的人。
    
    因刘少奇案,王光美入狱12年,1979年走出监狱后才逐渐恢复名誉与待遇。12年的铁窗生涯没有让王光美精神崩溃或抑郁,黄峥说,“因为王光美相信自己的问题总有一天会搞清楚。她坚信刘少奇绝不会是坏人。”但12年的铁窗生涯也让王光美留下了“后遗症”,就是始终无法接受防盗门。
    
    因工作之故,自1983年便与王光美认识交往的黄峥其实也在默默观察她。“她性格开朗豁达,凡事都以大局为重。而且,她不是刻意而为,而是自然而然,非常真诚。”
    
    1983年11月,王光美赴湖南参加刘少奇诞辰85周年纪念活动。黄峥一路跟随。纪念活动之后,王光美还专程到韶山,瞻仰毛泽东故居。“她很注意维护毛泽东的威望,对于毛的后人,她特别照顾。”
    
    “照片现在仍挂在家里。”黄峥说,如今王光美已过世,但“文革”时照顾刘少奇王光美小女儿的赵阿姨还住在那间房子里。王光美出狱后,把赵阿姨接到家中。她与赵阿姨亲如家人,姐妹相称。
    
    刘少奇骨灰在河南,王光美是在丈夫去世多年后才知道的。
    
    1969年10月,中国北部边疆局势紧张,战云聚集,毛泽东作出了国际形势有可能突然恶化的估计。在这种背景下,中央决定将一些重要的审查对象分别转移外地。刘少奇首当其冲,被送往河南开封。
    
    10月17日晚,刘少奇躺在担架上,在两名专案人员的押送下,被抬上飞机。因为走得匆忙,有关人员只给他套了一件上衣,裤子鞋袜都没有穿,只用被子一裹。
    
    到开封不久,刘少奇身体状况急剧恶化。11月12日撒手人寰。13日午夜,刘少奇被秘密火化。此后多年,他的几个子女多方打听父亲的死因后得知,1969年11月13日深夜,河南开封的一个火葬场接到通知,说有一名“烈性传染病人”要半夜火化。火化单上,姓名:刘卫黄;职业:无业;死因:病死。家属签字处写着:刘原。
    
    王光美后来和黄峥谈到过1980年去接刘少奇骨灰的情景。在刘少奇最后去世的房间里,王光美一眼就认出了刘少奇用过的枕头。那是五十年代刘少奇和王光美访问柬埔寨时,参观一家生产橡胶泡沫的工厂,王光美当时好奇地摸了一把这种非常轻柔的泡沫,后来西哈努克就装了一车橡胶泡沫当作回访礼物送到了北京。这些东西除了上交和赠送外,王光美留了一点做了两个枕头。没有想到,最后陪伴刘少奇的就只有这个枕头。“光美老人当时就抱住枕头流泪不止。”
    
    在多年的交往中,黄峥用心记录王光美的谈话,整理成一本《王光美访谈录》。“很多没有跟其他人讲过,甚至没有跟孩子们说过的话,都在访谈中谈了。”
    
    比如,王光美说江青的性格,“听了风就是雨。”江青也曾在上海向王光美说过:“主席不好说的话,由我来说。说对了是主席的,说错了是我江青的。”
    
    王光美说,刘少奇对“文革”的爆发没有思想准备。而让他真正清醒的,是毛泽东写的那篇《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
    
    “尽管少奇同志思想上并没有想通,但他之后的检讨,就是努力按《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中的口径写。毛主席也在少奇同志书面检讨上批示:‘基本上写得很好,很严肃,特别后半段更好。’但中央文革在下发少奇同志检讨的时候,却有意去掉了主席的批示,并发动群众批判。”
    
    王光美认为,“少奇对毛主席的热爱是真诚的,尽管形势这么险恶,他仍相信自己同主席的友谊。”而王光美自己,当年“更是盼望着主席早点为我们说句话。”
    
    王光美还提到,刘少奇不止一次提过辞职的想法。“辞去一切职务,和妻子儿女回延安或老家种地,尽早结束‘文化大革命’,使国家少受损失。”
    
    而面对形形色色的批判,王光美记得,有一天刘少奇对她和孩子们说:“我过去常对你们讲,对一个人来说,最大的幸福是得到人民的信任。今天,我还得加一句话,就是对一个人来说,人民误解你,那是最大的痛苦啊!”
    
    或许,让王光美刻骨铭心的,还是发生在1967年夏天时的画面:百万人“围攻中南海,揪斗刘少奇”后,满头华发的刘少奇对自己的未来做好了最坏的打算,叮嘱子女无论今后生活如何艰难,“一定要活下去,在群众中活下去”。7月18日傍晚,夫妻二人在家等候造反派的揪斗,王光美预感到,“这回真的要跟你分别了!”
    
    “倒像是等着上花轿的样子。”在这样严峻的关头,向来严肃的刘少奇反倒开了一个玩笑。
    
    那天以后,夫妻二人被分别关押。“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这是刘少奇与王光美分别时留下的最后一句话。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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