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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少功:“文革”狂乱中的利益理性
(博讯北京时间2014年9月25日 转载)
    文献是史学家们手里最重要的工具,可提升研究的可信度和准确性。不过“文革”中的很多白纸黑字却不可当真,需要知人论世的小心甄别。文献往往只是冰山一角,构成其庞大底部的具体情境却隐匿莫见,通常是更深远也是更重要的真实。特别是在“文革”的政治高压之下,多数国人深通伪装术,擅长丢卒保车、指桑骂槐、声东击西、阳奉阴违、先予后取、绵里藏针一类中国功夫,即便口吐真言,也可能是三句里藏半句,需要后人小心地提取,辨出哪些是难言之隐,哪些是言不由衷。
    
     “利用反面教材”的最高指示,是当时很多青年接触异端思潮的保护伞,于是英国唱片,俄国画册,法国或美国的小说、、、、、、曾一度成为他们争相打开的文化窗口。为了确保行事的合法性,让告密者说不上什么,他们往住会在作品封皮上批一个“大毒草供批判”—你能把这些文字当真?

    
    刘少奇、邓小平倒台后,不少人借力用力。要求回城的知青也好,要求转正的临时工也好,连1957年被打成“右派”的一些知识分子,都拍着胸口声称自己深深受害于“17年黑线”,一心靠正义而伟大的“文革”来伸冤平反。我所在学校的一批教师就组成过这样的“黑鬼战团”,到处贴标语和散传单,一再愤怒地上访请愿——你能把他们的趋时言语当真?
    
    、、、、、、
    
    要求一些外国人看清这个谜局,当然是苛求。其实不少国人对此也一头雾水。“文革”最火爆之际,1966~1968年间,几乎全体国民都佩戴毛主席像章,都高举毛主席画像,都怀揣毛主席的红皮语录本,都振臂高呼万岁万岁万万岁,似是清一色毛派,铁板一块的红色御林军。但毛泽东说话很多,方方面面都说过,于是最容易成为一个兼容性极强的符号,兼容各方利益诉求,兼容普天下的隐秘心机。民众没有反对他的自由,但有解释他的自由,有断章取义、牵强附会、强词夺理、为我所用的可能,丝毫不妨碍大家各行其是。毛泽东思想的多义化,使看似统一的奉旨造反,实际上成了五花八门的假诏执法。这个“毛派”与那个“毛派”唇枪舌剑,这一伙“毛派”与那一伙“毛派”拳脚相加,这一时期的“毛派”与那一时期的“毛派”南辕北辙、、、、、、多义化沦为一地鸡毛。谁要是靠这些口水沫子当文献专家,当然是为难自己。由此判断哪些人疯了,其实是自己先一步疯了。
    
    这就像后人观察欧洲16世纪到18世纪的基督教分裂。在1879年非宗教思潮在法国浮出水面之前,基督教独大,教会内部各派无不尊奉基督,无不高扬上帝之旗,所有反基督教思潮仍以基督徒的面目出现,并不直接地逆宗叛教。他们众口一词的“奉主护教”,类似前面所说的中国人“奉旨造反”,大家都会在胸前划十字,都会拿圣经说事,但不同的人有不同的上帝。有的是利用A上帝做科研,有的是利用B上帝倡神学,有的是利用C上帝闹民主,有的是利用D上帝谋保皇,有的是利用E上帝发动战争,有的是利用F上帝劝和促谈、、、、、、对这一个“同名不同姓”的上帝团队大惊小怪,是否自己已有些奇怪?
    
    拨开历史长河上一些泡沫,任何一个社会都是大活人的社会—意识形态口号有时是真容,有时是假面—在需要假面的时候。
    
    这里不妨清理一下“文革”中“造”与“保”的一团乱麻。约定一下:这里的“造”通常是指英文里的Rebellion和RadicalFactions,“保”,即ConservativeFactions,则是指保守、正统、卫道的一方,一般情况下与权力当局有较多联系。
    前造后保或前保后造
    
    前面提到过“长沙市高等院校红卫兵司令部”。他们是元老级造反派,最早喊出“不相信工作组,不相信市委,不相信省委”的口号,令地方党政主官们相当恼火,其中一些学子险被他们派出的工作组打成反革命。不过这是1966年夏天的故事。半年之后,学子们受到中央肯定,受到奉命支左的军队青睐,一跃而为主流派,与军区首长走得很近,便成了秩序党,眼看就有坐交椅、进班子、掌大权的机会,嘴里难免多了一些中规中矩的文件腔,于是被“反军派”斥之为“保军派”的既得利益集团。双方足足争斗了将近一年。前面提到的那场武斗,就是一些工人对那些“眼镜鬼”和“狗秀才”诉诸武力的一幕。
    
    与之相反的是:当地元老级的保守派“红色政权保卫军”,与北京的红卫兵“联动”2组织相似,与上海的“红总部”相似,其骨干多为官员子女,一心保卫地方党政机构,从官方获取过摩托、经费、办公楼等优厚资助,穿上父辈的军帽、军鞋、军大衣引人瞩目,对黑色群体的抄家、游斗、群殴最为狂热,构成了“文革”中最早一波暴力。不过这也只是1966年夏天的故事。半年之后,随着他们的父母以“走资派”的罪名纷纷下台,整个组织迅速瓦解,不少成员悲愤满腔,对毛泽东心怀怨恨。这些人在日后的岁月里或是组织地下团伙,或是转而参加其他造反派,以至1976年“四·五”天安门民主运动中,不少活跃的身影就来自这一群体。
    
    时隔半年而已,谁是“造”?谁是“保”?
    
    是不是不容易看明白?
    内造外保或内保外造
    
    “新北大公社”是北京大学聂元梓麾下一大群众组织,在全国遍设联络站,通常支持各地造反派,与很多党、政、军首长结怨。它与“清华井冈山”、“北航红旗”一道,曾被很多人视为全国“文革”的第二中央。但熟悉内情的人知道,聂元梓在校内完全是另一付面孔。她本身就是来自延安的党内高干,两任丈夫也都是高干。因得到过毛泽东在《我的第一张大字报》中高度赞誉,她从运动一开始就在学校登基掌权,一统北大天下,人称“老佛爷”和“太上皇”。当校内“井冈山兵团”造反,她不但祭起血统论大旗,在宣传材料宣称自己一方是“根正苗红”,“天生的无产阶级左派”,指责对立派出身于“地富反坏右”或“反动知识分子家庭”,是一些必须横加扫荡的旧时代余孽。保守派的逻辑和言词,在她那里几乎应有尽有。
    
    与之相反的是:国防科技大学所在地原属解放军341部队,一个军事工科大学,与我所在的中学仅一墙之隔。该校领导级别高,与省军区首长同吃军粮,但交往不多,甚至颇有嫌隙与磨擦,具体情况外人莫知。军队院校的“文革”启动后,这个学校里的“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委员会”,简称“大联委”,在大墙内大造校领导的反,一走出校门却支持省军区,以院领导之敌为天生之友,奉行“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这一主流逻辑。他们把军械库里的武器都给了“保军(区)派”,派出人员给“保军(区)派”充当军事顾问,被地方造反派切齿痛恨。一旦中央表态否定军区的“错误路线”,他们也就糊里糊涂蔫了,同其他保守派组织一样云散烟消。
    
    一墙之隔而已,谁是“造”,谁是“保”?
    
    是不是也不容易看明白?
    上造下保或上保下造
    
    我在农村遇到过一位中学校长。他出身贫农,没什么历史问题,只因自己读过高中,在当地算是学历最高,所以招风惹事,在运动初期被当作“小邓拓”3、“资产阶级学术权威”、“教育黑线的代理人”,饱受群众批斗,差一点闹得家破人亡。他对造反派的痛恨也由此而来,以至多年后还拒绝与有些同事来往,遇到什么红白喜事,若那样的家伙在,他一定拂袖而去。有意思的是,此人有一个哥,在省城官居处长,却是省委机关造反派组织“永向东战斗兵团”骨干,批斗省委书记一类十分活跃,曾被入选什么“夺权”的谈判代表。
    
    我的疑惑在于,一家俩兄弟,为何一个区区高中生被别人造反,揣着大学毕业文凭的倒在造别人的反?为何小小校长成了“走资派”,倒是处级官爷混在草民群众中,倒成了“造反派”?更有意思的是,俩哥们凑到一起,该敬酒时相互敬酒,并无势不两立之态,说到对方处境时更是打抱不平,感同身受,同仇敌忾。他们或“造”或“保”的意识形态似乎荡然无存。
    
    看来,利益都是相对的利益。富人眼中的一百元简直不是钱,拿到穷人堆里却可能是巨资。“利益感”依不同情况微缩或放大。权力也是这样,因置于不同的空间而造成感觉多变,遇权力大户时会相对失重,遇权力小户时会相对增重,传导出不同的心理信号。
    
    若拿社会学的尺子量一量,无论看薪资,还是看权势,还是看实际生活状况,当哥的似乎更应该被运动冲击,当弟的更应该乐见政治洗牌。不妨设想:如果那位弟调入省委机关,他的学历不足为奇,级别只够垫底,在三六九等中叨陪末座,上面那些长官数不胜数。别说运动不会顾及于他,依屁股指挥脑袋的常理,他还极有可能参与兴风作浪。换一下位置,如果那位哥下调县域,成了县委书记或县长,是民众视野中最扎眼的大人物,别说他没资格造反,据出头椽子先烂的常理,他最可能被乱民们揪到台上去挂黑牌。
    
    由此可知:
    
    位于社会上层的造反派,不一定不是潜在的保守派;
    
    位于社会下层的保守派,不一定不是潜在的造反派。
    
    他们的际遇决定态度,位置决定观念,有时只是一个偶然的机会,比如一纸人事调令,就改变了他们的政治生涯。
    
    “文革”就是这样万象纷呈和千变万化。与骆思典、安德佳等同行相似,美国学者瓦尔德(AndrewG.Walder)也回到利益视角,在《北京红卫兵运动》一书中指出,“文革”中的各种政治态度通常受制于当事人的社会利益,包括“与权力结构中的关系”,“更好生活水准与前景预期”,“那些旨在掩盖自我利益的毛式修辞下隐形的群体利益”等4。相对于很多人把“文革”看成疯子的胡闹,一大堆电脑中的乱码,这些学者辨识利益动机,梳理行为逻辑,表现出更多的细心,已有很大的改进。正常人——或说“利益理性人”的面目轮廓开始在这种叙事下浮现,一出僵尸剧重现人的体温和脉跳,还有真切可辨的面容。
    
    他们的不够之处,是比量尺度还过于单一,缺少相对的、动态的、多样的视角,因此处理更复杂现象时也许举步维艰。比如“出身好”与“出身不好”,不失为一种重要的区别依据,但如前所述,半年以前与半年以后的故事不一样,一墙之内与一墙之外的故事不一样,身处社会上层或社会下层的故事不一样、、、、、、在不同的博弈棋局里,定数之外有不同变量,如果以“出身”解释一切仍是冒险。
    
    任何一个“文革”的过来人,都不难在自己的记忆里,打捞出对于这种解释公式的几件反证。当然,这只是说乱中有序,复杂中有简单,模糊中有清晰—恰恰是这种“乱”证明了政治选位不过是因地制宜和相机行事,暗中却伏有人们内在统一的逻辑:利益,特别是政治权益。之所以呈现为“乱”,是因为任何利益都非抽象之物,在实际生活中总是受制于不同利益关联圈的结构。身处一个人口大国的十年,大格局是各种小格局的串结,大利益是各种小利益的叠加。前∕后、内∕外、上∕下就是几个可能交错的基本关联圈;亲友、师生、邻居等人脉关系,知识、思想、兴趣等精神联系,作为非物态的“软利益”在场,也可能形成更多关联圈,以至一个本该参加保守派的哥们,纯粹是爱打球,舍不下一群球友,反而附和了造反派。这种情况也不能排除。
    
    几个圆相切,一个圆心可能同时是另一条圆弧的切点,一条半径可能同时是另一个圆的直径。因此在彼此交错的N个利益关联圈里,利益理性人很难是单面人,总是依据不同的逐利策略,呈现出N个面孔。《芙蓉镇》一类电影囿于那些天使∕撒旦、文明∕野蛮、进步∕反动的传统二元模式,描述一种单色的、恒定的、绝对的“造”或“保”,乃至“善”或“恶”,无助于人们看清多面和多变的真实。
    
    揣上这种人生路线图闯入现实,没几个不碰得鼻青脸肿的。
    
    这件事下面还要说。
    利益区位与博弈规则
    
    杨小凯取得美国博士学位,生活在太平洋那一边,日后一直强调自己以前是“造反派”,不是“红卫兵”,在意Rebellion与RedGuard在英文中的意味差异——这一点可证西方“文革学”的偏好与强势。
    
    中国的语境当然不一样。因官方对“文革”的全面否定,因一些伤痕文艺作品的反复渲染,“造反派”与“红卫兵”同样恶名昭昭,几乎毫无区别,都是“极左派”的别称。
    
    谁都愿意给自己一个小羔羊形象,只会说别人是造反派。造反派么,就是那个抽象的垃圾桶,模模糊糊的魍魉幻影,一些头顶生疮脚底流脓的纸上概念。在这种情况下,“前造后保”的只说后,“前保后造”的只说前,“内造外保”的只说外,“内保外造”的只说内,“上保下造”和“上造下保”的分别只说上和下、、、、、、有些人说到激动处,悲屈得两眼发红,一肚子苦水没处倒,甚至把自己的后知后觉偷偷前移,好像自己当年已是一个候补的遇罗克,一个漏网的张志新5,大义凛然,铮铮铁骨,差一点被龌龊鼠辈割了喉管。
    
    落到实处时大家都成了好人。换句话说,那些头顶生疮脚底流脓的书中概念从远景变成近景,都有了可爱的微笑和动人的泪水。
    
    这倒不一定全是谎言。十年间谁没有一两桩苦情,谁没有几分日后控诉的资格?1955~1957年间,文艺界大管家周扬操盘过很多大案,其中丁玲、陈企霞“反党小集团”案几经周折,最终形成沉重打击,开除两人的党籍并撤职查办。但丁、陈也不像省油的灯。早在1950年的《文艺报》上,陈企霞就发表过长文指控王林的长篇小说《腹地》“否定党的领导”,致该书在书店全部下架,开创建国后文禁第一例6——比周扬出手打击俞平伯、冯雪峰、丁、陈集团等还要早。那么周扬呢,就像很多人知道的,螳螂捕蝉不知黄雀在后,他在“文革”中也成了整肃对象,锒铛入狱,被刘伯羽等人口诛笔伐。同样,刘伯羽等人后来也成了整肃对象,被更左的一帮人落井下石、、、、、、在这一过程中,谁是左派?谁又不是右派?谁是施害者?谁又不是受害者?
    
    阴阳两面,雌雄同体,这一现象给“文革学”增加了难度,也一再成为新时期的思考空白。白桦编剧的《太阳和人》照例是大忠大奸比拼,深切同情那些无私无畏又先知先觉的知识精英,其批判“文革”勇气可贵,图标化剧情倒很像此前的革命样板戏,只能让人急。对比陈徒手后来在《人有病天知否》7一书中披露的大量档案材料,那种白桦应该相当熟悉的文化界普遍实情,那种“人人都有当脏手的可能”(陈徒手语),哪一种叙事更忠直,更有利于深入反思,其实不难判断。但我无法表达不满。因个别台词越轨,这部电影于1981年遭官方禁映。我岂能对一个受伤者展开拳击,同一个缺席者辩论?因为一开始就政治化,这次禁映使正常的批评禁声,有关“文革”的深入讨论再度难产。一种棒杀和捧杀的前堵后截,让很多人滞留在yes或no的低水平思考线。像我这样的过来人可以从此感觉良好,免除有关“脏手”的自我追问。
    
    并不是说“文革”过来人都手脏。就一般民众而言,大多数人逍遥、观潮、混日子、随大流,该吃吃,该喝喝,该生孩子生孩子,探头探脑打酱油,小便宜或小得意还在一分一厘地攒,并无什么大恶。即便很多人被政策圈定在攻击靶区,比如不幸身陷倒霉的文艺界或教育界,也不一定统统卷入铰肉机。他们当不当“脏手”,有无免遭政治高压的可能,包括最终受不受迫害,受多大程度的迫害,受何种类型的迫害,又往往因人、因地、因时而异。
    
    如果我们抵近观察,便不难发现政治运动如同市场经济,有盈面与亏面的区别,增长点与衰退点的区别。当事人的风险指数,通常取决于他在特定利益关联圈里的相对位置,取决于不同的运动形式和压力来源,其命运轨迹各不相同。
    官方主导时的“后位淘汰”
    
    把“文革”十年看成一个样,出自很多研究者的粗心。
    
    实际上,十年间的权力大多由官方掌控,包括一头一尾。“头”是指1966年8月以前,“尾”是指1968年9月最后一个省级“革委会”建立后,党团组织和政府威权重新复位。各地的情况略有差异,但民众最为活跃时期,“踢开党委闹革命”的一段,包括大规模的夺权和武斗,一般只限于1966年8月至1968年春,近两年光景。后来的“批林批孔”和“反击右倾翻案风”,虽给一些造反派提供了复苏机会,但均已渐行渐弱,未搅起多大风浪。
    
    官方主导还是民众主导,这一差别对于研究者无关痛痒,于当事人却特别重要。因为前一运动方式是自上而下,由党委、工作队、革委会、军管会等充当主角,官员们层层部署和闭门密商,气氛森严而神秘。倒霉的肯定是黑色群体,一些“死老鼠”必须一打再打,因为这些人位置垫底,肯定不服气,肯定想变天,最可能留恋旧社会。其次是一些新黑类:如犯上作乱的出头鸟,早入另册的失意官员—通常被列为“内奸”、“叛徒”、“假党员”的污点人物。据1966年北京一次红卫兵抄家成果展览披露:北京市抄家11.4万多户,上海市抄家8.4万户,天津市抄家1.2万户,就是这些人受到的第一波冲击。另有资料显示:北京红卫兵打死1772人,其中佘山大教堂的马神父、原国民政府驻法国肖姓参事等被活活打死。上海市“四类分子死亡数为殴打致死总人数的45.5%;受伤比率为24.8%;被剃头比率为26.3%,在各人员分类中均列高位。”8
    
    具体到各地、各业、各级,这些受难者又往往有一个相对位置的压力差序。这话的意思是,攻击者总是在矮子中找高个,比如一个单位里的黑色人物太多,那么家庭历史有大把柄者,即黑中的“较黑”、“深黑”、“最黑”肯定首先挨刀。我所在的中学就是这样。我父亲所在的机关也是这样。1968~1974年间全国大抓“5·16”分子也是从后位者着力—这一场据说是“文革”中死人最多的运动,打的多是造反派骨干,特别是家庭涉黑者。当局需要集中力量和分化敌人,因此未在群众组织里混过一官半职的,也无出身问题的小鱼小虾,可能暂避一时风头。但运动不能没有政绩,不断推进的运动得有不断的政绩,淘汰是一轮轮的收紧和加剧。随着某些后位目标消失,候补者的中弹概率则必定增加。这几乎是掐指一算就能明了的流水线进度。
    
    一个人只要不是太笨,通常都可以从空气中嗅出危险,即看出自己是不是身处“后位”或潜在的“后位”。
    
    这里的“后位”并不限指一二,也可能略超此数。
    民众主导时的“前位淘汰”
    
    民众闹起来时便完全是另外一套法则。
    
    他们的运动方式是自下而上,虽然也会扫荡一下黑色群体,算是祭旗壮威,正名出师,彰显造反派的“政治正确”,不沾包,讲安全,但那常常是一些战术假动作,真正的目标一定锁定了当权派,即权力结构中的“前位”及潜在的“前位”。在这时,当官的是否廉洁不重要,是否能干也不重要,是否勤跑基层与和蔼亲民也不重要,是否爱喝酒、会书法、有战功、懂俄语更不重要、、、、、、鸡蛋里挑骨头,任何人的缺点集中起来都很像“官僚主义”和“走资派”。与其说他们因个人品质而中枪,不如说民众手里有了枪,他们就必须是靶;民众手里有了锤子,他们就必须是钉子—他们被一种结构效应推到了可悲位置,当官就是原罪,在位掌权就是民众天敌。集体主义发展方案下所压制的某些个人利欲,也总是宣泄成对眼前几张官员面孔的愤愤不满,构成了“官民矛盾”的一部分。我的一位老街坊,家里还喂着猪,小孩上学还穿开裆裤,穷得几乎家徒四壁,只因受命主管一个国营理发店,也吓得神色不宁东藏西躲。“我是走资派么、、、、、、”他路遇我时的一句苦涩解释,曾让我大吃一惊,也啼笑皆非。
    
    由此看出,身处哪一个行政级别并不重要。“宁为鸡头不为凤尾”俗语此时应颠倒过来看。只要是“头”,不论其利益关联圈是一个理发店,还是一个国家大部委,都不能不承受民妒、民怨、民乱的高压聚集,不可能轻松过关。每一篇检讨书会被认为是“不老实的”、“不深刻的”、“花言巧语的”,当事人写一千遍也白搭,自抽耳光也抽不来多少同情。如果此时有相对安全的官员,那一定是各种大“尾”小“尾”,其官阶哪怕很高,只要不处在主官位置,便自有他人遮风挡雨。他们只需暗暗注意动静,最怕的是排在前位的一个个倒下,自己这块肉轮上砧板。
    
    这种情景看上去很像权力领域里的“吃大户”,有一个就近取材、急事先办的套路,一个先大后小、先高后低、先肥后瘦的流程。由此不难理解,1966~1967年间,特别是在城市里,几乎每一个工厂、学校、机关、商店、医院、剧团、幼儿园的一把手都没好日子过,一律灰头土脸。市级造反组织必然剑指市领导,省级造反组织必然剑指省领导、、、、、、这一铁律几无例外,故全国性造反组织的危险不难想像,只能被中央一再下令禁止死堵严防。顷刻之间,全国29个省级党委的第一书记中有23个被打倒,中央和国家机构中60~70%的“前位”面孔在公众视野中消失9。留下来的,多是因中南海直接干预才幸免于难,如湖南的华国锋——后来被毛泽东指定为接班人。不过,“炮轰”、“火烧”、“油炸”华国锋的大字报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仍然多见,可见民众不是没有淘汰意愿,只是淘汰一时受阻,暂咽下一口闷气。
    
    毛泽东、中央文革、军队等也算是“官方”吧?他们所号召、支持、指导、联络的民众是否涉嫌一种假“民众”?其造反是否更像两个官方系统之间的代理人冲突,甚至是某些洋左派揣度中“以党反党”不断革命的一大发明?不过,考虑到各地民众群体屡屡偏离、脱离、背离毛泽东的“官方”及其“战略部署”,闹出了不计其数的紧张和周折,民众的真实面目和自主要求却也不难辨认。
    
    严重“背离”之一:他们根本不以“革命路线”和“反动路线”的标准来选择攻击目标—这肯定大出毛泽东意料之外。由此造成几乎所有党政主官对“文革”总体性的不满,也肯定让毛泽东十分棘手。他后来承认“打倒一切”和“全面内战”是两大失误,10却从未说及原因,也从未往深处想。
    
    真实的原因是,他的革命议程与民众的权力要求一开始就出现了错位,不过是两条线有部分交集。这一点可能多年后才能被人们看明白。
    知识分子面临的双向淘汰
    
    知识分子最惨,通常是两头招风,两头受挤兑。特别是他们的中高层,大多学历高,知识多,名声大,范儿酷,其薪资定级和阔绰程度可能高过长官,在民众眼里算得上“前位”或潜在的“前位”。但他们的履历和家庭背景又多不好看,比如老爹曾为地主,自己在欧美留过学,参加过三青团或国民党什么的,还个性强,心气傲,脑子活,藏也藏不住,装也装不像,在很多官员眼里怎么看也是“后位”或潜在的“后位”,最像帝国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卧底。
    
    因此,无论官方发力,还是民众发力,他们差不多都是在劫难逃。外婆不疼,舅舅不爱,官员不亲,民众不近,他们是官员、民众、知识精英这三角关系中最脆弱的一极,总是烤双面焦。
    
    据说只有名医在“文革”中受冲击最少,原因也许是大家都得惜命,不敢拿自己的冠心病或直肠癌去赌政治。但对于很多教授、作家、主编、明星艺人而言,双向淘汰则无异于全线扑杀,几乎是一回事。只要高音喇叭里的声调开始雄壮和激昂,他们必定心惊肉跳,朝不保夕,包括不少千辛万苦回到祖国的报国之士,一不小心便被淘汰到“牛棚”这种土监房,不免心中五味杂陈,衷肠谁与诉。与他们一同落难的有“走资派”,也有“造反派”,但那些人或有解脱之日,身负双重原罪的精英们却如永久难民、运动钉子户、到处通用的拳击沙袋,对世事变幻几无期待。作家叶蔚林曾向我描述过绝望。有意思的是,他的故事之一,是下放农村劳动后仍被大家揩油,今天张三借钱,明天李四借钱,把他当成提款机,提了多是有去无回。他怕得罪官员也怕惹恼农民,从不敢去索要—不过这种忆苦也可读解成炫富,甚至有美化社会主义之嫌。想一想,谁让他成了提款机?谁让他的收入高到官员不服和民众嫉恨的程度?有关事实是,除了丢掉公职的,大部分知识分子的高薪在“文革”期间受到政策保护。不过,也许正是这一条为他们招来了更多阴暗心理的压力,升高了人际关系的敏感度。一旦撞上来自上方或下方搜索目标的眼光,不会是好事,更像是坏事。
    
    邓拓、老舍、严凤英、杨朔、储安平、傅雷、翦伯赞、上官云珠、范长江、、、、、、是这个群体中的最不幸者,可列出一个长长的名单,每一名字都饱含泪痕与血渍。其他人即便能一直享受高薪和干籍,对“文革”也多有切肤之痛。一般来说,“文革”前他们那些优待房是再也回不去了,就算发还给他们,他们也不敢住了。“文革”中他们那些被抄走的存款、字画、古董,即便在“落实政策”时予以退还,他们也余悸难消,多用于交党费或捐灾区了。他们后来觉得“全盘否定”论最合心意,其理由很简单:既然十年中的各种老面孔和新面孔,对于他们来说都不是好面孔,那么分出不同阶段有何意义?分出这一群和那一伙又有何意义?官也好,民也好,大多没什么教养,张嘴就可能有错别字,出手就可能动粗见血,不懂微积分也不知商籁体,办起案来更不知隐私权和辩护权为何物。18世纪的爱尔兰学者伯克(EdmundBurke)对法国大革命的厌恶,在他们听来一定很对心思:“一名理发师,或一名蜡烛制造者,其职业不可能成为任何人眼中的荣誉,更遑论其他一堆更为次等的职业了。这些人不应受到国家的迫害,但如果这些人被允许进行统治—无论是个人的还是集体的,国家反而会受到了这些人的迫害。”11不是么,那些个老土疙瘩,一些掌了权和没掌权的理发师,竭诚奉献才学超群的一个教授怎么能忍受这些人的唾沫星子?
    
    有些人后来说什么“人民的文革”(杨小凯、郑义、朱学勤等),所谓底层的自由狂欢,与他们的记忆根本无法接轨,在他们看来很像小屌丝们的胡诌。也许就是出于这一层隔膜,《干校六记》的作者杨绛文笔清雅,才学丰饶,广受学界敬重,但她在书中斥几位下乡知青为“狼崽子”,对他们的饥寒之状幸灾乐祸,12曾让很多年轻人吃惊—他们也是受难者,至少比作者受难更多,比如不像她那样一直保留高薪。他们不明白,同是受难者的感受为何并不能相互对齐。
    
    人们的思想都依托感觉根系,不是语词的随意漫游。中国很多知识精英日后对红色革命的总体性抵触,不无情绪的右倾化,应当说事出有因。2011年,即便在西方经济遭遇重挫之时,据全球知名民调公司GlobeScan的数据,中国人对资本主义的支持率仍高达67%,几乎是全球最热切的向往,连续五年超过美国,更超过英国的55%,法国的31%,土耳其的27%,13成为对西方世界最大的一个奖牌。撇开市场经济发展顺利的原因不说,活跃在这一数据幕后的,当然还有中国诸多媒体、院校、学术机构,有知识分子引领的所谓民间清议,以及某种历史记忆的涌动。
    
    从这一点看,“左”经常成为“右”的母胎,“文革”对知识分子群体的双向伤害,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清议主流的回摆力度。14
    
    或许,很多人一旦觉得自己活明白了,对20世纪前期的革命亢奋,对莽夫粗妇的登堂入室,一开始就不会热心和放心到哪里去。
    对利益与人性的中道把握
    
    以上简约勾勒,不可能详尽给出“文革”中的风险警示,更不是给未来可能的权力社会提供居民安全指南—这种客服工作该由MBA之类去做。说及这些的目的,无非是要澄清“文革学”的一片浑水,滤去某些宫廷化、道德化、诉苦化的叙事泡沫,尽可能还原国人一个政治权益分布和流动的简图,一个眉目稍显清晰的生活原态—哪怕是还原第一步。
    
    不难看出,在这样的日常生活里,巨大的历史之手还是利益理性,即大多数国人自觉或不自觉的利欲攻防。
    
    革命意识形态固然反映和重申了旧的利益关系(比如贫∕富);但一个全能而单质的权力体制下,新的利益形态和利益关系(比如官员∕民众∕知识分子等组成的多边形)溢出了既有解释框架,常处于无名状态。前者是过去时的,后者是现在时的。当两种利益关系一明一暗地相互缠绕,一旧一新地发生交集,当“文革”发生在这种缠绕和交集之中,诸多乱象其实不是乱,只是陌生;不是怪,只是未知。只有把利益奉为圣物(如某些右翼),或把利益贬为罪孽(如某些左翼),才会不约而同地说遍天下利益却单单撇下“文革”,将其视作疯狂或神奇的例外。他们在这一大块现实前词汇短缺,谈论“利润”、“阶级”、“所有制”之余,尚不知自己还应说些什么,还能说些什么。
    
    一种分辨率更高的理性透镜有待出现。革命者从“打土豪分田地”开始,其实是最不该忘记利益的。喜儿、大春、吴琼花、小常宝、、、、、、这些现身于革命剧目的苦命人其实都是利益打拼者,因打拼无望才转投革命。在通俗版的马克思主义那里,阶级决定论就是利益决定论,阶级斗争就是“争夺粗鄙物质利益的斗争”(本雅明语)。作为宏观层面的一种概率性描述,这一说法在很多情况下并无大错。不论超凡脱俗的崇高精神是如何厥功甚伟,创造过何等炫目的人间奇境,唯物论者也没理由忽略利益,忽略自己胜利之途的出发点。这个话题应大大方方来谈,像一个会计师或企业家那样来谈。
    
    尽管利益并非一切,尽管人性、欲望、利益的形态总是多样化,尽管新的利益在一个权力社会里主要表现为政治荣誉、政治安全、政治地位、政治权力,要看清楚并非易事,但对于大多数人而言,广义的“无利不起早”仍是行为逻辑的核心,是社会各方应力发动的隐秘磁极,是新谜面的谜底,与旧谜底并无太大的不同。说到底,这仍是一个世俗的寻常故事,不过是资本主义乃至封建主义的故事披上了一件新马甲,如此而已。
    
    失去这一基本点,失去这一涉嫌庸俗甚至不无铜臭的视角,差不多是原版马克思甚至亚当·斯密的视角,历史分析就变得无从着手,也必然误讹纷起。
    
    可惜,在很多人那里,“利益”一词让人羞于启齿—不少“文革”参与者尤其如此。他们曾戴上道德假面,指点江山,纵论天下,理想与信念熊熊燃烧,但他们日后将如何看待这一切?某个夜深人静之时,他们是否迎面对撞过记忆中自己的某些隐秘闪念?如果他们有足够的坦诚,也许不难发现事情的另一面:愚忠是表;利己是里;失态是表,庸常是里;被意识形态玩的是少数,玩意识形态的才是多数。其中最内在的意识形态说到底还是一个俗:回家的自由,说话的底气,邻居的脸色,家中的早餐,床垫是否舒适,儿女是否受人欺辱,娶来的老婆是否漂亮、、、、、、只要稍加翻译,这些几乎都是经济学的寻常内容。
    
    指出这种君子的高仿运动,并不是视利欲为超级香饽饽,也不是说自利与极端自利没有差别。全世界永远都有“好人”这类褒义词,在任何地方也不会有人骂出“你怎么好得这样无耻”一类疯话,足以证明好坏是有分别的,好人还是有的,大好人还是有的。不论何时,道德还是人心所向,理想与信念还是社会公益的长效保障,一种永远灿烂的精神传薪。同样,这也不是否认道德进步的可能。就个人而言,既然有好人变坏,当然也会有坏人变好。最初喝不了酒的人,喝多了可上瘾。以前听不惯京剧的人,听多了可入迷。习惯可成自然,克制可变本能。众多高仿品牌的君子,其仿制工艺积累到一定程度,也可能修炼出“如好好色,如恶恶臭”(孔子语),其心智出现质的变化,达到直心即道场的境界。事实上,确有不少人在红色中国实现过道德升华,血管中奔流过可贵的热情。他们日后唱红歌兴致勃勃,并不一定意味着全面留恋“文革”,不过是一种惚兮恍兮的精神怀乡,对自己高仿经历深情回望。即便怀疑当时的自己有几分假,但半假清高也比全面恶俗值得珍惜;即便怀疑当时的人际关系有几分伪,但半伪温暖也比彻底冷漠让人舒心。花红和月圆的短暂并不损其美好,崇高及仿崇高哪怕只是一时半刻,也往往是记忆中最柔软的一角。一个什么生意都做过的不法商人,当年响当当的热血青年,一到歌厅包厢就命令所有的陪酒小姐大唱红歌—这就是我身边的故事,曾被我写入《暗示》一书。
    
    他的歌喉与他的一肚子坏水完全可以分头管理。
    
    然而,无论有多少人修成正果,人类就大多数而言,就大多数人的大多数时段而言,其道德进化是否可能,或说进化的上限有没有,有的话究竟在哪里,仍面临巨大争议。这是必须重提的一大哲学难题。马克思主义学者特里·伊格尔顿(TerryEagleton),与自由主义学者斯蒂芬·平克(StevenPinker)同为国际思想界大腕。他们在不少政治议题上形同楚汉,在“道德进化论”这方面倒结成血盟,共同描绘了一个美好前景。前者的根据是“焚烧女巫”的消失和“男女同酬”的实现。15后者的根据则是战亡人数减少,尤其是考虑到同期人口总量,其比例在历史上表现出明显的一路走低。16他们说的都是事实。他们所欣慰的社会改良并非不值一提。但他们考虑到现代文明之下隐性的酷刑和战争了吗?迫于债务和失业的自杀在“焚烧女巫”消失后是否更多?贫富差距在“男女同酬”大体实现后是否更大?来自污染、犯罪、毒品、精神病、过劳死、交通事故、食品造假、金融危机、人肉炸弹的谋杀,与前现代的屠杀相比是否依旧防不胜防,乃至远超巡航导弹“精确打击”所攒下的人道红利?、、、、、、如果他们离开历史的局部截屏,放眼更广泛、更长远、更新异的人间悲剧,有什么理由相信无痛的创伤就不是创伤,曲线的谋杀就不是谋杀,那些间接的、软性的、远程反应的、延时反应的、甚至礼貌与合法的罪恶就成了道德成就?他们有什么理由相信人类自有了交谊舞和博士帽,普遍人性从此优雅兮兮,正在从1G向2G、3G、4G、、、、、、不断优化?
    
    较之于他们的乐观与自信,章太炎的一份冷静弥足珍贵。在《俱分进化论》一文中,他认为技术与道德并非同步升级,文明不可能消除恶,倒是“昔日之善恶为小,今日之善恶为大。”“若以道德论,则善亦进化,恶亦进化。”“纵令地球统一,弭兵不用,其以智谋攻取者,必尤甚于畴昔。何者?杀人以刃,固不如杀人以术。”“使至于悲愤失望而死者,其数又多于战。”17这一些说法不仅富含作者的佛学和儒学资源,也不难让人联想到一些自然现象,比如基因分子结构的自我复制—其对称结构总是恒常,无法靠外力轻易改变。“天不变道亦不变”(汉代董仲舒语),只要人类的群体性与个体性并存,只要这个最大的“天(自然)”未变,善与恶的缠绕就不会终止。当恶逼出了善,善便是正义之剑;当善惯出了恶,恶便是利乐之腐。这一互相诱发和互相修复的无限过程,受制于人的生物学结构,在机器人接管地球前当不断出演。
    
    一个人若想保持政治远见,其最大难点无非是掐准人性的基本面,洞察利益要求的不同变形,既能激发人们的趋上能量,又能承认、包容、善用、管控其趋下能量(比如逐利性的“还俗”)。两手都能硬—行“中道”者不会仅仅押注在一头。
    
    如果我们明白这一困境,或说这一常态,便不难给领袖神化和人民神化退烧,给“文革”减少机会。从某种意义上说,企图以“不断革命”的方式彻底改造人性,创造“红彤彤的世界”,尽扫官僚主义、特权意识、野心家、贪污什么的于一役,正是“道德进化论”常见的奢求与冒进;以为财产私有制取消后万恶尽除,民众的逐利逻辑废止,任何贪欲和倾轧都不足为虑,公平正义仅靠宣传、教育、辩论等手段便足以永久保质,则表现出“道德进化论”的轻忽与天真。
    
    前者使“文革”的目标虚高,后者使“文革”的举措失误。在这个意义上,一如两次世界大战的惨痛曾使启蒙派措手不及蒙头转向,“文革”不过是再一次对现代人盲目的道德乐观当头棒喝。
    
    人类不是上帝,人类只能做人类可能做的事。
    
    不能做上帝的事,是不是就该做魔鬼的事?既然民众的一次次“还俗”难以避免,那么是否一开始就该大张旗鼓地蝇营狗苟?不少人确实有过这样的闪念。不过这种心机不便摆上学术台面,于是“文革”结束多年后,尽管不少后现代才子忙不迭地绝望和虚无,被“解构”、“祛魅”什么的闹得心神不宁,生不如死;然而在他们的书斋之外,就知识界主流而言,人类的自我神化冲动仍未终止。一种“道德进化论”的知识幻影仍活跃在市场神话、自由神话、底层神话、选举神话等思潮中,为各种意识形态提供共同的荷尔蒙与兴奋剂,提供进步主义历史观的高配型号,提供一种完美社会的前景。虚无一旦走出书斋就可能成为轻信,一旦走向公众就可能成为轻诺,很多现代哲学大师就是这样喜欢换上童装出门。这是鼓励积极的人生态度吗?也许是。对花咕嘟一般的少年不应该大声说出事情的严峻和凶险吗?也许不应该。但健康和成熟的社会改革,从来都以正视现实为前提,是克服重力的奋力腾跃,不是梦中脱离重力的高高飘浮。
    
    一个成年人不论在书斋内外,都应明白这一点。
    
    【注释】:
    
    1本文摘自作者:《革命后记》(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13年)。印《参阅文稿》时再次修改。
    
    2“联动”的前身是首都红卫兵纠察队西城分队(“西纠”)、东城分队(“东纠”)、海淀分队(“海纠”)、宣武分队(“宣纠”),其骨干多为官员子弟。随着运动矛头指向他们的父母,他们于1966年宣布联合组成“首都中学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反对“迫害革命老前辈”,反对毛泽东以及中央文革小组。
    
    3邓拓,杂文家,曾任《人民日报》主编和社长,与吴晗、廖沫沙一道被诬为“三家村”反党集团,是“文革”中文字狱的第一个牺牲品,于1966年5月18日逝世。
    
    4“、、、、、、groupinterestsweresubmergedinaMaoistrhetoricthatmaskedself-interestedaims.”引自AndrewG.Walder:FracturedRebellion—TheBeijingRedGuardMovement,HarvardUniversityPress2009。
    
    5张志新,中共辽宁省委宣传部干事,因公开反对“文革”极左路线,于1975年4月4日被处死刑,年仅45岁。据报道:为了防止她在刑场喊反革命口号,行刑前先割断了她的喉管。
    
    6见于继增:〈建国后第一部遭禁的长篇小说〉文,载《文史精华》杂志2012年第六期。
    
    7见陈徒手:《人有病天知否》,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
    
    8见上海“文革”史料编纂小组编:《上海“文化大革命”史话》(未刊稿),1994年。
    
    9见唐纳德·W·克莱因(DonaldWClein)等编撰:〈第九届中央委员会〉,载TheChinaQuarterly,No.45,1971。
    
    10引自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
    
    11引自伯克:〈法国大革命感想录〉,载《埃德蒙·伯克读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年。
    
    12该书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出版。
    
    13转引自《国际财经时报》,2011年4月13日。
    
    14“右”也可以成为“左”的推力,如1950年后西方主导对中国全面经济封锁,增加了中国发展市场经济的难度,随后出现的反共迫害浪潮(如印尼、越南、韩国、台湾等地),也势必从反面加剧中国的冷战敌意和政治严酷性。
    
    15见特里·伊格尔顿:《马克思为什么是对的》,新星出版社2011年。
    
    16StevenPinker:BetterAngelsofOurNature,VikingAdult2011。台湾学者钱永祥撰文于《政治与社会哲学评论》第40期对此有过评介。
    
    17引自〈俱分进化论〉,载《民报》1906年9月第七期,后编入《章太炎全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
    
    来源:参阅文稿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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