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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社会黑帮往事:杜月笙主张辅助抗战建国
(博讯北京时间2014年9月06日 转载)
    
    来源:人民网
    
    核心提示:杜氏不光在1937年的南京保卫战中捐助国民党军队,也给八路军捐过不少钱款,还捐了1500套荷兰进口的防毒面具交给潘汉年。要说他当时有多了解共产党八路军,或者对八路军有多少好感也未必,在坚持民族大义的前提下,他做事的宗旨是“多个朋友多条路”。    
    
    黑帮往事
    
    联合国的定义是,有组织犯罪即为黑社会犯罪。中国现代意义上的黑社会,是近两三百年内形成的。中国近代史上最著名洪门(也称洪帮、三合会,口号是反清复明)、青帮(也称清帮、漕帮,带有白莲教色彩,控制着大运河粮食运输)和哥老会(也称红帮,由私盐贩子和四川一代纤夫水手借鉴洪门规则组成,首领称为袍哥)基本都是在这一时期形成的。
    
    他们成立的初衷都是为了保护自己,反抗不公平的待遇,成龙电影《新宿事件》中有一句话可以很好的解释黑社会的成长路径:一帮人因为被欺压,或是为了某些需求众集起来,建立势力之后,势力开始转变为权力。
    
    晚清民国,中国的帮会势力迎来了自己的黄金时期。帮会依附于各种政治力量,甚至与国家政府“联姻”,一改往日“非主流”的形象,堂而皇之地参与到国家政治生活中来,,一方面与国家政府分享权力,一方面在政府不能满足其欲望与要求时干着颠覆政府的勾当。在中国共产党组织的早期工人运动中,也曾对帮派势力进行教育、改造,以使其为我所用。安源路矿大罢工时,红帮老头子点头答应帮忙,果然秩序井然,没有出一点事”。
    
    黑社会往往会依附与某个政治组织,但很少会提出自己独立的政治主张。他们深知和政府分享权力的重要性,同时也清楚这种权力的边界在哪里。
    
    黑色江湖是文学影视所喜欢的题材,他们有一套自己奉行的规则。德国学者施奈德在他的《犯罪学》上解释这一现象:黑社会组织由于具有复杂而严密的系统和行为准则,组织内部等级森严,重要成员基本固定,从而形成了一整套的文化规范和价值观念,表现出最为浓烈的犯罪亚文化色彩。
    
    受这种亚文化的影响,很多人对黑社会感情复杂,从教父考利昂到中国的小马哥,大量的黑道英雄形象深入人心。我们不能简单的把这种现象归结为道德标准的缺失,因为,从黑社会诞生的那天起,黑道文化就某种程度上迎合了人们内心的某种需求。
    
    上海青帮的三位大亨
    
    帮会原本只是个社交的圈子。青帮成为黑社会是病态社会的产物,当这个社会的主体生病、政府不能维持公平公正时,人们就把帮会当成一种保护自身利益的工具。
    
    民国时,三鑫公司使上海成为近代中国最大的鸦片集散地,它的三位“老大”各司其职、各有“专长”,有过长达10多年的顺利合作。法租界里黑白通吃的黄金荣、军界上下通透的张啸林和精明的帮会生意人杜月笙形成三人组合后,这个警匪合一、集黄赌毒一身的黑社会就腾达于上海滩了。
    
    1920年的上海滩
    
    1918年三鑫公司在上海滩公馆马路(今金陵东路)上的惟祥里挂牌成立,51岁的黄金荣是这个公司的核心。从1892年开始,他在法租界已经混了20多年,从余姚到上海当学徒,法国人以华治华时,他进了法租界的巡捕房,开始他警匪合一的生涯。这个黑白通吃的包打听,已经在警察局以外的天地里,拥有了一个庞大的帮会集团,这位青帮帮主光门徒就收了1000多。他不仅是黑社会的保护伞,本身就操控着庞大的黑社会。几年后,黄金荣的门下又多了一个门生,在上海开办证券物品交易所“恒泰号”失利的蒋志清(蒋介石当时的学名)为了自保,拜到了黄金荣的门下,全凭黄的几句话,减免了所有债务。1922年6月,蒋志清登永丰舰救护陈炯明炮火下的孙中山,他与孙中山的渊缘从彼时开始,最终当上国民党总裁和中华民国总统。
    
    张啸林这一年41岁,是蒋中正的同乡,出生于小康人家,从小好逸恶劳,进过工厂上过学堂,但是除了打架一项外,其他均无长进,全凭混黑道出人头地。从慈溪到杭州当过几年地痞,后来总算在杭州上了武备学堂,还是不争气。但是这段武备学堂的经历,使他结识了一帮后来的北阀军人,为他移居上海后的“事业”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这一年开始,在上海滩上地位日重的,还有一位比张啸林小9岁、比黄金荣小19岁的男子,叫杜月生。30岁的杜月生头脑比黄张二人都要灵活,他的人生哲学中有“三碗面”:情面、场面和体面。三十出头的杜月生,是上海浦东人,为人活络,仗义疏财,人气极旺。从他改名之举,即可看出他的交结之广,国学大师章太炎引《周礼太司乐疏》中的“西方之乐为镛,东方之乐为笙”,劝其改名为杜镛,号月笙。从此,他便以杜月笙行世。
    
    最大的贩毒集团
    
    清末民初的第二次禁毒运动因为袁世凯的死去而戛然而止,从此毒品再度泛滥,这也成为黄杜等人张罗贩毒公司大发展的起点。利用黄金荣在界租保护伞势力说服“大土行”(毒品公司)移师法租界,以便像保险公司那样收取“保护费”。
    
    三鑫公司有了黄金荣在法租界的黑白势力,提运鸦片就像做正当生意一样自如。当时公司气势之大,从一些老上海人的习惯用语中可以听出来——他们称三鑫公司为“大公司”,不是区别于“小公司”,而是区别于当时上海滩上任何其他公司。
    
    三鑫公司游刃有余到何种程度,上海师范大学历史学系系主任苏智良教授曾经考证,中国第一家西文报纸《字林西报》上刊过这样一段文字:“现有一鸦片贩运机关,其活动规模,比过去五六年来当局注意到的任何活动都要广泛”,其一年的利润相当于北京政府财政收入的三分之一。
    
    黄金荣能派出巡捕房上百名越南巡捕帮他押运鸦片,为了安全,还能动用警车为自己鸦片仓储进行巡逻。三鑫公司的鸦片无论从吴淞口进港还是从十六铺码头到岸,都不会被检查,而是直送到法租界保存起来,押运车辆途经哪里,哪里就会一片漆黑,所有电源都被控制。
    
    黄金荣在巡捕房当探长,诸多事情不便亲自出面,但他对上能使总巡法国人费沃礼对“三鑫”网开一面。对下又利用了杜月笙和张啸林的所长。他让头脑灵活的杜月笙当经理,张啸林又在杜的手下,当过副经理。张啸林这位浙江武备学堂第四期的肄业生,在杭州上学时结交了不少好友,比如他的同窗同室张载阳,后来成了浙江省省长。据苏智良教授考证,江浙及上海一带的军阀、警察中还有一些北洋时期的军阀是张啸林的朋友。对张啸林的生意常有“关照”的有松沪护军使何丰林、淞沪警察厅主任秘书刘春圃、镇守使署秘书长江干廷、缉私营统领俞叶封等等。这些人的能量不仅是帮他对付鸦片运输途中的各地流氓,更主要的是为他打开毒品的江浙通道。
    
    每到逢年过节,一份长长的贿赂名单都会照顾到方方面面关照过三鑫公司的人,其中有法国总领事,也有从天津跑到上海来闯码头的袁克文,袁克文在黄赌毒各项中与三鑫无争,但他的父亲是袁世凯大总统。
    
    三大亨的暗争与内讧
    
    三鑫公司成立后,黄张杜三人有过长达10年的蜜月期。作为黄金荣的左右手,杜张二人曾经情若兄弟,当然他们也真的结拜过兄弟。张啸林和杜月笙二人曾把房子都建在一起,华格臬路(今宁海西路)上,两家院子之间专门开了个边门,便于相互来往。杜月笙的儿子杜维善还认张啸林做“干爹”。
    
    杜月笙会赚钱也很会花钱,他依靠与国民政府孔祥熙、宋子文等的关系,得到了内部消息买公债发了大财,1930年代以后,杜月笙的势力开始超过黄金荣。看到杜月笙发横财,张啸林也通过杜的关系买过一些公债并赚到大钱,但张啸林在心底毕竟还是不服气,因为他是个不会满足的人。
    
    与黄杜不同的是,因为和北洋政府有过联系,张啸林与国民政府关系不睦,这就使他在想当官想疯了的时候,投靠了日伪当局;再者张也不像黄杜二人,在文化上有着民族认同。这倒不是说黄杜精忠报国,但黄金荣和杜月笙严格恪守青帮帮规,抗战时也主张“辅助抗战建国”,加上他们平时都爱好听评话、评弹、京戏,对中国传统文化还是比较了解的,也因此具有民族认同感。
    
    上海师范大学教授郭绪印评论张啸林时说:这个人的特点就是,有奶便是娘。
    
    1937年10月,日本步步进逼之时,蒋介石给杜月笙发过电报,要求三大亨到香港去,不能投敌。黄金荣这一年70岁,不想千里迢迢地南下,他保证不再出头露面,杜奉了蒋命11月即避至香港,与戴笠合作,锄奸抗日,诺大个上海滩这下子就留给了张啸林。张啸林的门徒们组织了“新亚和平促进会”,倒卖粮棉军火和药品资敌,大发国难财。到了1939年竟然出面筹建伪浙江省政府,踌躇满志地欲出任伪省长。军统方面一刻也没有放弃除奸,几次未能得手。
    
    据苏智良介绍,虽然没有找到直接的证据,但最终除掉张啸林,杜月笙是参与其事的。8月11日,张啸林从汪精卫伪政权和日本特务机关手里捧回了“浙江省省长”的委任状,但他的死期还有三天就要到了。
    
    1940年8月15日,上海报童又有了一个可以大声叫卖并被一抢而空的理由,《申报》上刊出了“昨华格臬路血案,张啸林遭枪杀”的标题。这一次戴笠除奸成功了。
    
    黄杜二人没有变节
    
    抗日战争中,黄金荣和杜月笙没有变节。
    
    黄金荣毕竟有门生蒋中正的关系,加上他早年对孙中山的资助,所以他在国民政府一向有靠山。尽管日军军官三天两头拜访,软硬兼施,他还是没有落水。
    
    他一生中几次历史转折都过渡平稳,到头来还算是得到了善终。晚年的黄金荣还是对国民政府绝望了,他开始与共产党方面的人也有接触,杨虎、潘汉年是他常交往的人。不过黄金荣年事已高,总体上取保守态度。
    
    1932年的“一·二八”淞沪抗战和1937年的“八·一三”淞沪抗战,杜月笙都积极捐款捐物,出过不少力。抗战时期为了阻挡日本军舰驶入黄浦江,国民政府命令军队把破旧军舰自沉吴淞口,但当时军舰很有限,于是就动员航运公司支援一些,杜月笙当时已涉足工商业界,带头自沉了不少船只。杜氏不光在1937年的南京保卫战中捐助国民党军队,也给八路军捐过不少钱款,还捐了1500套荷兰进口的防毒面具交给潘汉年。要说他当时有多了解共产党八路军,或者对八路军有多少好感也未必,在坚持民族大义的前提下,他做事的宗旨是“多个朋友多条路”。
    
    杜月笙:一个很文化的流氓
    
    但是杜月笙与黄张二人毕竟是不同的,上海滩当年流传着黄金荣太爱财、张啸林很能打、杜月笙会做人的说法。
    
    杜月笙的会做人,也因为他太过穷苦的出身。他4岁就成了孤儿,这种出身使他在竞争激烈的社会使尽浑身解数,努力处理好所有关系。
    
    对上,他与孔宋两家私交密切,对下,徒众们也说不出他一个“不”字。帮里兄弟见面就向他要钱,他也不发脾气。过个年要花掉数百万两银子,结交自史量才(申报主编)、黄炎培到贩夫走卒的各路朋友,全靠了这种处事哲学。袍哥首领川军范绍增到上海时与舞女黄自瑛产生了恋情,被细心的杜月笙看在眼里。范回川后,杜出钱赎出了黄美女,飞机送到重庆,当年此举被称为“千里蝴蝶飞, 万金赠美人”。
    
    范对杜的报答则是保障了杜在四川境内的毒品制造和走私业。这种“能”挣“会”花的本事,也不是黄张二人能学会的。况且凡此种种“仗义疏财”的行为,也为杜月笙赢得了“春申门下三千客,小杜城南尺五天”的好名声。
    
    杜氏不仅名声好,而且也开始向文明世界看齐,他帮里的门徒不许短打扮,斜叼烟。他本人率先垂范,当时也没有空调,上海溽热的夏天,他还穿长衫扣子紧扣到下巴,待人接物力求很文质彬彬,戒掉了帮会头子戴大钻石的习惯,开始向中产阶级的做派靠拢。当时上海的黄包车夫、短衫阶层,喊出了“做人要做杜先生”的口号。
    
    苏智良说,杜的为人是比较艺术型的,也的确像小说电影中表现的那样,他靠散财建立自己的网络。在解释杜月笙具有进取心时,苏智良说:“1927年后,杜月笙开始从事工商业。并成为资产阶级的领袖人物,这与保守的黄金荣是不同的。”
    
    杜月笙逃去香港
    
    杜月笙和黄金荣都与国民政府和中共地下党有过来往。不同的是,黄金荣与政治稍远一些,而杜月笙与政治更近一步。这也导致他们在1949年,一个留守上海,一个远走香港。
    
    杜月笙最早与中共后来的领导人发生间接关系是通过章士钊,1920年代初,共产党还没成立,一部分进步青年要到欧洲去探求真理,毛泽东找章士钊借钱,章就找到杜来借钱并说明了来意。而杜出于多个朋友多条路的考虑,就借出了这笔钱。
    
    到了1926年,杜月笙又接触到陈独秀和上海工运领袖汪寿华。在筹备工人暴动期间,他与汪寿华接触过8次。他还曾经问过汪寿华,如果跟了共产党,是不是还能让他继续贩鸦片?但出于他的流氓特性,在1927年4月11日,蒋介石决意屠杀共产党时,杜月笙在蒋的授意下,把汪寿华骗了出来,打手们一拥而上,把前来谈判的汪寿华杀害了。从这个血腥的清晨开始,杜月笙开始执行蒋介石在上海的大屠杀令。
    
    22年过去,现在是中国共产党把蒋介石赶走了,杜月笙开始害怕起来,他怕中共与他算账,所以尽管他与负责上海地下党工作的潘汉年素有来往,也向八路军捐过款,但还是不敢留在上海。他在离开上海时,对共产党保证过,不与中共作对。事实上,他也要求能够自由来往于沪港之间的弟子们,与新政府合作。合作,是杜月笙一生的态度。
    
    蒋介石也派人劝他去台湾,他自己也想过要到法国养老,其实他此时并不老,才61岁,但是由于颠簸与惊恐,真的害起病来,他只得选择留在香港观望。不赴台,也有他的道理,他的晚年,曾批评过蒋介石在国内的大肆敛财和发金圆券——他本人作为资本家就深受其害。他甚至批评蒋介石政府还不如租界当局。在香港期间,杜月笙对中共采取合作态度,在把香港中国银行收归人民政府的工作中起了重要作用。另外,他购买了新中国的公债,帮新中国从香港转运物资。
    
    在杜月笙远走香港后,两个直接参与杀害汪寿华的凶手马祥生、叶焯山被人民政权正法,这件事把61岁的杜月笙惊得不轻,还为此加重了病情,并从此不治。
    
    黄金荣的扫街生涯
    
    82岁的黄金荣没有离开上海,这与他认识杨虎和潘汉年有关,更与中共对于帮会的政策有关。对于黄杜这样有影响力的人物,刘少奇的看法是“观察一个时期再说”,周恩来认为要“努力使上海不乱”。上海不乱对稳定全国大局和恢复经济至关重要。
    
    黄金荣交出帮会名单后,也保证过听新政府的话,而上海市市长陈毅也兑现了承诺,对他不抓不杀。政府官员还召见过黄金荣,要求他写份悔过书,向人民交代和认罪。1951年,5月20日《黄金荣自白书》在上海著名的两份报纸《新闻报》和《文汇报》登出后,苦大仇深的上海市民们振臂高呼要惩治他,但是在政府的保护下,他还是可以安全地在上海吃喝玩乐,当然,他也曾象征性地在著名的大世界门前扫大街,这里曾是他亲手经营的灯红酒绿之地。
    
    黄金荣扫大街只是象征性地改造一下,他毕竟已是84岁的人了,考虑到国际影响,上海市人民政府也不会把他怎么样,但是这件事使远在香港的杜氏又惊又喜。惊的是黄金荣也有了这一天,喜的是自己跑远些还是对的。
    
    扫大街很快就结束了。1953年,黄金荣离开人世时,已经86岁。而杜月笙已早于他两年,也就是他扫大街那年,在香港撒手人寰了。

(Modified on 2014/9/06)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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