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庆龄在瑞士银行的“秘密遗嘱”
(博讯北京时间2014年6月27日 来稿)
“万一我遭遇不测，我决定将我北京和上海淮海路1843号家中的所有藏书移交给恩斯特·邓作纪念，以回报他对我的所有善意。”这是右图中宋庆龄给邓广殷的遗嘱内容，写于1975年，也就是宋庆龄遭遇“地震”之前。后来，邓广殷将这批书捐赠给了国家，如今，在上海的宋庆龄故居中，留存着遗嘱中所说的珍本藏书4900多册，其中很多书出版于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她从不忘记别人给过她的帮助，真诚地向每一位帮助过她、为她做过任何事情哪怕是很小的事的人表示由衷的感谢。”当被问及当年收到遗嘱的心情时邓广殷说。
在上海宋庆龄故居陈列馆，宋庆龄给邓广殷的遗嘱，被刻成了牌匾，静静地陈列着。大多数参观者往往不会注意，当然更不知晓这份曾密存于瑞士银行保险箱中的遗嘱的来龙去脉。
在遗嘱中，宋庆龄将自己北京和上海两处住宅中的全部藏书作为回报，赠送给邓广殷。而在宋庆龄的全部私人财产中，这是最珍贵、最有价值的部分。宋庆龄一生喜欢读书，因此，很多朋友赠书给她，她也喜欢收藏书。宋庆龄故居的这些书跟随宋庆龄经历了漫长的岁月，其中有很多中外书籍今天已经绝版了。仅在宋庆龄上海故居，共有藏书4900多册，内容涉及政治、经济、哲学、理论、文学、教育、宗教、科技等12大类。除中文外，还有英、法、日、德、俄、希腊、朝鲜、拉丁等17种文字。其中很多书出版于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年代最早的是1811年出版的文学书籍——英文版的《弗罗丽达的故事》。
邓广殷是何许人也？为什么宋庆龄要把珍贵的藏书全部馈赠给他？
20多年间，关于宋庆龄给邓广殷的遗嘱，我曾听过多种版本。《世纪》杂志2008年第2期刊登过《执行宋庆龄的遗嘱秘闻》一文，也提及此事，但没详述原委。
笔者在中国福利会工作，熟知邓家父子；又因工作关系，与邓广殷经常来往。交往中，我感觉邓先生为人低调，对宋庆龄感情很深。他曾让我注意宋庆龄独特的笔迹、书写习惯和书法风格。他说，宋庆龄习惯并喜欢使用一种笔，但国内没有，长期以来一直由他提供。但是他闭口不谈遗嘱之事。
第一次听邓广殷本人讲述宋庆龄给他的遗嘱，是2007年12月在海南文昌的维嘉国际大酒店。为了表彰邓广殷热心慈善，捐资助学，我请电视台记者对他做个专访。在介绍他时，我特别指出，宋庆龄与他关系很不一般，把全部藏书作为遗产送给了他。接着我的话题，他笑着告诉我，这里面有个故事，并简单陈述了一遍。可惜，当时我忙于其他事务，没有就细节追问，他也没有详谈。
2009年12月，我在翻阅邓广殷新近捐出的宋庆龄写给他的信时，发现其中一封提到了遗嘱，引起了我的兴趣。于是，我特意请邓先生详细讲述了相关的故事。
邓广殷出身世家，是香港邓崇光置业有限公司董事长，全国政协第六、七、八、九届委员，上海宋庆龄基金会理事，第十四届宋庆龄樟树奖获得者，也是中国福利会的前身——保卫中国同盟的领导人邓文钊之子。
邓家与廖家是亲戚。邓广殷的母亲何捷书是何香凝的侄女。其父邓文钊早年读书时曾与在香港避难的廖梦醒、廖承志姐弟共同生活过一段时间。对于年龄相仿、阅历丰富且具传奇色彩的廖梦醒与廖承志姐弟十分钦佩。特别对表兄廖承志，佩服得五体投地，言听计从。据邓广殷讲，父亲一直教育他要以廖承志为做人的榜样。连读书，都要进廖承志的母校。
1938年，廖承志在香港建立了八路军办事处，经常约友人到邓文钊家聚会，酝酿组建一个机构，向抗日根据地延安提供源源不断的物资和医疗援助。此时的邓文钊已从剑桥大学毕业，担任华比银行经理。他以一腔爱国热情，积极帮助廖承志在香港开展工作。廖承志就将邓文钊作为可靠的同志推荐给宋庆龄，并在宋庆龄领导下一起创办保卫中国同盟(即今天的中国福利会)。宋庆龄任中央委员会主席，邓文钊任中央委员兼司库，从此成为宋庆龄至亲的朋友。为了支持宋庆龄的事业，他倾其所有，还提供自家客厅与游泳棚作为宋庆龄接待重要宾客的场所。为保盟解决车辆和交通运输等问题，还腾出自家2个大仓库给保盟使用，专门堆放准备向抗日根据地转运的救援物资。海外大宗捐款和救援物资全部由他亲自接收并转往抗日后方和延安。他利用富商的身份，出面为中国共产党主办了《华商报》。新中国成立后，邓文钊担任了广东省财政厅副厅长、副省长，全国人大第一、二届代表。“文革”中遭受迫害，于1971年1月去世。
邓家与宋庆龄的友谊还表现在生活方面。新中国建立后直至改革开放前的很长时间里，物资供应始终匮乏，特别是生活用品和药品。邓家父子通过香港渠道，源源不断地向宋庆龄提供她所需要的物品。宋庆龄曾多次表示无法报答感激之情，称邓家父子依然担当着“司库”的职责。
宋庆龄生前将邓广殷视为干儿子，从1971年起给邓广殷写信，自1971年至1980年的十年时间，共给邓广殷写了189封信，在信中亲切地称他为“BB”。
1975年2月，邓广殷收到宋庆龄于1975年2月18日从北京寄来的一封短信。全信的内容是这样的：
亲爱的广殷：
我匆匆写这几行字是要告诉你，我们接到通知，现在到这个月底有一次6级左右的地震，中心在北京。你可以想像(象)的(得)出，每个人都很紧张。一些上海的朋友催我回上海的家，但是那样会给这里的人民中间引起更大的恐慌，所以我还是留在这里，不管会发生什么。
我已经写好了遗嘱，但是我想单独写一张由你保管。
我从勤勤(邓广殷的女儿邓勤——作者按)那里听说她已经通过了考试，现在很开心，打算期中考试期间去游览苏黎世。
祝你和家人身体健康，希望你的哮喘已经治愈。
问候你及你的家人。
诚挚的伯婆
从信中可知，宋庆龄面临地震来袭，为了不引起人民的更大恐慌，决定留在北京，并做了最坏的打算，妥善安排后事。宋庆龄说已经写好了遗嘱，但是想单独写一张由邓广殷保管。信中附了一份专门为邓广殷而写的遗嘱，用的是英文。但其中两处特别使用了括弧，里面注上中文。这两处是：(遗嘱)和(邓广殷同志)。遗嘱内容如下：
“我的遗嘱1975－2－18。万一我遭遇不测，我决定将我北京和上海淮海路1843号家中的所有藏书移交给恩斯特·邓作纪念，以回报他对我的所有善意。宋庆龄北京。”
邓广殷收到宋庆龄寄给他的遗嘱后，认为事关重大，决定秘不示人，妥善保管。那时，他的女儿邓勤在瑞士洛桑旅游管理学院学习，他正准备前往探望。于是他立即携带遗嘱来到瑞士，将其存入银行的保险箱中。
据当年中共中央在宋庆龄逝世后批准成立的“执行宋庆龄同志遗嘱的”八人临时小组唯一健在的成员李家炽先生回忆，1981年6月由邓颖超起草的《执行宋庆龄同志遗嘱的办法(草案)》第五条写明：邓广殷已有声明，所赠书籍不接收，交公处理。
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1981年5月，邓广殷突然接到新华社香港分社的紧急通知和机票，让他即刻赶往北京。到了北京，他才知道宋庆龄病危。邓广殷是香港唯一受邀赶往北京伺候在侧的人。于是他每天去探视，直到5月29日宋庆龄去世。他参加了守灵、悼念等等活动。当年宋庆龄让他勿将遗嘱之事告诉他人，因此，直到追悼活动结束，他只字不提遗嘱。国外来的亲戚、朋友都走了，他也打算回香港。此时廖承志让他不要走，再多住些日子。他每天到廖承志家喝喝茶，聊聊天。直到邓先生母亲急了，问为什么不让邓广殷回来？写信向北京要人。于是，有一天，廖承志把邓广殷叫到家里，关上门，问他，有无宋庆龄的遗嘱？
显然，廖承志并未看到宋庆龄单独写给邓广殷的遗嘱。只是看到宋庆龄留下的备份文件，即她处置自己遗产的一份意见。邓广殷答，有的。但他未带在身上，也不准备出示遗嘱。
廖承志问邓广殷打算怎么办？
由于邓广殷事先并无思想准备，便顺口回答：“要不捐给国家？”
廖承志马上说：“好，你把这个意思写下来。写个捐赠报告。”
邓广殷表示自己不会写，也不懂格式，要求廖承志帮忙代写。
于是，廖承志十分麻利地拿起笔纸，当场拟就一份草稿，很快，也很短。廖承志要求邓广殷依葫芦画瓢，马上照抄一遍，并签署名字。
随后，廖承志立即收起邓广殷签过名字的捐赠报告，告诉邓广殷可以返回香港了。
我问邓先生，是否将草稿或捐赠报告留下一份？
他说都没有。当时这一切是在很短时间内发生的，自己稀里糊涂，没想很多，只记得草稿、捐赠报告等等都被廖承志收走了，什么也没有留下。本能告诉他，宋庆龄家里这么多藏书，分别放在北京和上海，他根本带不走，也无法搬回香港家里，捐给国家是最妥善的办法。他至今都不认为自己捐出宋庆龄赠给他的藏书，有多么的了不起，也从未向国家和有关部门提出过任何要求，甚至至今没有看到宋庆龄送给他的全部书籍。为此举办的捐赠仪式也是事后由时任中国福利会名誉主席康克清主动提出，并且坚持安排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她认为，如果不这样做，对邓广殷太不公平。
当我问及邓先生当年收到宋庆龄给他的遗嘱时心情如何？他满怀深情地表示，宋庆龄是一位令人尊敬的伟人！1975年，在接到宋庆龄那封关于遗嘱的信时，他十分紧张，也十分感动！他被深深地震撼！不是为得到宋庆龄赠予的藏书，而是为宋庆龄在危难将至的紧急时刻，不慌、不乱，表现出的勇敢，以及始终与人民和老百姓同生死、共患难的精神。邓广殷认为，在紧要关口方显现人的品质。当大地震即将来临时，宋庆龄选择了与人民同在。她明知危险，却临危不惧，泰然安排后事，显示了她一切以人民利益、国家利益为重的胸怀，体现出她沉着坚定的意志。这一点令邓广殷十分钦佩，难以忘怀。他说，关键时刻，宋庆龄表现出的是她一生具有的伟大人物的高贵品德。
至于宋庆龄给他的那份遗嘱，邓广殷认为体现了宋庆龄对他的情谊和她的一贯为人，即从不忘记别人给过她的帮助，真诚地向每一位帮助过她、为她做过任何事情哪怕是很小的事的人表示由衷的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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