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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正果:头号战犯毛泽东(四)——从国共和谈到血腥内战
(博讯北京时间2014年6月26日 转载)
    
    
    
    十四 粟裕枭将,卒皆死士
    
     
    
    1948年初,国军在各战场上兵力不足和支撑困难的情境日益明显,针对当时的战略​​形势,八月于南京召开的军事会议上,原先的分区进剿作战方式被调整为重点防御。根据参谋本部的战略指导,徐州剿总于是决定以徐州为中心,将分散的各兵团和绥靖区集中部署,准备与共军进行大规模的决战。中共此时也作出相应的部署,陈、粟率华东野战军十六个纵队集结于徐州北面和南面,刘、邓率中原野战军七个纵队集结于徐州西面,对徐州形成夹攻之势。但眼前的决战到底在何时何地开打,国共两方似乎均在伺机观望之中。至于“淮海战役”这一提法,在最初则全出于粟裕个人的构想。
    
    湘西民风骠勇,从小在那里长大的粟裕显然受到一定的熏染,再加上他学业未就即步入行伍,在长期打游击的经验中更锤炼出鬣狗般反噬的凶猛,与朱德、刘伯承等进过军校,有留学经验的将领相比,传统的或西方的军事人文修养在他身上就欠缺多了。他的确堪称一员枭将,但却够不上帅才。古人有“章邯枭将,卒皆死士”之说,像粟裕这种敢打硬仗的将领,他手下的官兵自然就得跟上他随时随地寻找战机,个个都要当拼命三郎了。内战打响后,他领兵在苏北鲁南一带“七战七捷”,曾荣获毛泽东特别的夸奖。但他用兵太甚,不惜伤亡的作战方式也在华野内部引起不满,包括他麾下最得力的纵队司令叶、陶、王在内,都对他评价不高。因此有论者就认为,把粟裕放“在统帅部做总参要比做野战司令更合适”。 54 像粟裕这类人,久已过惯戎马倥偬的生活,在战争年代,寻找战机,争取战功,本来就是他的日常功课。九月下旬,济南战役尚未结束,粟裕即想趁秋凉天气,领一批休整过来的部队,南下去打一次小仗。这就是他的“淮海战役”计划。在9月24日致电中央军委、华东局和中原局,他建议先由华野苏北兵团攻占淮安、淮阴一带,让华野主力在宿迁迎击徐州援军,接下来再以三个纵队攻占海州、连云港,然后华野全军转入休整。粟裕所说的“淮海战役”,本是指华​​野要在两淮与海州地区去打的一场小仗。
    
    就好寻战机,且具有强烈歼敌欲的意向来说,毛泽东与粟裕正好同气相求,不谋而合。经刘伯承和陈毅推举,粟裕的提议立即获得毛泽东赞同。但毛的战略胃口远大于粟裕,他在回电中提出另一艰巨的任务,要让粟裕先北上去歼灭黄百韬兵团,然后再南下去打淮海。该兵团五个军十一个师共约十二万人,正在向新安镇移动,远非粟裕原计划的那场小仗好打,若仅靠华野单独行动,粟裕深恐自己担当不起此一重任。因而在10月31日,他再次致电中央说:“此次战役规模很大,请陈军长、邓政委统一指挥。”粟裕没有林彪那样的资历,唯一的靠山就是陈毅,他实在怕毛泽东在战役打响后又趁着发电令大做文章,造成预想不到的干扰,因此定要把陈、邓趁机拉进来给他做缓冲的垫片。陈毅当时任中野副司令员兼华野司令员,邓小平任中野政委,名为华野副司令员的粟裕实际上已在华野全权指挥作战。粟裕的意思很明确,就是要落实野战军将领在前线指挥打仗的主动权。当时两军的交火已处于一触即发的状态,毛泽东急于用人,也看中了骠勇善战的粟裕,因此毫不迟疑即致电陈、邓二人说,“具体攻击任务,由你们按当面情况临机决定。” 55 将华野与中野置于刘伯承、陈毅和邓小平的统一指挥之下,名义上是华野要受陈、刘、邓指挥,实际上则赋予了粟裕在华野独当一面的权力,如遇到作战的需要,粟裕还可以随时调遣中野。这样由粟裕直接与陈、邓打交道,正好可避免毛泽东在战役开打后以军委的名义乱插手华野的事务。粟裕由此获得相机行动的大权,自起步即为打一场可操作的大战役打好了基础。
    
    回到当时前线上各自为战的实际情况中,我们便可以明显看出,毛泽东及其军委多是在上面发挥协调作用,来自前线指挥的建议则作为关键性的参考补充进去,随时修改和纠正着军委的计划。至于后来描述内战的电影中不时插入毛主席千里外运筹帷幄,指挥若定的那些画面,全都是导演所玩的老套,不过以一闪而过的镜头在银幕上来几个渲染性的亮点,一再歌颂“毛主席用兵真如神”罢了。毛泽东这一次神就神在了能容纳粟裕的异议,他不但没逼华野渡江南下,而且破格任用粟裕,使得粟裕在这场大战役中从头到尾都发挥了他那灵魂人物的作用。
    
    粟裕从前在黄桥一带玩“鬣狗战术”,是因为兵员很少,武器太差,只好跟在鬼子后面“捡洋捞”,趁机对国军搞一些伏击偷袭的行动。如今他麾下十六个纵队,其中特种纵队拥有三个炮兵团、一个骑兵团和一个坦克大队,总计四十个师,约三十五至四十万人,兵力居四大野战军之首,远比当年壮大多了。他们的“鬣狗战术”于是也随之有所升级:那不再是吃腐尸般的零星偷袭,而是集中优势兵力,将受堵截或被冲散而陷于孤立的国军大兵团团团围住,以密集的火力和猛烈的硬攻一举歼灭。他现在有权临阵发挥,因而采取了“吃一个,夹一个,看一个”的打法,硬是将毛泽东摊派给他们的“一锅夹生饭”就那么“一口、一口地吃下去了”。这位既非井冈山出身,也未经长征考验的年轻司令具有顽强的鬣狗性,打了十几年游击,已磨练成鉄血枭将。如今他正好在最利于发挥其谋略的时势下脱颖而出,踊跃担负起领衔中原战局的重任。在尘埃落定的今日回顾当年,我们完全可以说,淮海战役前后,若不是粟裕大胆抵制了毛泽东让他南渡的指令,然后为寻找战机而无端提出其淮海小战役的计划,毛泽东也未必胸有成竹去打后来那一步步扩大起来的徐蚌会战,而国共相争的结局,也就很可能演变出另一种情况。因此芦笛坚持认为,“粟裕敦促毛泽东作出这一战略思想的根本改变,才是中共夺权战争的转捩点,……他才是比毛更称职、更有眼光的战略家,尽管他提出的也只不过是常识而已。” 56
    
     
    
    十五淮海战役:从人海战术到死人战略
    
     
    
    但我在此引用毛泽东所说的“夹生饭”与毛原来此话的所指并不完全相同。毛的意思是淮海战役打响时,国共双方在力量对比上共军处于劣势,他称赞粟裕勉为其难,以劣势兵力战胜了国军的优势。后来论述淮海战役的文字大都从从渲染这一亮点出发,从而夸大了毛泽东能指挥“小米加步枪”军队打胜仗的胆识和魄力。据正式公布的统计资料,国军当时出动的作战部队是八十万,共军是六十万,而且国军的武器装备的确优于共军。但共军的六十万只反映了华野和中野的总兵力,若加上中原和华东两个军区的四十万二线军队,共军的总数实际上在百万左右。若再把可临阵补员的游击队和民兵包括进去,其兵力实际上远远超过国军的八十万。除了此撒豆成兵般召集兵员的潜力,共军真正的强势在于从速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敌的战术原则,在局部战场上,这种打法最能起到强化兵力的作用。就淮海战役中三阶段的局部战场来说,共军都是以压倒多数的兵力围歼了被切割的国军兵团:如在碾庄以十三个师围歼黄百韬兵团的八个师,在双堆集以二十九个师围歼黄维兵团的十个师,在陈官庄、青龙集以二十六个师围歼杜聿明集团的二十个师。由于共军在一段时间内确定了主要的用兵方向,并以各种手段阻击援军,致命地遏制了国军集中兵力的行动,即使国军拥有多于共军的兵力,也常在共军无所不用其极的切割下减多为少,而共军反得以聚少成多。在毛泽东定义为“农民战争”的这场内战中,中共正是立足广阔的农村,从中汲取了源源不断的物力人力,消耗了可持续补员的人命,才摧毁了本已让抗战硝烟侵蚀到精疲力尽的国民党及其军队。
    
    我引用毛泽东所谓“一锅夹生饭”的用意在于强调,毛泽东硬派给粟裕的歼敌任务实在太硬太大,他先是让华野全歼黄百韬兵团,接着又要求华野和中野“就地全歼刘峙集团”。这样一来,战役的范围便已远超出原定的淮海——从两淮到海州——,而扩大到从徐州至蚌埠的广大区域,让粟裕一时间甚感吞咽不下的艰难。按照国民党方面的命名,该战役称为“徐蚌会战”才更为准确。毛泽东的战略胃口总是很豪迈的,他在西柏坡给各战区起草电令,心里盘算的总是他们已歼敌多少万,以及还得再歼敌多少万的问题。在11月11日发给东北局的电文中,毛即为四个月来“共歼敌近百万”的数字而兴奋不已,他进而举笔挥舞,勉励指战员们完成再歼敌一百多个师的任务。然而对粟裕的部队来说,要解决那一大锅“夹生饭”——也就是全歼那么大的国民党兵团,难免会有“吃不掉”的困难,“嚼不烂”的危险,弄不好他们自己的部队反会陷入敌方援军的包围。就必须完成全歼敌人的战斗任务来说,粟裕面对的情况要比林彪在东北更为残酷。林彪必须攻占的只是锦州,毛泽东让粟裕全歼黄百韬兵团,却给华野招来一系列要歼灭的兵团:李弥的,孙元良的,黄维的,邱清泉的……
    
    康正果:头号战犯毛泽东(四)——从国共和谈到血腥内战


    淮海战役作战图
    
    
    这些“夹生饭”后来能够让华野和中野一口口吃掉,并不是毛泽东料事如神,决策英明的功劳,而是一连串的阴差阳错让粟裕的部队碰巧逮住了战机。黄兵团本应按徐州剿总的命令于11月6日立即向徐州靠拢,黄百韬却为等待从海州北上的四十四军而推迟一天才撤离新安镇。在你拼我杀的战场上,抓不住时机,就等于白白送命。黄百韬后来在碾庄战败,他举枪自杀前,便曾痛心追悔自己的这一失误。接着在过大运河时又因通道堵塞而拖延时日,并造成大量的人员伤亡。更为要命的是,就在此关键时刻,第三绥靖区的副司令何基沣和张克侠按预定的计划在贾汪带领两个军的人马叛变投共。这两个长期潜伏在国军内部的中共党员带领叛军切断了黄兵团西撤徐州的退路,并帮助华野迅速渡过运河,使粟裕赢得追击黄兵团的宝贵时间,最后才把黄兵团在碾庄团团围住。我在此要补充说明的一点是,为切实还原毛共真相,我一直力求在行文中涤除中共官方沿袭已久的规范化用语。孔子说过:“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进行还原工作,首先必须正名。中共的党史叙述把主动投奔共军的国民党部队称为“起义”或“投诚”,我在行文中不再沿用此类用语,而一律称其为“叛投”。
    
    11月14日是华野围攻碾庄的第三天,由于国军严阵以待,火力异常凶猛,共军自身伤亡极大,向前推进十分缓慢。毛泽东来电督战,向前线诸指挥和地方党组织发令:“目前数日内必须集中精力,彻底解决黄兵团全部及宿蚌段敌人。……此战役为我南线空间大战役,时间可能要打两个月左右,伤亡可能在十万以上,弹药、民工需要极巨,请华东局、中原局用全力组织支援工作。” 57 毛泽东手头一向不吝,他给部下开出的人命预算着实充足,据淮海战役结束后公布的统计数字,共军在该战役中伤亡数字只多不少,超额十万,共计124,772人,另有11,752人失踪(国军的伤亡数字为171,151人);其中仅在碾庄围歼七万人的黄百韬兵团一战,华野即付出了近五万人的伤亡。 58
    
    完成这么大的死亡指标,共军到底都采取了什么样的具体战术?无论是围歼黄百韬、黄维兵团,还是打豫南战役(中原会战),粟裕的华野都是以大量伤亡的人海战术去攻坚夺胜的。粟裕枭将,自然是“卒皆死士”了。据战争的亲历者所描述,那是倒下一批,又接着扑上来一批的冲锋,其势如波涛汹涌,活人踏着死人前进,让持续扫射的国军机枪手面对尸体盈野,血流成河的现场而感到恶心和害怕。据一篇有关“中原会战”的回忆记载,在一次共军的攻坚战结束后,国军在阵地前的尸体堆中发现了一种奇怪的“装备”,那是一条长约三尺的麻绳,一端缚在尸体的脚上,另一端则压在束腰的皮带之下,还结了一个绳圈。 59 显而易见,做这样的装备,就是让战士预先做好“敢死”的装置,以便中弹倒毙后让他人迅速拖回尸体。这就是说,系绳的战士早在冲锋之前已被毛泽东的大笔批入他下达的“死亡指标”。毛曾有一联诗曰:“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 读到如此革命浪漫主义的诗句,谁又能从那豪言壮语中读出千百万被断送到“死亡指标”中的生命呢?关于华野进攻碾庄的人海战术,龙应台书中有一段国民党幸存老兵林精武的访谈记录。龙应台毕竟是一位在两岸颇有信誉的作家,引用她笔下的资料,谅不至于捕风捉影。林精武的回忆如下:
    
     
    
    一整排的兵用力扔手榴弹的时候,仿佛漫天洒下大批糖果,然后战壕里的林精武看见对面“整片凹地像油锅一样的爆炸”,可是海浪般一波又一波的人,一直涌上来,正对着发烫的炮口。
    
    前面的几波人,其实都是“民工”,国军用机关枪扫射,射到手发软;明知是老百姓,心中实在不忍,有时候就干脆闭起眼睛来硬打,不能不打,因为“你不杀他,他就要杀你”。机关枪暂停时,探头一看,一条壕沟里就横着好几百具尸体。他们开始清理战场,搬开机枪射口的尸体,用湿布冷却枪管。
    
    抗日名将黄百韬的国军部队在十米宽的河边构筑了强大的防御工事,每一个碉堡都布满了机关枪眼,对着河;民工就一波一波地冲向枪口,达达声中尸体逐渐填满了河,后面的解放军就踩着尸体过河。 60
    
     
    
    毛泽东既是狡黠的“幸存军事家”,也堪称为大手笔的“死亡军事家”。无论是对敌方或己方,对军人或平民,他向来都持不吝牺牲其生命的态度,一律作视死如送归的处理。正因在武力夺权的岁月中惯于用高额的“死亡指标”屡获全胜,后来搞经济建设,他也采取类似打仗的“死人战略”。大跃进中,他对高层讲,“钢铁、铜、铝、煤炭、运输、加工工业、化学工业、需要人很多,这样一来,我看搞起来,中国非死一半人不可,不死一半也要三分之一或者十分之一,死五千万。”61 毛这种动辄拿人命换取财富和繁荣的死亡经济学在改革开放以来更是被运用得变本加厉,恶贯满盈:看一看频频发生的矿难中死于非命的民工,暴力拆迁中被逼死打死的冤主,各种伪劣食品害死的消费者,还有大面积环境污染造成的疾病死亡,中共武力夺权的胜利以及毛泽东“死亡观”在今日造成的恶果已严重地危及中华民族整体的生存。
    
    更为恐怖的是,毛在世之日,一直没放弃挑战帝国主义,不惜打一场世界大战的准备。 1957年在莫斯科开会,他竟在苏联领导人面前拿中国人的生命许下巨额的“死亡赌注”,扬言为世界革命的胜利而准备牺牲三亿中国人的生命。毛的狂言一直鼓舞着大量的毛粉毛左所谓“中国人死都不怕”的好战狂热。几年前,解放军中有个名叫朱成虎的少将,竟然在公开的讲演中叫嚣说,不惜毁灭西安以东的所有城市,与美国打一场核战。这样看来,我们今日破解毛共的军事神话,就不只是做辨析真伪,订正史实的纯史学工作,更不局限于共军将领与毛泽东在军事才能上的优劣对比了。我们更应做的正本清源工作是,深入解剖毛式军事动员体制以及毛本人的歪才邪能如何败坏了传统的武德,如何把现代中国的军事建制导向了党化武装的歧途,如何在全国全民的范围内造成崇尚暴力和贱视人命的缺德现象,如何在斫丧国民人性的同时导致了中国社会的非人化倾向……
    
    除了靠耗费大量农民的人命去尽可能多地歼灭国军以外,中共最终能打胜内战的另一重要因素是,依靠地方党组织全面发动群众,有效地调动了战争所需要的物资和人力。特别是在淮海战役中,中共调动民工达五百多万,并根据不同的任务,把他们分为随军常备民工、二线转运民工和后方临时民工。到战役后期,参战兵力与支前民工的人数高达一与九之比。 “有些地区人力出动已占总人口的16%,超过了一般战争常规所能负担的12% 最高负荷。”陈毅曾说:“淮海战役胜利,是靠千千万的独轮车打胜的。”正是有成千上万的民工肩扛车载,把高达1.65亿公斤的粮食送到前线供共军食用,才打败了仅靠空投食物充饥的国民党军队。 62 大批国军临阵哗变,纷纷投共,其中有不少都是因饥饿难忍,在共军的施食接济下被引诱过去的。龙应台书中另有一段叙述,可供我们想象山东的老百姓为满足共军的补给曾经被诛求到何等敲骨吸髓的地步。龙应台参观淮海战役纪念馆时听到解说员说:“郯城是鲁南地区一个普通县城,人口四十万,县府存粮只有一百万斤,但上级下达的缴粮任务是四百万斤,郯城最终缴粮五百万斤。几乎是勒紧了腰带去支前……在为淮海前线筹粮碾米活动中,豫西地区有两百多万妇女参加了碾米、磨面和做军鞋等活动。”龙应台接下来列举了日本皇军占领时以及国军统治下征粮拉伕的数字,他们全都榨取得很厉害,但都远不及共军征用的那么多。 63 动用那么多超限度的民工,又让他们做那么繁重的劳动,还上缴那么多的粮食,沉默的农民群体是否全都是自愿奉献,就像宣传文字或电影上渲染的那么踊跃投入和欢天喜地呢?包括冲锋在战斗前列充当肉阵的民工,是否都是甘愿为革命去肝脑涂地呢?如果不是的,而是受到中共洗脑、逼迫或欺骗,那确实就该以违犯国际法典的“战争罪”搜证和追究了!
    
    毛泽东及其毛共向来以无法无天自诩,更以“不信邪”自负,对其所做的伤天害理之事,他们当然都不会有任何犯罪感。我们现在努力还原各个事件的真相,为的就是通过文字讨伐,对胜利者书写的历史展开个人主持的民间审判。 “乐战”、“利胜”和“乐杀人”的目标塑造了毛泽东的冷漠心态,同时也影响到粟裕这类急功近利的将领。中国传统的军事人文价值很讲究将帅五德——智、信、仁、勇、严,其中“仁”是核心,是根本,是统御和调节其他四个方面的关键。毛泽东的斗争哲学一贯蔑视仁德,践踏信义,他与他指挥的将领在“不仁”的价值取向上基本一致,都把派到战场上的士兵物化成战争机器,全把他们的生命当作革命工具去肆意挥霍。包括毛本人在内,在发动革命暴力的过程中,那个叫做“革命”的异己力量也支配了他,使他沉沦到他所谓的“人或为鱼鳖”的境地。
    
    革命的幸存者都是脚踏过死人堆走向其胜利的终点的,他们的余生难免带有“活尸体”的阴气。据粟裕的夫人楚青回忆,粟裕多次对她讲:淮海战役的文章他不写,淮海战役的书他不读,淮海战役的电影他不看。但楚青并未解释,这位以淮海战役头等功著称的将军对自己的辉煌战绩何以会一味回避,如此淡漠。是往事不堪回首,幸存的老将军怕面对地下的冤魂英灵?还是他的一世英名到后来落得毁誉参半,让他想起来甚感心烦?抑或多年的血战把他磨蚀得灵已残缺,以致晚年的精神状态一片荒芜?楚青还向来访者出示粟裕一首题为《淮海战役》的沁园春词,那张手稿算是粟裕有关该战役唯一留下的文字。粟裕的诗词修养实在有限,从最起码的词作要求来讲,他那首沁园春很难算一首词作,充其量只是几行附庸革命风雅,追随毛主席文采的词语组合。
    
     
    
    十六毛的斗争逻辑:能消灭者一定消灭之
    
     
    
          1949年的一月是最残酷的一月。
    
    困守陈官庄一带的杜聿明集团伤亡惨重,缺粮少弹,援兵既无望,突围更乏力,受恶劣天气的影响,南京派来的飞机空投作业有困难,士兵挨饿受冻,根本无力作战。再加上共军发起政治宣传攻势,极大地动​​摇了军心,战场上的士气低落到极点。 1月6日,被围困二十多天的国军已趋于自行瓦解,休整多日的共军发起猛烈的总攻,经过数日激战,至1月10日,共军全歼被包围的国军。六十多天的淮海战役至此告以终结。
    
          在淮海战役进行的同时,以入关的东北野战军为主,再加上华北军区的第二、三兵团和地方部队,在西起张家口,东至塘沽、唐山,包括北平、天津在内的地区,对傅作义集团及其他部队发起围攻,这就是歼灭和改编了国军五十余万之众的平津战役。共军此役对国军采取“围而不打”和“隔而不围”的战术,先从西向东逐一分割包围各个据点的国军,同时由入关的东野部队进逼平、津,切断傅部海上的退路,完成对平、津的战略包围。至1月16日,共军先后攻占张家口和天津,傅作义及其华北剿总二十二万人死守的北平遂陷入共军的严密包围之中。经过多次谈判,傅作义最后被迫接受城下之盟。他与中共进行所谓“和平谈判”的结果是,达成了一项照顾情面的“非投降”协议:在1月23日,傅部官兵按中共指示地点接受“离城改编”。 1月31日,共军在傅部移动完毕后开入北平。至此,长江以北的土地大都为中共占领。
    
          国民党败局已定,一直支持蒋介石政府的美国政要也认为,即使美国进行大规模的军事干预,最终也于事无补。因此美国政府不但不可能出兵助蒋,甚至不愿再借款给国民党政府。宋美龄亲自到白宫求助,结果亦无功而返。美国政要当然不愿意眼看着共产党在中国当权,那时候他们唯一能尽力去做的事情就是促使国民党重新与中共和谈,以免共军渡江南下,直捣南京和上海,最后弄得中国大陆上再无美国人插足之处。受到美国的鼓动,副总统李宗仁向中共发出五项和谈的动议,为排除蒋介石干扰和谈,桂系势力逼蒋引退。蒋作了一番周密的安排,在1月21日正式宣布下野。
    
          三大战役后的中共已非昔比,解放军如今占了绝对的上风,他们怎肯与国民党平起平坐举行谈判。对毛泽东来说,以前与国民党谈判搞妥协,是由于中共处于弱势,是为求幸存而不得不作出种种诡变。但每一次和谈后渡过难关,他们很快即强硬起来,于是又接着与国民党更加凶猛地缠斗下去。因为中共最终的革命目标是打倒国民党,武装夺取中国的政权。自带领红军上井冈山以来,毛泽东从未放弃用武力消灭一切敌对力量的努力。大决战前夕,毛泽东在西柏坡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已讲得很明确,对包括国民党在内的一切反动派,他坚决主张,“能消灭者一定消灭之”。在谈到美国会出兵,有可能引起世界大战的问题时,周恩来在发言中表示担忧。然而毛泽东依旧以“天塌不下来”的口气鼓励与会诸人说:“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打仗的党,也不怕,我们对此有精神准备。”他在这次会议上定下了中共的战略原则,那就是“要把战争打下去,不给敌人以喘息之机,直到最后胜利”。在一月初再次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继续强调,“战争必须打到底”。针对李宗仁所提的五项和谈条件,毛泽东提出了“惩办战争罪犯”等八项和谈条件。 64 毛明知提出这侮辱性的八项条件,即等于让国民党无条件投降,对方绝不会接受。他自己也在会议上明言,他之所以定出这八项条件,并将其公布出来,就是为了从国民党口中逼出那个“拒绝”,这样就能给中共提供“一个打击国民党的武器”,从而将“要把战争打下去”的罪责加在蒋介石等被宣判为战犯的国民党要员头上。这样一来,他毛泽东就可以把自己塑造成反战的斗士,更可以把他自上了井冈山就开始执行“乐战”、“利胜”和“乐杀人”的暴行名正言顺地宣布为革命路线,他和他的同志们自然也就有资格以战胜者的姿态去惩办被他们宣判为战犯的阶级敌人了。
    
    刘少奇在七月初率团去莫斯科拜见斯大林,大老板满口夸奖中共在中国武装夺权的成就,而且当面勉励刘少奇说:“胜利者是不能审判的,凡属胜利了的都是正确的。”65 打败了德国法西斯的斯大林当时刚建立起从东欧到东亚的社会主义阵营,正处于踌躇满志之日,他未免把世事看得太短太浅。他哪能料想到自己死后不久,赫鲁晓夫即在党内作出反对个人崇拜的报告,对他的罪行进行了公开的审判,连他的僵尸都移出红场,予以火化。毛泽东去世至今已三十八年之久,中共当局仍不愿意,也不敢公开审判毛泽东的罪行。因为毛罪与共罪始终连系在一起,在毛及其毛共众多的罪行中,首要的罪恶就是他们的战争犯罪。他们从苏共那里拿来武装夺权的革命激素,将其盲目注射到我们中国的历史进程中,硬是凭借被激活的农村乱暴势力完成了他们血腥的窃国工程。他们才是一群战争罪犯,毛泽东自当为首犯。
    
          国民党兵败东北前后,蒋介石即已启动退守台湾的准备工作。接着中原、华北相继沦陷,蒋一面严令加强长江沿岸的防守,一面暗暗把海、空军总部、军工设备及有关人员向台湾迅速转移。李宗仁可谓尴尬人偏遇尴尬事,他要在如此艰难的时刻搞他那艰难的夺位动作,结果把自己的代总统职位当得捉襟见肘,窝囊地处理了不少替代蒋介石丢脸受辱的事情。蒋则在引退后游刃有余,依旧以其国民党总裁的身份操控党政军方面重大事务的决策。在他的指令下,蒋经国负责把国有银行中库存的美钞和金银秘密转运到台湾,为政府迁台后的需用预先做了足够的充值。包括早在抗战前就从北平迁出的故宫文物,战火纷飞中几经辗转,也都是在那残酷的一月间装了三千八百箱珍品运往台湾保藏。五月中旬,共军抢渡长江,至下旬已占领南京、上海及苏、皖、浙大部分地区。国军残部仍在东南隅和大西南零星抵抗,蒋介石则离开家乡溪口,先是到舟山群岛督导防务,然后从容飞到台湾。他甫至台北,即做起亡羊补牢的整顿工作,组建了一系列机构,任命了得力的人员,开启了党务、经济等各方面的改革,为国民政府的播迁做了登陆前必要的铺垫。十月中的金门古宁头大捷和紧接着的登步岛激战大煞了中共的威风,使共军渡海作战的锐气顿遭重挫。紧接着韩战爆发,美国第七舰队巡防台湾海峡,东亚的军事格局发生重大变化。解放军尽管一直高喊“一定要解放台湾”,但此后再也没能解放到舟山群岛以东的广阔海域。中华民国于是绝处逢生,在金马澎台再造存亡继绝的宏业,将辛亥革命的法统一直延续到今日。赖有三十万子弟兵枕戈待旦,毋忘在莒,至少保住海峡东边的几处土地免遭赤祸,更护持几千万国民享有了自由民主的生活。尽管在东海沿岸,共军的成千枚导弹一直瞄准目标,至今仍在毛泽东“能消灭者一定消灭之”的计时装置下蓄谋着发射的一刻。
    
          面对1949年一月的中国战事,美苏两国均及时作出十足势利的外交反应,都在为中共夺权后能够确立有利于本国利益的政策而进行初步的试探。早在1947年初,毛泽东就计划访问苏联,一是急欲寻求苏援,二是想学习老大哥的治国经验,三是在政策路线上请示大老板指点和认可。接下来多次联系毛的出访事宜,苏方都是在答应毛的要求后很快又取消原先约定的日期,致使毛的莫斯科之行一直受阻于万里之外。斯大林在对华事务上总是顾虑重重的:他一是对美国在华的举动戒心很重,唯恐在对华事务上处理失当,惹了美方,会招致意外的麻烦;二是对发迹农村的中国党同志缺乏信任,总担心这个缺乏工人阶级领导的武装集团势力壮大后会走到偏离苏联的路线上去。因此在是否全力支持中共夺取政权的问题上,大老板的态度一直都不太明朗。据说毛泽东有一次连皮鞋和呢子大衣等出访的行头都准备齐全,兴冲冲就要披挂上路,莫斯科突然又发来暂缓访问的电文。毛的访苏之行三缓两缓,一直缓到一月底,就在其行程依然难以敲定的日子里,斯大林突然改换了两党交换意见的方式,直接派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米高扬秘密来到西柏坡与毛泽东会谈。因为莫斯科发现美国正在作一些拉拢中共的动作,为抵制美帝国主义离间社会主义阵营的阴谋,苏共必须立即向中共明确表态。那时候斯大林只得把他对毛泽东的鉄托嫌疑降低到最低程度,让米高扬向中共表示,苏联全面支持中共打胜内战,并许诺了新中国成立后在政治、军事和经济上的种种援助。
    
          李宗仁把政府从南京迁往广州之日,连苏联驻华大使都及时跟随前往,令人不解的是,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及其机构却一直留守南京。原来美国高层特担心中共建国后成为苏联的附庸,司徒大使迟迟不行,据说是受指使留下来观望局势,让他便中多做些沟通中共的工作。司徒大使生在中国,长在中国,曾主持燕京大学多年,共产党的干部中就有他教过的几个学生,因此在毛泽东赴重庆谈判期间,曾有幸与毛会见过两次。毛泽东的美国情结直到那时候仍未彻底断绝。多年以来,与苏俄及其党徒打交道的不愉快经验往往激发他根性中反向选择的冲动,这种趋向异类的兴趣来自他一贯排斥同类的动力,因为与同类相处,他总是显得相形见绌,特别是来自莫斯科那些不容置辩的指令,压抑了他在本党中居于领袖的自负意识,有时候就逼得他产生逆反心理,逆反到力图摆脱莫斯科处处干预的方向上去。毛泽东靠拢美帝,固然与中共寻求美援的现实需要有关,但对苏联党同志的拒斥倾向也在一定的程度上构成了他更倾向美方的心理基础。
    
    中共南京军管会外事处处长黄华曾就读燕大,受周恩来的指使,他私下多次会见他老师司徒大使,并邀司徒去燕大过他的七十大寿。毛泽东得知美国人的意向,对可能得到的经济援助——据罗隆基所说,可能援助的美元远远多于给国民党的,他现在又有了与美国人沟通的兴趣。杜鲁门受民主党左翼思想的影响,满以为中共政权具有其民族主义的特质,会容纳资本主义因素,有可能像南斯拉夫那样不受苏联的支配。因此他期待与中共建立起互惠的关系,至少可争取到中共掌权后在美苏之间持中立的立场。但美国向中共提出的那些民主执政建议——如要求中共在新的联合政府中允许反对党存在等主张——触犯了毛泽东的大忌,而且在美国国会中,两党的对华政策也有分歧。因而有关与中共领导正式接触的问题,美方在当时尚处于犹豫磋商之际。司徒雷登原打算乘重访燕大之机北上与毛泽东见面,但他的北上计划没获得最高当局的批准。这位热爱中国的美国人对中共的亲善动作刚刚开头,旋即在7月2日接到艾奇逊召他回国的电令。不久他即告别中国,离职返美。毛泽东的美援梦再次破灭,中共因此果断确立与苏联结盟的“一边倒”政策,从此把美帝国主义彻底划入与蒋介石反动派合流的敌人之列。
    
    8月5日,美国国务院发表《中美关系白皮书》(The China White Paper),为其对华政策作出长篇辩解,同时也严词批评蒋介石及其政府,竭力声明美国已对抗战后中国的情势尽了最大的努力,国民党应为其最后的失败负起全责。白皮书发表后,美国即停止对中华民国军事援助,同时也公开表示,不承认中共政权。国民党那时已焦头烂额,对美国那些冗长的自我开脱之词,根​​本顾不上发表异议。毛泽东此刻却大为光火,对艾奇逊的白皮书作出极其强烈的反应,接连发表了《丢掉幻想,准备斗争》、《别了,司徒雷登》等五篇狠批美帝国主义的文章。透过文中连篇累牍的反动修辞,我们不难看出毛泽东那种因受挫而产生的反弹火气:几年前,他意欲访美会见罗斯福的书面请求石沉大海,接下来做得很好的美援梦相继破灭,美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那些赞赏他和认同共产党的言论也都一风吹过,只留下毛泽东倍受挫折的气恼。所有这些令他气闷难言的事情都在他心里造成情绪的发酵,最后便经过极度的政治化处理,升级为新华社论调的大批判文章了。
    
    按照毛泽东对待一切反动派的消灭主义第二条原则——“暂时不能消灭者将来消灭之”,他似乎迟早都要找机会打击美帝国主义,不打击何以缓解他心底怨妇般的情结。韩战一打响,毛便决定抓住此打击美帝的良机。那时候中共高层对出兵朝鲜的事情争议很大,唯独毛泽东执意要派自愿军去抗美援朝。共军本是一支打内战打出来的军队,抗战中一直都避免与外敌交手,结果一出兵到朝鲜打起外战,立马暴露出这支勇于消灭国军的军队并不是美军的对手。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并肩作战,总共才消灭了美帝五万多人,志愿军自身即阵亡十八万多,其中也有毛泽东年少气盛的长子。
    
         
    
    十七 进京赶考的路上
    
     
    
          1949年3月5日至13日,中共中央在西柏坡召开了七届二中全会。这是一次制定夺取全国胜利和胜利后建国执政的决策性会议,毛泽东在会上作了报告和总结,报告中特别谈到了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转入城市的问题。从乡村发展壮大起来的共军占领了越来越多的城市,但占领后的城市由谁去管理和如何管理,则是摆在中共面前一个很严峻的问题。毛泽东提出了人民解放军既是战斗队,“又是一个工作队”的指示。他说:“我们必须准备把二百一十万野战军全部地化为工作队。这样,干部就够用了,广大地区的工作就可以展开了。我们必须把二百一十万野战军看成一个巨大的干部学校。” 这二百一十万野战军基本上是一支农民军,他们从井冈山一路上走过来,无论是打土豪筹款项,消灭敌人,缴获武器武装自己,还是开展群众工作,从中获取补给,把分得土地和斗了地主的农家子弟大量征入军队,所借以维持部队生存和壮大的有效方式即中共特有的军事动员体制。他们寄生在广大的农民群体中,打的是土地革命的旗号,行的是抢劫、剥夺和榨取农民群体的物力人力资源之实​​。毛泽东带领这样一支纳了投名状的队伍打江山至此已告成功,但分配他们中的一部分人进城后去当管理各项事务的干部,去从事经济建设,去打造现代化的文明社会,实际的情况就不是毛在会议报告中宣布的那么简单了。毛泽东还说:“在拿枪的敌人被消灭以后,不拿枪的敌人依然存在,他们必然地要和我们作拼死的斗争,我们绝不可以轻视这些敌人。” 66 在大量的军队干部还没有完全进入城市前,毛就向他们灌输敌情严重的观念,并习惯拿大量的军事用语来指称和定义各种非军事的事物,把处理从行政、经济到社会、文教,乃至日常生活各方面的事务都模拟成军事化的行动。总而言之,中共在进入城市前后,由于临时使用了大量的军人干部管理非军事方面的业务,自然助长他们建国后继续沿用战争时期的军事动员体制。可以说,在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被认为“开国有功”的毛泽东已为他后来一系列“治国有错”的事件开通歪路,埋下了伏笔。
    
          开完七届二中全会的毛泽东处于兴奋的峰巅状态,3月23日,他率领中央机关从西柏坡进驻北平。官方毛传中记录了他们出发前一幕很戏剧的情景:
    
     
    
    出发前,毛泽东只睡了四五个小时。他兴奋地对周恩来说:“今天是进京赶考的日子,进京赶考去!”周恩来笑着回答:“我们应当都能考试及格,不要退回来。”毛泽东说:“退回来就失败了。我们决不当李自成,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67
    
     
    
    关于“我们决不当李自成”这句话,党化教育深重的国人几乎众口一词,全都对主席要将革命进行到底的节操赞扬不已。唯独刘亚洲将军目光如炬,看出了毛泽东以及打进城的共产党干部身上浓厚的农民意识。他说此话反映出毛“心灵深处的暗影”,说毛的“脉管里有李自成的血”。 68 即将进京登基的毛泽东此刻的确有些得意忘形,他那种说着玩笑话给自己打气的神态活像个成了精的妖怪酒醉中现出原形。毛泽东率领农民军打了这么久血腥的内战,如今终于打到了进京坐天下的一天。但刚刚赢得的党天下到底该如何治理,他心里还没有底。他之所以叫喊出“我们决不当李自成”的口号,是由于他“心灵深处的暗影”在一边作怪,唯恐自己落了个李自成没坐稳江山就遭到歼灭的下场。为避免共产党重蹈历代流寇的覆辙,他建立的无产阶级专政给国家和人民造成的灾难远远超过历代农民暴动烧杀抢掠的总和,他从苏联引入的暴力革命和意识形态更比清兵入关和汉人辫发千百倍地荼毒戕害了我华夏民族。在资本主义根本就没发展起来的中国,毛泽东大搞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各种运动,结果把国民经济閙到濒临崩溃的地步,反而閙得封建专制的遗毒在各个领域变相地复活。所有这一切就是毛泽东及其毛共进京赶考的“好成绩”。直到毛泽东下地狱去见马克思,中共内部少了这搅屎棍从中作梗,邓小平及其邓共才带上不及格的成绩退回到旧社会的起跑线上,为在全球化的世界格局下继续幸存下去而摸着石头过了河,大踏步走上中共特色的资本主义道路。
    
     
    
    注释
    
                                 
    
    54参看数字证的博文:《从碾庄之战看粟裕:为什么在解放军中威信不高》。
    
    55参看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893—1949)》,页886。
    
    56 《毛泽东用兵真如神? 》,页490。
    
    57《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五卷,页215-216。
    
    58参看周明、王逸之:《徐蚌会战》,台北知兵堂出版社,2008,页237。
    
    59 见东方绿《记国共内战期间的“中原会战”之役》(http://adfxtl.blog.hexun.com.tw/7732124_d.html )。
    
    60见龙应台:《大江大海——1949》,台湾天下文化,2009,页184。但也有不少人否认有关“人海战术”的此类记载,现录刘统的博文如下,聊备一说:“国民党将领的回忆录,一提起三年的解放战争,几乎没有一个服气的,像胡琏,国民党五大主力之一,十八师的师长,在华东战场几次跟粟裕较量,在淮海战场上只身逃脱。最后胡琏打胜的一仗就是金门。胡琏说共产党打仗是人海战术,前面一群老百姓拿着手榴弹往阵地上冲,我们能忍心开枪吗?我很负​​责任的对大家说,我查遍了解放战争的档案,可以说解决战争重要战役的档案我都看了,但是没有看到一个战例解放军是这么打仗的。” 刘统的解释是:“胡琏可能是一种误解,因为我们解放军当时装备、服装肯定不如国民党军,有很多战士是穿不上正规军装的,所以胡琏的这种说法没有根据。”(《1948年共产党战胜国民党的根本原因》)
    
    61参看张戎:《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香港开放出版社,2006,页383。
    
    62参看《徐蚌会战》,页12、223-229。
    
    63《大江大海——1949》,页186-189。
    
    64这八项条件是:(一)惩治战犯;(二〕废除宪法;(三)废除伪法统;(四)依据民主原则改编一切反动军队;(五)没收官僚资本;(六)改革土地制度;(七)废除卖国条约;(八)召开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接收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及其所属各级政府的一切权力。
    
    65以上所引毛泽东及斯大林语,可参看《胡乔木回忆毛泽东》,页530、531、538、551。
    
    66毛泽东选集》第四卷,页1426-1427。
    
    67《毛泽东传(1993—1949)》,页917。
    
    68刘亚洲:《中国人和中国军队怎么了? 》,见“牛摩网”(http://www.newmotor.com.cn/html/glzwz/39059.html )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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