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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正果:头号战犯毛泽东(一)——从国共和谈到血腥内战
(博讯北京时间2014年6月20日 转载)
    
    
    

    抗战胜利的果实应该属谁?这是很明白的。比如一棵桃树,树上结了桃子,这桃子就是胜利果实。桃子该由谁摘?这要问桃树是谁栽的,谁挑水浇的。蒋介石蹲在山上一担水也不挑,现在他却把手伸得老长老长地要摘桃子。 ……我们说,你没有挑过水,所以没有摘桃子的权利。我们解放区的人民天天浇水,最有权利摘的应该是我们。同志们,抗战胜利是人民流血牺牲得来的,抗战的胜利应当是人民的胜利,抗战的果实应当归给人民。至于蒋介石呢,他消极抗战,积极反共,是人民抗战的绊脚石。现在这块绊脚石却要出来垄断胜利果实,要使抗战胜利后的中国仍然回到抗战前的老样子,不许有丝毫的改变。这样就发生了斗争。同志们,这是一场很严重的斗争。
    
                               ——毛泽东
    
                
    
           你纵可蒙世人于一时,骗个别人于一世,但休想把天下人永远蒙骗下去。
    
                                            ——亚伯拉罕·林肯
    
     
    
    一 从“桃子该由谁摘”说起
    
     
    
          毛泽东有关“桃子该由谁摘”的狡辩在中国大陆流传甚广,凡受过小学教育的学生,大概都在语文课堂上朗读过“伟大领袖”这篇义正词严的声明。那时候我们小学生谁会怀疑毛主席说假话,都以为八年抗战中,蒋介石及其国民党官兵确实躲在峨眉山上,而侵华的日本鬼子,当然就像小说和电影上演义的那样,都是八路军、新四军及其他游击队发动地道战和地雷战打垮的了。针对毛信口胡诌的“峨眉山”,毛选编者更予以坐空落实,详为注释说,那山“实际上泛指中国西南、西北部的山区。自1938年武汉被日军侵占以后,蒋介石自己和他所指挥的很大一部分军队就躲在这些山区里,坐视解放区军民同日本侵略者作艰苦的斗争。”1 此类在毛时代蒙骗国人的谰言早已不攻自破,2005年大陆隆重纪念抗战胜利六十周年,连胡锦涛总书记都不得不在他的讲话中宣称,“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队,分别担负着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的作战任务,形成了共同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战略态势。”对国民党的抗战功绩,从向来的完全否认转变到开始承认,中共的宣传口径毕竟调整到稍有进步的程度。但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的具体战绩到底如何,胡锦涛的表述仍让人觉得含混其词和过于笼统。时至今日,官方版的党史已败露得千疮百孔,再继续重复国民党消极抗日的论调,无异于反讽中共自己,对他们来说,最明智的做法就是多做些掩盖自身抗战劣迹的工作。官方因此对国军的抗战功绩开始作有限度的表彰,好顺便把共军也拉进去评功论赏,平分秋色。这就是中共今日修补历史,以维持其合法地位的诡变伎俩。
    
    毛泽东当初的那些讲话不管多么强词夺理,置诸今日的语境,已很难抵赖摆在我们面前的统计数字。数字的对比就是不言自明的结论。国军在正面战场上与日军激烈会战多达二十二次,大型战役一千多次,其他战斗近四万次。正是通过这些伤亡惨重的战斗,中国的抗日战场坚持了八年之久,硬是把一场被认为打不赢的战争撑到了最后的胜利。中共在敌后作战,其目的在于建立根据地和壮大自己的武装力量,他们固然也发挥过牵制敌军,挫伤日伪,辅助正面战场的作用,抵御过不少由他们那些偷袭日军的小动作招致的大扫荡,但无论是蒙受的牺牲还是获得的战果,都远不足以同国军相比。国军在抗战中阵亡官兵一百三十二万,其中包括二百零六位将军。共军阵亡约十六万,地位较高的将领中仅有二人阵亡。至于中国军队总共毙伤了多少日军,国共两方面的统计数字均有不少水分,尤其是敌我双方负伤人员的数字,尤难作出确切的统计,故在此均可存而不论。参考日方公布的日军死亡总数二百一十二万,除去被美军、英军和苏军击毙的人数,中国军队击毙日军约为四十七万,其中为共军所毙者至多五万。与通行的统计数字相比,这一数字很可能被认为偏低,但却更接近实情。 2 至于双方击毙的日军中各有多少人为高级将领,不同的统计数字出入更大,行文中实难以繁琐细究,但总的来说,同样是死于国军之手者远多于共军。这样看来,无论就双方牺牲的人数而言,还是就各自击毙的日军人数而言,国军都比共军多八倍以上。
    
    数字毕竟是胜于雄辩的,毛泽东凭什么说蒋介石和他的国民党军队“袖手旁观”,“一担水也不挑”?又凭什么贪天之功以为己有,说共产党八年来“解放了大量的国土,抗击了大部的侵华日军和几乎全部伪军”?毛泽东最为诡诈的反动修辞便是处处拿“人民”这个用语做遮谎的盾牌,并自封为人民的代表,而且自始至终,都把中共的利益和胜算一律冒充在中国人民的名下。他所谓“抗战胜利是人民流血牺牲得来的,抗战的胜利应当是人民的胜利,抗战的果实应当归于人民”这一连串狡赖的说法,便明显把中共集团以外的抗日力量排除在他所谓的人民之外,而真正作为人民大众的四万万沉默群体,反倒被毛泽东瞒天过海,任他们中共集团全面掉包。难道只有共军中打仗的官兵来自“人民”,国军的官兵都来自大地主、大资本家,因而不属于“人民”吗? “人民”这一弥天的冠冕已把中国人民蒙蔽得太深太久,对毛泽东此类反动修辞,我们处处都应从“反面”读解。这就是说,凡是他声言“人民”如何如何,实际上都是在包装他们中共集团。
    
    毛这场延安干部会议上的“摘桃”动员报告作于1945年8月13日,身为莫斯科耳目的弗拉基米洛夫随即做出迅速的反应,弗氏次日便在日记中狠批毛的诡诈,说毛“尽可以天天说谎,年年说谎,但却不可能永远说谎下去。”弗氏同时还指出,“这场震撼中国的大革命本身即含有求真的奋斗,”他说他深信,“中国人民一定会获取其所求。” 3时至今日,曾一度修炼成精的毛泽东已逐渐露出其卑劣的原形,包括笔者“还原毛共”的工程在内,近年来大量评毛批毛和重写党史的论著所持续从事的,可以说即属于中国人民求真的奋斗。真相的显示犹如拨云见日,真相一旦光照天下,成精的妖孽自然会在现出原形后扑地而灭。
    
    二 抢先发动“摘桃战”
    
     
    
    那一年8月6日,美军投下原子弹轰炸广岛,两天之后,苏联即对日宣战。苏联红军趁势出兵东北,在十数日的猛烈进攻中,对七十五万关东军发动了毁灭性的打击。原子弹的致命一击和苏军参战极大地加速了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天皇及其政府不敢再坚持他们那“一亿总玉碎”的顽抗,在8月15日宣布向盟军无条件投降。盟军中受降的中方代表当然是中华民国政府,而非并无合法地位的中共集团。但一向“无法无天”的毛泽东并不理会盟军在美国“密苏里”战舰上履行的那一套手续,他向他的党军宣称,中国人民已经把解放他们的“权力委托给能代表他们的、能忠实为他们办事的”共产党了。因此在8月13日的动员报告中,他及时发布命令,敦促共军抢先去摘能摘到手的那“一批中小桃子”。毛泽东作报告写文章,惯于操持煽动怂恿性的比喻,所谓“摘桃子”,就是抢先夺取抗战胜利的果实。具体的做法是:突击行动,与国民党争夺受降权,尽量从日军手中缴获先进武器,占领更多的地盘,把共军在抗战中从未间断的“鬣狗行动”急剧升级,扩大为“解放全国人民”的正义之战。毛泽东现在已有恃无恐,他多次扬言,“解放区有一万万人民,一百万军队,二百多万民兵。”强大的枪杆子已撑硬了他的腰杆,他一面摆出敢打内战的强势姿态,一面发动争民主求和平的宣传攻势,同时把挑起内战的罪责全推到蒋介石身上。抗战八年中从未间断的“摩擦”和“打顽”如今改称“摘桃”,斗争的形式也从被动还击转向主动进攻。抗战终于结束,厮杀却并未停止,一场更血腥的“摘桃战”就这样在国共两军间恶性互动起来,把美苏最担心发生的,国共两党内很多人士都试图避免的,全国人民特别反对的内战一步步推向全面爆发的边缘。
    
    对毛泽东来说,抗战胜利的伟大意义并不在于国家与民族的浴血重生,不在于基本上终结了自晚清以来遭受列强欺凌的国耻,也不在于全国人民和各党派团结一致,努力实现战后的和平建国纲领,而在于中共集团已转危为安,由弱变强,具备了抗衡国民党的军事、政治力量,拥有了进一步乘胜追击,打天下坐江山的革命资本。早在1944年12月20日,毛泽东就在阅读一份报告时随手批示道:“这次抗战,我们一定要把中国拿下来。”那正是国军与日军在贵州和广西一带鏖战的日子,中国大地上炮火连天,血肉横飞,抗战的胜败尚未见分晓,稳坐延安窑洞的毛泽东已急不可待,把他摘桃的手伸得老长老长。在六届七中全会上,毛公然告诉与会者说,美国记者和国民党地方实力派都认为“天下是我们的”。接着他预测出未来的三种可能性,特别强调第三种可能性是以中共为中心,并向与会者详加描述说,“我们有一百五十万军队,一亿五千万人民时,在蒋介石更加削弱无联合可能时,就要如此做。这是中国政治发展的基本趋势和规律,我们要建设的国家就是这样一个国家。”在讨论党的七大路线时,毛泽东更明确提出“解放全国人民”的“人民战争”。他说:“所谓人民大众,最主要的部分是农民。所谓人民战争,就是农民战争。基本上主要的就是农民战争。忘记了农民,就没有中国民主革命,也就没有一切革命。” 4 正是本着他利用“农民军”打天下的一贯战略和终极目标,对于国民党方面让共军“就原地驻防待命”的指令,毛泽东立即回电批驳,拒绝执行。原来的“抗日根据地”,他现在一律改称“解放区”,大大小小的解放区那时已遍及从辽宁到广东,从山东到陕甘的十九省之多。在苏联出兵东北之后,毛更于8月20日命令华北根据地抽调大量兵力,尽快开赴东北,乘红军占领东北之机,领先夺取东北的各大城市。自从逃出苏区,踏上西窜之路,毛泽东从未断绝“打通苏联”和争取“飞机大炮”的念头,只要能一举颠覆国民党的政权,他随时都做好了与苏联红军里应外合的准备。在布置进军东北的同时,毛还向华中局和华北局发令,要求前者组织数百万农民武装起义,配合新四军夺取南京、上海等大城市;要求后者组织北平、天津等地的市民武装起义,配合八路军夺取平津一带的城市。 5 那时候毛泽东实在是摘桃心切,其猴急的情状一时间达到利令智昏的地步。他明知道没有外援和机械化武器装备是共军严重的缺陷,但他按捺不住自己的夺权冲动,又想搞一次军事冒险,以期尽快占领更多的大城市。 6 偏不巧就在毛头脑发热之日,莫斯科发来一封电报,斯大林再次给他当头泼了盆冷水,弄得他十分恼火,却又倍感无奈。
    
    该电文用的是“俄共(布)中央委员会”的名义,实际上传达的是斯大林的旨意。大老板警告毛泽东说:“中国一定不能打内战,如果打内战,中华民族就要毁灭。”来电并要求毛接受蒋介石的邀请,迅速去重庆与国民党谈判。 7 苏联红军反攻柏林途中,解放了一批东欧国家,其中有不少共产党领导的反法西斯游击队都在红军扶植下夺取了政权。法西斯在欧洲败阵后出现的这一“新生事物”对毛泽东大有鼓舞,他也盼望苏联红军能像援助保加利亚共产党那样武装介入,直接帮中共武装夺权。没想到莫斯科这封电令突如其来,展开一看,圣意难违,一下子打消了毛泽东兴奋的狂想。斯大林显然是要中共步法国共产党的后尘,放下武器去走议会道路。这正是毛所说的三种可能性中最不乐观的那一种:中共得向蒋介石交出军队,毛及其同僚都要去联合政府内当官。斯大林的干预和指令让毛十分生气,以致他多年后提起此事仍耿耿于怀,多次把史大林此举作为“整他”的实例,抱怨斯“不相信中国革命的力量”,并把斯比成不许阿Q革命的赵太爷。由此可以想见,毛泽东当初被迫到重庆与蒋介石和谈,心里头曾经何等的窝火。
    
     
    
    三 美苏军援及其对国共的牵制
    
     
    
    作为一个外国人,史大林现在何以表现得比毛泽东还更加关心中华民族的存亡问题呢?就毛不惜打一场内战的蠢动而言,毛的缺乏国家民族关怀是显而易见的,他因而对史大林的关怀颇感意外,一时间尚摸不透大老板的用意。毛泽东囿于其延安窑洞的土见识,讲话中一再贬抑原子弹的威力,把日本的迅速投降多归功于苏联的出兵东北。毛夸大苏军功劳的用意是显而易见的,他指望苏军占领下的东北能从速转到共军手中。有关美、英、苏三国雅尔塔会议的情况,毛其实早有所闻,那时候他一味为共军可开到东北与苏军并肩作战而高兴,并不在乎苏联对中国的主权侵犯到多么严重的地步。 8 至于刚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他显然尚不完全清楚其内容,更不知道斯大林对他们毛​​共和国民党政府分别持什么态度。雅尔塔会议后,赫尔利反美途中曾在莫斯科与斯大林会面,斯大林答应赫尔利同美国一起“支持蒋介石领导下的中国国民政府”,并表示“无论战时战后都愿尊重蒋主席在中国的领导地位”。至于中共,斯大林指责他们“不是真正的共产党人,而是土地改革者”。 9 由此可见,至少在斯大林与美国人图谋“雅尔塔密约”那一段时间内,莫斯科并无扶植中共全面夺权的计划。几个月之后,原子弹在广岛和长崎成功爆炸,核威力的确威震了这位布尔什维克的头子。他有他通观全局,权衡利弊的头脑,其深远的思虑岂是好说大话的毛泽东所可企及!那时候斯大林实在担心,美国和苏联若因介入中国的内战而互起冲突,引爆第三次世界大战,连俄罗斯民族也难免遭到毁灭的厄运。斯大林其实更比美国人害怕被拖入国共内战的漩涡,应该说,这才是斯大林最主要的关怀。
    
    中国自晚清以降,根本的问题在于自身的积贫积弱和内部的分裂,各个武装化的政治集团都在为壮大自身的势力争取外援,分别去投靠他们可以依赖的列强。从孙中山联俄到中共甘当共产国际的在华支部,再到蒋介石亲美,都是在既缺钱又少武器的情况下不得不向外伸手。日本侵华后,国民政府无力单独对付强敌,只好四处求援,竭力去联合国际上可能争取到的反日力量,不幸在得到外援的同时也受到援助国多方面的牵制和困扰。因为国际间的援助和示好并非出自单纯的慈善人道或私自的情谊,每一项外援都与援助国的切身利益密切相关。抗战初起,英美均无意军援中国,国民政府之所以独能得到苏联的援助——低息贷款二亿五千万美元,提供飞机一千架,派遣约两千名飞行员和五百名军事顾问——,完全是因为那时候帮助中国对苏方大大有益。中国的抗日战争打得越激烈,苏联的远东地区便越安全。日军深陷中国战场的泥潭,苏联才得以抽出兵力去集中对付来自欧洲的战争威胁。莫斯科唯恐蒋介石与日本谋和,因此才逼迫中共与国民党建立起抗日统一战线。从国家利益出发的外交原则向来都很讲究实际,不容你弱国有丝毫争辩,面对强权世界的冷酷现实,无论是蒋介石还是毛泽东,都只能徒唤奈何,生他们各自的闷气。
    
    至于美国,毕竟远处大洋彼岸,对发生在东亚的战​​事,自然在最初持孤立主义的态度。只是随着日军的军事行动日益损及美国在华的利益,美国才联络英、法两国,公开向日本强硬表态,坚称要维护他们在远东的权利和义务。 1941年4月,苏联为免遭日本与德国的东西夹攻,暗中与日本签署中立协定,宣布“苏联保证尊重满洲国的领土完整和不可侵犯,日本保证尊重蒙古人民共和国的领土完整”,公然侵犯中国主权,转眼间就背弃了国民政府。接着苏德战争爆发,苏联自顾不暇,更不愿得罪日本,随即终止了对华物资援助。 《日苏中立条约》的签署也解除了日军在远东的后顾之忧,直接促成日军大举南下的行动。随着日军南下进犯东南亚各国,明显摆出与英美决战的姿态,美国对抗日本的态度才进一步明朗。经国民政府反复游说,罗斯福始对华有所亲善,签署了支援中国的《租借法案》,开始有限度地军援中国。但与此同时,美国仍在与日本商讨“日美谅解临时协定”,打算对日作出某些让步,明显有“牺牲中国、绥靖日本”的倾向。由于此协定也损及英国的利益,遭到英国的强烈反对,美国对日的态度才被迫转为强硬,对该协定作出修改,要求日本从中国和印度支那全面撤兵,放弃在中国的特权,最终激发了日本对英美不宣而战的决定。紧接着珍珠港在年底挨炸,美国终于在对日宣战后正式与中国结盟。因为美军要在中国修建很多机场,要从中国起飞去轰炸日本,还指望中国战场拖住更多的日本兵力,更要把国民党最精锐的部队调遣到缅甸协同英军作战。国军一面以血肉长城死战日本,蒋介石及其政府一面为配合美国和苏联的需求而被掣肘在十分别扭的对外关系之中。
    
    就以上的事实来看,美苏两国在援华事务上显然都基于各自的利益,而且都是在战事一步步恶化的形势下迫不得已,一时间被拖入了援华的事务。对国民政府来说,在那种危急时刻,能争取到贷款和军火已属很不错的结果,哪还顾得上争辩其中的是非与曲直?但比较而言,苏联在处理敌对还是结盟的问题上缺失起码的道德底线,因而常玩弄两面派的手段。美国则态度明朗,敢做敢当,一旦介入战事,就坚守不与邪恶轴心集团妥协勾结的立场。斯大林的行事却与之相反,他不惜背信弃义,为趋利避害而两头游走,随风转舵。总的来看,对比英国的极度自私和漠视中国,以及苏联的包藏祸心和反复无常,反观美国在援华事务上的不少作为,应该说还算比较切实,多少有那么几分仗义。如果不是罗斯福一再推举和竭力斡旋,开罗会议上根本就不可能有蒋介石的席位,中国更无缘跻身世界“四强”之列。在蒋介石绊绊磕磕,勉强参与了开罗会议的整个过程中,邱吉尔始终都在竭力阻挠,一再抵制,斯大林更因不屑与中国平起平坐而缺席了那次重要的会议。由于受到罗斯福的全力扶助,蒋介石总算为中华民国争取到国际上的那点名分,并趁势为国家讨回了自晚清以来丧失的部分主权。不幸他代表的这个大国那时候实在是太贫太弱,致使他在整个会议期间,身处名不副实的窘境,隐忍了满腹难言的辛酸。 10
    
    美国人对中国的仗义毕竟有他们的限度,“雅尔塔密约”的达成就是一个明证。三巨头雅尔塔会首时,研发中的原子弹是否能派上用场尚属未知。这就是说,要彻底击溃日军,美军势必要登陆中国或日本本土作持久的血战。为避免美国子弟兵陆战中付出太多的伤亡代价,美国政府一直要求苏军出兵远东战场。斯大林似乎不像罗斯福那样舍不得牺牲自己的军队,但他对美国人的交易提出了很高的要价。从苏联自身的利益来看,斯大林当时并没有漫天要价,因为日本占领下的东北原先就有他认为本属于苏俄的利益,而外蒙古事实上已由苏俄控制多年。罗斯福为争取苏联出兵,在并未通知蒋介石的情况下就自作主张,拿中国的主权与苏俄作了交易。这就是臭名昭著的“雅尔塔密约”:苏联租借旅顺军港;大连商港国际化;中苏共管经营中东、南满铁路;苏联在东北的特别利益应予保障等等。这个密约的内容对国共内战全​​面展开后的战局影响深远,纵观后来的事态发展,不能不令人在此再作一“反事实”的假说:假使没有苏联红军出兵东北那回事,解放军靠“小米加步枪”打胜内战的光辉历史就要全部改写了。
    
     
    
    四蒋要毛先交出军队,毛要蒋先放弃政权
    
     
    
    苏联和美国在援华抗日事务上的贡献固然功不可没,在制止国共内战上所作的努力也不容否认。不幸在事态发展的整个过程中,国内局势在国际局势的牵扯下苍黄反复,友邦的插手常把事情弄得似是而非,致使蒋介石和毛泽东都对美苏的介入有各自的不满,所有这一切真应了“恩多怨多”那句古老的俗话。那一系列恩怨恩来怨去,最终竟导致两个截然不同的后果,让读史论史者对历史的或然性甚感迷惘,很难就是非成败作出简单绝对的分辨。苏联促成的“联蒋抗日”统一战线的确缓解了苏联的远东危机,最终也帮了中共的大忙,而美国一厢情愿的联合政府以及一再介入的调停和谈却出力不讨好,反给国民党帮了倒忙。
    
    在毛泽东亲自赴重庆与蒋介石谈判之前,国共双方早已有过多次谈判,和谈的目的始终都是为制止武力冲突。西安事变前,国共即开始谈判,那时候红军困处陕北,中共迫切要求建立抗日统一战线,完全是为了摆脱蒋介石的围剿。蒋则坚决要求收编红军后再一致对外。后来发生西安事变,仅造成红军与国军形式上联合的局面,不只从未实现军令、政令的统一,反倒给中共营造了寄生的温床,致使其武装力量“滋蔓”到“蔓难图也”的地步。从此以后,此起彼伏的“摩擦”中穿插上大大小小的国共谈判,双方一直在中共的兵力应保存​​多少个师的问题上讨价还价,扯皮不休。形势有利于国民党时,蒋介石就把价压得很低;形势有利于共产党时,毛泽东就把价提得很高。双方就这样谈来谈去,从蒋介石同意合编共军十个师一直纠缠到毛泽东非坚持保留四十八个师不可。国民党的如意算盘是想通过和谈削减以至取消中共的武力,可惜越谈判下去,中共的兵力越发壮大起来。在整个的和谈过程中,毛和蒋都把事态的前景看得十分清楚。毛坚信,“中国的事,历来是有枪为大”,“谁有枪谁就有势,谁枪多谁就势大”。他在重庆谈判时即对民社党领袖蒋匀田明言:“老实说,没有我们这几十万条破枪,我们固然不能生存,你们也无人理睬。”蒋因此断定,中共的“野心在逐步夺取政权,欲放弃既拥之武装及侵占割据之地盘,真正服从军令、政令,势不可能。” 11 邓野把这一和谈的怪圈称之为“民国的政治逻辑”,他明确指出,“和谈本身就是武力的产物,然而,和谈的本质却又在制止武力,这样,也就产生了一个头足倒置的关系:以武力的产物——和谈——反过来剥夺这个产物赖以存在的依据——武力。”12 结果是和谈不但未能消除武力对抗,反而在不断加剧对抗的趋势。
    
    针对国民党合编共军的军队国家化方案,中共坚持政治民主化的主张,反过来要改造国民党一党专政的政府。在民主改革的问题上,国民党一直处于守势,因而显得很被动,受到的挑战远大于中共。罗斯福早在开罗会见蒋介石时即建议蒋与共产党以及其他党派搞联合政府,后来赫尔利又跑到延安与毛泽东见面,拿美国人的头脑理解共产党的民主诉求,结果粗心大意,落入毛的圈套,草草与中共签署了那五条协定草案。中共于是借势美国政府的支持,一时间摆出领军民主的高姿态,他们发宣言,提建议,大肆操纵舆论,蛊惑得美国人和国内各民主党派都相信,似乎真有那么一个理想的政治结构可经和谈建立起来,而且最终能够把中共连同他们的武力容纳进去。国民党迟迟不实施宪政,扼制各党派的民主要求,全都确属事实。但必须指出,中共的民主诉求却另有他图,与其他民主党派所理想的那种局面不只相差甚远,甚至是完全背道而驰的。民主党派并没看出,民主只是中共争取舆论支持的攻坚策略。中共的立场向来都是丈八的灯台,只照远不照近,他们的民主牌纯粹是单方面打给国民党政府的。在赫尔利所签的延安协定草案中,第三条有关民主自由的规定,基本上抄袭了罗斯福获选总统后在国情咨文中的内容,赫尔利等于把美国人自由民主的观念授权给中共公开发表,让中共接掌民主咒语的利器,一下子把蒋介石诅咒得招架不住,无从还手。
    
    协定中的条文的确说得不错,什么“确立正义、思想自由、言论自由、集会结社自由、向政府请求平反冤抑的权利、人身自由与居住自由”,什么“免除威胁的自由和免除贫困的自由”(照抄罗斯福语)等等……这些要求站在共产党代表人民的位置上向国民党进言,当然理直气壮,谁也不能说那要求不合理不对头。然而如果把他们说尽的好话收回来,交给早先苏区和当时根据地内一切受中共压迫剥夺的民众,还有进入延安受到打压迫害的知识分子,以及党内受排挤的干部,让他们也去向毛泽东及其他中央领导提出同样的要求,也严正地要求他们的种种自由和权利,那又会是什么情景?会得到什么反应?美国人和民主党派显然不晓得延安整风时毛泽东整顿《解放日报》的情况,毛氏新闻学五条原则中的每一条都严厉限制言论、思想和出版的自由,都是打压党内外干部以及人民大众自由表达的紧箍咒。更不要说在多次肃反运动中,毛泽东都一手策划,有计划地制造了大量的冤抑。中央苏区的经济以及平民生活遭到红军巨大破坏的情况已如上述,可以说红军打到哪里,就给哪里制造了贫困。包括当时边区政府统治下的人民在内​​,也根本谈不上有所谓“免除贫困的自由”。对生活在“解放区”的居民来说, “解放”一词不啻为极大的讽刺。细读萧军的日记,即可找到很多作者亲历的见证。 1943年11月10日至1944年3月6日,萧军携妻子儿女,到距离延安十几里地的川口区碾庄等村庄,做了四个月农民。在这块“解放”了七八年的郊区土地上,他们看到的农村景象以及农民对边区政府和共产党的印象被如实反映如下:
    
     
    
                 此地百分之九十是文盲……一个女孩没裤子穿。
    
     
    
    晚饭后到村长家,他那个小儿子问我:“你又来要什么来了啊?”……孩子这话给了我启示,这说明,“公家人”到百姓家中是“索要”没有给予。
    
     
    
    看到农民们辛苦的获得一粒粮食,由早到晚,却被一些革命的痞子和奸细吃了,这使我非常痛恨。
    
     
    
    离延安仅十几里路的村庄,竟像隔了千百里,这里的人民除开送粮草的义务以外,似乎什么政治上的、文化上的宣传也接不到,看不出他们和这革命政府有什么思想、感情等联系。没有报纸,没有经常的宣传,一句话,看不到政府的工作,党的工作在哪里。
    
     
    
    我很不敢问一些人们的生活情形,因为他们总是诉说公粮的数目多,而我又是吃公粮的人。
     
    这里的居民只感到对公家尽义务的负担,却不见权利的享受,……这里的人民对于共产党和政府是没有思想、感情上的连结的,他们只感到“谁坐皇帝给谁纳税!”
     
    第一年六斗,二年一石五,三年三石,七千贷金---这是李老汉的纳粮。他是李鼎铭的孙子辈。 13
     
    萧军目睹的诛求和剥夺,完全是中共军事割据造成的恶果,他们却把人民的贫困处境和遭受威胁的账都算到国民政府的头上,更挺起为民请命的胸膛,要求国民党为收拾他们的烂摊子而施行仁政。
     
    五中共的革命法统外在于中国的历史进程
     
    毛泽东在七大会议上作了题为《论联合政府》的报告,他以专断的口气说:“中国共产党是中国人民最忠实的代言人,谁要是不尊重中国共产党,谁就是在实际上不尊重最广​​大的中国人民,谁就一定要失败。” 共产党凭什么代言中国人民?是人民选举他们做代表的吗?毛泽东从不考虑有多少选民会选他们代言的问题,因为他相信枪杆子可以制造一切。仅据他说出的这些大话,即可证明他无视民主的原则,只是在盗用和滥用民主,惯于拿“民主”和“人民”之类的说辞威胁敌对势力罢了。关于新民主主义的联合政府是什么性质的政府,按照毛的界定,那“是在工人阶级领导之下的统一战线的民主联盟的国家制度,我们把这样的国家制度称之为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制度。”所谓“工人阶级”或“无产阶级”之类的用语,和“人民”一样,在毛泽东​​口中,都是共产党的替代词。包括中共对外宣传的解放区政府“三三制”——根据地政权的成员中,共产党员、非党的左派进步分子和中间派各占三分之一,也都是为统战而做的表面文章,根本谈不上有什么民主因素。罗隆基那时即指出,“解放区的民选政权”纯系“共产党包办”。一个一切都由党中央操纵,靠军队维持的政府,一旦搞起运动,即可无法无天地整人和杀人,你还能指望他们会有什么真正的民主!不要说在延安,就是在陪都重庆,共产党的《新华日报》都不容异己的言论,试图推行其话语霸权。针对此初露的狰狞头角,殷海光当时就预言说:“若共产党一旦掌握中国政权,他们所能毫不吝惜地给予我们人民的唯一民主自由,就是'无条件地赞成共产党底一切'。顺吾者存,逆吾者亡!”因此,殷海光断言,“无论从理论上考察,或从实践上考察,共产党本身是不民主的,共产党本身不民主,可见他们口口声声说'实行民主政治',完全是骗人的。”14 毛泽东也不讳言中共的长远目标,他承认新民主主义只是暂时的过渡,并在七大报告中明言,“我们将来的纲领或最高纲领,是要将中国推进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去的,这是确定的和毫无疑义的。我们的党的名称和我们的马克思主义宇宙观,明确地指出了这个将来的、无限光明的、无限美妙的最高理想。” 15
           正是这个被毛泽东描绘得“无限美妙的最高理想”,在后来的实施中败露出罪恶的原形,乌托邦噩梦导致千百万地主、富农被斗被杀,近百万人被蓄意打成右派,三四千万人活活饿死。早在与苏方代表签署宣言之日,孙中山就声明共产党的最高纲领不适合中国的实际情况。蒋介石访苏归来,即已看透苏俄扶植中共的包藏祸心。中共的来源和本质既已如此,因而不管谈判多少次,也不管谈判到什么程度,都很难组成一个可将他们容纳进去的联合政府。这也是蒋介石及其中央军能够不断收编各路军阀,一步步统一了政令和军令,却始终难以收编共军,也不可能把他的政令和军令统一到共产党身上的根本原因。所有这些武装化的政治集团都曾被梁启超斥为“乱暴势力”,梁之所以在所有的“乱暴势力”中唯独对中共斥责最凶,揭露最深,就是因为他发现中共制造的动乱处处都与苏俄的阴谋联系在一起,预见到“这种毒菌深入社会”,会“把全国搅到一塌糊涂,人民死一大半,土地变成沙漠”。
    前些年网上曾流传两个局外人的系列对话,这两位对谈者精辟地指出,“中共革命的法统不是在中国国内产生的,它来自国外,它成立的依据不是中国政治史,而是世界历史。它不是立起来的,而是从外面加诸于中国之上的。”这个“共产革命的法统是全然与这个具体国家的政治和社会的历史无关的。”因此把共产革命强加给中国社会,只会造成一种“无机的历史过程”。 16 他们揭示的这一点非常重要,用加缪批评苏联的话来说,中共在中国所作的事情也是“把革命注射到历史的进程中”。毛泽东至死也没懂得马克思发表的共产主义宣言乃是资本主义在欧洲发展初期诸多社会病症所激发的抗体及其发热发冷的症状。它内在于资本主义社会,是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产生的一种副作用现象,只有在西方的资本主义社会中,它的某些理念才间或起到过有益的调解作用。中国的困境正如马克思所说,是“既苦于资本主义的发展,又苦于资本主义的不发展”,而要走出此困境,首先得解决那个“不发展”的问题,即在发展的过程中化解由“不发展”到“发展”产生的种种麻烦。毛泽东及其毛共却急于只争朝夕,企图跨越资本主义,带领农民军穷过渡到现代化的社会。结果是胡乱挪用了西方病症的抗生素来救中国的贫弱病,把苏俄人为的历史设计强行移植到中国,切断了中国社会从传统向现代转型过程中本可以自发自为演化的历史脉络。从北洋政府到各地军阀,直到国民政府,所代表的法统均属于辛亥革命的法统,实为中国社会从前代状况延伸到​​现代的有机链条,其间的起落分合不管多么“半封建、半殖民地”,其贫弱混乱的局面不管被当时的有识之士批评得多么一无是处,那一切弊病全都内在于中国社会,最终都会随着现代化的发展而得到渐进的改善,发生自新的变化。费正清在他最后一部讨论中国历史的著作中便发出“非事实”假设的慨叹说,“若不是日本倾全力侵略,南京政府本来可以逐步引导中国走向现代化。事实却不然,抗日战争给了毛泽东和共产党机会,他们在乡间奠定了新的独裁势力,却排除了国府统治下刚开始发展的都市文明社会。”17
     
    五 联合政府:一闪即逝的历史虚线
     
    面对国共双方军事实力及其他情况的对比,重庆和谈时的毛泽东和中共高层显然并无打一场胜仗的把握。对他们来说,企图武力夺权是一回事,能否打一场必胜的内战又是另一回事。在那个边打边谈的时刻,共军尽快抢占地盘,插手多摘桃子,主要是为了增加他们在谈判桌上的筹码。毛在1943年给彭德怀的电讯中曾说过:“在德意日打倒后,国际国内均会发生根本变化,这一形势是利于人民不利于独裁的。蒋在抗战中有功劳,同时人民心理厌恶战争,故我们应争取在抗战后与国民党建立和平局面,在民主民生上做文章,……到适当时机,我准备出去见蒋,以期谈判成功。”18 可见随着形势的变化,即使在毛泽东左右摇摆的意念中,那个被认为可能容纳中共及其军队的联合政府也曾作为一条历史的虚线明灭闪现,触动过毛试图去作良性互动的念头。他在去重庆谈判之前的党内会议上曾向与会的高层领导提说:“我们现在在全国范围内大体上要走法国道路,即资产阶级领导而无产阶级参加的政府。中国的局面,联合政府的几种形式,现在是独裁加若干民主,并且占相当长的时期。我们还是钻进去给蒋介石洗脸,而不是砍头。这个弯路将使我党在各方面达到成熟,中国人民更觉悟,然后实现新民主主义的中国。”19 毛泽东讲这些话,显然是迫于当时的形势,向与会诸人诠释斯大林的授意,不得不在嘴里咀嚼那难以下咽的苦果,其实在他的心底,从没有放弃武力夺权——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打算。
    但客观地讲,中国之命运并非完全没有在国共和解的局面下走向民主共和的可能。国民党此时也正逢还政于民,从训政转入宪政的大好机会,而共产党也有可能在绝对安全的条件下交出军队,放下其“军党”的重负,在如何尝试做好议会党的方向上弃旧图新,来一个光彩的转身。这就是说,在国内外局势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下,中共阵营不可能总是铁板一块,包括毛泽东及其他中共高层领导在内,为顾全国家民族的大局,也都会产生一定的动摇,有可能偏离他们宣称的“最高纲领”。一党专政固然是共产党的本性,也是国民党政府力图继续维持的现状,但在抗战胜利后,民众普遍厌战,国民经济亟待恢复和振兴,民间知识分子以及各民主党派和团体纷纷提出民主参政的诉求,美苏两国也竭力促使国共和解,所有这一切都迫使国共两党不能不退后一步,为赢得舆论而作出捐弃其一党之私利的表态。尽管一开始都是在作假演戏,但倘若能真正顺利地演下去,就有可能演到弄假成真的地步。八年抗战虽大伤了国家的元气,留下一片大地疮痍,那最终的惨胜毕竟消除了自鸦片战争以来亡国亡种的危机,特别是从根子上解除了日本自甲午海战以来一步步吞并中华的危机。必须看到,中国人民不屈的抗战固然起到打败日寇的主要作用,但若没有美军在太平洋战争中取得胜利,日本不只不会如此迅速地无条件投降,国人为抗战付出的代价必会更加惨重。美国之始终不愿卷入国共内战,力促建立联合政府,其中尽管有维护其国家利益的因素,但从大方向上来说,美国显然是旨在贯彻“大西洋宪章”和“联合国宣言”中反战争、反极权和尊重人权的原则,其坚决抵制国共内战的决策首先是从建立二战后世界新秩序的立场上出发的。这个新秩序在东亚将体现为中美的联合,首先彻底清除日本的霸权,其次要遏制苏俄对中国潜在的威胁及其共产主义势力的扩张,同时也会削弱英法对中国自晚清以来的不利影响。国共与其他党派若在美国支持下建立起联合政府,赢得美国及其他西方国家在战后的投资,中国人民不只不会走1949后那一段不堪回首的弯路,而迟至改革开放后才实现的经济起飞,应该说早在1945之后就踏上轨道,稳步迈进了。
    然而靠“党指挥枪”的原则攀上统帅高位的毛泽东深知,他个人的权力以及中共的势力全都基于他们拥有的武力,因此他所谓的“在民主民生上做文章”,只不过一时间心血来潮,在口头上讲讲而已,实际上那类话多是针对国民党政府讲的。毛泽东主要的目的是高举“民主”与“和平”的大旗,以影响国内外的舆论,通过把蒋介石及其国民党抹得更黑来刷新中共的形象。毛泽东的话不管说得多么好听,他说来说去都绝不会为民主的承诺而放弃其党军,轻易向政府交出中共的武力,因为更强大的武力仍掌握在蒋介石及其国民党手里。那时候国民党刚打胜抗战,惰兵骄将,自恃强大,蒋介石及其党内军内的强硬派都对共产党持深远的敌意,谈到国共的关系,他们多坚信,不消灭共匪,必被共匪消灭。毛蒋在一起和谈了那么多天,均无暇在如何建立民主制度以及和平建国的主要问题上作任何建设性的协商,却始终在几省几市的主席副主席、市长副市长的人选分配上,以及军队数量比例、受降地区划分的问题上讨价还价,争持不下。 《毛泽东选集》第四卷收有毛《关于重庆谈判》那篇讲话,该文的第一条注释长达两页,其中即详录了有关军队数量比例、地盘划分及省市长任职分配的内容,从那份极其算计的清单即可看出国共两党在瓜分抗战胜利果实的事情上多么斤斤计较,互不相让。毛和蒋任何一方若真心想“在民主民生上做文章”,都不至于如此贪心,把“摘桃”的手伸得那么贪婪和志在必得。正是因毛始终坚持保住其党军的底线,而且一定要把他们的解放区作为国中之国维持和发展下去,拒不接受“军队国家化”的先决条件,结果使国共和谈的进展陷入了僵局。就是在毛蒋重庆和谈期间,国共之间的摘桃战也从未片刻停止。九、十月之间,共军即在阎锡山部队驻地抢占地盘,发动上党战役,重创了阎部十个师之多。与此同时,共军在华北和华中抢占不少中小城市,在邯郸阻击国军孙连仲部北上打通平汉铁路,并争取到约万人的杂牌军叛变,有效地拦截了国军进军东北的通道。总而言之,国共两党都看清了眼前这“战难,和亦不易” 的形势,他们都在双管齐下:一面争取和,一面准备战。上边在谈,下边在打,“打”一直都在为“谈”助威,“谈”则为继续“打”下去作了掩护,不断扩大的冲突就这样逐步恶化着局势,最终完全撕毁了谈判桌上达成的所有协议。
    关于中华武德,古代的军事典籍阐述得十分清楚。 《孙子兵法》说:“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孙膑兵法》更强调,“战而无义,天下无能以固且强者。”还说:“乐兵者亡,而利胜者辱,兵非所乐也,而胜非所利也。”更强调,“恶战者,兵之王器也。”(不好战,是军事上的最高原则。)《老子》也说:“兵者不祥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淡为上。胜而不美,而美之者,是乐杀人,夫乐杀人者,则不可得志于天下矣。”不幸一直在恶性互动中的国共双方均缺乏“恶战”意识,高层一边在谈判桌上讨价还价,地方上的部队一边有意或无意地制造摩擦,随着摩擦越来越厉害,最后从上到下都卷入“乐兵”、“利胜”和“乐杀人”的漩涡。特别是共军,自从其揭竿而起到逐步壮大,一路走过来,都是在趋向“乐兵”、“利胜”和“乐杀人”的路线。
     
    
     
    
    注释
    
                  
    
    1 《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一文的注释,见《毛泽东选集》,第四卷,页1135。以下出自该文的引文不再另注。
    
    2 网络作者西湖剑客的博文《抗战中日军在中国战场死亡人数研究》对此有详尽的论证,似较可信。关于日军二战中战死的人数,他在该文中总结说:“加上战后损失,日军共死亡212万人,其中被中国军队击毙47万人,被苏军杀死12万人,在缅甸被英军击毙15万人,而死于太平洋战场、被美军击毙的日军达138万人。”“估计八年抗战中国共产党的军队给日军造成的伤亡总数应不超过20万人,其中击毙者应不超过5万人。”(http://blog.people.com.cn/article/2/1379760184114.html )
    
    3 The Vladimirov Diaries, Yenan, China: 1942-1945,p. 499.
    
    4 参看《胡乔木回忆毛泽东》,页371、377。
    
    5 参看杨奎松:《走向破裂: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页209-210。
    
    6 毛在会议上说:“我们的武器是步枪,没有外援,没有机械化,不能制敌。美国不帮助我们,赫尔利的政策胜利了。苏联为了中苏条约和国际和平,不可能也不适于帮助我们。”见《胡乔木回忆毛泽东》,页395。
    
    7 同上,页401。
    
    8 陶涵在《蒋介石与现代中国的奋斗》一书中指出,美苏商定“雅尔塔密约”时并未及时照会蒋介石,生怕招致蒋的反对。但斯大林并不担心“毛泽东是否有异议,他在峰会召开的前一天,才通知毛说有这么一回事及其目标。”而“会议一结束,斯大林就告诉毛泽东:红军要来了!”毛立即大喜过望,号召全党与国民党浴血奋战。见该书页402-403。对比上述情况,谁只关心本党夺权,谁更关心中国的主权,不言自明。
    
    9 参看张宪文等:《中华民国史》,第三卷,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页576。
    
    10 同上,页179-180。蒋介石非常感慨地说:“外交之侮辱渐烈,英国对华之遗弃,俄国对华之嫉妒……如我不能自强,则来日受人压迫,必更难堪”,并言“凡事贵能自立,尤其军事要能自立,否则不怕你不随人脚跟。此种精神之痛苦与侮辱,不堪胜言。”这是当时中国的外交窘境与蒋介石参加开罗会议背景的真实写照。
    
    11参看杨奎松:《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页486。
    
    12 转引自一篇有关邓野《联合政府与一党训政——1944—1946年间国共政争》的书评。
    
    13 《萧军日记》下卷,页270-359。转引自麦启评《萧军日记》一文。
    
    14 殷海光:《光明前之黑暗》,见《殷海光全集》5,页38。
    
    15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页1087、1062、1059。
    
    16 两个局外人的对话共计十四篇,原载“世纪中国”网站,该网站已遭中共查封。
    
    17 费正清、戈德曼:《中国新史》(薛绚译),正中书局,2001,页356。
    
    18芦笛:《毛泽东用兵真如神? 》,页377。
    
    19《胡乔木回忆毛泽东》,页398。
    
    来源:纵览中国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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