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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锐谈毛入木三分!
(博讯北京时间2014年3月19日 转载)
    
    来源:新浪博客 作者:雷雨    

    毛与波尔布特拥抱
    

    
    
    李锐也算是一个很独特的人物,他是老资格,与毛泽东有很深入的接触,观察也很独到,一部《庐山会议实录》,风行一时,被奉为党史研究经典;李锐曾经出版过《早年毛泽东》,他也有资格写一本《晚年毛泽东》。李锐的一些讲话和发言,被一些人恨得牙根疼,但是对李锐这样一位已经九十多岁的老人,似乎也没有痛下杀手的堂皇理由,这也许就是混迹北大的孔庆东所谓的党中央太“心慈手软”吧?
    
    李锐情感经历曲折跌宕,他的夫人曾经与邓力群有染,此女人又多次欲置李锐于死地。李锐女儿的《我有这样一位母亲》,读之令人心惊肉跳。实际上,这样的女人岂独范女士一人哉?江青、叶群、刘淑宴,包括王光美等也有着怎样的人生经历啊?毛泽东批评,不要自己的老婆当办公室主任,但江青岂止是办公室主任的嚣张气焰?据说,罗瑞卿出访归来,给叶群买了一双高跟皮鞋,还一再交待:不要让郝志平知道,我只给她买了一条围巾。陆定一的老婆写匿名信揭发叶群,惹起轩然大波,还有是林伯渠的年轻夫人自杀,在中南海引起一阵惊疑,而康生的老婆曹女士也不甘寂寞的货色啊。
    
    看到网友博客上这篇李锐为一本书做的序,转载在这里,奇文赏之。
    
    我一直认为,对毛泽东的研究要深入下去,无论是他正确的或错误的方面,都要深入的研究。关于他正确的方面的文章、书籍已汗牛充栋,固然也待进一步研究;然而对他缺点、错误方面的研究,就显得很不够。须知,正是他的严重错误,给我们中华民族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其影响既深且巨。我说过,他的阴影仍然笼罩着我们,这不能不有待研究。
    
    这本关于毛泽东翻云覆雨、出尔反尔、变化无常的书,是从一个侧面、一个独特的视角来研究毛泽东的。据我所知,这样的书,迄今还未曾有过。编者说,这本书的写作,是受我的有关方面的一些说法的影响而促使的。他在前言中引用了我的话:“言行不一,出尔反尔,在毛泽东晚年达到令人害怕的程度。”然后循此发掘开去而写成的。书中大量事实不仅说明我的言之无虚,同时也阐发了我的观点,发挥了我未及细述的一些问题。对此,我当然是支持的。
    
    我上面的话,是在 1980年10月25日 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草案)小组讨论会上发言时讲的。当时讲这个话是有充分根据的。与会许多老同志谈到这类问题时,十分激动,有些话讲得也很尖锐。如方毅谈到,毛是一个暴君。当时大家之所以要讲这些,一是由于毛晚年错误对我们党的伤害太大,必须如实的讲出来。二是希望在《决议》中能对毛泽东这方面的问题有所反映,以便全党能够从中汲取教训。但是,当时有个指导思想,叫做“宜粗不宜细”,所以涉及毛泽东的错误,尤其是作风、个性、人品等方面的许多问题都回避了。鉴于当时“文化大革命”刚结束不久,对毛泽东的个人迷信及其社会影响还广泛存在,从政治上考虑,在《决议》中暂时不谈这方面的问题是可以的,参与讨论的人大多也能接受。但是,作为历史科学的研究,则与“宜粗不宜细”相反,应该“宜细不宜粗”。所谓的“细”,就是涉及毛泽东的许多错误的具体的客观事实,都要仔细查清研究。比如“文化大革命”,不去研究毛泽东是何种心态,如何策划于密室,背着党中央进行暗中活动等等问题,只说“毛泽东负有主要责任”,这显然是不够的,也不可能从中汲取真正的教训。结束毛泽东的错误至今已有二十多年,还要回避这个问题,就说不过去了。这二十多年来,类似毛泽东那样独断专行的错误,还时有发生,这不能不同当年为维护毛泽东同时也维护了这些人的一些错误有关。记得“大跃进”饿死几千万人之后,在讨论经验教训时刘少奇说过:“成绩要讲够,缺点要讲透。”这个用到今天,就是要把历史上所有问题包括毛泽东的错误在内,都需要“宜细不宜粗”地讲够讲透。只有这方面的问题弄得“细”一点,弄明白一点,才能真正避免重犯毛泽东类似的错误,不然是很难做到的。
    
    这里涉及到制度同人的关系问题,邓小平说过:“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不是说个人没有责任,而是说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333页)这是讲得对的。当时我们听这个讲话,深受鼓舞,以为从此启动政治体制改革,可以从制度上解决问题了。二十多年过去了,改革得怎样呢?邓小平所讲的“一言堂、个人决定重大问题、个人崇拜、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一类家长制现象”,不是还缺乏必要的制度约束吗?邓小平还讲道:“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毛泽东同志就说过,这样事件在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是不可能发生的。他虽然认识到这一点,但是由于没有在实际上解决领导制度问题及其它一些原因,仍然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同上)人们不禁要问,毛泽东既然认识到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治的问题,为什么不从领导制度上去解决呢?我认为,从后来披露的许多史料说明,毛泽东根本就不认为斯大林有多大的错误,(他的话是“列宁、斯大林这两把刀子不能丢”)反而将揭露斯大林错误的赫鲁晓夫斥为修正主义头子,恨之入骨。他是基本上肯定斯大林执政的正当,怎么可能想从领导制度上来解决他那无上权力应受约束的问题呢?毛泽东的许多重大错误,都是在他说这个话之后,而不是之前。如果他有一点这方面的意愿,还能因彭德怀、刘少奇的一点意见分歧,就把人家往死里整吗?这说明,有了像毛泽东这样容不得不同意见的人,又拥有无上的权力,根本就不想建立能够防止斯大林那样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治的制度,谁也管不了,谁也对他无可奈何。从延安整风运动之后,毛成为党的绝对权威,且有了制度性的规定,1943年后,毛在书记处有最后决定权。毛本人也逐渐听不得不同意见,1949年之后,更对任何不同意见视为拂逆之举。毛被神化,直到自称为“马克思加秦始皇”。在毛之后,邓小平虽然提出并试图解决这个问题,在党的十三大报告里关于政治体制改革中曾多少有所反映,但是国家这么大,“总得有一个人说了算”的惯性,邓也摆脱不了,这是大家见到的事实。邓之后又过去了这么多年,政治体制改革仍然不能同经济体制改革同步前进,这不正说明毛泽东的阴影还是笼罩着神州大地吗?
    
    我认为,中国要改革,要前进,要“与时前进”,要能够真正成为现代化的国家,必须对毛泽东的各种错误进行清理,消除其影响。毛泽东政治上的皇权专制,经济上的小农经济、民粹主义,文化上的鼓励愚昧、歧视科学、打击知识分子等,都曾给我国造成无可挽回的损失和影响。而且这些东西,不准说,不准写,一个劲儿地捂着,难道是一个慎重的党的态度吗?斯大林的错误和罪行被揭露后,我们曾采取捂的办法,没有能从中汲取应有的教训,以致重犯了斯大林的错误;对毛泽东的问题一个劲地捂着,同样也是重犯了毛泽东的某些错误,为什么就不能改一改呢?真要改革,对毛泽东的错误就不能回避。
    
    这本关于毛泽东翻云覆雨的书,虽然不是全面论述毛泽东的错误,但就这一专题,作为冰山的一角,也能展示毛泽东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一些错误思想,供人们去认识和研究毛泽东,无疑是有积极意义的。翻阅这本书之后,给人这样一个深刻的印象:新中国建立以来,毛泽东的每一次重大错误,几乎都和他出尔反尔、翻云覆雨有关,大者如丢掉他多次讲过的新民主主义政治、经济,急急忙忙搞“穷过渡”;响应他号召“帮助党整风”,提意见,没有料到他来了“阳谋”,打“右派”;庐山会议原本要纠正“左”的错误,彭德怀写了一封纠“左”的信,就被打成“反党集团”头子;吴晗本是响应“学习海瑞”的,却成了发动“文化大革命”向知识分子开刀的祭品,等等。由于从这一角度所考察的问题,都是建立在确凿的事实基础上,也就具有很强的科学性和说服力。这与那些汗牛充栋、连篇累牍地只对毛泽东颂扬,歪曲历史、掩盖历史的书籍,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有些为掀起“毛泽东热”的书籍,对其错误讳莫如深、三缄其口,是完全违背实事求是原则的。有的党史书上,竟然说谎话到“文化大革命”的发动者都不知道是谁了。这种“导向”,要把人们引向何处去?日本人总是不愿意彻底承认和反省过去侵略中国的罪行,激起中国人强烈的愤慨;难道我们中华民族也是不愿意承认和反省过去历史的民族吗?一个不知道反省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
    
    这本尊重历史、还历史本来面目的书,仅就其求实态度和科学精神来说,就是十分可贵、值得鼓励的。这类著述多一些,对我们汲取历史经验教训就会多一分益处,对推进改革也会多一分动力。果能如此,乃人民之幸,民族之幸。( 《李锐谈毛泽东》,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出版)
    
    
    
    李锐兴致勃勃,在谈话中间提到中国文化时,叫人从装饰柜上拿来一个镜框给大家看。我看到镜框裡面嵌着一幅红色剪纸。在一片荷花莲叶图桉旁边,剪了几行中国字:
    
    做人与当党员发生根本矛盾时,我不惜牺牲一切,坚持了前者,对得起自己,也对得起历史。
    
    李锐介绍说:“这段话出自党成立八十周年时,我写的一篇纪念文章《做人与当党员》中。这是一位日本朋友送给我的第二幅剪纸,第一幅是我的‘九十自寿’诗。她叫及川淳子,曾经是日本驻华大使馆文化处的工作人员。她在华期间学会了中国剪纸,回国后读博士,她的博士论文的题目是:《在现代中国言论空间中的政治文化——以李锐为中心人物的‘改革派老干部网络’的形成与改变》,已经出版。她曾两次来到我家,把她的博士论文和剪纸送给了我。”
    
    我想起几年前听李锐说过:他的一些着作,包括《庐山会议实录》、《李锐反“左”文选》等,在大陆被禁止在各大书店公开销售。二○○八年有几个湖南的积极分子,想发起召开一个小型的“李锐思想学术研讨会”,也被当地政府禁止。人们说:“李锐生活在大陆,而研究李锐却在海外。”这句话令人深思歎息!
    
    李锐对大家说:“最近我写了四首打油诗。三首说古,一首道今。现在给大家念念。”接着,李老高声朗诵起来:
    
    生活流氓政治氓,贤妻早识太心伤。
      
    莫予毒也杀成性,培养奴才大黑帮。
    萧三一语三字夸,道破其人品太差。
    其乐无穷拼命斗,家亡国破尽由他。
    运动频频无限哀,人才不要要奴才。
    滔天罪恶何时了,文革呜呼晓色开。
    一生实现马加秦,阴影依然居独尊。
    阶级斗争虽不讲,自由民主总关门。
    
    听着李锐念诗,我蓦然记起他写的另一首诗:
    
    林公名句授閒章,怀友诗文挂客堂。
    老骥忧心仍未已,惯于鸣放笔耕忙。
    
    前年七月,李老把这首诗写成条幅送给我,向我解释说,“林公名句”是林则徐被流放新疆时写的两句诗——“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并当场把这两句诗的“閒章”印在条幅上。这首诗是李老晚年生活自况。李锐的一生,波澜起伏,宠辱不惊。他记录过大量的诤言信史,随着年龄的老迈,近年来较少“笔耕”了,但“老骥伏枥”,仍在“鸣放”,“忧心未已”。他现在出版的《李锐文集》和《文集》中最后一本书《何时宪政大开张》,都是香港版。
    
    我同李锐有过多次谈心,聆听到这位老人的许多真知灼见,那是一种愉悦和享受。这次巧遇李锐一家三代团聚,谈论的不是私事、家事,而是国事,乃至世界大事,彰显着李锐的一种固有的、博大宽阔的胸怀。    

(Modified on 2014/3/19)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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