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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店书记76年初因闲聊称朱毛也将去世被判2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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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讯北京时间2014年3月17日 转载)
    
    本文摘自:《监狱琐记》,作者:王学泰,出版:三联书店
    

    我所在的监号来了一个因此案而判刑的犯人,他叫王承祥,也是密云的农民。这个人五十多岁了,长着雷公嘴儿,从眼眉以下两个颧骨以内这一圈特别像京剧孙悟空的脸谱。他说话着三不着两,又很埋汰,最惹人厌的是其作风上不了台盘。即使说正常的话,干正当的事儿也显得偷偷摸摸、鬼鬼祟祟,仿佛干非法勾当似的。大家感到很可笑,因而送他绰号“落菜帮子”(北方俗语,不成材之意。“菜”指秋天收获的大白菜,外面的菜帮多用来喂猪)。他是唱评戏的出身,“评戏”又称为“蹦蹦儿”,最初就是撂地演出,画个白圈儿,几个艺人简单地化化妆就开唱,其主要行当就是“小旦”“小生”“小丑”,所以又称“‘三小’戏”。王承祥就是演小丑的,行事鬼祟,大约是他的职业病。他曾是县剧团演员,后因为“调戏妇女、耍流氓”被开除了,戴上“坏分子”的帽子遣返回乡,监督劳动。他身体弱、劳动能力很差,又是四类分子,每年挣的工分不够吃饭,队上分的粮菜和其他用物,王承祥挣的工分不足以对冲,一年下来,他还要欠生产队许多钱。对于特别困难的人,大队本来应该救济,但不能救济戴帽的四类分子。因此特别允许他在入冬之后,可以到密云北部山区和河北兴隆县山区做些演出,以偿还欠队里的粮食钱和菜钱。
    
    我问他:“你一个人怎么演出?你们唱出戏,就是清唱也得有几个演员、再加上文武场罢。”他说:“我会唱大鼓,拉上一个瞎子给我弹弦子伴奏就可以了。我自己也能弹三弦儿,实在没人,也可以自弹自唱,主要是唱乐亭大鼓和靠山调。”我听过他唱,嗓子嘶哑,“靠山”味多,“乐亭”味少,真没什么听头。而且他会的一些段子(大多是当时不许演的“杨家将”“呼家将”“说唐”一类)大多没头没尾,而且情节凌乱,常把“说唐”的故事弄到“杨家将”里去了。“你这种玩艺儿也能赚钱?”“你别看不起我,一冬天,我在兴隆走乡串村,一天最少五六块钱,还管饭。这百十天把一年的嚼谷(指生活费)都挣下来了,还有富裕。在兴隆,我还是香饽饽,十里八乡的都来请,有的地方唱上十天半个月也不让走。有时夜里我唱点‘老活’(指古代故事或带有色情的古代段子),十冬腊月里还有爬窗户根儿来听的,你哪能想得到?我这几十天挣的钱比挣工资的公社干部一年的工资都多。队里那点儿工分,我不在乎。”“你还挺嚣张的,这样不得罪人?”“我挣得钱多,干部都眼红,老在队里要我的‘好看’,平日管得严,冬天出去演出开路条(介绍信)时也很麻烦,回来时也得有所表示,要不下次不叫你出去了。没路条只能像走亲戚一样,去最熟的地方唱,这就不好开口多要钱了。你以为我们吃开口饭的那么容易呐,上下左右都得打点。哪处打点不到就会倒霉。”“这回进监狱也是你打点不到吗?”落菜帮子神情黯然:“说良心话,这次怨我。不是干部陷害我。我被抓的时候,有个老公安就指着我的鼻子骂我,‘你一年到处游窜,吃香的、喝辣的,比我们舒服多了,撑得你胡说八道!’他骂得对。”
    
    这次确实不是人家找他的麻烦,而是他自找麻烦。他这次“犯罪”与农村长期存在的一种文化现象有关。农村常有一些自诩多知多懂、说话罔顾忌讳、而又文化程度不高的人。他们往往受过传统教育,有的甚至是数百年来秘密宗教的传承人。流行于社会底层的文化(就是我后来所关注的游民文化)对他们影响很深。他们是游民文化在农村的代表。我前后在农村呆过近十年,也见过一些这样的人物,他们的知识来源是社会底层流行的评书戏曲唱本、还有秘密教门的口耳相传“真言咒语”之类。这些人文革前很受“落后群众的追捧”,是农村的“思想家”兼宗教代表,大事小情都要向他们请教,生老病死,何去何从也要听听他们的意见甚至是指导。解放后,这种愚昧落后、迷信荒诞的文化受到一定的冲击,但其土壤尚在,一有机会还是要顽强地表现出来的。
    
    那时每个生产大队都有个粮店,“落菜帮子”所在的大队也不例外。粮店掌大权的书记,其在村里的地位是与大队支书平起平坐的。这个粮店的书记就是我前面说的本村的多知多懂的“百事通”。他与王承祥的岁数相近,解放前念过几年私塾,能读《三国演义》,村里的人也把他看成是晓奇门、知遁甲,上看天文,下知地理的人物。其它地方的这类人物,文革的铁扫帚一来,就被当作旧社会的“残渣余孽”扫荡殆尽。即使还活着的,也都不敢乱说乱动了(这类人在“非典时期”又有些泛滥的趋势)。可是这位粮店书记没有受到丝毫冲击,因为他是掌握一个大队人马粮草的有权人,但他又不是公社或大队的当权派,一个粮店最多三四个店员,一般都是亲信,也不会把他打成当权派。这位没有受到过冲击的书记还是一仍其旧,是这个村子异质文化的代表者,他所制造的舆论与正统舆论不同、一事当前,他往往有其独特的解释。他也有不少追随者,特别是老年人。
    
    王承祥肚子里有点旧唱本,自诩会成本大套的评书,粮店书记爱说古,于是一个党的书记,一个“坏分子”,本来是不搭嘎的两个人走到了一起。书记成为这个四类分子的精神依赖,有个大事小情也常常求他为自己与当权者通融。1976年初,周总理去世,全国悲痛,同时也引起人们对朝政的普遍关注。有一次这个书记与王承祥闲聊就说,你看吧,这一年是个多事之秋,“红羊劫嘛”(按古人所说的“红羊劫”是发生在丙午、丁未之间,1976年是丙辰年,与“红羊劫”不相干)!周总理走了,接着就是朱总司令,其后就是毛主席。王承祥听了大吃一惊,问他:“你怎么知道的?”“你想啊……周没了,朱吃什么?朱没了,毛还能在吗?那会儿我们老说朱毛朱毛吗?”王说:“当时我听了,并没有在意。以为胡抡罢了。可是9月9号这天,我们一帮四类分子正在一起由民兵监督劳动。突然听大喇叭广播毛主席去世的消息。我心里一震,想起书记的话,心说‘真灵啊’。旁边跟我一起干活的是个富农分子,我就把书记这番话悄悄地跟他说了。富农正呆呆地发愣时,带队的女民兵突然大吼起来,你们两个‘四类’鬼鬼祟祟搞什么反革命串联?富农吓瘫了,二话没说就交代出来。一帮民兵马上把我俩捆了起来,看押在队部,一会儿,县公安局就来了人。”后来把粮店书记也抓了起来,文革的大风大浪都经历了,文革就要结束之时,这个书记却翻了船。粮店书记判了20年,落菜帮子15年,富农一句话没说,只是听了,也判了4年。富农送了劳改农场。粮店书记也在三中队,不过是二小队。到监狱后,他沉默寡言,没有机会听他评论一下此事和对自己下场的感受。
    
    王承祥是个社会底层的艺人。解放后,行政组织严密,他不能像其前辈艺人那样浪迹江湖、作江湖人去游走四方,生活安定而且有些保障。那时社会底层有许许多多这样的艺人,他们是传统艺人,与那些被尊称为“演员”或“艺术家”的艺人完全属于两个世界的人物。解放后要把这两种人合二为一,统称为“文艺工作者”,以便对各种艺人实施改造。在大城市的如北京、上海这种改造运行比较顺利,经过了细致而艰苦的重塑,如北京的侯宝林、刘宝瑞等,上海的袁雪芬等也走进了“革命文艺工作者”的行列。这些人不仅需要完全换上一种全新的话语,而且在思想意识上也要有所转变、以适应这个新时代。侯宝林等人可以说是这方面的典范。也有不能适应的、就早早退出文艺舞台转行干起其他营生(天桥的许多艺人转行干其它行当了,如唱西河大鼓的艺人刘田利就到澡堂子烧锅炉了)。小城镇、农村也有这类底层艺人,他们比城市的艺人文化更低、适应能力更差,地方政府也没有那么大的精力和能力改造他们,这样他们只能自生自灭(1957年整风时,田汉还为这些艺人呐喊过)。如果说这些底层艺人解放初还能短暂生存的话,文革一来,大多被扫荡以尽,集体消失,后来只有特别落后的山区(张艺谋演的电影《老井》也表现了文革中有盲艺人到村里演唱的情景)略有复活。
    
    我从王承祥的口中得知许多社会底层艺人的生活状况。因为他是艺人,进了监狱,在塑料厂停工期间,队长也让他编演节目。他自己不能编写就找我帮忙。那时只能编批判“四人帮”的。他说:“江青曾和我们一样,都是吃开口饭的。我弄不明白,她都嫁毛主席了,也不用演戏了,什么好东西没有的吃?还瞎折腾什么?”这是他对江青不满足现状“还要祸害人民”(当时批判用语)感到特别困惑的地方。他说:“我们作艺人可不容易,过年唱野台子戏,脸冻僵了,张不开嘴;指头伸出去,打不了弯儿,连拳头也攥不成。只要一下场、到后台就把手插进别人的怀里,暖和暖和。不分男的女的。后来一强调阶级斗争,我们就惨了。许多戏像《杨三姐告状》这样抓人的戏(指吸引观众)都不能演了。有一年过年演《箭杆河边》。我演二赖子(农村二流子),那天风大特冷,而戏里演的又是麦收季节,不能穿的太多。我在台上冻得直哆嗦,一下场,到后台,担任剧中妇女主任的演员正在我面前,我把冻得像红萝卜似的手就插到她怀里,不想她马上跳起来,打了我一个耳刮子,而且还边打边骂‘臭流氓’。多少年都这样,谁也没怎么着,怎么这次她就入戏了,以为她真的就是抓阶级斗争的妇女主任,我真的就是二流子呢!演完戏,我还真成了比‘臭流氓’还臭的‘坏分子’,戴上帽子回乡监督劳动。把我轰走了后,他们也没好几天,文革一来,剧团解散都回家种地了。前两年他们看我唱大鼓,混得还不错,还想跟我一起干,或再组个小班儿流动演出。我坚决不干。我对他们说,我对‘妇女主任’算是怕到底了。别再找我,再跟她一起演出,还不把我送进监狱?”我打趣他:“你没跟‘妇女主任’一块演也进监狱了。”他乐了:“这回是跟党的书记跟错了。”
    
    后来我给他写的乐亭大鼓词儿中,批江青、说到武则天。“武则天”落菜帮子知道。他说:“武则天是女人当皇帝,女人当皇帝不就是想多娶几个‘小白脸’吗?她们也像男皇帝一样有‘三宫六院’。”这就是底层社会、特别是游民对于当皇帝的理解。历史上凡是造反起事想当皇帝的,不管皇帝当得成还是当不成,“三宫六院”是他们优先考虑的一个问题。他还问我:“你说,怎么杨六郎那么英雄,到头来当了武则天的‘小白脸’呢?”他提的这个问题差点把我笑喷了。我说:“一个唐朝人,一个宋朝人,怎么能配到一起?武则天比杨延昭大三百多岁呢!”“我们唱大鼓中的武则天,她老叫‘我的六郎’。这不是杨六郎?”“那是武则天宠臣张昌宗,也行六,人们称他‘六郎’。这是与杨延昭混淆不得的,两人差着时代呢。”
    
    王承祥在一监,虽然没有像同乡老陈那样知足舒心,但感到还可以:“到这里什么都用不着操心了,冬天不冷,夏天不热,一人吃饱,一家子不饿”,“胡吃闷睡一天又一天……”他用乐亭大鼓的旋律对我唱出他在监狱的感受。 _(博讯自由发稿区发稿)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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