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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海光:不要把林彪研究搞成“翻案”文章
(博讯北京时间2013年12月29日 转载)
    
    ——共识在线第40期文字实录
    
    作者:王海光
    
       王海光教授做客共识网(蒲文昕/摄)
    王海光:不要把林彪研究搞成“翻案”文章


      嘉宾简介:王海光,1954年生,中央党校党史部教授,从事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和中共党史的教学研究。著有《旋转的历史》、《折戟沉沙温都尔汗》(林彪事件)、《从革命到改革》 等专著,撰写过若干当代史研究论文,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专题史稿》等书。
    
      主持人:徐书鸣,共识网编辑。
    
      "为林彪翻案":材料并不足以支撑结论
    
      主持人:现在有很多关于"九·一三"事件的研究,观点也各不相同,面对这些纷异的观点,王老师有何评价?
    
      王海光:林彪事件是有个发展过程的,过去,林彪事件一直被当成政治事件处理。30多年过去了,现在之所以有这么多的疑问,有三个原因:一是林彪事件的突发性。"九一三"林彪外逃的事情非常突然,朝野上下震动很大,包括毛泽东、周恩来在内,都没有想到林彪会跑。普通党员干部和老百姓就更不用说了。毛泽东发动的"文革",实际上已经宣告破产了。 为什么会突发"九·一三"事件,这里的原因很复杂,而官方的政治结论比较简单,大家都想知道更多的情况,了解真实的原因;二是林彪事件的关注性。虽然林彪事件发生几十年了,但把林彪事件当成一个学术问题来研究还是刚刚开始的事情。学术问题是可以讨论的,政治问题就不好讨论了。现在由于网络媒体的出现,使大家能够比较随意地表达自己的观点看法,因为林彪事件本身的突发性和复杂性,人们都想搞清楚到底怎么回事儿,议论很多也是可以理解的;三是林彪事件的神秘性。林彪事件虽然事发多年,但林彪事件的研究长期没有真正开展起来。和"文化大革命"其它重大问题一样,官方一直都采取"宜粗不宜细"的原则,做出了"彻底否定"的政治结论,但在细节不予深究。由于对林彪事件的研究没有深入下去,反而使人们的好奇心更加强烈,总猜想里面是否还有什么不可告人的隐情,希望了解"文革"中的中央高层政治的内幕玄机。政治问题可以"宜粗不宜细",但是对于历史问题、学术问题而言,离开了细节就无法进行研究,所以关于林彪事件的众说纷纭,观点杂乱的现象出现也是必然的。
    
      林彪事件虽然经过了这么多年,但是官方公布的材料还是比较有限的,主要就是专案组时期和"两案"审理时期公开的材料,再加上一些当事人的回忆录。特别最近几年的回忆录很热闹。这些回忆录都从他们自身的角度谈论林彪事件的,扩充了一些细节,也提供了一些与官史不同的新材料,形成了对照关系,一方面扩大了人们的视野,一方面也留下了很多的想象空间。现在的青年人,没有经历过"文革",对"文革"缺乏基本知识,对林彪事件的认识很多都是来自这些文学作品和回忆录,有很强的好奇心。在上述三种因素的影响下, "九·一三"研究的热度一直很高。
    
      说到底,人们关注林彪事件的兴趣热度所以长期以来一直持续不减,在很大程度上,这是由于我们学术研究不够深入造成的。我的看法是:现在关于林彪事件的研究,虽然很热闹,但是学术含量很低。比如说,关于林彪事件的研究,至今未有一个学术史的回顾和梳理,"九·一三"的大事记也尚未有人整理,一些有争议的问题还缺乏有学术水准的辨析论证等等。长期流传着一些似是而非的流言,说得有鼻子有眼,真正查对起来又毫无根据。我最近自己收集了一些材料,粗略地梳理了林彪事件30年来研究的过程,整理了一个"九·一三"大事记。但是,这只能是在很有限的范围中来做的,许多材料都还不够。所以,我希望更多的人从学术角度去研究林彪事件。因为林彪事件和林彪这个人,特别是"九·一三"事件的发生,对中国政治的影响非常大。在当代史上,林彪的这种多重人格的表现,很复杂,研究起来是非常有内容的。我希望更多学者能参与其中,深入研究林彪和林彪事件的问题,把其中的这些谜团都解开。
    
      主持人:近年来,社会上有一股重新解释林彪事件的热潮,比较典型的有丁凯文、王年一、舒云等人,他们都持为林彪翻案的观点,要求"重审林彪罪案",强调"九·一三"事件是被逼出来的,对此,您怎么看?
    
      王海光:他们这些为林彪翻案的观点都是很偏颇的,如说林彪是反对"文革"的,是被毛泽东、周恩来逼走的等等。林彪对于文化大革命的政治责任,每一个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人都知道,尤其是他对毛泽东个人崇拜的塑造,以及对文化大革命的支持。现在随着林彪事件的远逝,很多历史细节开始浮出水面,人们发现林彪事件是很复杂的,不是像过去的官方政治结论所说,仅仅是林彪有野心想阴谋夺权,实际情况可能要复杂得多。首先,林彪在文化大革命中是有重大政治责任的。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离不开枪杆子和笔杆子。按照林彪自己的说法,要依靠"两杆子",所谓夺取政权要靠这"两杆子",巩固政权也要靠这"两杆子"。一个是军队的枪杆子,以林彪为代表,另一个是笔杆子,以江青、张春桥等为主。他们在文革的发动过程中,是相辅相成的。这是一个事实,没有什么质疑的余地。
    
      另外,在这些"为林彪翻案"的研究者中,他们用的材料并不足以支撑他们的结论,不仅有过度阐释的嫌疑,还有不少是臆造的假材料。比如你谈的这些研究者中间,有人就和叶群家有亲戚关系,这样的"翻案"很难说是出于公心。而且有些人似乎不是在做学术,而是在搞政治。经常是,只要官方说东,他们一定要说西,一味地与官方较劲。这不是做学问的态度。从做学问的角度来讲,不管是持什么观点,都要凭史料说话。研究林彪事件也是如此。需要从史料出发,解读林彪事件的复杂性。
    
      至于王年一老师,他在文革史的研究方面,算是我的老前辈,但在研究林彪事件的时候,他是有些偏颇的,有些话讲得很满,也不注意有没有根据了。比如,他曾给舒云的《林彪事件完整调查》写过一篇序言,在其中,他提到自己在网上看到的一段历史记述,说是:早在80年代,就有中顾委常委去找邓小平,提出要给林彪平反,邓小平说:"这是要林还是要毛、要共产党的问题,没的谈"。他说,这段历史虽然是网上的传言,真实性也无法得知,但是他仍然相信这是邓小平说的,因为"口气像"。用"口气像"作为历史研究的论据,这不应是学者的做法,很不严谨。
    
      主持人:"重新解释'九·一三'事件"只是林彪事件研究的一个分支,能否就您对现有林彪研究的把握,为我们简单介绍下林彪事件的学术史?
    
      王海光:在文革史研究中,"九·一三"研究的开展算是比较早的。"九·一三"事件爆发后,从中央高层到社会底层,所有人都感到非常震惊。当时,中央成立专案组开始进行清查,收集了大量的材料。这也就是我们说的"专案组时期"。当时的清查工作是事无巨细的,顺藤摸瓜,所有的牵连到的人,都来来回回地过筛子,搞出了非常多的材料。当然,这些材料有逼供信的问题,材料相互之间也存在许多矛盾,但这是最早的一批材料,是第一手的材料,具有原初的价值。但当时毕竟是在文革的条件下,对林彪是彻底否定彻底批判的。这些关于林彪事件的清查材料,无疑是带有文革的大批判特点,包括语言在内。所以,那是虽然有很多材料,但披露出来的很少,而且主要是为了大批判,还称不上研究。
    
      文革结束后的林彪事件研究情况,我是分成为三个阶段:80年代的"决议阶段";90年代的"文学阶段";2000年以后的"口述史阶段"。
    
      80年代,在"两案"审判以后,披露了很多材料,当时的媒体报道有很多报道,出版了一些书籍。在这些报道和叙述中,林彪完全是负面的形象。主要是说林彪谋害毛泽东搞政变,是文革的罪魁祸首等等。关于历史上的事情不再提及。当时,对于林彪进行政治定性的权威文件,是1981年中共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直到现在,官方关于林彪事件的说法仍然还是按照《决议》中的论断来表述的。但是在"文革"中的一些通行的说法,在现行的官方党史版本中给去掉了。比如1970年庐山会议的问题,这是属于党内政见之争的范围,是党内斗争的性质,这与谋害毛泽东的刑事犯罪行为有着根本不同。
    
      90年代,关于林彪事件的问题,官方没有提供出更多的新材料,学界的研究大致是参照官方版本的基本结论来叙述的,比较政治化。此外,还有一些公开出版的回忆录中,也有披露了林彪事件的一些细节情况。与80年代的林彪事件研究不同,90年代唱主角的纪实文学,有很多关于林彪事件的作品。90年代是纪实文学昌盛的时期。然而,历史学界对于纪实文学的这些作家都有点头疼,也有点无奈。这些纪实文学作家往往抓住一两个情节,然后发挥作家的想象力,想象出许多栩栩如生的故事。这类文学作品虚虚实实,离历史研究差距很远。纪实文学作家的写作,都带有文学创作的特点,加入了许多想象的成分,不是严谨地按照史料说话,而是添枝加叶,羼水的东西很多,追求"新奇特",伤害了真实性。
    
      2000年以后,有很多的回忆录大量出现,形成了林彪事件研究的一个新的主要史料来源。其中不仅包括正面人物的回忆录,还有负面人物的回忆录。特别是一些受林彪事件牵连的政治人物,他们的回忆录也陆续在海外出版了。这就扩大了林彪研究的史料来源,成为林彪研究的"口述史时期"。这些口述史材料,有些情况与过去认识不同,对官方的一些政治结论提出了挑战,或者说做出了回应。对于这些人的不同说法,不能简单地说"翻案"或者"不翻案",我认为可以把它们当成历史研究的反证材料来看。这好比是在法庭审判时,原告说完话以后,也要听听被告的申述,承认哪些,不承认哪些,还有什么情况需要说明的。这样,能够丰富我们对历史的认识和看法。我们研究历史,需要运用多种史料进行互证。特别是口述史、回忆录这类的材料,是可信度是比较低的、可靠性比较差的,需要进行对证鉴别,才能作为证据使用。轻信是危险。
    
      黑匣子的对"九·一三"研究的重要性有限
    
      主持人:目前关于林彪事件的研究,公开的材料中,回忆录很多,且孤证居多,如此情况下,很多历史细节就难以考证,您认为,作为一个历史学家,应当如何在这些有限史料的基础上展开对"九·一三"事件的研究呢?
    
      王海光:官方上实际保存有很多材料,从专案组时期到"两案"时期,这些材料经历了一个核实和互证的过程。尤其是在"九一三"事件后的清查工作中,查得非常细,各有关单位都收集了许多材料。举一个例子,我有一个朋友,原来是空军第十师--运输机师--的驾驶员,他和林彪事件完全没有任何牵连。但是,林立果"小舰队"成员中,有个人曾经是我这个朋友的指导员,在他的笔记本里提到我的这个朋友,说他是可以信任的人。为此,我的朋友被隔离审查了三个多月,实际上他什么都不知道,就是因为别人笔记本上写了一句话。
    
      由此可知,林彪事件的清查可以说是事无巨细,无一遗漏。在这些材料中,大部分材料可能和林彪案件本身没什么关系,但是对于历史学者而言,它们还是非常有价值的。因为这些材料不仅仅反映了清查林彪事件的有关情况,更重要的是披露了文革中的军队内部关系,以及林家的人际关系网络,这对研究者是非常有价值的。
    
      在林彪事件的研究中,如果能够把官方档案打开,起码可以看到有三个证据链系统,彼此独立,可以形成互证。一是林彪办公室工作人员的证言证词,包括北戴河和北京毛家湾两边的工作人员,这些供词是一个独立的系统;二是林立衡在"九·一三"事件后写的关于事情发生前后经过的材料。林立衡和张清林在"九·一三"之后,就被带到了玉泉山居住,在那里,她们写了很多材料。由于写作的时间地点的关系,她们不可能与其他人互通信息,所以这也是一条独立的证据链;三是黄永胜、吴法宪、邱会作、李作鹏等人提供的材料,他们在"九·一三"不久就被隔离起来了,各自交待各自的问题,互不通气。这也是一个独立的证据材料系统。
    
      除此之外,还有一些与林彪家族有些关系的人,或者与林彪事件沾边的人,也都会有一些清查交待材料。这些材料的提供,也是在互不通气的情况下独立提供出来的,可以作为一条复线进行佐证。把这些材料重新排列,进行互证,可以为事件背景的还原提供素材。
    
      另外,如果将过去专案组搞的这些审查材料,与现在当事人的口述材料加以对证,就可以看到其中叙述的变化,可以判定真假。比如黄吴李邱等人,在专案组时期都有他们写的材料,"两案"也有申诉材料,这些材料与他们后来写的回忆录加以对比,就可以看出他们叙述发生了哪些变化,哪些说法是一贯的,哪些是后来的。这种前后对照的变化过程的梳理,对于我们了解事情真相,是非常有用的。
    
      所以说,林彪事件保存下来的材料有很多,只是大量材料没有完全公开。包括专案组的材料和"两案"材料,公开披露的只是一小部分。一旦这些材料都完全解密了,很多问题也都不言自明了。
    
      主持人:"九·一三"研究中,作为关键材料的黑匣子至今仍未收回,还存在俄罗斯。有人对此提出质疑,以沈志华和李丹慧为代表的学者,他们已经从苏联方面获取了大批材料,既然那些机密档案都能拿到,为什么不把黑匣子拿回来呢?
    
      王海光:黑匣子在"九·一三"研究中的确很重要,它是存在俄罗斯档案馆里,但它应该是保存在克格勃的档案馆,而沈志华他们也未能从这里获取过档案,而且俄罗斯方面也未必会愿意将它提供给中国学界使用。
    
      另外,黑匣子的重要性也比较有限。我曾多次采访过256专机的副驾驶康庭梓,他最近出版了《专机副驾驶亲历"九·一三"》的书。康是一位有心人,"九·一三"之后,他也收到了牵连,但他对"九·一三"的经历念念不忘,一直在收集相关的材料,要搞清楚怎么回事儿。这本书最早成稿于十几年前,但是一直没有正式出版,只以零散文章的形式发表于《中华儿女》等刊物中。如今,他将这些文章汇集成册,正式出版了,这本书对于"九·一三"的研究非常重要。毕竟一般历史学者对专机的飞行知识是非常有限的,而他对此则非常熟悉。因为康是最早一批去接受巴基斯坦教官培训的驾驶员,他对于三叉戟飞机的性能,比潘景寅还要熟悉。潘当时是专机师的领导,有些课他可能没有时间去听,是由康庭梓听完了以后,将相关要点记录在笔记本里,然后再讲给潘学习。所以康庭梓既是"九·一三"事件的当事人,又是飞机性能方面的行家,两者兼而有之,情况比较全面,所以做出来的东西是有权威性的。
    
      康庭梓在他的书中讲到过:256号专机上有两种黑匣子,一个是放在机组,用于记录飞行数据,还有一个放在机头,是语音黑匣子,能够记录整个机舱里面的对话。语音黑匣子对了解飞机上发生的情况,是一个很关键的东西。但是,当时的语音黑匣子有个缺陷,就是只能记录半个小时的语音,也就是说黑匣子中只有256号专机坠毁前半个小时的记录。当然,这半个小时也很关键,但其信息量毕竟有限,很难说能有多大作用。
    
      毛泽东"南巡"是不是阴谋?
    
      主持人:关于"九·一三"事件发生的深层原因,解释有很多,2004年,在香港出版的《重审林彪罪案》一书提到,在文革中,林彪试图抵制以江青为代表的文革集团,希望将国家的发展拉回正轨,结果触怒了毛泽东,导致了毛将林彪抛弃,而这一论点的证据支撑就是林彪与陈伯达起草的九大决议,您认为这一观点是否可信?
    
      王海光:这种观点是错误的,文革集团就不包括林彪集团吗?如果没有军队的支持,文革能搞起来吗?这是典型的为"翻案"而不顾事实的立场观点。关于林彪与陈伯达所起草的九大报告,与张春桥等人起草的九大报告,是有些观点不同的政见分歧,但这能说明林彪是反文革的吗?这是导致毛林分手的原因吗?这样的判断是没有事实证据的。
    
      关于你提到的《重审林彪罪案》这本书,我也看过,它的主编是丁凯文,作为论文集,这本书做得很不规范,里面编入了太多丁凯文本人的文章,另外就是王年一的文章也很多,完全是一家之言,一派之言。当然,这也有一个好处,就是能够比较集中地反映了主张"翻案"的派别观点。但是从说理的层次来说,它是远远不够,许多文章就是一派责问的口吻,语言风格很僵硬,口气很大,根据不足,还不会讲道理。
    
      主持人:关于给林彪"翻案",《重审》一书对毛泽东南巡事件着墨甚多,强调毛泽东的整个南巡,都是在策划阴谋,试图扳倒林彪。
    
      王海光:我不赞同"阴谋论"的提法,没有任何根据,完全是臆想。过去通行的是所谓"敲山震虎"说,也是有些问题的,当然,我也是不赞成的。所谓"敲山震虎",是说:毛泽东察觉了林彪的不轨行为,通过"南巡"来敲山震虎,震慑打击林彪。
    
      上述两种立论的观点都是说,"九·一三"是毛泽东"南巡"有意为之的结果。问题在于:林彪出走叛逃的事件发生得很突然,包括毛泽东在内,中共高层里,没人预想到会出现林彪出逃事件。这一事件出现之后,毛泽东的文革也没法再进行下去了,因为毛泽东发动文革,在党内打压了很多人,比如刘少奇、邓小平等一大批高级干部。而林彪则是在文革中走到了副统帅的地位。在当时,林彪被树立为毛泽东最好的学生和接班人,也是文革的红旗举得最高、毛泽东思想学得最好的光辉榜样。所以,毛泽东要让林彪上台,取代刘少奇,政治代价是很大的。说毛泽东的南巡,就是为了把林彪赶走,这种说法太轻率了,它对毛泽东能有什么好处呢?相反,林彪事件的发生,是对毛本人光辉形象最大的抹黑,是有非常大的负面影响。
    
      我认为,毛泽东的南巡,其主要目的是要"釜底抽薪",九大以后,军人集团在中国政治舞台上,所掌握的权力太大了,权力结构失衡。再加上九届二中全会上的先例。在会上,林彪讲了一番话,下面的叶群、吴法宪等就开始搞小动作,一哄而起,一片要揪人的声音,使得会议没办法开下去了,不得不让毛泽东出面摆平。毛肯定不会允许这种事情在九届三中全会上再出现。所以,他要南巡,给各地的军政领导人打招呼,让他们一切行动听指挥。我认为毛泽东的南巡是"釜底抽薪",怕军人集团再捣乱,事先给各地军政首脑打招呼。因此,在南巡的时候,毛泽东让大家要多唱国际歌,多唱《三大纪律 八项注意》,还讲"三要三不要",也就是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阴谋诡计;要马列主义,不要修正主义。毛强调的团结是什么?就是团结张春桥,让枪杆子团结笔杆子。从毛的政治考量来讲,并没有把林彪赶走的意思。
    
      主持人:但有人提出质疑,以往的毛泽东南巡,一般都是9月底才回京,为什么这次要早得多?并以此推断,他之所以提前回京,就是为了对付林彪。
    
      王海光:这是一个误传,制造这个传言的人我也知道,实际上这是生编出来的一个假说。
    
      经查证,毛泽东一生坐火车南巡,共七十余次,其中,9月底回来的只有两次。另外我认为,毛泽东九月十二日赶回来,也没有什么不正常。因为安排在国庆节前要召开九届三中全会,毛泽东回来以后要安排筹备全会的相关事宜,所以也没什么不妥。
    
      "九八手令"与"五七一工程纪要"的真伪
    
      主持人:"九·一三"事件的导火索是林立果刺杀毛泽东的企图败露,而内里关键的问题之一,即林彪是否参与了这场政变的谋划,核心证据就是林彪的"九八手令",一方面手令的内容指涉的确很模糊;另一方面,手令是用铅笔写的,很容易涂改,因而真假难辨,您对此的判断是什么?
    
      王海光:涂改是不可能的,没有涂改,也涂改不了。即使是用铅笔写的条子,涂改也肯定有痕迹。
    
      关于"九八手令"有两个说法:一是手令根本不是林彪写的;二是存在好几份手令,从现在的公布情况来,有可能有不止一份林彪的手令。前不久,原8341部队的副团长武健华写了一篇文章,谈及他奉令到北戴河去清理林彪的住宅时,发现了一份"九八手令"。
    
      我们应该怎么分析"九八手令"呢?它是一份还是几份?又有何意义?首先,在"两案"审判期间,公安部和总政的专家对"九八手令"做了笔迹鉴定,认定是林彪的,对于它到底是林彪写得还是叶群、林立果写的,我们姑且先存疑。即使它是林彪写的,其风格也不像是在指挥一场政变。林彪是打过大仗的人,他向下传达命令,不会表达得这么含混,使用"盼照"这种词,手令没有这么客气、含混的。军队命令,尤其是紧急命令,用语都是干脆利落清楚。
    
      其次,这个手令能有什么用?在林立果策划的政变中的确是发挥了作用的,比如林立果曾经把这份手令给周围人看过,不止给一个人看过,要他们参与政变行动,对搞政变有动员作用。另外,在周宇驰、于新野逃跑时,他们在沙河机场用手令骗走了一架直升飞机。周拿着手令对驾驶员和沙河机场负责人说,吴法宪在北京搞政变,他要赶紧到北戴河向林副主席汇报,骗走了一架直升飞机。
    
      然而,政变总得要调兵,用一个手令能调兵吗?当然不能,它只能在熟人圈中起作用。即便是作为军委主席的毛泽东,他想调兵,也得走一定的程序,需要通过总参作战部下达调遣部队的命令。调兵是一件非常关键的事情。如果随口一说,部队就可以随意调动,这个国家不就乱了吗?别说主席,过去的皇帝也都明白这个道理。大将在外,需要有兵符才能调兵,不是让人传达一个口令就行了。
    
     主持人:林立果企图刺杀毛泽东,另一个关键性的证据是所谓的"571工程纪要",这里存在一个问题,"纪要"是在空军指挥学院,被清洁工发现的,但林立果出逃之前,曾把所有的相关文件烧毁,为什么要留下来这个关键性的罪证?而且,连清洁工都能发现它,可见其收藏和保管并不严密,对此,有人推断,当前传播的"纪要"是由被逮捕的小舰队成员事后补写的。
    
      王海光:在"九·一三"之前,林立果在空军学院住的小楼是不让人随便进出的。给他们送报纸、送饭菜都是放在门口,里面的人来取。负责小楼工作的是空军学院后勤部门的干部,当时有三个人。他们不知道"九·一三"事件的发生,也不知道林彪出逃的事,但是看到放在楼外的报纸没有收,放的饭菜也没有人吃,就进去看看。进去以后,发现屋里面很凌乱,有一些东西被烧了,碗里的鱼都长了毛了。他们清理屋子时,看到两个笔记本,其中一个活页本上记录了"571工程纪要"。他们看不懂,把这两个本子收起来了。等到空军学院传达林彪叛逃的中央文件后,他们感到这个本子很重要,就把本子上交给空军学院领导了。这个记了"571工程纪要"的本子在中央下达的林彪反党集团的第二批材料中已经公布了,附有影印件,当时全国干部群众都可以看到公布的影印本。这个影印本的笔迹是于新野的。于新野本人在"九·一三"自杀了。但这个文件是一直传达到基层的,空军中不少人都熟悉于的笔记。在"两案"审理时期,查证人员再次鉴定了这个笔记的笔迹,认定就是于新野亲笔写的,不可能是别人造出来的。
    
      主持人:当时李伟信负责焚烧相关材料,却留下了"纪要"。有人认定,李伟信是毛泽东安插在林立果身边的内奸,您认为这是否是其留下"纪要"不焚毁的原因?
    
      王海光:李伟信根本不是安排在林立果身边的。有一个纪实文学作家,她是借搞林彪事件研究出名的。在她的文章里,宣称李伟信是林立果的生活秘书,这是胡扯,李伟信是上海空四军政治部文艺处的副处长,他负责给林立果进口一些电信器材,因为林立果是北大是物理系毕业的,非常喜欢一些跟无线电有关的东西,所以当时,李伟信跑到北京来的时候,是说要进口一些器材。
    
      林立果等人准备出逃的时候,李伟信也很紧张,要溜号,说他跟别人已经约好了,要在广州见面,但是林立果没让他走,一直把他拖到最后。李伟信不是林立果的生活秘书,林立果在内部曾经说他是外贸部长,这都是开玩笑的话。当晚,并没有人吩咐李伟信负责焚烧相关材料的事情,说他故意留下"纪要",这更不知道从哪里来的话。
    
      林彪是否自愿逃亡苏联?
    
      主持人:在林彪等人出逃过程中,一个很重要的当事人是负责林警卫工作的李文普,他的证词可以说是林彪出逃过程的一个孤证,对其真伪,也是众口不一,您怎么看?
    
      王海光:这个事情已经被炒很久了,李文普本人也在《中华儿女》上发过文章澄清过,后来党史专家李海文还专门登门采访过他,核对了一些情况。
    
      李文普讲述的情况,主要有两点:一是林彪在车上问林立果,"到伊尔库兹克有多远"。二是他挨的那一枪,是怎么打的。因为当时在现场的人,除了李文普之外,都死了。有些人提出质疑说:林彪是不会问伊尔库茨克的话,李文普挨的这一枪是自伤。意思是李文普说了假话,撒了谎。这些说法流传很广。
    
      我认为李文普在文章中讲述的事情是很靠谱。首先,李文普挨的这一枪是不是自伤,他自己打的自己?从李文普的叙述来看,林彪坐的汽车驶过8341部队二大队门口处时,二大队的大队长和中队长带人曾经阻拦过,但是没有拦住。林彪的汽车冲破了他们的阻拦,又跑了大概五六十米,这时候,李文普觉得情况不对,下令停车。车停下来以后,叶群在车里责问:"李文普,你要干什么?" 李文普反问:"你们要到哪里去?当叛徒我不干"!然后他起身回转,朝车后方的二大队大队部方向,对后面追上来的警卫部队喊"来人"。这个时候,车内向他开了一枪。他面向车后方向进行喊话的动作,是符合他挨这一枪的弹道角度的。
    
      如果说李文普的这一枪是自伤,又有什么意义呢?作为一个老警卫干部,他理应知道,放弃护卫林副统帅职责,这个责任有多大,这是要被杀头的。假如林彪汽车只是在外面转了一圈又回来,李文普不是死罪吗?假如256号飞机在山海关机场被扣住了,林彪被"解救"了出来,李文普提前跳下车,放弃了警卫职责,这个擅离职守的责任,也还是死罪。
    
      从另个方面讲,即使李文普是自己打自己一枪,那也只能说明,他一定知道林彪一行不会再回来了,他才敢跳车,放弃自己警卫干部的值守职责。这就是说,在车上发生的事情一定很严重,要不然他也不会跳车。所以,李文普的自伤与否,并不影响我们对于林彪要叛逃国外的基本判断。
    
      主持人:您也提到,李文普证词中另一个被人质疑的是,他说林彪在车上曾说了一句"到伊尔库兹克有多远",毕竟林彪在东北打仗,打了很多年,怎么可能不知道去伊尔库兹克有多远?
    
      王海光:林彪是第一次坐三叉戟飞机,并不了解三叉戟飞机的性能,三叉戟到伊尔库茨克,需要飞行多长时间,他能知道吗?所以,我认为,林彪"到伊尔库兹克有多远"的问句,实际的意思是"到伊尔库兹克要飞多长时间"。林立果的答话,"不远,很快就到"。说的也是时间问题。
    
      主持人:李文普证词的真假,主要是林彪那句"到伊尔库茨克有多远",之所以引起争议,主要是因为有很多人以林立衡的回忆为依据,认为林彪出逃的行动是被胁迫的,对此您有何判断?
    
      王海光:我认为林彪是自己主动出走的,因为有很多目击证人,比如服务他的两个内勤,他们负责伺候林彪的起居。根据两个内勤的回忆,林彪准备出走的时候,没有戴帽子,他还问内勤说:东西是否已经装上了车?内勤回答还没有,林彪也没有答话就走了,看起来很高兴的样子。内勤证明,林彪是自己走上汽车的。
    
      在山海关机场林彪一行上飞机的时候,在场的有许多人,大家都看到了,林彪是顺着飞机驾驶舱的工作梯,自己爬上飞机的。这也说明林彪不是被胁迫的。
    
      主持人:还有一种观点认为,林彪的确打算出走,但他不知道是要去苏联,这一说法是否可信?
    
      王海光:我们现在很难断定林彪在事发时的心理状态,毕竟当事人都死了,死无对证。林立衡于9月7日到达北戴河,他到了北戴河以后,林立果就跟他说,他们要走,准备去广州,不行就去香港,还说也有打算去苏联。林立果说的这个话,是不是林彪知道?这个说不准。此外,当时,叶群频频到林彪那里去,她讲过些什么,我们也不知道,特别9月12日那天,叶群、林立果频繁到林彪那里去谈话,谈的内容不得而知,所以不好下结论。
    
      但是从飞行的情况来看,认为林彪不知道要往哪里飞,就我个人判断,很难下这种定断,我个人认为,林彪还是知情的。
    
      主持人:您的意思是,他一直知道飞机是往北飞的?
    
      王海光:他知道这个情况可能比较晚,因为据北戴河的工作人员回忆,包括他的秘书,这一段时间里,林彪在北戴河没有什么太反常的表现。所以即使他知道自己要逃亡苏联,也就是9月12日晚上的事情。当然,这只能是我的一个猜测,因为没有相关材料证明他当时的心理状态。
    
      主持人:有研究者认为,林彪不可能主动出逃苏联,因为他是个民族情结很重的人,要逃也是逃亡广州,那边毕竟还是林彪可以依靠的军队力量。
    
      王海光:那不可能,解放军首先是听毛的,林彪即使到了广州,也很难在广州有什么作为。实际上,广州军区根本不知道林彪要跑到广州的事情。如果林想保全自己,特别是在林立果做出来谋杀毛的举动之后,为了保全他们一家,他只能是往外跑。
    
      主持人:对于林彪出逃苏联是被迫的,有人提出,当时飞往苏联的256号专机在苏联边境折回,就是因为林彪发现自己是在去往苏联的飞机上,要求折回中国。毕竟,如果是因为油料不足,256号飞机完全可以一鼓作气飞到苏联寻求能源补充,没必要去基础设施条件很差的外蒙古。
    
      王海光:你刚才提出的这种看法,网上流传有很多,我也注意到了。其实这是编电影,林彪、叶群、林立果都死了,随行的人都死了,怎么可能有人知道他在飞机上做过什么?是托梦吗?
    
      对于256号专机的飞行状况,我们要掌握一些基本数据,即它有没有可能飞到苏联边界以后,再折回来?所谓256号专机飞到苏联边界后,又折回来的说法,最先是去调查林彪坠机事件的克格勃工作人员(原克格勃将军)说的。扎格沃兹丁接到任务之后,曾和托米林(苏联军队的病理学家)一起去坠机现场调查过。所以,人们比较相信他说的话。
    
      然而,从几个基本数据来看,扎格沃兹丁的说法是很有问题的。温都尔汗的坠机现场和山海关机场的直线距离是1096公里,从飞机飞出414号国界线到温都尔汗坠机现场,其直线距离是370公里。256号三叉戟强行起飞时间是0点32分,越过边境线的时间是1点55分,坠机时间是2点27分。
    
      关于坠机的时间,除了2点27分还有几种说法,传统的观点是2点30分。但是克格勃的一篇报告,我看过那篇报告,它讲的是2点25分。而蒙古的一个历史学家,他曾经写过一本关于林彪事件的书,其中提到,蒙方在坠机现场收集了几块表,其中一块上海表,它停的时间是2点27分,另一块好手表还是照样走。很可能是这块上海表在飞机坠毁的时候,发生激烈碰撞,导致它停了,定格在2点27分。即2点27分的时候是飞机的坠毁时间。
    
      我们可以算一下,256号飞机的整个航程是115分钟,直线飞行距离是1096公里。飞行期间,256号飞机在山海关机场起飞以后,在调头往北飞的过程中,本来2分钟就能够做到的转弯动作,它用了将近20分钟时间,这说明驾驶员也可能不知道飞机是飞往苏联。还有,飞机到了降落地后,肯定要盘旋一段时间,以寻找适合迫降的降落地点。所以256号专机在空中飞行的距离,肯定是要大于其直线飞行距离的,可能是1200公里。再看看飞机的油量,飞机从山海关机场起飞的时候,它携带油量是12.5吨,飞机是在3000米左右的中低空飞行,每小时的耗油量为5吨,飞行速度有多种说法,有的说是500多公里,蒙方在坠机现场的考察报告中,说是670公里。我个人认为,应该是600公里左右。这样,飞机到温都尔汗的时候,需要耗时近两个小时,一个小时5吨耗油量,全程耗油约10吨,12.5吨减去10吨,剩2.5吨油。从油量上来看,与飞机飞到温都尔汗的时间距离是吻合的。
    
      然而,从温都尔汗的坠机地点到苏联赤塔边境线的距离大约是200公里,来回是400公里。所以,无论从时间上算,还是从油量上算,都不支持这趟边境游的飞行。所以256号专机曾飞达苏蒙边境的说法是不能成立的。
    
      扎格沃兹丁在凤凰卫视上还说,这架飞机原来是想往台湾飞,然后又调头北飞,这就更不合理了。果真如此的话,256号飞机的飞行性能就太高了,穿梭南北,简直是宇宙飞船的速度了,那是不可能的。所以对于这些当事人的说法,我们也要进行仔细的考辩,不能轻信。
    
      256号专机坠毁的谜团
    
      主持人:256号三叉戟飞机的坠毁,也一直备受争论,有研究者认为是驾驶员操作不当所致,也有人主张是油料不够,甚至有论调,认为它是被击毁的,你认为哪一种观点比较可信?
    
      王海光:我认为官方勘察的结果比较可信,首先,如果256号飞机在中国境内被击伤,它不可能越境再飞370多公里;其次,苏蒙方面的军队也不可能击伤飞机,因为他们当时也都没反应过来。当时据中国技侦部队上报的消息,在256号专机北飞越境进入蒙古国时,蒙方军队根本没来得及反应。苏蒙方面也是如此,90年代曾有中国记者访问温都尔汗飞机失事地点的居民。当地人说:在飞机坠毁以后的第二天早上,他们向肯特省的相关部门汇报的时候,电话没有打通。这说明蒙古方面也不确切地知道飞机坠毁的消息,直到有人打电话汇报,他们才知道这一情况。也就是在林彪座机坠毁的当天上午或者中午,蒙古政府才得到确切消息。
    
      从勘察的情况来看,网上都有飞机坠毁时,它燃烧的卫星云图的照片,面积很小,燃烧的轨迹长度只有300米,燃烧区域是600平米。在北边的燃烧口径比较小,是50米,南边的燃烧口径比较大,是200米。如果飞机在空中解体,它的残骸的散布面肯定要比这个大得多。
    
      所以无论是中方的人员,蒙方的人员,还是苏方的人员,他们都认为飞机是在自行降落中坠毁的,苏蒙方面也都有这方面的报告。
    
      主持人:但是彼得·汉纳姆在温都尔汗,采访当地人的时候,有目击者称,看到飞机坠毁之前,尾翼已经开始燃烧,所以在其降落之前,林彪座机就应该已经出问题了。
    
      王海光:对于这一观点,我认为康庭梓的说法比较有道理,因为他对三叉戟的情况非常熟悉,即飞机的尾灯很亮,当地居民很可能把它当成火了。70年代蒙古大草原上生活的牧民,没有见过飞机降落的事,分不清光和火,这也很正常。我认为康庭梓讲的很有道理,判断是正确的。如果一个高速飞行的飞机着火了,它在空中表现出来的痕迹,不会是看到尾翼上着火,而是看到在夜空中划过的一条大火龙。
    
      主持人:对256三叉戟飞机的驾驶员潘景寅,大家也是评价不一,一个争论的要点就是他到底是林彪出逃事件的同谋,还是被迫上机的受害者?
    
      王海光:潘景寅在"九·一三"事件刚结束的时候,是被定为"林彪死党"的。情况是这样的:9月12日的晚上10时以后,林豆豆报告北戴河的8341部队,说叶群、林立果要绑架林彪,已经把一架飞机调到了山海关机场。周恩来很重视,立刻让人查,并要求空军司令吴法宪把飞机调回来。在吴法宪下令要调飞机回来时,负责专机管理的副参谋长胡萍,在中间做了小动作,谎称三叉戟飞机刚刚改装好,飞行过程中,发动机有点问题。胡萍打电话跟潘景寅说,让潘在上面查问时,也报告说三叉戟飞机有故障,飞不回来。这样潘景寅和胡平的口径就对上了。
    
      所以,吴法宪让飞机飞回来的时候,潘景寅就没听吴法宪的,回答说飞机没法飞行。后来,吴法宪给他打过几次电话,说飞机不能动,谁都不能乘飞机走。潘景寅也答应了。可是,最后潘景寅他自己开着飞机走了,还有意识地没有叫醒其他的机组成员,只叫了三个机械师。因为他们拿着飞机的钥匙,没有他们打开不了飞机舱门。
    
      潘之所以敢于不听吴法宪的话,在康庭梓书中也做了解释。因为在九届二中全会以后,在空军中间,林立果等人对外宣传,说吴法宪是反对毛主席、林副主席的,有股反吴法宪的风,私下的小道消息很多。给潘景寅造成了一种错觉,这种错觉使他最后敢于不听吴法宪的命令。周宇驰骗走直升飞机的时候,也给相关人员说,吴法宪要搞政变,这样才骗走了直升飞机。
    
      256号飞机毕竟是一号专机,正常地执行任务时,都是很,特别是林副统帅出行,迎来送往,那是一个很隆重的场面。实际情况却是,机组人员、副驾驶、领航员,两个副驾驶都没有上机,这很令人怀疑。
    
      所以在 "两案"开审期间,潘景寅被当成林彪的同党。康庭梓的说法比较有道理,他说潘景寅可能知道飞机是飞往广州,但是不知道它要飞苏联。因此,在飞机升空之后,其机的飞行路线显得很游移,先是往北京方向飞,后来又转头,往北飞。这个转的过程,康庭梓说,本来只需要2分钟就能完成的动作,他花费了近20分钟。这说明潘景寅不知道飞机是飞往苏联,还是认为它是向北京方向飞。
    
      在"九·一三"研究中,潘景寅的态度很难说清楚。但在诸多说法中间,我个人比较倾向于康庭梓的说法。
    
      "九·一三"事件中的毛泽东与周恩来
    
      主持人:在林彪出逃之前,林立衡一直在向周恩来汇报林彪家族的情况,这里,有两个疑点:第一,林立果是7日回到北戴河,一直到13日凌晨飞机出逃,中间隔的时间很长,为什么林立衡没有及时向周恩来汇报情况;第二,12日晚上 10点多,周恩来已经接到林立衡的报告,说林彪可能要出逃,一直到9月13日凌晨一点左右,林彪出逃,为什么周恩来没有及时采取措施。
    
      王海光:林立衡7日到了北戴河以后,林立果立刻告诉了林立衡,说他们准备逃跑,要她一起走。8日晚上,林立果回北京了。在这段时间里,林立衡是有机会告诉林彪,林立果跟她说了什么,但她为什么不去说?有研究者认为,很可能是林豆豆知道林彪的态度,但她不敢说。
    
      但是,无论如何,她没给林彪讲这件事,这是一个事实。直到9月12日晚上9点多,林立果从北京回来之后,她听到内勤服务员说,林彪、叶群等人在讨论逃跑的事,这时她才报告警卫林彪的8341部队。这时已经是当天晚上10点30分左右,林副统帅要逃跑,这是天大的事,接到报告的北戴河的8341部队二大队大队长也不敢作主,就把8341部队的一个副团长找来,让他也听,同时把这个消息向8341部队领导报告。用电话报告北京,告诉团长张耀祠这里发生了什么情况。张耀祠接着又报告给汪东兴,汪随后报告给了周恩来。
    
      据黄永胜的儿子黄春光在《炎黄春秋》发表的文章说,周恩来听到消息后的第一反应是问黄永胜,林豆豆是不是又跟叶群闹别扭了?谁也不敢相信,老婆儿子要绑架老子外逃,这个事情实在太离奇了。林立衡晚上10点半去报告的,飞机是0点32分坠毁,中间只有两个小时的时间。在这段时间里,他们要弄清事情真假,做出判断来,再采取适当的措施,这是很不容易的。万一事情出了岔子,报告不实,林立衡没事,她是自己家的事情,家务事闹纠纷,别人可是担不起这个失误责任的。特别是周恩来,因为如果处理不当,会直接影响到中央高层的关系。毕竟,林彪是副统帅,是周恩来的领导,周恩来是要执行毛泽东和林副统帅的命令,这个关系不能颠倒,所以在处理出逃的事情中间,他不得不慎之又慎。
    
      当时,周恩来采取的方法,一是让北戴河的警卫部队密切注意林彪一家的动态,及时向中央汇报。二是采取了封锁飞机的做法,通过空军吴法宪这条线,要把256号专机控制住,不让它起飞。另外,因为山海关机场是海军防空兵的机场,周又通过海军的政委李作鹏,给机场打电话,让机场控制256号专机。最后的结果,是两条线都没有控制住,应该说,这是一个很意外的偶然情况。
    
      从根上讲,因为这是林副主席的专机,林副主席要出行,不敢拦的。要是别人,100个也能控制住了。但林副主席要走,要用飞机,谁敢动?8341部队在林彪出逃事件上,要做出判断,又要采取行动,时间很紧促,即使处理得有些手忙脚乱,也应属正常。毕竟这个事情太大了,太不可思议了。而且我认为,处理也没什么大错。
    
      主持人:在林彪事件中,毛泽东和周恩来是两个很关键的人物,在整个事件过程中,他们各自扮演了怎样的角色?
    
      王海光:如果你问的林彪与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关系问题,可以说,毛林关系的激变,是在九届二中全会以后的事情。九届二中全会以后,毛泽东也的确要调整军队在中国政治舞台上,势力过强的情况。林彪则显得比较消极,也比较紧张。《炎黄春秋》曾经发过一篇文章,说林彪曾经写过一个东西,提出了"三不一要",中心思想是要求对政治局委员和大军区正职一级的干部,不能随意地逮捕,以保持高层政治的稳定性。但是,这个东西最后没有上报,他自己给压住了。但这反映出了林彪在九届二中全会以后的心态,担心毛可能要整到军队干部头上,所以他要稳定一下军心,提出了"三不一要",不对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一级的干部随意的逮捕。因为在文革前期的动乱期间,对党的高级干部随便的批斗、拘禁,这种情况太多了。所以,这段时间,林彪表现得比较消极,和过去积极配合毛的状态形成了截然的对比,甚至毛泽东想让林彪接见外宾,他也不愿意出面。接见阿尔巴尼亚的国防部长,林彪也不愿意,表现得很勉强。可以看出来,在九届二中全会之后,毛和林的裂痕越来越大。
    
      同一时期的周恩来,我们还看不出他对林彪有什么不满。从黄永胜等人的回忆录上看,周恩来政治上非常老道,一直做协调工作,想弥合中央高层这种裂痕。
    
      林彪的研究, 不能泛政治化,不要搞成"翻案"文章,要从史料出发,以事实为根据。
    
      主持人:对于"九·一三"事件的评价,另一个争议点是对他的审判,文革期间,他的罪名是"反党叛国", "两案"期间则被定义为"反革命集团"。这种提法的变化,是否与当时的时代背景有关?
    
      王海光:当然有关系。文革中批判林彪反党集团,是把九届二中全会上林彪的言论也被算在其罪名里的。到"两案"审判的时候,就没有再提九届二中全会的事。因为当时认为,九届二中全会是党内的政见分歧,它和谋杀毛泽东、搞政变,是两个性质的问题。所以在"两案"审判中间就没有这么提。
    
      主持人:前后两次审判,您认为有哪些具体的变化?又有什么值得点评的地方?
    
      王海光:"两案"审判摆脱了过去党内斗争的模式,因为在过去按照党内路线斗争的模式,打倒彭德怀、刘少奇等,都没有走法律程序。"两案"时期,林彪案的审判进入到法律程序,有些属于党内斗争的事没往上搬,只有牵扯刑事方面的事才会被提出。这应该说是一个进步。
    
      当然,考虑当时的环境,这一进步也是比较有限的。这个有限性在什么地方呢?即"两案"审判是"审罪不审错",它只关注林彪搞武装政变这个罪。至于党内斗争的不同意见,涉及到毛泽东、周恩来的事情,那是错误,这些错误是不会被提到法庭的。就是说"两案"审判还是一次政治性很强的审判。很大程度上,"两案"是为了否定文革,要为文革的罪错找出一个说法来,从而把文革的这一页揭过去,然后才好贯彻改革开放的路线。
    
      所以在"两案"审判和专案组时期,对于林彪罪行的认定,有了很大的变化。如果我们能够对照一下关于林彪反党集团的三批材料和"两案"审判的材料,可能发现,在过去认定是罪状的东西,在"两案"审判中被取消了,比如林彪的"一号命令",林彪、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的结盟等问题,有20个问题在审判书中都去掉了。也有三个新的问题:一是林立果以调研小组为基础组成的联合舰队;二是林立果在9月7日下达了一级战备的命令;三是周恩来指示,四个人一起下命令,256号专机才能起飞。
    
      主持人:您怎么评价现有党史对于林彪事件的研究?
    
      王海光:最新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史》第二卷,还有解放军军史,在林彪问题上还是有些新的提法,更加中性化了,过去有些传统提法也已经不再用了。
    
      比如一号命令,在过去的许多书中,是把一号命令和疏散老干部放在一起。很多回忆录也这么说,实际上,根本不是一回事。疏散老干部是中央为了防止苏联突然袭击采取的一个措施,跟林彪没有关系,与一号命令也没有关系。这些东西在早已做出了澄清,官方主流叙述也不再这么提了。
    
      主持人:关于林彪参与政变,这一罪名的认定,实际上没有很明确的证据证明,这是否意味着,林彪罪案可能会有重新翻案的一天?
    
      王海光:我不太喜欢谈论什么"翻案"的问题,这还是两条路线斗争的政治思维。对于林彪的研究,绝不是翻案的问题。我刚才讲了,翻案是搞政治,我们不是搞政治的,是做学术研究,我认为,不要把林彪问题搞成一个"翻案"的问题。我们更多地是从一个历史学者的角度,来还原这个事件的本来面目。因为"翻案"或者"不翻案",这不是我们学者应该关心的事情,它是政治领导人的事情。从政治领导人的角度讲,为什么要给林彪翻案?要翻什么案?如果给林彪翻案了,那文化大革命的历史该怎么表达?林彪冤、四人帮也冤,你有明确的证据证明四人帮要篡党夺权吗?那文革是不是要重新肯定?要知道,林彪毕竟是"文革"司令部的副统帅,与苏联的托洛茨基案、布哈拉案是完全不一样的。我想,不仅本届领导人不会翻案,下一届领导人也不会做,以后的领导人更不会做。再进一步讲,给林彪翻案有什么现实意义,能够促进中国的民主化吗?林彪在鼓吹毛泽东个人崇拜的作用,在支持文化大革命中的历史责任,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你们这些年轻人可能不清楚,所以会对"翻案"的事情格外感兴趣。研究者不会去纠缠这个没有什么价值的问题。所以,我们还是从历史学的角度,把历史事实搞清楚,不要牵扯到所谓的"翻案"问题上去,那不是历史学家应该做的事情。
    
      我的态度是,研究林彪事件,首先是把具体事实搞清楚。林彪在文革期间的具体干了哪些事情,哪些是主动的,哪些是被动的,整了哪些人,说了哪些话,起了什么作用,这些事情你闹清楚了没有?林彪叛逃事件如何发生的,关于出逃情况的细节,你是否搞清楚了?在这些事情都搞明白之后,再谈林彪、毛泽东对文化大革命应负的责任,再深入到从体制上、文化上探讨林彪事件发生的深层次原因问题。至于说"林彪反毛泽东"的问题,我看不出来。正如刚才谈到的"571"工程纪要的问题,有的人把它当成是林彪反对毛泽东左倾路线的一个证明,说林彪是正确的,这完全是凭空想象的,就是与官方拧着劲来,是在做政治文章。从政治上讲,"571"搞的是民主政治吗?能够肯定吗?从历史研究上讲,没有证据证明林彪知道"571"的内容。实际上,林立果、叶群他们搞的一些小动作,林彪未必都知道。所以不能凭空地讲"林彪反对毛主席",这是没有根据的。拿黄吴李邱这些人来讲,他们也不是反对毛泽东的。社会上那些"林反毛"、"林是反文革"的言论,是非常荒唐的。
    
      "九·一三"事件的影响:否定文革,推动改革的起点
    
      主持人:您怎么看待"九·一三"事件对中国高层政治走向的影响?
    
      王海光:"九·一三"对中国的影响是非常大的,不仅是对高层的影响,而是对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影响,都是巨大的。党内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由来已久,在建国后是越来越严重,特别是在林彪等人的竭力鼓吹下,到文革时期,达到了顶峰。被笼罩在个人崇拜气氛下的芸芸众生,广大干部群众,对文革的一些错误做法可能有不满,但是不可能动摇对毛泽东的领袖崇拜。
    
      "九·一三"林彪叛逃事件的突然发生,给中国带来的是一场巨大的政治地震,强烈地冲击了人们长期对毛崇拜的心理。林彪是毛泽东最信任的人,被称为学习毛泽东思想学得最好举得最高的好学生,还被毛泽东定为接班人,写入了九大党章。而今,林彪在突然之间变成了反毛的元凶,居然要搞政变,居然要谋害毛泽东,这使毛泽东颜面大失,从根本上颠覆了英明伟大的形象。从此,毛泽东的那些文革理论不能自圆其说了,文革实际上破产了。
    
      所以,文革中对林彪的批判,在某种程度讲,批得越狠,对毛泽东领袖形象起的负面作用越大。尽管你可以说,林彪是野心家,是反革命两面派,但毕竟,林彪是毛亲自树立起来的接班人,为了树立林彪,还整了一大批高级干部,最后还是看走眼了,这对人的思想冲击和心灵冲击是非常大的。可以说,"九·一三"事件的发生,使毛泽东的文革没有办法再搞下去。毛泽东也意识到,这是很难给历史交待的事情。所以,毛泽东在很多场合中,也做了一些自我批评,说某件事情是林彪搞的,他不知道,上了林彪的当等等。但是,这也是很难服人的。既然毛泽东本人也会受蒙蔽,也会犯错误,那说明他并没有宣传的那么英明伟大。人们不再相信过去那套制造个人迷信的宣传,开始怀疑文革的必要性,开始走向独立思考,开始反思毛泽东的错误。由此,中国就开始走向了一个否定文革、推动改革的路线。从长远的角度说,"九·一三"事件的突发,强烈地冲击了每个人,使大家开始摆脱了思想牢笼。这就为以后结束文革,以及为日后的改革开放,打下了最初的思想根基。
    
      主持人:为什么在林彪事件以后,中国的政治路线没有得到及时的更正,反而又掀起了一波"批林批孔"的浪潮?
    
      王海光:因为毛泽东要重新解释文化大革命的正确性。他不能够停止文化大革命,不能说这场运动搞错了,所以他要发动批林批孔运动,以维护文化大革命的正确性。
    
      林彪事件后,毛泽东在具体政策上做了很多的调整,包括解放老干部,落实政策等等。但是文化大革命本身,还是不能否定的。这就是毛晚年的一个矛盾纠结之处。实际上,在林彪事件爆发以后,文革就成了毛的陷阱,一方面还是说搞文化大革命是必要的,另一方面文化大革命实际上已经站不住脚了,这是两难处境,就显得非常尴尬。
    
      主持人:林彪的倒台,是否也意味着制约江青"笔杆子"的"枪杆子"没了,这对毛泽东驾驭党内权力是否有不利的影响?
    
      王海光:江青集团对毛泽东没有权力失控的危险。一般来讲,作为最高领导人,需要平衡各种政治力量。林彪出事以后,在文革后期,党内有两种政治力量,一个是周恩来、邓小平为代表的老干部,一个是江青、张春桥为代表的文革派。毛泽东在两派搞平衡,左右摇摆,一会儿支持邓小平的整顿,邓小平的整顿搞到否定文革了,他又不满意,又批邓小平的"右倾翻案风"。可以看出,在毛泽东晚年,实际上已经难以摆平政治格局中的各种力量了。在文革后期,反文革的力量越来越强,已经形成了很大的气候。反文革的情绪蔓延开来,不仅是在高层、中层,甚至包括普通百姓。这种反文革的社会心态,在社会上形成了一种共识,大家都认为文化大革命不能再搞下去了。
    
      主持人:有一种说法,主张"九·一三"事件后,文革之所以没能持续下去,一个原因是军队的实权落到的叶剑英这股反文革力量的人手里。
    
      王海光:文革后期,军队中间是有过调整,主要集中在两方面:一是取消了军委办事处,重新成立了军委办公会议,作为主持军队工作的日常班子。这时的军队工作,是由叶剑英主持的。叶在文革后期的军队工作中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毛泽东还用了陈锡联、李德生。另外,林彪事件后,毛泽东要扭转军队尾大不掉的局面,在国家的政治格局中,军队的势力在下降。二是毛泽东调动了八大军区司令员的位置,这是为了避免他们坐大一方。也是因为文革前期的许多事情都是他们主持下办的,如果他们不走,这些落实政策的事情是很难搞下去的。最后,以叶剑英为代表的军队力量,在结束文革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这也是文革以来,军队干部和江青集团长期矛盾的结果。
    
      主持人:是否意味着,叶剑英等人反对文革,更多是出于派系斗争的考虑,而非价值观的促使?
    
      王海光:不能这么理解,从派系斗争的角度解读历史,过于简单了,实际上也不是。结束文革,是民心所向,众望所归。经过多年反复折腾,大家对运动都非常厌烦,所有人都被搞得疲惫不堪了,都希望早点结束动乱,结束文革,集中精力去发展经济,实现现代化。多年的政治运动,已经把他们都极力想走出文革,这是全党、全军、全民的想法。
    
      所以,在文革末期,文革派在中央很受孤立,在社会中间,流传着很多政治谣言,抨击文革派,抨击江青,甚至有些还或直接或间接地说到了毛泽东。这说明,文革末期,虽然文革的名义和形式还在,但是实际上,在人民心目中,它已经是破产了。
    
      主持人:现有的研究多关注"九·一三"事件的国内影响,它对于中国的外交关系,是否有影响?
    
      王海光:调整中国在国际上的被动局面,在九大以后,就已经开始了,随着中苏关系的恶化,尤其是中苏边境的两次战争,中国外交的主场开始从社会主义阵营转向西方国家。 "九·一三"事件之前,中美已经开始来往,美国和中国也已经多次联系。改换中国在国际社会上"一边倒"的定位,打开通往西方的大门,这是既定的方针。"九·一三"之后,中美关系缓和的步伐加快了,但是它还是既定方针。
    
      主持人:最后,请王老师简单总结下,您所认识的林彪是怎样的一个形象?
    
      王海光:评价林彪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今天我们主要是讲"九·一三"事件的问题。但也可以看出,林彪这个人是多面的,非常复杂的。一方面,从他私下的言论和文字中可以看出来,他对毛的很多政策的确有所不满,但他的公开表现又是对毛亦步亦趋。这种双重人格的政治现象,本身也非常值得研究。另外,林彪当上"接班人"的背景,也是很复杂的。在八届十一中全会,毛泽东与刘少奇发生激烈冲突,为了打倒刘少奇,毛泽东紧急从大连招来了林彪,临时决定让林彪当接班人。这种体制的变化,也是非常有意思的问题。可以说,这个文革中的毛林体制,在制度构架上是很不成熟的,弊端很大。
    
      从林彪事件的种种表现,包括像林彪家中的复杂的家庭关系,可以对我们解读当时的高层政治生态,解读文化大革命有所助益。但是,我们做林彪问题的研究工作,决不能简单化。那种政治口号式的"喊对"或者"喊错",都是太简单了。我们应更多地专注于相关史料的挖掘,做到言之有据,言之有理,把整个事件的复杂性充分地展示出来。这样才能够真正地去解读林彪事件,真正地去解读林彪这个历史人物。
    
      主持人:按照惯例,请王老师给共识网说两句寄语。
    
      王海光:希望你们共识传媒越办越好,成为人们表达意见,建立共识的一个平台。
    
      主持人:谢谢王老师!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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