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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绥土改清算混入革命队伍的地主 怎样惩办都行
(博讯北京时间2013年12月23日 转载)
    来源:《南方都市报》
    
     作者:智效民

    原题:《晋绥土改始末(上)》
    
    土地问题是关乎国计民生的大事。发生在1949年前后的土改运动,本来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的,但由于指导思想的错误,致使这个运动偏离正确轨道,演变成一场与“整风”相结合的运动。
    
    值得一提的是,晋绥土改结束以后,随着大批晋绥干部的南下,这种土改模式被复制到四川、两湖、两广和云贵等地。由于时过境迁,土改运动的真相早已鲜为人知了。因此,介绍一下刘少奇与晋绥地区的土改运动,对于了解我们自己的前世今生,颇有必要。
    
    “晋绥”本来是山西与绥远(今内蒙古中部)两省的合称。抗日战争开始后,贺龙率120师抵达晋西北和内蒙古一带,建立了“晋绥革命根据地”。因此,“晋绥”与“晋绥干部”,又有了特定的含义。1947年4月,刘少奇率中央工作委员会(简称“中央工委”)东渡黄河前往河北,在路过位于山西兴县蔡家崖的贺龙司令部时,遇上了心仪已久的王光美。
    
    据王光美晚年回忆,她和刘少奇是在延安杨家岭为毛泽东举办的舞会上认识的。随后刘不仅约她单独谈话,还为她写过情诗。当时年过半百的刘少奇与妻子王前还未离婚,因此王光美没有回应。
    
    离开兴县后,刘少奇经静乐、宁武、崞县(今山西原平),进入晋察冀边区。他给晋绥边区领导人贺龙、李井泉、张稼夫写了一封措词严厉的信,全面否定了晋绥的土改工作。信中说:“干部不信任群众,违反群众路线,不尊重与倾听群众的意见,不根据群众的自觉与主动去指导群众运动,是你们这里许多群众运动失败的原因。此外,在各种组织中与地主妥协的倾向,某些分子或明或暗地有意地阻碍与破坏群众运动与土地改革的现象,也很严重……”(《晋绥边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农业编,第360-365页)
    
    随后,刘少奇一行越过五台山进入河北,到达位于阜平(今平山)县境内的中共晋察冀中央局所在地。
    
    刘少奇召开全国土地会议
    
    经过数十天休整,刘少奇于7月17日在阜平西柏坡附近山沟的一片空地上,主持召开了全国土地会议。
    
    三天后,刘少奇与晋冀鲁豫代表团座谈时,表示他对原有的干部队伍非常失望。他提出要把土改运动与党内整风结合起来,要“号召人民起来罢免不听从群众的干部,把自己的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同一天,毛泽东对刘少奇的那封信做了批示。毛说:
    
    少奇同志这封信写得很长很必要。少奇同志在这封信里所指出的问题,不仅是一个解放区存在着,而且是在一切解放区在不同程度上存在着。他所指示的原则是在一切解放区都适用的。因此,应将这封信发到一切地方去,希望各地领导机关将这封信印发给党政军一切干部,并指示他们研究这一封信,用来检查自己领导下的一切群众工作,纠正错误,发扬成绩,彻底解决土地问题,改造一切脱离群众的组织,支持人民战争一直到胜利。(同上,第366页)
    
    在不到200字的批示中,毛泽东用了六个“一切”。这不仅表达了他对刘少奇的肯定和支持,也透露了他对各级干部的不满,从而预示了党内整风的必要。
    
    7月27日,中共中央根据毛泽东指示致电刘少奇,同意将土改与整党结合起来。有了这个尚方宝剑,刘少奇便首先向晋察冀边区开刀。三天后,他在座谈中批评晋察冀边区之所以在土改中犯了“右”的错误,在复查中又犯了“左”的错误,“最基本的原因是党内不纯”之故。
    
    所谓“党内不纯”,是指党内混进来许多出身于地主、富农的干部。他表示:“要是政府机关中地主、富农出身的干部占大多数,乡村干部中地主、富农成分占优势,土地改革就一定搞不好。过去领导上的错误就在于没有发现这个问题。对此,除搞通思想外,组织上也需要采取一些办法作为保证,有些袒护地主、富农,侵犯群众利益的干部要撤职、调离、进党校整风、甚至开除党籍,并对支部进行改造。”(《刘少奇年谱》下卷,第85-86页)
    
    8月4日,刘少奇向中共中央报告各地的土改情况时,又一次批评了晋察冀和晋绥等地。他说:“全国土地改革只晋冀鲁豫及苏北比较彻底;山东、晋察冀、晋绥都不彻底,尚须激烈斗争,才能解决问题。”之所以不彻底,是因为干部中地主、富农出身者占了很大比重,这些人非但不受群众监督,而且“自私贪污及多占果实者甚多”,其中又以“村中五大领袖,即支书、村长、武委会主任、治安员、农会主任”为甚。
    
    绝对权力必然导致绝对腐败,但是刘少奇却认为腐败是党内不纯的表现。因此他在报告中提出:“解决这个问题……的唯一有效方法”,就是“经过贫农团和农会,发动群众放手发扬民主,以彻底完成土地改革运动”。(《刘少奇传》上册,第574页)
    
    在以后的日子里,会议一直没有结束的迹象。直到9月1日新华社发表社论——《学习晋绥日报的自我批评》,其中提到“目前的土地政策已经由减租减息变为平分土地”之后,刘少奇才在大会上说:“这篇社论通篇都是讲的平分土地,是普遍的彻底的平分……关于不侵犯中农利益的话,一个字也未谈到。我想很明显的这篇社论是经过毛主席看过的,彻底平分土地的口号很可能就是毛主席提出来的。不经过毛主席这种口号是不敢提的。”(《刘少奇传》上册,578-579页)
    
    随后,大会制定并通过了《中国土地法大纲》,终于在9月13日落下帷幕。
    
    晋绥土改再掀高潮
    
    全国土地大会尚未结束,晋绥边区就闻风而动,成立了“农会筹备委员会”。9月12日,“筹委会”在《晋绥日报》发表“启事”说:“去年‘五四’,中共中央批准咱们农民实行土地改革的要求,今年‘九一’,新华总社又号召咱们彻底平分土地,咱晋绥边区三百万农民……为了彻底解决土地问题,彻底消灭封建剥削压迫,打倒卖国贼封建势力头子蒋介石、胡宗南、阎锡山、傅作义,全体农民觉得很需要有农民自己的领导组织,好领导农民自己团结起来作斗争,并巩固斗争的胜利,才能在经济上政治上彻底翻身。因此成立晋绥边区农会是一件很当紧的事。”(《晋绥日报》,1947年9月12日)
    
    随后,“筹委会”又改名为“临时委员会”,并于9月24日发表《告农民书》。《告农民书》分三大部分:一、要彻底打垮地主阶级、彻底消灭封建!二、要彻底平分土地,公平合理分配一切果实!三、要彻底发扬民主,并且有权审查一切组织和干部!
    
    在第一部分中,《告农民书》提出十条措施,现在看来,与“文革”初期的“红卫兵宣言”大同小异。
    
    一、地主阶级必须彻底打垮。不论大小地主,男女地主,本村外村地主,以及隐藏了财产装穷的地主,化装成商人、化装成农民的地主,大家都可以清算。混进共产党内的地主,混进新政权内的地主,混进八路军的地主,以及混进工作团、学校、工厂、公家商店的地主,混进农会、民兵的地主,不管他是甚么样人,如果是骑在农民头上压迫剥削,大家要拿去斗,就可以拿去斗。所有地主阶级,必须在政治上,把他们的威风打垮,做到彻底消灭他们的封建压迫,在经济上,把他们剥削去的土地、粮食、耕牛、农具以及其它一切财产,全部拿出来,做到彻底消灭他们的封建剥削。地主阶级当中,罪大恶极的反动地主,不管他是甚么样人,大家要怎样惩办,就可以怎样惩办。
    
    二、富农,和对地主不同,但是富农的封建剥削和封建压迫,也必须消灭。富农多余的土地、粮食、耕牛、农具以及其它一切多余的财产,也必须拿出来。富农当中,罪大恶极的恶霸富农,大家要怎样惩办,就可以怎样惩办。
    
    三、农民当中少数的恶霸、敌伪爪牙和地主的狗腿子,大家要怎样惩办,就可以怎样惩办。
    
    ……
    
    《告农民书》强调:“共产党和毛主席都批准了咱们,有监督、审查、批评、处罚、表扬、教育”各级干部的权利,“该批评的,该斗争的,该处分的,该撤职的,大家都可以批评,可以斗争,可以处分,可以撤职。如果是共产党员,大家认为可以开除党籍的,也可以大家提出意见开除,告诉当地共产党的负责人或当地党支部批准。”(《晋绥日报》1947年9月24日)从这里可以看出,“文革”中“踢开党委闹革命”的口号由来有自。
    
    “开明绅士”刘少白
    
    其实,早在《告农民书》发表之前,晋绥地区就已经开始了斗争和清算。1947年9月2日,《晋绥日报》刊登一则重要通讯:《黄河畔上黑峪口千余农民扬眉吐气——大地主恶霸刘象坤被清算》。
    
    刘象坤是开明绅士刘少白的弟弟。在《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中,有一篇《关于民族资产阶级和开明绅士问题》的文章。该文提到两位开明绅士,一个是陕甘宁边区的李鼎铭,另一个就是晋绥边区的刘少白。
    
    毛泽东之所以器重李鼎铭,是因为他提出精兵简政的意见;至于刘少白,则需要作些介绍。
    
    刘少白与刘少奇虽然只差一字,却没有什么关系。刘少白1883年出生于山西兴县黑峪口村一个富裕家庭。辛亥革命之前,他与阎锡山曾经是山西武备学堂的同学,后来因病辍学,在家乡兴办女学民,组织民团,鼓吹革命,并因此受到地方政府迫害。辛亥革命以后,他参加共和党,并当选为山西省临时议会议员。阎锡山全面执掌山西大权之后,他与曾经在北京大学读书的同乡好友牛友兰返回家乡,创办了多所中小学校,为家乡教育事业做出很大贡献。
    
    在刘少白的影响下,他的大女儿刘亚雄从小争强好胜,不甘平庸,是本县第一个不缠足的女孩子,也是第一个考进省城的女学生。“五四运动”期间,她在太原女子师范就读,因积极宣传新思想被学校给予记大过处分。1923年考入北京女子师范大学以后,又因为参加驱逐校长杨荫榆的运动被校方开除。1926年初,她加入中国共产党,当年年底,被党组织派往莫斯科中山大学受训。
    
    1928年北洋政府垮台后,刘少白先后担任河北建设厅秘书主任、天津商检局局长等职。1929年刘亚雄由莫斯科回来后,与丈夫陈道原分别担任中共顺直(今河北)省委秘书长和组织部长。为了支持女儿的工作,刘少白定居北平。从此,位于虎坊桥纪晓岚故居的刘公馆,不仅是中共地下组织的一个秘密据点,而且还负责接收共产国际经上海寄来的活动经费。在此期间,刘少白利用个人身份,营救过许多被捕的中共党员,其中包括王若飞、杨献珍、何述之、王瀛、赵世兰等重要人物。
    
    抗日战争爆发后,刘少白提出入党申请。经王若飞和安子文(刘少白的二女婿)介绍,中共北方局于1937年8月批准他成为秘密党员。不久,他根据党组织的指示返回家乡,以党外人士的名义“潜伏”在自己人中间。为此,他每隔20天就要步行数十里向其领导汇报工作。
    
    1942年5月,刘少白陪牛友兰率晋西北士绅参观团赴延安访问。在此期间,毛泽东、朱德、林伯渠、谢觉哉、吴玉章等人接见了参观团全体成员。毛泽东向大家讲解国内外形势,并介绍了“减租减息”等政策。值得一提的是,刘少白还带着三个孩子到延安读书,其中包括十一岁的儿子刘易成和八岁的外孙刘纪原(刘亚雄之子)。有关部门因住房困难不愿接收。毛泽东得知后,毫不犹豫地说:“没有窑洞可以挖嘛,刘老先生的孩子一定要收下。”这件事让刘少白非常感动。离开延安之前,他以《颂毛泽东》为题赋诗一首,称赞毛泽东是“东方列斯(列宁、斯大林)”、“当世英雄”。
    
    抗战胜利后,刘少白再次来到延安,住了很长时间。1946年6月离开延安时,毛泽东曾与他共进晚餐。席间,毛向他传达了“五四指示”,并对他说:“中央决定要实行土改,你回去后将你家的土地全部献给农民,起个带头作用。”刘少白当即电告兴县政府要求献地,回到家乡后他又说服弟弟刘象坤,将全部土地、上百棵树木和一处四合院捐献出来。(《贡生·士绅·共产党人:刘少白》,第137页)为此,《晋绥日报》在1946年8月13日头版头条刊登了《刘副议长及其胞弟向农民献出土地房屋》的长篇通讯。
    
    即便如此,刘少白兄弟仍然没有逃脱扑面而来的厄运。
    
    1947年9月2日,全国土地会议尚未结束,《晋绥日报》就报道了清算刘象乾的长篇通讯。该通讯的三个小标题是:“吃租放债养打手,刘象坤行凶霸道数十年”;“廿五年红军东渡前后,刘逆勾结反动军队杀害人民”;“逼群众修反共工事,乘机大肆敲诈贪污”。其中有吃租放债,设局开赌、调戏妇女、欺压百姓、抗交公粮、贩运大烟、走私偷税、杀害7人、出卖36人、贪污中饱等罪行。正因为如此,兴县黑峪口的八个自然村在8月26、27日召开千人大会,斗争了“罪恶滔天”的刘象坤。(《晋绥日报》1947年9月2日)
    
    过了几天以后,《晋绥日报》又以《清算大地主刘象坤的群运是怎样发动起来的》为题,刊登一则通讯。文章说,黑峪口是黄河边上的一个市镇,当地群众大多从事贩运,或者在皮匠、木匠、铁匠、水手、脚夫、吹鼓手等行当谋生。土改工作团是当年6月到达这里的,一开始他们以入户调查、谈话写材料等比较温和的方式来发动群众,效果并不理想。后来工作团改变做法,领导大家挖穷根,吐苦水,终于“把最大最普遍的仇恨”集中到刘象坤身上。(《晋绥日报》1947年9月9日) _(博讯自由发稿区发稿)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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