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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大兵跻身中共核心圈 与毛泽东交往甚密
(博讯北京时间2013年12月14日 转载)
    来源:环球人物
    
     李敦白的名字对于中国的年轻人来说可能有些陌生,但在上了年纪的人眼里,这位美国人可是大名鼎鼎。他曾在中国生活、工作35年,与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交往甚密,被称为“跻身中共高层核心圈的美国大兵”。

    
    前不久,92岁高龄的李敦白和夫人王玉琳在美国阿拉巴马州出席一次论坛,并接受了本刊记者的采访。对半个多世纪之前发生的事情,他依然记得每一个细节。更为可贵的是,李敦白并不是一个生活在回忆中的人,对于中国的现实情况,也有着独到的看法。
    

  揣着路条,能吃面条
    
    1945年9月,二战的硝烟刚刚散尽,李敦白和他的战友们来到昆明,担任美军军法处的中文专员。这份工作使他接触到中国社会不同阶层的民众,渐渐看到国民党的腐败,对传说中廉洁并且充满理想的中共产生了强烈的好奇心。1945年11月,在昆明的美军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李敦白本该复员回国。可此时他由于与中共地下党员频繁接触,“完全被中国迷住了”。他决定留下来,并想方设法到美军的上海陆军总部工作,还与上海的地下党“接上了头”。后来,在宋庆龄的介绍下,他转到联合国救济总署驻华办事处工作,随后又前往张家口协助新华广播电台开办英语广播。1946年9月,他启程去了延安。
    
    “我是在傅作义部队袭击张家口前几天动身的。”李敦白对本刊记者回忆说。临走前,他去向晋察冀解放区司令员聂荣臻告别,聂荣臻给他写了张条子,大意说,这是李敦白同志,我们的美国朋友,希望沿途军民提供一切必要的帮助。“聂荣臻签了字,还盖上了大红戳。我靠这个条子得到很多帮助。每到一个村子,当地的干部看到条子,就很热情的给我煮面条吃,找地方住。”
    
    一路上,李敦白偶尔骑马,但大部分的路途都步行完成。他从张家口出发,途径4个省,突破封锁线,渡过黄河,走了45天,在10月到了延安。“虽然长途跋涉,但我很兴奋,一点不觉得苦。”
    
    李敦白到达延安时,刚好赶上一个星期六。他在拜会了时任中宣部部长的陆定一后,碰到了当时的中央青年团书记冯文彬。冯文彬告诉他,每个星期六晚上都有舞会,可以带他去。就在那天的舞会上,李敦白第一次见到了毛泽东。当时,舞会上还有朱德、刘少奇和江青。
    
    “我们推门进来时,毛主席正在跳舞。他看到我,就停了下来。”李敦白回忆说。在简单地介绍后,毛泽东握住他的手,说“欢迎一个美国同志来参加我们的工作”。随后,毛泽东和他找了靠墙的椅子坐下,第一句话就说:“如果你同意,我安排个时间,你到我那待一两天,和我谈谈美国。”李敦白说自己也不是什么专家,不知道主席想不想听,毛泽东爽快地说:“你就跟我谈美国,一切我都愿意听。”
    
    后来,李敦白来到毛泽东的住处,俩人谈起话来。李敦白注意到,毛泽东是个非常虚心,而且有礼貌的人。“听我说话时,他总是聚精会神。后来年长一些的朱总司令来了,他起身非常客气地打着招呼——总司令来了,请坐。”
    
    在延安,李敦白担任新华总社的英语专家,负责翻译和修改稿件。他认为,自己在为这个古老的国家的巨变留下记录,就打消了回美国的想法。同时,经李先念、王震介绍,中央书记处五大书记直接批准,他加入了中共,成为了当时中共唯一的外籍党员。
    
    解放前,李敦白经常见到毛泽东。毛泽东在他眼中,是个能虚心听取意见的人。有一次,毛泽东和李敦白对美国工人阶级革命产生了不同看法。“毛泽东和斯大林当时有相同的分析,认为二战之后,美国会再次发生经济危机,美国工人会趁此起来闹革命。”李敦白说,“我跟他说我有不同看法。经济危机对于美国工人阶级不是好事,而是灾难。在危机中,工人阶级的组织会瓦解,因为他们没有坚强的领导。我们两人意见不同,但那也没什么关系。”
    

  “作为一个革命者,我太差了”
    
    遗憾的是,留在中国的李敦白没能躲开时代的旋涡,曾两次被投入监狱,先后被监禁16年。
    
    1949年,新中国成立在即,李敦白却被关进了监狱,而且一关就是6年多。当时,苏联认为,在莫斯科帮助编辑《莫斯科新闻》的美国左派作家斯特朗是“美国间谍”,在世界上布下了大范围的情报网,李敦白受她领导,负责收集中国的情报。苏联逮捕了斯特朗,并通知中共把李敦白抓起来。
    
    “我是一个共产党员,为什么会受到怀疑呢?”这是李敦白当时思考的问题。“我认为,作为一个革命者,尤其是作为一个参加中国革命的人,我肯定太差了。要不然,别人为什么会怀疑我。”他当时想到的解决办法就是,继续提高自己,把自己锻炼成一个思想科学化、革命化和纯洁化的人。“我对自己说,接受审查是我的任务。别人有上战场的任务,有工作的任务,我有接受审查的任务。不管别人怎么看我,我就这样看自己。我利用在监狱的机会努力学习,提高认识。我相信,如果我能从监狱出来,有更高的认识,那就更好了。”
    
    1953年,斯大林去世,大量的错案也得到了平反,“斯特朗国际间谍案”也在其中。1955年4月,李敦白结束了监狱生涯,毛泽东和周恩来都郑重向他道了歉。1964年1月,毛泽东宴请包括李敦白在内的外国朋友时,对李敦白说:“你被牵扯到她(斯特朗)的案子,我们犯了一个很坏的错误,你是个好同志。”出狱后,李敦白选择了到缺少外国专家的广播事业局工作,主要负责对英语广播稿件进行润色、把关,还参加了《毛泽东选集》的翻译、定稿工作。
    
    然而好景不长。“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李敦白没有听从朋友的劝告,投入了中国的政治纷争。最终,于1968年再次入狱。第二次入狱时,李敦白唯一获准带进监狱的只有一本《毛泽东语录》。“我下了决心,越是关在监狱,信仰就要越强。我经常默念夏明翰的就义诗: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我的注意力都在这一点上,如果我太关注个人,可能活不到从监狱出来的那天。”
    
    毛泽东思想是笔巨大财富
    
    在狱中,李敦白对于毛泽东和他的思想有了更深刻的理解。“毛主席做了别人做不到的好事。他解放了中国,建设了统一的国家。这个国家进行了宏大的社会改革,农民分到了土地,知识分子也变得更有地位。人民当家做了主人,中国人的腰杆直了起来。”在李敦白看来,毛泽东的有些政策操之过急,比如大跃进、“文化大革命”,但毛泽东思想不仅不能否定,反而应该更认真地学习。“毛泽东的观点、立场和方法,对于中国来说是笔巨大的财富。而且,这笔财富在世界其他地方都找不到。”
    
    说到这里,李敦白反问记者,解放战争为什么能取得胜利?“我在昆明的时候,和国民党第五军住得很近。他们的军人吃得白白壮壮的,而且训练很系统,按道理说,这样的部队会打仗。”李敦白说。随后,他比较起了解放军。1946年11月,他看到王震率三五九旅从陕南回延安时,很多战士就像小孩子,因为农民分到土地,就让儿子参军了。一个班10个人左右,大概就4个人有布鞋,其余的都穿着自己编织的草鞋。一个班里,也只有四五个人拿着步枪,其他人都是红缨枪和大棍子。和国民党部队相比,共产党军队能打胜仗,关键在于思想路线对头,“共产党有一套科学思想,集中起来说,就是实事求是。”
    
    李敦白跟记者举了一个例子:1947年前后,党中央发布了关于新解放区土地改革的40条指示,他受命把这些翻译成英文。其中,第四十条指示是毛泽东亲笔写的,李敦白看不懂毛泽东的毛笔草书,就请人来解释。对方告诉他,这一条说,如果县区村里的同志想破坏这40条指示,最好的办法就是在工作中,一字不改地照搬执行,这肯定要失败。毛泽东的言外之意是,在执行指示时,一定要研究当地的情况,具体执行。
    
    1977年11月,李敦白被释放出狱。他没有再回到广播事业局,而是先后在新华社、社科院担任顾问。1980年3月,李敦白偕妻子儿女回到了阔别35年之久的美国。在美国,李敦白在北卡罗来纳大学教了6年的毛泽东哲学。最近几年,他又在华盛顿州的太平洋路德大学教书。“学生读《实践论》、《矛盾论》和《论持久战》的节选,他们的兴趣大极了。这些东西很有价值,应该学,中国人如果自己不学,就太没道理了。”李敦白对记者说。
    

  中国梦是“咱们的梦”
    
    谈到当前中美关系,李敦白认为,中美将最终建立新型大国关系,但不会一帆风顺。李敦白说:“实际上,现在中美的关系也不坏,只是相互有些猜疑。不过,每一届美国总统总是会使两国关系前进一些。有些总统,在竞选时大骂中国,上台以后就得面对现实。”
    
    对于美国是否会遏制中国,李敦白说,美国知道中国的发展和强大是定局,是改变不了的趋势。美国的官方立场是欢迎中国发展,但他们希望中国的发展不要对美国形成太大的竞争,尤其是军事威胁,“两国之间不信任的关键问题就在这个地方,美国担心中国强大之后会进行对外扩张。当然,我个人看这种担心纯属多余。”
    
    李敦白对中国新一代领导集体也很关注。“‘中国梦’的提出很重要,是对中国年轻一代提出的一种理念,一种理想和奋斗目标。”李敦白说。在他眼里,和美国梦相比,中国梦更有自己的特点。“美国梦基本上是‘我的梦’,中国梦则是‘咱们的梦’;美国基本上是个以自我为中心的社会,中国是以我们、我国为中心的;美国梦就是说我要有一个好房子、好工作、好家庭,和国家怎么样没太大关系,中国梦说的是国家发展进步了,每个人也会发展、进步。”
    
    对于中共正在开展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他很赞赏:“群众路线实际上就是民主。民主不是一个形式的问题,更不在于是不是多党制,而在于能不能真正反映老百姓的要求,民主的主要精神就是老百姓能自由表达自己的需要。”他很认可毛泽东以前讲的“中央就是个加工厂”,这能把老百姓的要求集中起来,然后再作为政策回到群众中去。“这个精神,其实就是民主。”与此同时,李敦白认为美国的民主问题还很多。“美国人不缺乏个人自由,但在大的方面,美国民主可怜得很。美国打了那么多仗,每次都有很多人反对,不还是照样打?”
    
    对于不少学者希望中国能采取和美国相同的经济政策,李敦白嗤之以鼻。“还好中国没学美国在财政、金融上的政策。美国经济还是老牛拉破车。现在5000多万美国人生活在贫困线之下,贫困率18%。这还不能说明问题吗?”
    

  幸福的“年轻人”
    
    李敦白和中国的缘分不仅在于他在中国长期的生活和工作,更在于他娶了王玉琳这样一位中国太太。1955年,首次出狱的李敦白在广播事业局工作,王玉琳是局长秘书。在办公室里,李敦白初遇王玉琳就一见倾心。自此,两人经常约在一起看电影、逛街。有一天,李敦白写了一封求婚信,偷偷放在了王玉琳桌上。没想到第二天上午,王玉琳一脸严肃地来到他的办公室,在桌子上放了张纸,一句话没说就走了,李敦白吓得头都不敢抬。他看那张纸上写着:“李敦白同志,我从来没有想过你提出的那种关系,既然你有这种想法,我只好停止我们之间的个人关系。”
    
    心一下子凉了的李敦白突然发现,下面还有两个字“又启”:我昨天答应你,今天下班后,一起逛中山公园,我当然要遵守诺言。下班后,李敦白陪王玉琳逛公园时,再次鼓起勇气求婚,王玉琳居然同意了。如今,提起那段经历,李敦白笑着对记者说:“她很顽固。”
    
    然而到了1956年结婚前不久,新华社老社长吴冷西专门请李敦白吃了顿饭,说服他不要和王玉琳结婚,理由是“你俩文化传统不同,你爱莎士比亚,她爱京剧”。说到这里,王玉琳笑了,埋怨李敦白“老记得这个事”。
    
    从结婚到今天,两人已经携手走过了57年,老伴王玉琳也已经80岁了。“文革”期间,王玉琳因为不愿揭发李敦白而进了五七干校,吃了不少苦。1980年,王玉琳又陪着李敦白回到了美国,当时李敦白59岁,王玉琳47岁。
    
    初回美国,夫妻二人两手空空,辗转于美国多个地方,生活很不容易。后来中国的外国专家局曾邀请他们再回中国,但老两口婉拒了。最开始,李敦白在一家咨询公司任职,后来成立了自己的咨询公司,取名“李敦白有限公司”,自己是总裁,老伴是副总裁。“以前在广播事业局,是同一单位,不同部门。到了美国以后就一块儿了,一起做咨询。”李敦白幽默道。
    
    夫妇两人育有三女一男。如今,大女儿在中国主管咨询公司的业务,二女儿在北卡罗来纳州当医生,小女儿在西雅图当工程师。最小的儿子现在也在中国,任一家美国公司大中华区总经理。
    
    李敦白夫妇的子女都是出生、长大在中国的。儿子到美国时15岁,曾在中国学了一身武术功夫,到美国之后,暑假还去少林寺学武术。当美国同学问他是中国人还是美国人时,他说,平时是美国人,打仗时就是中国人。
    
    有了幸福的家庭,李敦白过得很开心。老伴每天要在自家的花园里走上半个小时,年事已高的李敦白也每天在跑步机上锻炼。而且他的作息习惯也是通常年轻人才有的晚睡晚起。
    
    身体硬朗的李敦白,心态也年轻。王玉琳告诉记者,每当苹果公司推出新的产品,不管是手机、电脑还是平板电脑,老李必须当天就得拿到手,“我家这个老先生,赶先进、追潮流是第一。”被揭了老底的李敦白有点挂不住,用脚动了动王玉琳,转头和记者说:“技术嘛,新的好!”记者看到他拿起手机,拨号码、按键盘也和年轻人一样麻利。
    
    如今,李敦白夫妇住在华盛顿州西雅图附近的福克斯岛上。当然,李敦白一刻也没闲着,除了给客户做咨询之外,他还兼顾着教课、演讲和写作。1993年,李敦白曾出版自传《红幕后的洋人:李敦白回忆录》。现在,他又在写一本新书,打算以他16年的监狱生活,来谈谈个人思想修养。看来,这位“年轻人”对未知的明天依然充满了热情。 _(网文转载)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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