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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曾经被捕,被押去枪毙的路上逃跑
(博讯北京时间2013年9月20日 转载)
    来源:党史文汇  
    
       9月9日,对一代伟人毛泽东来说,是一个非同寻常的日子。他的生命定格于1976年的这一天,他一生中许多重要事件都发生在这一天。

    
    
      这一个个“9月9日”,从某种程度上折射出伟人波澜壮阔一生的大致轨迹。从投身革命至1949年9月9日前后,是他参与领导党和人民推翻三座大山、完成民主革命任务、成立新中国的奋斗历程;到1965年9月9日的一系列“9月9日”,则是在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后努力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而为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奠定了基础;再到逝世的诸多9月9日时间串里,当是他着重于巩固政权而搞了“文革”,当然其中仍穿插着继续探索社会主义建设之路的努力。

  1927年9月9日,毛泽东发动秋收起义;也正是这天,遭遇了唯一一次被捕,后机智逃脱
    
    
      1927年9月9日,毛泽东和中共湖南省委根据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会的决定,以中共中央特派员的身份领导和发动了湘赣边界秋收起义。这天,是毛泽东开始走上军事家征程的日子。
    
    
    
      参加起义的主力有原国民革命军第四集团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警卫团,湖南平江、浏阳的农民军,湖北崇阳、通城的部分农民军和安源的工人武装等。起义部队合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共5000余人。毛泽东任中共前敌委员会书记,易礼容任行动委员会书记,卢德铭任起义军总指挥。
    
    
    
      9月9日,起义从破坏粤汉铁路北段开始发动。11日,起义军分别从江西修水、安源、铜鼓等地出发,进入湖南境内,会合平江、浏阳地区的起义农民,准备会攻长沙。起义军先后取得老关、醴陵、浏阳、白沙东门市等战斗的胜利,占领了醴陵、浏阳县城和一些集镇。但由于强敌反扑,起义军在战斗中相继失利。毛泽东迅速命令起义部队第一、三团与第二团余部,到浏阳的文家市集中。19日,前委在文家市召开会议。
    
    
    
      毛泽东根据客观形势做出了有深远历史意义的决定——放弃攻打长沙的计划,并于20日带领部队撤离湘东地区,沿罗霄山脉向南转移。29日,起义部队1000人左右到达江西省永新县三湾村进行改编。经过改编,起义军从一个师缩编为一个团;党在部队中建立了各级组织,特别是把支部建在连上,加强了党对军队的领导。10月27日,起义军到达井冈山,开始创建以宁冈为中心的井冈山农村革命根据地。
    
    
    
      就在9月9日这天,毛泽东还遭遇了他一生中唯一的一次被捕。在途经浏阳张家坊时,他被当地清乡队抓住,在押送去团防局准备处死的路上,侥幸机智逃脱。在一个水塘边的密草丛里躲到黄昏,才死里逃生。
    
    
    
      1928年4月28日,朱德带领南昌起义的部分队伍与毛泽东带领的部队在井冈山会师。从此,毛泽东为中国革命开辟了一条在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武装夺取全国政权的正确道路。这一条路漫长、曲折,充满艰难险阻。
    
    
    
      这一条路让中国共产党由弱变强,最终把中国革命引向了胜利。及至1945年到重庆谈判,毛泽东已阔别城市18年。
    
    
    
      “文革”中,红卫兵们曾要求将“建军节”改为9月9日。他们的理由是:秋收起义是以工农大众组织起来的武装队伍为主的暴动,比单纯由国民革命军内部进行暴动的南昌起义更具有划时代的历史意义。

  1930年9月9日,中共决定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随后诞生了“毛主席”。这个称唿,直至被爱戴尊称到永远
    
    
    
      妇孺皆知,不仅中国人民而且世界人民都尊称毛泽东为“毛主席”(Chairman Mao)。
    
    
    
      1930年9月9日,中共中央总行动委员会主席团(相当于政治局常委会)召开会议,决定建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临时中央政府。
    
    
    
      1931年11月7日至20日,中国共产党在江西瑞金召开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成立了代表人民利益的政权——临时中央工农民主政府(即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和“人民委员会”主席都是毛泽东。因此,通称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主席是毛泽东。从此才有了“毛主席”这个称唿。
    
    
    
      此次大会选举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63人为中央执行委员。毛泽东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项英、张国焘为副主席。朱德为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王稼祥、彭德怀为副主席。1931年12月,周恩来就任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
    
    
    
      1930年9月9日中共中央的会议和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建立,把毛泽东、周恩来和朱德联系在了一起。从此,这三位现代中国的伟人互相支持、并肩战斗了46年,直至1976年在同一年里相继逝世。

  1935年9月9日,红军长征走到最艰难的时刻,张国焘却密谋与毛泽东分庭抗礼另立中央
    
    
    
      中央毛尔盖会议后,1935 年8 月底,右路军(中央红军)穿过草地到达四川班佑、巴西一带,等待与左路军会合。中央政治局于8 月24 日将毛儿盖会议决定电告张国焘。
    
    
    
      但张国焘率左路军到达四川阿坝后,看到自己率领的红四方面军人数多,装备精良,便准备解决毛泽东率领的红一方面军,自己做党的主席。
    
    
    
      他违抗中央命令,拒不与右路军会合,并要挟右路军和党中央南下,甚至企图危害党中央。为此,9月9日,张国焘给与右路军在一起的红四方面军总政委陈昌浩发了份密电。
    
    
    
      红四方面军参谋长叶剑英首先看到此电文。
    
    
    
      他识破了这一阴谋,立即报告了毛泽东。
    
    
    
      9月9日晚,毛泽东、张闻天、博古随即赶到红三军团驻地巴西,连夜召开政治局常委紧急会议。周恩来、王稼祥、李维汉等人参加会议。
    
    
    
      毛泽东等与会同志一致认为,张国焘依仗优势兵力,妄图凌驾和危害党中央;在这种危急关头,再继续说服、等待张国焘率领左路军北上,不仅没有可能,而且会招致严重后果。会议决定,立即率红一军团、红三军团、军委纵队一部,组成临时北上先遣队,继续北上,向甘南前进。
    
    
    
      9月10日凌晨,党中央率直属纵队离开巴西地区,同时发布毛泽东起草的《中共中央为执行北上方针告同志书》。党中央和毛泽东率红三军团、军委纵队和红军大学一部,于11日晚陆续到达甘南俄界(今甘肃迭部县高吉村),与先期到达的红一军团会合。12 日,党中央在俄界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听取毛泽东《关于与四方面军领导者的争论及今后战略方针》的报告。会后作出《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并再次电示张国焘要他改正错误,率领部队北上。但他却顽固地坚持错误主张,率领左路军和右路军中原红四方面军的四军、三十军南下,并于10月间在四川省理番县卓木碉(今马尔康县脚木足)公然另立中央。朱德、刘伯承等坚持全党团结,在艰难处境下与张国焘的反党分裂主义错误进行斗争。
    
    
    
      这样,毛泽东提议召开并起了主导作用的巴西会议,又一次将红军从危难中解救了出来。它是决定党和红军前途命运的一次关键会议。
    
    
    
      这一天,堪称毛泽东政治军事生涯中最黑暗的日子之一。朱德后来也回忆称,革命生涯中经历过多少坎坷,多少困难,但从来没有像这次这样心情沉重。

  1943年9月9日,开会对王明路线的错误进行彻底清算
    
    
    
      在中共历史上,先是“左”倾、后是右倾的王明路线对革命造成的危害最大、时间最长。直至1943年9月9日,才开始对王明路线的错误进行彻底清算。这一天,中共中央开会批判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
    
    
    
      1931年初,王明在六届四中全会上进入中央政治局,并在同年1月至9月间成为中共实际最高领导人,推行“左”倾机会主义路线。9月,作为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去了莫斯科,博古(秦邦宪)成为临时中央总书记,此后他充当王明代理人的角色,继续推行“左”倾路线。毛泽东被剥夺了军队的领导权。1933年,王明路线的错误导致第五次反“围剿”惨败,红军被迫长征。1935年1月, 遵义会议终止了王明“左”倾路线的统治,毛泽东成为中共中央和红军的实际领导人。
    
    
    
      1937年抗战统一战线建立后,王明从莫斯科返回延安,后任中共长江局书记、中央统战部长,在抗战初期推行右倾投降主义路线。
    
    
    
      1943年9月9日至10日,中央政治局连续三次举行会议,批判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人在会上作了长篇发言。
    
    
    
      这三次会议对于确立毛泽东在中共的领袖地位和毛泽东路线在中央的主导地位起了重要作用。此后直至1962 年七千人大会,毛泽东的领袖地位再未受到任何严重挑战。

  1945年9月9日,在重庆谈判的毛泽东于谈话中说了句着名的话:“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
    
    
    
      1945年8月,抗日战争取得全面胜利。经过长达8年浴血抗战的中国民众强烈渴望建设一个和平民主的新中国。迫于国内外舆论的压力,一心想打内战的蒋介石近10天之内即向延安连发三封电报,假意邀请毛泽东赴重庆谈判。毛泽东为了国家前途和人民利益,为表示对和平的诚意,全然不顾个人生命安危,于8月28日下午飞抵山城重庆,同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
    
    
    
      举世瞩目、关系着未来中国前途命运的和谈虽然危机四伏,但毛泽东除忙于谈判事宜、接受采访、出席各种联欢会与宴会外,还频频会访国民党的诸多政要,各党派民主人士及文化界、艺术界的宿旧名流等。
    
    
    
      9月9日这天,毛泽东在红岩村专门会见了后来成为亲密诗友的郭沫若、于立群等,并与他们共进晚餐。鲁迅逝世后,郭沫若成了国统区进步文化人的一面旗帜。一个是开启白话新诗道路的泰斗,一个是重铸传统诗词辉煌的巨匠,均系深得毛泽东推崇的良师益友。
    
    
    
      当谈到郭沫诺在文化界应采取的态度时,毛泽东认为态度应该强硬些,要有斗争,并且还说了一句意味深长且耐人寻味的着名话语:“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这句话,颇富哲理,以至被后人常常引为至理名言而指导人生中的诸多事宜。这一天,郭沫若送给毛泽东一块瑞士产的欧米茄手表。过去不愿戴手表而只揣怀表的毛泽东马上把礼品戴在腕上。此后30余年里,表虽然一再修过并换过多次表带,毛泽东却一直戴着它,直至去世。
    
    
    
      与诗友的会见,启发了毛泽东要用诗词赠给重庆谈判和未来中国的想法。10月7日,毛泽东将一生中写得最好的一首词《沁园春·雪》题写在给柳亚子的纪念册上:“……昔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10月11日,毛泽东返回延安的当天,此诗发表在重庆《新华日报》上,立即轰动政坛并引起一场罕见的文化风云。
    
    
    
      这个9月9日,还是中国在南京正式接受日本投降的日子。9时整,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在受降仪式上下令,将日军降书交付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阅读签字。这标志着以毛泽东领导的中共及其军队为中流砥柱的中国抗战,胜利结束了。

  1948年9月9日前后,在西柏坡主持召开自1947年3月中央撤离延安后的第一次政治局会议
    
    
    
      为适应革命战争形势的发展,确立新的战略任务,党中央和毛泽东于1948年9月8日至13日,在西柏坡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史称“九月会议”。它是抗战胜利后召开的一次规模较大的重要的中央会议,也是自1947 年3 月中央撤离延安后的第一次政治局会议。
    
    
    
      毛泽东主持会议并在会上作了关于国际形势、战略任务以及加强党的组织纪律性等问题的报告。一是确定了夺取全国胜利的战略任务。毛泽东在会议开始时指出:“我们的战略方针是打倒国民党,战略任务是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由游击战争过渡到正规战争,建军五百万,歼敌正规军五百个旅,五年左右从根本上打倒国民党。”二是制定了进行战略决战的正确部署。会议重申了城南庄会议的计划,即在战争的第三年,人民解放军仍然全部在长江以北和华北、东北作战,歼敌主力于长江以北。毛泽东对此解释说:“我们一时打不到江南去,不能很快向珠江流域进攻,也不要紧,如果在长江以北歼灭敌人兵力百分之八十,则五年左右还是一样能从根本上打倒国民党。”三是规定了加强纪律性与健全党委制度的措施。毛泽东在会议总结中强调了加强组织纪律性的重要性,指出这是一切工作的中心环节。会后向全党全军发出伟大号召:“我党我军仍须稳步前进,不骄不躁,以求全胜。我们的口号是: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会后,党中央于9 月20 日发出《关于健全党委制》的决定,明确规定:“党委制是保证集体领导、防止个人包办的党的重要制度。”会议还作出《中共中央关于各中央局、分局、军区、军分区及前委会向中央请示报告制度的决议》。四是提出了建立人民民主专政的新中国的重要思想。毛泽东在会上的报告和结论中作了深刻论述:“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打倒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
    
    
    
      我们政权的阶级性是这样: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但不是仅仅工农,还有资产阶级民主分子参加的人民民主专政。这个问题的提法在我们党内有一个历史发展过程。”“我们是人民民主专政,各级政府都要加上人民二字,各种政权机关都要加上人民二字,如法院叫人民法院,军队叫人民解放军,以示与蒋介石政权的不同。我们有广大的统一战线,我们政权的任务是打倒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要打倒,我们要打倒他们的国家,建立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
    
    
    
      按照九月会议的战略部署,华东人民解放军执行中央军委“攻济打援”的指示,于9 月16日开始全面展开了济南战役,经过八昼夜的激烈攻坚战,一举攻克济南。这表明,人民解放军开始突破带决战性的攻坚战这一关,由此揭开了战略决战的序幕。9月12日至11月2日,东北人民解放军胜利地进行了战略决战的第一个战役——辽沈战役。这样,就使中国的军事形势达到一个新的转折点,敌我力量对比发生了根本变化。据此,毛泽东指出:“这是中国革命的成功和中国和平的实现已经迫近的标志。”“这样就使我们原来预计的战争进程,大为缩减。……现在看来,只需从现在起,再有一年左右的时间,就有可能将国民党反动政府从根本上打倒了。”历史已经证明,这一英明预见已如期实现。九月会议之后,从济南序幕之战到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是一个有机的战局整体,它们一环扣一环,一个胜利接一个胜利地向前发展。

  1949年9月9日前后,在筹建新中国的百忙中,多次下工夫审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
    
    
    
      1949年3月23日,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等率领中共中央机关、人民解放军总部离开西柏坡,25日抵京后在香山双清别墅住下办公。6月15日起开始在香山、中南海两地办公。9月中旬,毛泽东正式搬进中南海丰泽园菊香书屋。在9月9日前后,毛泽东潜心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草案,即当时新中国的“临时宪法”。以迎接新国家的诞生。
    
    
    
      《共同纲领》草案,是由周恩来负责起草的。9月3日至11日,毛泽东和周恩来等一起讨论修改这个草案,毛泽东至少对《共同纲领》四次草案稿作过200余处精心修改。不仅如此,他还亲自校对和督促印刷。他作过的多次修改、写过的重要批语,虽未全部保存下来,但仅从1949年9月的五次批语即可从一个侧面反映他对《纲领》起草的关心指导与细致修改。其中,他改写了这样一段话:“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的各级政府机关为各级人民政府。国家最高政权机关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中央人民政府为行使国家政权的最高机关。”
    
    
    
      在忙于修改审定《共同纲领》的同时,毛泽东还时刻关注并谋略着前方解放战争的战事。9月9日这天,针对攻歼白崇禧部的部署问题,他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林彪、邓子恢电:“陈赓、邓华两兵团,第一步进占韶关、翁源地区,第二步直取广州,第三步邓兵团留粤,陈兵团入桂,包抄白崇禧后路。陈兵团不派任何部队入湖南境,即不派部去郴州、宜章等处。”“程子华兵团除留一个军于常德地区,另一个军已到安化地区外,主力两个军,取道沅陵、芷江,直下柳州。”“另以三个军,经湘潭、湘乡攻歼宝庆之黄杰匪部,与程子华出芷江的两个军摆在相隔不远的一线上。”13日起,林彪、邓子恢指挥第四野战军和第二野战军第四兵团采取大迂回作战方针,分三路南进,并于10月6日至16日在衡阳、宝庆地区歼灭白崇禧第七军和第六十八军等部47000余人,解放衡阳、宝庆、芷江和大庸等城,为之后进军广西和第二野战军入川创造了条件。
    
    
    
      “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这是毛泽东在进北平不久写的《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中的两句。它最恰如其分地描绘了毛泽东在9月9日前后的心境。

  1951年9月9日,作出“引导农民走集体化道路,开展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决定
    
    
    
      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即农业合作化,在过渡时期总路线中占有特殊重要的地位。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农民占全国人口的80%以上。农村问题处理得好不好,对中国社会的发展有着举足轻重的全局性影响。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又是一项极其艰巨而复杂的任务。要把中国几千年延续下来的分散、落后的小农经济,改造成为与国家工业化相适应的社会主义集体农业经济,其困难可想而知。新中国诞生后,迅速进行了土地改革,地主阶级被打倒了,广大贫苦农民分得了土地。
    
    
    
      毛泽东认为,土改后,要使广大贫苦农民能够迅速增加生产而走上丰衣足食的道路,要实现工业化,要巩固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就必须把农民组织起来,走集体化道路。
    
    
    
      1951年9月9日,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中共中央召开第一次农业互助合作会议,通过了毛泽东主持制定的《中共中央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并于12月发给各级党委试行。《决议》指出,土改后农民中存在发展个体经济和实行互助合作的两种积极性,党一方面不能忽视和粗暴地挫伤农民个体经济的积极性;另一方面要在农民中提倡“组织起来”,按照自愿和互利的原则,发展农民互助合作的积极性,要根据生产发展的需要与可能的条件而稳步前进的方针,在农村发展互助合作运动,引导农民走集体化道路。
    
    
    
      1953年2月15日,中共中央通过并于26日公布了《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6月15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强调说:“就农业来说,社会主义道路是我国农业唯一的道路。
    
    
    
      发展互助合作运动,不断地提高农业生产力,这是党在农村工作中的中心。”10月15日和11月4日,他两次同中央农村工作部负责人谈话。指出:“农村的阵地,社会主义如果不去占领,资本主义就必然会去占领。”“互助组还不能阻止农民卖地,要合作社,要大合作社才行。”
    
    
    
      为了实现农业集体化,从1951 年9 月起至1956 年底,中国农村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农业合作化运动。这是中国农村自土地改革之后的又一场巨大的社会变革,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几亿农民开拓社会主义新生活的伟大尝试。到1956 年底,入高级社的农户已达10742 万户,占农户总数的87.8%。至此,全国提前实现了农业合作化,我国农村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任务基本完成。农业集体化的实现,解放了生产力,大大促进了农业的发展,使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出现了欣欣向荣的局面。1958 年,毛泽东喜作《七律二首·送瘟神》,唱出了赞扬农民和全国人民的最强音:“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

  1956年9月9日前后,全身心投入筹备八大,并着重多次认真修改审定《政治报告》
    
    
    
      1956年9月9日,毛泽东用心修改关于党发展方向的八大《政治报告》。
    
    
    
      从8月上旬到9月14日,毛泽东对《政治报告》的起草工作倾注了极大心血,多次逐字逐句认真推敲和反复修改。在保存下来的80 多份修改稿中,经他修改的就有21 份。
    
    
    
      到8月22日,刘少奇提交给七届七中全会讨论修改的《政治报告》文稿仍然长达9万多字,离毛泽东提出的缩减到3万字的目标差距还很大。此后,毛泽东会同周恩来、陈云、张闻天等继续反复修改。9月初,报告起草委员会根据多方面的意见,对社会主义建设部分再次修改调整。
    
    
    
      这一个时期,周恩来正忙于《关于“二五”计划建议的报告》的起草和修改,但由于责任重大,从9月6日起也参与进行《政治报告》的修改工作。
    
    
    
      7日晨,毛泽东派人将《政治报告》的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两部分,送去给周恩来修改,并在信中说:“政治报告头几部分修改了以后,请你继续修改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两部分。这几部分今天一定要修改完毕,今晚一定要交付交翻译,否则就来不及了。”8日,周恩来改完这两部分,立即送毛泽东过目。上午,毛泽东转送刘少奇,并在周恩来改稿上批示:“恩来同志的改本送上,我看改处均可用。如你同意,请饬人将改处准确地抄在一个本子上,和你我改的合在一起,立即付印,付翻译。”类似的来往信件和批示还有不少,都是毛泽东同刘少奇、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平等磋商、共同修改审定《政治报告》的见证。
    
    
    
      毛泽东对《政治报告》最重要的修改,主要在如下几处:一是关于党的中心任务。经毛泽东的认真推敲和斟酌后表述更为精确到位:“就是要依靠业已组织起来的勤劳勇敢的六亿中国人民的共同努力,又多、又快、又好、又省地来进行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的工作,以便迅速克服我国经济落后和文化落后的状态,使我们的国家和人民富裕起来。” 二是看了原文的某段话感到没点出问题的实质原因,便在一旁批注道:“要讲一讲理由:即为了不要个人突出。”本着这个精神,“党的领导”一节中加强了关于贯彻执行党的集体领导原则和扩大党内民主的论述,在《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把防止对于个人的神化作为贯彻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的重要内容。三是在修改“国家的政治生活”一节时,加写了两段十分重要的话:“解放台湾的问题完全是中国的内政问题。”“如果不得已而使用武力,那是在和平谈判丧失了可能性,或者是在和平谈判失败以后。”(作者:梦菲 袁佩红)
    
     _(网文转载)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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