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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鹏自揭身世之谜:我不是周恩来的养子
(博讯北京时间2013年9月20日 转载)
    (多维) 中共开国总理周恩来夫妇一生无嗣,但收养了不杀中共烈士子女,如李硕勋之子李鹏、叶挺女儿杨眉、孙炳文之女孙维世等。旅美知名华人作家赵无眠在其着作《真假周恩来》中,揭秘周恩来夫妇与李鹏等养子女的真实关系。其中提到,“六四”事件后,李鹏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郑重澄清“事实真相”,否认自己是周恩来夫妇的养子。全文如下。
    
      一些书刊上介绍,周恩来一共收养过十七个烈士子女其实不确。从名份上说,周恩来没有子嗣,又特别喜欢小孩,见了老战友的孩子自然亲切疼爱,说几句“给我做干儿子(女儿)吧”的话是很自然的。即拿一般人来说,一生当中认几个这样的口头子女司空见惯,过后真当回事的并不多。但周恩来不是一般的人,被他这样“收养”过的孩子多半不会轻易拿掉自己头上的名份。于是就造就了一大堆收养的子女。
    
     否认自己是“养子”的李鹏
    
      这些子女中,最有名的是继周恩来、华国锋、赵紫阳之后,出任国务院总理的李鹏。
    
      李鹏的父亲李硕勋也是中共烈士,一九三零年死于海南,其时李鹏才两岁,妹妹还在腹中,后由母亲赵君陶独立抚养。一九三九年,周恩来、邓颖超在成都赵世兰(中共烈士赵世炎的妹妹,赵君陶的姐姐)家见到了李鹏,把他带到重庆,入读陶行之创办的育才学校。半年后,又托人送到了延安。周恩来、邓颖超对于李鹏的恩义,是不在一般父爱和母爱之下的。一九四五年李鹏赴前线,邓颖超拿出自己御寒的衣物给他带上,一片“游子身上衣”的情意,周恩来也送他一床毛毯。须知当时毛毯、毛衣都是十分珍贵的,周恩来在重庆谈判期间为毛泽东鞍前马后地尽力,回延安毛为了表示感谢,送给他的便是自己仅有的一件毛衣。
    
      邓小平时代,李鹏在众多中共高干、烈士后裔中脱颖而出,很自然地使人联想到,他的总理位置与周恩来的萌荫不无关系。传言邓颖超在高层说过:“我的儿子为什么不能当总理!”李鹏当上总理,十分注重造型和风度,连说话的口音都刻意模仿周恩来,颇得“乃父”之风。只是终归缺乏周的神韵,尤其在学识、急智、幽默、涵养等多方面的差距极为显见,有时更不免露出高干子弟的骄横、浅俗与优越感。
    
李鹏自揭身世之谜:我不是周恩来的养子

                                         邓颖超与李鹏在重庆红岩村合影
    “六四”事件之后,李鹏的形像大受损害,成异议人士攻击最多的目标。民间也为“虎父犬子”而扼腕叹息,以为中共一代不如一、气数将尽的象征。李鹏大概也怕外界认为,他当上总理是拜养父之赐,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郑重澄清“事实真相”,以亲生母亲直至八十年代才去世为理由,否认自己是周恩来夫妇的养子。他的立意是想表明其人格,之所以他有今天,绝非靠着周恩来、邓颖超,而是凭籍自身的努力奋斗得来的;另外,也可以打破人们对中共政权家族化的印象。不过亲生母亲是否在世,与当不当养子没有必然关系。如孙维世,母亲任锐直至一九四九年春天才去世,但她做一个快乐的养女已经做了十几年了。而且李鹏“澄清”得也太晚了点,任他怎么解释,反正没人会怀疑他是养子、而且占尽了养子的好处这个事实。
    
      “我儿为什么不能当总理?”
    
      李鹏的妻子朱琳,在一篇追忆文章中记述,三年困难时期,他们的大儿子、女儿出生,没有足够的营养品,邓颖超亲自把两筒猪肉罐头送到他家,好让孩子们添一份乳汁。
    
      当时生活物资极度匮乏,连毛泽东都宣布不再吃肉,周恩来夫妇也俭省度日,两筒猪肉罐头的份量绝不是一般的“雪中送炭”可以形容的。一九六二年春,周恩来、邓颖超去沈阳视察,在下榻地招待在他们身边长大的烈士子弟,除了李鹏、朱琳夫妇,同桌的还有任岳、叶正大、谢昭明、邹家华、叶楚梅。其中邹家华日后也当上国务院副总理。
    
      朱琳回忆,邓颖超“模范地执行选拔干部方面一贯坚持的德才兼备的言责,坚持任人唯贤,反对任人唯亲。那年,邓妈妈是从报纸上得知李鹏当选为国务院副总理的消息的。”从报纸上得知,──说明李鹏升官她不曾干预,说明她反对任人唯亲、说明李鹏和她的关系之“亲”。再仔细分析,其实这番表白只能说明最后一点,即李鹏与周恩来、邓颖超的关系之“亲”,而不能说明她不曾插手。对中共内部运作稍有常识的人都知道,国务院总理、副总理人选都是党的代表大会或中央全会预选内定的,全国人大只是表决通过而已。邓颖超从报上看到的,仅仅是确认代表们表决通过了“当选”的消息。作为党和国家领导人、元老、已故周恩来总理的遗孀,要是连这样重要的人事安派都预先不得而知,岂非咄咄怪事。
    
      客观地说,周恩来的养子不是不可以当总理。邓颖超质问得有理:“我儿为什么不能当!”由于从小的耳濡目染,他的确可以做到比任何人更像一个总理。这都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他的政绩。那是另一个话题,本书不拟作进一步的讨论。
    
      周恩来认下的养子女,并非个个都是烈士后代。李富春和蔡畅的女儿李特特,从小极得周恩来夫妇喜爱,一见到她就搂在怀里,叫她“我的爱女儿”。李特特也很乖巧,叫邓颖超“爱妈妈”,叫周恩来“爱爸爸”,叫邓颖超的母亲杨振漕“爱外婆”。时至今日,李特特也没有否认过这样一种亲密关系。
    
      周恩来的父爱太不专一
    
      原新四军军长叶挺的女儿杨眉,也是周恩来的干女儿。叶挺有九个孩子,皖南事变后叶被捕入狱,曾囚于江西上饶、湖南衡阳及湖北恩施,有三个孩子随他在恩施上学。
    
      一九四五年九月,他们又随父亲押解到重庆,摆脱特务监视跑到曾家岩五十号去找周恩来。周恩来替叶的两个儿子福麟、福恒改名为正明、华明,俨若一位父亲。叶的女儿杨眉娇憨活泼,尤其得到周的喜爱。他将廖仲恺的外孙女儿李湄(李少石、廖梦醒的女儿)哈杨眉一手一个搂在怀里,笑言:“两个都是眉,做我的女儿吧。”自此,杨眉和李湄都叫他为干爹,叫邓颖超为干妈。不久将叶挺的三个孩子送到延安,住进了周恩来和邓颖超的窑洞。当时叶挺还不是烈士。
    
      一九四六年一月,杨眉随周恩来到重庆接她的父亲叶挺出狱。过秦岭时,飞机遇到强大冷气流,冰雹密集地敲打机身,情况危急,机上的机梯、小桶、行李物件都扔了下去,随时准备跳伞。杨眉忽然哭起来,周恩来看到只她一个人没有伞包,赶紧将自己的伞包给她挂上。幸好飞机平安返回,在西安机场降落。周恩来对义女的情义,赢得了同机部属的由衷敬佩。但杨眉机运太差,四月八日,叶挺夫妇带了他们的小儿子和杨眉乘一架美国军用运输机去延安,途中天气骤变,在山西黑茶山失事,机上人员包括中共高级将领王若飞、博古(秦邦宪)、邓发等全部遇难。特别让周恩来悲伤的,一是痛失老友王若飞,而是痛失干女儿杨眉。对于王若飞,他经常怀念说:要是他还活着,给我当个副总理,我可以减轻多少劳累啊!对于小杨眉,他不止一次向人员自责:是我的疏忽,我怎么就没想到让他们(叶挺)一家人分开乘飞机呢!其爱之深、痛之切,真是溢于言表。
    
      周恩来认养的子女既多,又特别喜欢女儿(如李特特、两个眉、孙维世等),相对地也就冷落了一旁的干儿子们。或许这正是李鹏得势后否认自己为其养子的一个潜在原因。总认为周恩来的父爱太不专一,简直是见一个爱一个,来着不拒,照单全收。像李鹏这样两岁丧父、心灵敏感的孩子,难免产生“你爱我不够”、“你不是真爱我,只是同情我”、“你对所有(烈士)的孩子都一样”、“我的亲生父亲不会这样”、“你到底不是我父亲”之类的微怨而不自知。周恩来有一句名言:“全中国的孩子们都是我的子女。”他要是知道,他死后第一个站出来公开否认这种父子关系的竟是李鹏,情以何堪?
    
      全中国人民的“父亲”
    
      周恩来的这句名言,不知感动过多少善良的中国百姓。爱民如子,这是中国传统为官之道的最高准则。在一些共产党国家,独裁者也喜欢被颂为人民的“慈父”,如苏联人民的“慈父”斯大林,朝鲜人民的“慈父”金日成等。北越领袖胡志明一把白胡子,当“慈父”显得太老,于是当了“胡伯伯”。罗马尼亚的齐奥塞斯库几十年如一日的年轻,当“慈父”显得太嫩,只好称“人民的儿子”。毛泽东笑容慈祥,本来当什么都可以的,但神化得太厉害,没有敢称他为“父亲”。只有周恩来,能够赢得大多数民众的认同和遵从。
    
      这就是广泛存在于中国人潜意识中的,对周恩来的恋父情结。这里所说的是“广泛”,并不是指“每一个人”,所谓“恋父”,也不同于弗洛伊德理论的“杀父娶母或杀母嫁父”,而是以依恋不舍为主要情氛。一九七六年春天,发自全国各地、而以天安门事件为代表的悼周活动,除了一般历史学家们讨论的社会原因外,还有一个被忽略的重要的心理原因,即民众的恋父情结。在很多人心目中,他是一个没有叫出口的父亲,一个“保护我们”、独撑危局、忍辱负重、质朴平易、具有道德风范的父亲,一个可以信赖又不可或缺的父亲。
    
      他把总理这一职务,做成了中国唯一的“父母官”。继他之后无论是谁,都得接受这一检验。华国锋总揽党政军最高权利于一身,怀疑他是否适合当主席的人恐怕是不多的,而不怀疑他是否能当好总理的人恐怕也是不多的。他的悲剧,在毛泽东任命他为总理接替周恩来的时候,就已经注定不可避免了。邓小平复出后导演的逼宫戏,逼他首先放弃的,就是这个总理职位,而非一般共产党国家代表最高权利的党的总书记。
    
      李鹏挟其养父周恩来的余威,当上总理之初,虽无重大建树,却也没有重大过失。他最大的过失就是不像一位“父亲”,倒是怎么看都是像一个公子。让一个公子来充当大管家、大家长这样一个只能由父亲担当的角色,难怪成为众矢之的。一九八九年学生运动风起,李鹏受到的责难和攻击是最多的。其实他何尝不想当“父亲”,接见学生代表时,他忍不住正色道:“我的年龄可以做你们的父亲。”一言既出,更引起众怒。周恩来扮演的是“慈父”,他扮演的是“恶父”,二者反差甚巨。缺乏耐心、诚信、学识和修养,却要占据“父亲”这样一个崇高的位置,不服众望。对李鹏而言,真是成也周公、败也周公。
    
      私生女母亲“安然”
    
      艾蓓引发的“私生女”风波,最震撼人们心灵的,说到底,并不是揭发了周恩来私生活的“阴暗面”。关于周的许多花边消息,事实上早已在民间流传甚广,不论是宁可信其有还是宁可信其无,都未能动摇他的基本形像。但艾蓓却无意道出了藏在许多人心灵深处的一个隐秘,那就是,一直把这个人当做父亲!
    
      艾蓓讲述了一个对父亲既爱且恨的故事。她的书名恰当地表达了这样一种心结:《叫父亲太沉重》。虽然是父亲,但叫起来太沉重,但毕竟是父亲!
    
      先来看她笔下的母亲──“安然”。她是一个资产阶级家庭的千金小姐,北京某医学院学生,韩战爆发参加志愿军抗美援韩。赴韩前夕受到周恩来的接见,握手时她像含羞草一般哆嗦,感受到父亲的温热和怜爱。在一次美机轰炸中,她受伤回国治疗。周恩来到医院看望从战场上下来的“最可爱的人”,恰好推开了安然的病房:“你瞧巧不巧,我随便推开这个门,结果是你!”
    
      二十年后,周对安然说,当时你看见我,脸直红到耳根。我扶你躺下,你浑身发抖,你晓得吗,你这是鼓励我……
    
      受到“鼓励”的周恩来,决定把安然介绍给孙夫人宋庆龄。伤愈后,她接到宋庆龄家庭舞会的请柬,周恩来邀他共舞,又亲自到门旁送别,给她系好围巾:“太冷了,别冻着。”然后捧住了安然的脸,一阵热吻如同雷击,令少女惊骇、瘫软。她哭了。
    
      不久,在团中央举行的联欢会上,她再次见到周恩来,他把她介绍给邓颖超。周对他的面赤气粗、举止慌乱视而不见。邓颖超夸道“真是漂亮,比想象的还漂亮。”──
    
      “想象”!她觉得大姐一瞥之间就窥破了丈夫和她已发生和将可能发生的一切。
    
      “你怎会是我爸?”
    
      板门店停战协定签定后,她应彭德怀的邀请,出席中南海春藕斋志愿军英雄和烈士眷属招待会。周恩来把安然介绍给干女儿孙维世,并提出要和大街一起去她家。第二天深夜,门铃响了,门外站着一个大衣领口竖起,帽檐压低的男人:他一个人来了。于是发生了“没有什么新意,古往今来,大抵如是”的事。
    
      一九五三年秋,周恩来由邓颖超陪同到上海休息了十天,某日,他持一束白色马蹄莲造访在上海的母亲家休养的安然。当晚,他俩进影剧院看电影《梁祝哀史》,没看完就摸黑离开了。接下来的可以记述的幽会:一九五四年冬夜,没有随从的周恩来,在北京图书馆门前的公共汽车站被乘客们认出,引起轰动。他们起三座门俱乐部跳舞,周送她出来,被一扫马路的老清洁工认出,惊喜交加,安然只好熘回俱乐部。一九五六年,他们一道游香山。
    
      一九五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尚未结婚的安然在上海早产下一个女儿──“爱蕾”(艾蓓)。给她接生的是在英、法分别拿到过产科及妇科内分泌博士的医学权威S大夫,宋庆龄亲自到医院探视放在暖箱里的婴儿。一九五七年春,与周恩来同游八百里滇池时,宋庆龄恰好地告知他:X老太太家添了个可爱的小姑娘,安然因肺结核到杭州疗养。
    
      一九五八年秋,三十岁的安然由邓颖超介绍,与一局级干部结婚。新郎是周恩来的忠实老部下,对安然心意已久。邓亲自主持婚礼,周很晚才赶到,送了一支派克金笔。
    
      他单独和她谈了一段话,语重心长:“今后我没有机会再来看你了。上海那边,每年给我报个平安,我也就知足了。有什么事找我不方便,就找大姐,让她转告我……”
    
      爱蕾的童年大部份是跟外婆度过的。她是一个出身上层、有着极好的教养和个人品格的女性,也是全中国唯一敢给总理脸色看的老百姓。文革爆发,爱蕾到北京串联,去找妈妈。她质问已是副部级干部、受到冲击又被周恩来送到医疗队保护起来的继父:“我是一九五六年底出生的,你怎会是我爸?”母亲第一次打了她,一出手,母女都惊呆了。
    
      私生女的苦乐人生
    
      继父和母亲都去了干校,爱蕾被继父带到中原某省一个叫长集的穷乡僻壤,安置在远亲家里,她像所有的农家孩子一样干活,割牛草,收人尿,在高粱地里打滚,直到十五岁父母获得解放回京。继父的官做得更大了,女儿却开始“窝里反”:三天两头大吵大闹,“我到底是谁生的?”最后竟闹到绝食的地步,终于惊动了总理。
    
      周恩来喂他和麦乳精,服侍她起床,给她穿毛衣,扶到镜前亲自给她梳辫子,情词恳切地说:“谁生你并不重要,也不一定有资格做你的父亲。抚养你的,对你尽职尽责的人,才值得你爱、你尊重。你长到这么大,亲爸爸还没尽过一天责任,他不配做你的父亲。”他和女儿脸贴脸对着镜子:你看我们的眉毛,看看我们的嘴,正面看不出来,侧面看都是噘噘嘴……如果我是你亲爸爸,向你认错,你还恨不恨我?
    
      开始懂事的爱蕾决然返回中原农村。一九七四年春节前,她接到电报进京,见到了准备做大手术的周恩来。这是父女俩的最后一次相间。周恩来用大衣将她紧紧裹住,说了一段生离死别的肺腑之言:“我对不起你妈,对不起你。现在的政治气候还不知我的脸上什么时候被人家划红叉叉呢!一就要熬出头了,我不能毁了你的前程。你答应我两件事:一,这一辈子远离政治,远离名利,过普通人家的生活;二,如果有一天历史非得你出来说话不可,你不要给个人恩怨压倒,要公正地理解你妈和大姐。……”
    
      爱蕾十七岁时,成了中原某医学院的工农兵学员。一九七六年一月八日周恩来去世,她母亲安然参加了遗体告别仪式。爱蕾匆匆赶到北京时,周恩来的灵车已经远去。
    
      从医学院毕业后,她成了医生。八十年代,她奉调进入北京某部队,从事写作。邓颖超陪她仔细看了一遍周恩来的故居,要她把总理过去给她们(安然和爱蕾)的信件收集一下,再写点回忆文章一起交给她,看能不能把爱蕾推荐进中央文献研究室总理传记写作组。爱蕾断然拒绝。邓颖超开始发怒,闹了个不愉快。一九八九年初,艾蓓(爱蕾)应美国新闻署的邀请短期访美,从此未归。一九九三年底,她完成了这部书稿。
    
      官方认为她是冒牌货
    
      作家艾蓓的公开经历,和她书中的女主角“爱蕾”大致相同。她一九五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生于上海。十几岁在报纸上发表第一首诗,后陆续有三十余篇中、短篇小说发表。一九八九年初赴美国。六四事件爆发时,正在参加尤他州的一个作家会议,是会上唯一一位来自中国大陆的作家。她对记者批评中共的言论在“美国之音”播出后,知道自己的名字上了黑名单,至此滞留美国。一九九零年,她在美国以中、英文出版了小说《红藤绿祖母》。她在文学界的朋友中间一直享有“周恩来的私生女”的盛誉。并早有传闻,她要将那一段“真实的故事”写出来。经过三年闭门谢客、蓬头垢面的辛苦写作,这部小说终于问世。
    
      经过一番大造声势、引起轰动和争论、普遍怀疑,最后在一片嘲笑声中逐渐平息了这场风波。几年过去了,再回头来重审这个“爱恨交织的童话”,似乎并不是那样荒诞不经。书中“爱蕾”的人生道路,除了和总理的“父女纠葛”尚可争议外,仍能代表五十年代出生的那一代人心理历程。她的生活环境,经历了资产阶级、革命干部、被打倒的走资派、农村的远亲、重新起用的高干……等一系列的家庭变迁,从社会的上流到最底层,勾画了时代的缩影。而其中表露出的对“父亲”的爱恨情结,也完全可以看做是那一代人对共产党体系既怨恨又依恋、既欲摆脱又难以割舍其血肉联系的形像写照。
    
      一些朋友,在听到我着手写作现在这本书的时候,总要好奇地追问:“艾蓓是不是真的(周恩来的私生女)?”我本来以为,这件事不会再有人感兴趣了。看来人们只是对不可能得以确切答案的争论出现了兴趣。一旦有新的证据出现,又照样会兴趣盎然地吵得沸沸扬扬。不过,只要我们平静下心气来,认真对比“真”、“假”双方已经摆出的种种理论,是不难作出自己的判断的。
    
      据一位权威的中共党史专家断定:这个叫“艾蓓”的根本不是周恩来的女儿,这部小说是一部欺世盗名的鄙俗之作,与五十年代中国的政治环境和周恩来的政治信念、生活情况不符。中共高层领导有一套严密的保卫制度,周恩来根本不可能像书中描写的那样,自由地与“安然”约会。假如真是那样,早就被传播出来。江青等人在文化大革命中,为搞垮周恩来,搜集周的材料可谓挖地三尺。既有此传闻,岂会放过?为何此前从未所闻呢?
    
      中共高层对私生活的默契
    
      我们来看看,五十年代中国斗争环境是怎么一回事。在反右以前,中共政权创造了一个短暂的“黄金时期”,尽管诸如土改、镇压反革命、实行城市社会主义改造、三反五反、抗美援朝以至于文革结束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还有不少人怀念五十年代的“政治清明”。共产党逐步建立了威望,领袖们更是春风得意,中南海笙歌夜舞,常通宵达旦。正是从那时起,高层在生活作风方面开始“开放搞活”,耕闻频传,是为时尚。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毛泽东。
    
      上行下效,许多中高级干部进城后,也纷纷离弃糟糠,另娶年轻漂亮有学历的城市小姐为妻。周恩来有没有赶时髦另当别论,但绝不能以五十年代的政治环境来否定这种可能。周的政治信念、生活情况,也不是不能找情人的充足理由。譬如马克思,他的政治信念不可谓不强,更兼有美妻在侧、恩爱终生的“生活情况”。但仍然与别的女人有染,并生下一个私生子。男女之间偷情,几乎没有不可逾越的障碍,更不是政治环境、政治信念、生活情况一类虚化的理由可以阻挡的。
    
      假若是真的,江青一伙为什么不大做文章?要整垮对于从男女生活作风上打开缺口,是见效最快、打击最有力的厉害“一招儿”。很多在中共体制下生活过的人,对此深有体会。即如西方式的民主政体下,也不失为一项无往而不利的常规武器,但在中国,却只限于中、下阶层范围,凡牵涉高层,尤其是核心的领袖阶层,此招便行不通。中共自建党以来,党内权利的频繁更迭,派系之间的斗争更残酷无情,找不到一条正式的罪状是涉及男女关系问题的。可谓“道是无情却有情”。文化大革命中揭发出大量高层“丑闻”,尤其是红卫兵挖出来。他们年轻气盛。不谙世事,把街头恶邻之间互相揭短挖疮的本领学了来,以为对付道貌岸然的高干们的法宝,殊不知违反了游戏规则。这个规则在中共内部是心照不宣、共同遵守的。江青一伙再穷凶极恶,无法无天,这条底线还是守住了。她要倒对手,仅列举政治上的罪名足够,根本不必援引小节上的失着。
    
      高干子弟不欢迎的“私生女”
    
      早在五十年代,中共高层即达成共识,考察干部要从大处着眼,“生活小节”是次要的。刘少奇曾有一个内部讲话,从生理和心理的角度分析了男性的“多容性”,主张不要过份要求和指责男性领导人在私生活方面的越轨。毛泽东显然也极为赞赏这一“合乎科学和人性”的主张,否则不会让刘在党的会议上大放厥词。文革中刘少奇遭到批判,江青亲自负责专案且搜集罪证,真的是“挖地三尺”,却没有把这一条列入其间。历史上,中共的叛变者和被清洗者,在“多容性”方面的把柄,除了私下流传和一笔带过,从未公布和公诉于正式文本。如曾任总书记的向忠发、政治局委员顾顺章、“东北王”高岗、多次娶妻的刘少奇、林彪的老婆叶群(与黄永胜)、特务头子康生、江青等。而且即使让这些绯闻通过各种渠道流入民间,也一定是在政治上确定打倒之后,绝不会在酝酿阶段就预先将材料公之于众。文革后期,江青一伙处心积虑倒周,周的处境一度极为艰危,但毕竟未被正式打倒。由此而论,没有揪住“安然”及私生女事件做文章,并不能说明此事纯系子虚乌有。
    
      一位出身将门、与艾蓓有过数面之缘的女作家,曾对我口气极其坚决地否定了“私生女”的真实性。一是她以前从来没有听说过,周恩来有这么个“女儿”,她去问她的父亲,他也从来没听说过。她父亲在中共上层广有人缘,为众多中央级的首长撰写过回忆录,内幕材料掌握不少。他肯定地回答:“假的!”她第一次听说,是在一次聚会上,一文友悄悄告诉她的。艾蓓正在场,过来用胳膊肘一碰那人,喔怪地:“别到处瞎说!”令她极为反感。她愤愤地质问:“周恩来怎么会有这样矫揉造作、俗不可耐的女儿?”
    
      在噘噘嘴与气质风度之间
    
      然而谁也不能规定周恩来的女儿不可以矫揉造作和俗不可耐。龙生九子,各异其趣,何况周公乎?俗气也绝不是平民子弟的专利。俗不可耐的高干子弟,乃至俗不可耐的高干,我们见得多了。孙中山、蒋介石、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这些左右历史的人物,都并非出自名门。“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就算周恩来本人超凡脱俗,遗传基因到位,亦不能保证他的子女各个都品貌初中、气质非凡。英国作家萧伯纳回答舞蹈家邓肖的求婚:“如果生下来的孩子,身材像我而头脑像你,岂不糟糕?”
    
      也许艾蓓恰好是“乃父”(噘噘嘴),而头脑如母?武则天篡位,大杀唐宗室,谙王子孙许多流落民间,中宗得辟后将他们昭还,昔日的王公显贵有的像奴婢,有的像农民,有的面呈菜色神情呆滞,他们一到久违的宫中,立刻爆发出一阵哭声,抱柱的抱柱,扶门的扶门,伏地的伏地,全然没有皇家子弟的高贵气质。“私生女”虽贵为总理所出,但身份闪烁不明,从来不被承认,用她自己的话说叫做“我像个屁股,被定为羞处,自夏娃吃了伊甸园的禁果,人们就要把它遮住”,社会背景跟命运抗争,才好容易有了今天一张噘噘嘴已经很不错了,你怎么能期望她全面继承周恩来的气质和风度呢?
    
      有人指《叫父亲太沉重》一书破绽百出,一些细节,如周恩来等公共汽车、周恩来与老清洁工攀谈等等,都是从小学课本上抄来的,足见作者的故事纯属表早,而且编造得非常拙劣。然而这仍不能说明,她一定就是“假的”。试想,一个名正言顺的子女,写自己的亲生父母,亦很难保证没有破绽,甚至难免破绽百出,何况一个与父亲若即若离、总共没有见过几面,又深处海外、缺乏资料和咨询对象、急于求成的私生女呢?即毛毛(邓榕)写《我的父亲邓小平》,尽管有大量的文献可资参考,还可以求教当年的许多见证人,而该书仍不免疏漏、虚假和破绽之处,总不能因而推断,毛毛不是邓小平的女儿吧?
    
      作家“凭感觉就行了”
    
      艾蓓并不是没有支持者,有几位作家曾着文为艾蓓大造声势,在一片嘲笑、指责的批判声中沉默了。但沉默并非放弃了“她是真的”的信念。一位与她熟识的作家告诉我,他至今仍坚信是“真的”,虽然他还是没有看到她拿出来的那件证据。当然,他对这件事早已不感兴趣。原因之一是他安闲艾蓓太蠢,被一群自以为是的老太婆围住,言听计从,弄巧成拙,玩的一些花招都是令人生疑的。我估计还有一个主要原因是他也没有亲眼看到证据,以至于被别人攻击时毫无还手之力。
    
      曾把《叫父亲太沉重》一书推荐给香港《星期天周刊》的女作家陈若曦,认为周恩来的这个私生女是“毫无疑问”的。当记者问:“有证据吗?”陈回答:“她说有,但我没有要求她拿给我们看。我凭感觉就行了。从小说内容看也知道,周恩来和邓颖超曾留下一封信给她。”(一九九四年四月《开放》杂志)一个与艾蓓这样熟识的人,也没有看到过她的任何证据,并且还不要求看,作为朋友,不追问他人的隐私,不探访别人的出身秘密,诚属可贵的品质;但事关一位重要历史人物的重要史实、名誉和评价,而这本书又经过她的手推荐给香港的舆论界与读者,怎么可以连证据都不用看,“凭感觉”就作出“如假包换”的判断呢?这显然不是一种负责的态度,更谈不上是科学的态度。
    
      至今为止,我们不知道究竟有谁看到过艾蓓的证据。如本书第一章述及,在强大的舆论压力下,艾蓓曾邀请美国《世界日报》记者,陪同一位“具有公信力”的人士,亲往加州其寓所看到了她出示的证据。这样神神鬼鬼遮遮掩掩一番之后,负有大众“知的权利”职责的记者竟也三缄其口,第一不告诉我们“具有公信力”的人士究竟是何方神圣;第二不告诉我们,她的证据究竟是什么,经不经得起推敲。
    
      私生女心目中的“父亲”定义
    
      倒是艾蓓自己的口气软和下来了,她一再表示,她只是写“小说”,希望记者把这个故事当“小说”看。她回避正面回答“周恩来到底是不是你父亲”的问题,向我们解释“父亲”的定义:
    
      “父亲,不仅仅是一位他的细胞变成你的生命,而是在你的整个成长过程,伴你同行的那个人。在母亲怀着你的时候,父亲是那个对你母亲关爱的人。哪怕是一个眼神、捶一捶后背,替她洗个短裤,知道她爱吃酸的时候赶紧去买串葡萄。”
    
      “等你出生了以后,父亲是那个被你夜里的哭声折磨的人。是那个拿着小勺子喂你一口奶,是那个替你换尿布时接触到你皮肤的人。”
    
      “等你长大以后,父亲是那个你作业不好而骂你的人。你带男孩子回家见到他会脸红,甚至你对他扯谎。”
    
      “等你结婚的时候,父亲是那个挽着你的手臂上教堂的人……总之,这一切,加在一起,像千山,像万水,这才叫父亲。这那里是一个”是“还是”不是“就能回答的问题呢?”
    
      艾蓓自以为回答得挺“聪明”,挺“文学”,挺“人性”,而读者正是从这些闪烁其词、摸棱两可的聪明话中感觉到被愚弄的恼人。因为不论你的故事是怎样的万水千山、奶瓶尿布、葡萄短裤、恩恩怨怨、曲折动人──说真的,有时人们倒还希望它不那么“动人”──大伙儿要的就是你一句话:“是”或者“不是”。这实在再简单不过了。
    
      一方面,艾蓓把“父亲”定义得那么具体、形像,似乎完全不在意周恩来究竟是不是她的父亲;另一方面,她“蓬头垢面”地花了三年时间,写出这样一本书来,就是要证明她是周恩来的女儿(不管是不是私生)。书是写给读者看的,“证据”却只拿给某位“具有公信力”的人士看,还不准说出去,跟小女孩过家家似的。人们完全有理由质询:当今世界谁有那么大的能耐,敢担此“具有公信力”的重任?政客?或是政治家?我们吃政治家的亏、受政客们的骗还少吗?作家、诗人?作家常干出“凭感觉就行了”的事,诗人也不例外,顶多是把感觉升华为感情。记者?记者如果可以公信,就不会有那么多涉及新闻报导失误的官司了。科学家?科学家精通他自己的专业却往往在这种男女事情上缺乏应有的理解力和判断力。历史或相关社会科学的学者?长期以来,他们都各自站在不同的意识形态的立场上做学问,顺得姑心达嫂意,哪还有什么公信力。
    
      伤害了公众恋父情结
    
      从感情上,人们允许周恩来有一个甚至多个安然这样的情人,却不能容忍他有一个爱蕾(艾蓓)这样的私生女。艾蓓引起公愤,说穿了,是她竟想独占周恩来这位“父亲”,触动并且伤害了隐藏在许多人心中的艾蓓式的恋父情结。
    
      如果说艾蓓的故事几近童话,那么孙维世的故事更像莎士比亚的宫廷悲剧。孙维世被周恩来收为义女送到延安以后,颇是出过一阵子风头。她不仅在话剧《被蹂躏的人》中一举击败来自上海的电影明星蓝萍,还轻轻巧巧地夺走了她的未婚夫(当然很快便和她掰了)。失恋的蓝萍只得钻进树林,拉了一夜的二胡,尔后擦干净身上的树叶与泪痕,义无返顾地走向那伟大窑洞的热炕头。孙维世仗着年轻、漂亮、性格活泼,很快取得可以自由出入毛泽东、朱德等诸位中央领导住处的特权。这特权一直保持到文革前夕。一九三九年八月,周恩来赴苏联疗养臂伤,孙维世在专机起飞前吵着要同去。周恩来说:“要去,也得经过组织批准。”孙维世一听,策马飞奔赶到枣园,求毛泽东批准。毛笑着签了个字。孙维世兴高采烈,高举着毛的指示又策马赶到机场,穿一双草鞋登上了飞机。
    
      这位传说与四位巨头(毛、朱、周、林)有过瓜葛的奇女子,其实并未犯下“淫乱宫廷”的大过。周恩来是她的义父。朱德是他父亲孙炳文生前的好友,当年同在德国由周介绍加入共产党;他的哥哥孙泱当过朱德的秘书。林彪在苏联养病期间曾向她求婚,但是被她拒绝了。毛泽东是唯一一位嫌疑最大的人物,由两位流亡海外的着名作家(宋夫子和王若望)写成小说“回忆录”,活灵活现,但破绽百出,迄今为止并无任何证据可以证明确有其事。曾着书揭发毛泽东私生活隐秘的保健医生李志绥,就坚决否认孙是毛的女友。发表此一密闻的王若望后来也公开道歉,认为此事“以讹传讹,是不能容忍的差错”。
    
      私生女的妈打赢了孙维世
    
      江青在文革中必欲置孙维世于死地而后快,原因是延安时孙以“周副主席养女”的身份,抢了她的头彩,有不经意地夺了她的未婚夫。虽说是塞翁失马、安知非福,毕竟失马之痛难以心甘。加之孙维世是苏联回国的留学生,在毛、周、朱面前撒娇卖乖、软磨硬缠惯了,恃宠而骄,向来不把江青放在眼里,终于引出杀身之祸。孙维世唯一可以依靠的人是周恩来,却万万没有想到,正是周恩来签署文件将她逮捕入狱。这是什么缘故?
    
      “本世纪最后一个黑匣”打开后,透露出其中的秘密。江青在钓鱼台国宾馆十七号楼恭候总理大驾,特意请他过来处理一起“严重事件”──一批从孙维世家抄来的照片:“你几次派他出国,凭什么?她连中央委员都不是!她是个什么东西?是苏修特务!”
    
      “有证据吗?”周恩来沉着地说。
    
      江青拿出一揽公安部的材料。
    
      “你事忙,材料我带回去看。”
    
      这时江青的秘书近来报告:“您请来的秘书已经等了半个小时了。”
    
      江青:“快请她进来。”
    
      周恩来正要走,忽然见到来客,──竟是“安然”!
    
      “总理,不用介绍了吧?”
    
      周恩来赶紧与“安然”打过招唿,寒暄几句,然后告退。
    
      江青手上的材料,有孙维世整“安然”的揭发信,内容无非是对(朝鲜)战争的害怕,在战场上见到“血与兽性”等等。更有公安部搜集的孙维世在国外的一些言谈举止,包括与苏联各色特嫌人物的交往。
    
      周恩来权衡利害,亲笔批示将孙逮捕。
     _(网文转载)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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