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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学良用私款接济红军吗?/陈守中
(博讯北京时间2013年8月29日 首发 - 支持此文作者/记者)
    杨奎松先生吹捧张学良:“常常必须要动用他从东北带出来的银行里面的存款,来解决部队和家属的给养问题。”[1]这种说法毫无事实根据,中央政府每月给东北军二百八十萬元軍餉,另還給五十萬元臨時費,以及張學良本人每月十萬元特別費,比中央军的标准还高。[2]只是張學良
    
     “大扣軍餉,私自移用於東北大學等。招收不良份子,製造反中央力量,坐使官兵給養缺乏;更以待遇不公誣中央,欺煽部下。”[3]

    
    别说張學良不可能把他已在东北吞入私囊的钱,吐出来来解决部队和家属的给养问题。就连張學良口口声声說他用私款接济红军[4]也是假的,事实上張學良不但没有用一分钱私款接济红军,还借接济红军贪污。張接济红军的账目是六十七万元。[5]张学良送蒋公去南京后,这项垫款无人归还,也无处报销。为此,东北军负责财务的张政枋请示于学忠设法解决。尽管于学忠被张学良提升为东北军主管,于学忠本应对张学良报恩,但于学忠熟悉张学良为人,对张学良的账目实在信不过,不愿为张学良背黑锅,予以否决,不给报销。[6]负责财务的張政枋在东北军总部无法解决,为了报销这一笔账,只得去红军驻西安办事处想办法。1937年2月17日,东北军粮秣处长张政枋找到西安北城七贤庄红军驻西安办事处,面见林伯渠、叶剑英和南汉宸,请帮忙开具张学良在粮秣处周转费中临时支取接济红军用的经费共计67万多元的票证,以作报销凭证。红军办事处的处长林伯渠、叶剑英等讨论了一个多小时,讨论结果虽然同意帮东北军粮秣处长张政枋想法解决,但叶剑英仍对张政枋說:“就是张副司令自己花的,咱们替他证明一下也没有什么关系。”遂开了六十七万元的条子,盖上了红军办事处的戳子。[7]供东北军向国家报销。从红军为东北军写报销凭证的过程,說明叶剑英心底里,不相信張真的接济红军这么多。叶剑英的“就是张副司令自己花的”可是一句重话,关系到个人品德。也不是随随便便讲出来的,而是叶慎重的考虑了一个多小时后才説的。再加上張是红军的大恩人。在这样的情况下,叶应对張存感激之心,能説好话会一定会尽量說好话。但叶竟说出如此重话,表明叶剑英忍无可忍,叶有充分的证据证明:張确实没有给红军这么多钱。如張自称他曾在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份,叶回红军总部时,给了叶十万元接济红军。但叶就没有收到这么多钱。不少人为張辩解,說是因为十与四同音,可能張只给叶四万元,外面的人听成十万元,但叶是以账目为依据的,这就不存在听错的问题。叶剑英看到张学良的报销账目后,成竹在胸的知道张学良的账目有问题,才说出“就是张副司令自己花的”[8]这样的重话。張學良可以說无处不贪,与張接触的人都有此感。除叶剑英外,历届政府都感到得張贪得无厌。如“中央固悉索敝赋,以供前方;而人民更裹粮景从,以助士气。今兄(指張)未闻出一兵,放一矢,乃欲借抵抗之名,以事聚敛,自一纸宣言捍御外侮以来,所责于财政部者,即筹五百万,……当此民穷财尽之时, 中央财政歇蹶万分,亦有耳目,兄宁不知!乃必以此相要挟,诚不解是何居心!无论中央无此财力,即令有之,在兄为实行抵抗以前,弟亦万不忍为浪掷!弟诚无似,不能搜刮民脂民膏,以餍兄一人之欲。使兄失望,于弟唯有引咎辞职,以谢兄一人,并以明无他。惟望兄亦以辞职以谢四万万国人,毋使热河平津为东北锦州之续,则关内之中国幸甚”。
    
    南京中央政府与張學良有交往的其他人,也同样感到張學良的钱来路不明。因而一九三七年一月十三日,《陳布雷關於蔣委員長授意發動文教界聲討張學良罪狀致葉楚愴電》,指示葉發動文教界,追查張學良钱的来源?
    
     “……
    
    (九),張之私人生活,骄奢于宇内,道路宣传,陆续汇出巨款,一汇数百万,言之凿凿,何莫非东北脂膏,国家血液?吾人应要求公开盘查张氏财产。”[9]
    
    
    
    张学良还盗卖故宫的珍宝。张学良掌管北京期间,从故宫搬出数百箱珍宝运到上海拍卖,其中有一些极为珍贵的文物流失海外,比如英国图书馆以12万英镑购入了“王右军快雪时晴图”,美国石油大王洛克菲勒以65万美元购入了“唐寅踏雪寻楼图”。我们知道故宫的宝贵文物,是我们祖先留下的宝贵财富,并不是张学良私人所有,如此盗卖是严重的犯罪行为。张学良不但出卖东北;还为了个人享受,盗卖国家文物。
    
    要清楚的了解张学良的财务情况,颇为困难,这因为张学良为了隐蔽他那不能见人的财务,而請外國人{艾爾徳(James Elder) 英籍}給他管理財務,把錢存在上海外國租界外國人銀行,并轉匯國外。[10]其用意显然,是为了不让国人知道他那见不得光的收入情况。既然当事人事先就有意不让国人知道他那见得光的收入情况,国人想弄清此事,就有相当难度。
    
    诚然,张学良在东北搜括民脂民膏,家族财产至天文数字。仅仅在“九一八”事件期间,被日军认为是明显的不当收入,而当场没收并公开的张家财产就有:邊業銀行内的超过一千萬元以上的資產,還有張家寄存的四萬幾千兩黃金和許多古董,大帥府還有六個金庫 。”據説仅这六個金庫中,就有8万个金条,共256万两,价值2.6亿美元。这在当时来说,可是天文数字。远远超过南京中央政府的国库的库存,(据说當時国民政府财政部国库里仅仅只有三百万元现款。)而且这不是张学良家族财产的全部,其它日军不能明显判断不是合理收入的,日军没有动,如張作霖各房太太以及亲属的住所,以及张学良本人在沈阳的住所,尽管张学良不在,也没有搜查,只是存封,里面所存放的财富也没有动,更没有公开,也就无法知道有多少。此外,张学良家族在东北的大量房地产,若将这些财产估算在一起,就已大到令人吃惊程度。真想象不到张学良家族怎么能东北榨取这么多,已经超过当时东北的承受能力,倘若以上仅仅只是一部份,还有一部已转入北平的话,那远远超出东北当时的承受能力,是不可能的事。張學良为什么没有把他们家族的财产转移到关内呢?我想这是因为張學良以为他已早已下令“部下倘遇日軍進攻,不得抵拒,須將軍械子彈存庫房。”[11]“并任其所为”[12]張學良自认为他如此厚待日軍,日軍应不会动他家族财产,因而安心将他家族的财产仍放在东北。旁证是當時全中國最大的兵工廠——瀋陽兵工廠,還有飛機二百六十二架……,也没有事先疏散到北平後方基地,據中国大陆某些作者估计“官私財產達一百七十億。”[13]都仍安放在东北。
    
    张学良在关内(包括在上海外國租界外國人銀行)的钱,不是来自东北,而是从关内夺取的。我个人估价,其中第一笔来自在“中原大戰”期间,勒索南京中央政府巨款,据说达一千萬美元。[14]第二笔,张学良借故把东北军调入关内,这些东北军在东北时,是有收入来源的,张学良将这些东北军调入关内后,张又借此将“华北的国家财政收入悉数截留,不以一文解諸國庫。”[15]我们知道河北、北平、天津等地是富裕地区,国家财政的重要来源地,这一笔收入不少。这些额外收入张学良认为是凭他张学良的“本事”“赚来”的,连故宫的珍宝都敢盗卖的张学良,对于他自己“赚来”的钱,肯定不会心慈手软,且知道的人也不多,张学良是不会拿出来“共产”的。此外,张学良还从其它索取财富,如张学良掌管北京期间,从故宫搬出数百箱珍宝运到上海拍卖。还克扣军费,又以军费不足,挑拨士兵对中央不满,事实上中央给东北军的军费,丝毫也不比中央军的少。[16]只不过东北军腐败,军官层层克扣,到了士兵手中所剩无几,而中央军要清廉得多,如張靈甫等黄埔精英爱兵如子,深得士兵爱戴,乐于为張靈甫拼命,因而張靈甫的军队具有较强的战斗力,相反东北军简直是豆腐渣军队。又如张学良借部属死亡,向中央勒索,将中央军军官处理同类事与张学良做一对比,如最近网上广泛报道:住湖北的国军某师与日军激战,伤亡惨重,死亡三千多人,国家无钱为这些死亡的官兵较体面安葬,该师长面对自己袍澤死亡,异常痛苦,卖了几十亩祖业,安葬他的这三千袍澤,与张学良借袍澤死亡勒索呈鲜明对比。
    
    可杨奎松毫无事实根据的吹捧张学良:“常常必须要动用他从东北带出来的银行里面的存款,来解决部队和家属的给养问题。”[17]还吹捧张学良爱国,反对内战。[18]都毫无事实根据。

張學良愛國吗?
    
    倘若將張學良動聽的愛國愛鄉言論收集起來,可以編寫出數巨冊。張學良的崇拜者們已在這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編寫出不同版本的《張學良文集》,著名的就有畢萬聞的大陸版,周毅等人的香港版。張學良多麼動聽的愛國言論,如“我是愛國狂”,“個人無論地位生命,皆可犧牲,但決不做賣國之事。”“我姓張的如有賣國行為,你們將我殺死,將我的頭顱割下,我也願意的。”[19]……説的比唱的還好聽,杨奎松僅僅根據此,就得出張學良是偉大的愛國者。可惜,張學良的行動與他的漂亮言辭完全相反。如:
    
    1,張不惜以领土、主权,换取个人权位
    
    張學良腐败无能,与外敌稍战就败,败后唯恐中央军前来协防,而进入他的地盘与插手东北外交,影响張的独立地位,不顾中央再三强调,由中央办外交。迫不及待的私自派蔡运升与苏联代表斯曼诺夫斯基、梅里尼可夫在伯力外交公署谈判。随后簽訂了《伯力议定书》,發表後即刻被南京中央政府外交部和國民黨中央一致認為,是一個喪權辱國的記錄。[20]南京中央政府也不承认喪權辱國的《伯力议定书》,并称以張學良为首的地方代表无权参与国与国之间的谈判,这是一项超越了东北军代表权限的谈判,是东北的私自行为。一九三零年一月三十日日国民政府议决:《伯力协议书》已逾(中东)路案范围,不予批准。二月六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议决:伯力会议,蔡运升越权渎职,应从严议处。
    
    眾所周知,東北的黑瞎子島就是張學良割讓給蘇聯的。所有的文獻資料也清楚記載著,黑瞎子島於一九三零年丟失,正是張學良執政東北時。倘若按張學良自己所説他的:“我姓張的如有賣國行為,你們將我殺死,將我的頭顱割下。”這位用正式條文,出賣黑瞎子島的張學良的頭顱,早在一九三零年就應割下。
    
    黑瞎子岛的满语叫称摩乌珠岛,是“马头”的意思。它的位置在中国金鸡版图的鸡头上方,即金鸡冠我国的地标。这里是金鸡最早看到日出的地方。在夏季,半夜三点多就能看到红日在江中冉冉升起。抚远这块三角洲因为生态良好而有黑熊活动所以被当地人称为“黑瞎子岛”。特别是这块紧邻苏联哈巴罗夫斯克的地带,正好是扼守黑龙江——乌苏里江的通航锁钥。所以它的战略地位非常重要。从沙皇时期起,就为野心勃勃的俄国人所关注。即使是《瑷珲条约》和《北京条约》中割走了中国一百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但是黑瞎子岛在乌苏里江以西和黑龙江以南,仍属中国所有。沙皇从满清手中得不到的东西,他的继承者苏联,却能从張學良手中得到,張學良比满清更卖国。且張學良如此迫不及待的出卖国土的目的,是为了迅即了结此事,以免时间一长,中央插手东北事务,影响他东北的独立地位。
    
    八十年后,能够收回黑瞎子島一部,也完全是因为当年南京中央政府坚决维护祖国主权,拒不承认张学良卖国的《伯力协议书》的结果。
    
    2,張學良在花天酒地中失东北
    
    張學良生活在东北,目睹日寇欺压他的乡里,甚至惨杀了他的父亲,可張學良早已把杀父之仇置于脑后,在北平醉生夢死,沒有把抗日放在心上。特別是“九一八”之前夕,東北危在旦夕,可張學良毫無心肝的在看戲。並“吾早已令我部士兵,對日兵挑釁不得抵抗,故北大營我軍早令收繳軍械,存於庫房。”[21] 且“尽任其所为。”[22]致使東北軍在“全副武裝的日軍四處追殺他們的時候”,“眼睜睜地望著敵人屠殺自己令人悲憤難抑。”[23]“棄瀋陽,失錦州,致三千萬人民,數十萬土地,陷於敵手,延及淞滬。未聞出一兵,放一矢,乃欲藉抵抗之名,以事聚斂。”能從張學良的這些真實行動看到他愛國?
    
    3,張學良再一次密派親信出卖祖国主权
    
    張學良不以丟失東北為恥,仍私派他的親信苗劍秋,
    
     “攜其私函,到日本密訪政友會領袖床次竹二郎,和陸軍中的寺內壽一大將,張在私函中提議:假如日本軍止於滿洲,不再向華北和內蒙前進的話,他可以滿洲地方領袖立場聲明承認滿洲國。張學良當時所求懇意者,要在和日本劃界,以保住他華北的地盤而已。”“苗劍秋大失所望而歸,張聞言曾抱頭大哭一場。”[24]
    
    張不惜出賣祖國主權,換取日本支持他在華北“另立局面”。
    
    4,進入西北後,張仍密谋出卖西北主权换取外国支持
    
    張學良進入西北後,仍要以外蒙古為師。眾所周知,中國是一個多民族的國家。蒙古族是中華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員,不管是當時,還是在歷史上,蒙古族都在我國佔有重要位置。同時中國也是世界上蒙古族人口最多的國家。外蒙古此時(一九三六年)仍在中國的版圖內,是中國的神聖領土。蘇聯千方百計的誘使外蒙古成為其附庸,如此割裂中國神聖領土的行為,竟使中共高興如狂。“三月間的蒙蘇協定,就是告訴中國的革命者,你們可以如此做,我也可以與你同盟。”[25]在“西北成立大局面”,並“與蘇蒙結盟”。[26]從而立於不敗之地。张学良等實際上要將遼闊的中國大西北,像外蒙一樣,從中國的版圖中割裂出去,像外蒙古那樣成為蘇聯的附庸。以能像外蒙那樣在蘇聯支持下,在西北建立張氏王國。如此亳無悔意,又毫無羞恥之心,毫無社會責感,把個人的利益看得遠遠高於國家主權與民族尊嚴。
    
    5,將張學良與同時代的愛國将领吳佩孚作一比較
    
    正如俗話所說,“沒有比較,就沒有鑒別”。讓我們將張學良與同時代的吳佩孚作一比較,看看張學良稱得上愛國嗎?吳佩孚用他自己的行動,來向世人表明他愛國。如:他落難時,寧死也不躱入外國租界。甚至在他牙病嚴重,生命垂危時。仍再三交待他妻子,不要乘他失去知覺時,請當時在北平的著名德國牙醫給他醫牙,他寧死也不求外國人。
    
    再看看張學良吧!不信任自己同胞,請外國人{艾爾徳(James Elder) 英籍}給他管理財務,把錢存在上海外國租界外國人銀行。先把東北的巨大財產,(仅仅黄金中的一部分,就有256万两,价值2.6亿美元。)“寧贈友邦,不予家奴”。以及大量軍火,悉數給日軍用來打中國。後又將他的其它财产,存入上海租界外國銀行,并轉匯國外。[27]
    
    眾所周知,中國歷來的大人物,多是用自己的鄉里,為自己駕車。可張學良恰恰相反,不相信自己的同胞,甚至不信東北鄉里,高价请外國駕駛員為他開飛機。(张学良的私人飞行员——路易-雷纳德是美国飞行员,出生于美国威斯康星州,他受聘于张学良,月薪1000美元,当时二、三十美元就能买到一两黄金。1000美元可是一个“天文数字”。)我們知道,東北有極優秀的飛機駕駛員。可張學良就是不信任自己同胞、鄉里。“一葉知秋”,從張學良這一系列的表現,看到張學良對自己同胞、鄉里有感情嗎?
    
    “物以類聚,人以群分”,如此張學良身邊所聚集的人群,也不可能像他们自己所説的那样,是所谓“激進的抗日份子”,“狂熱的愛國者”。[28]事实上,張所依赖的劫蒋悍将,以及那些自称“激進”,“狂熱”“愛國抗日”的人们,均投敵叛國。[29]
    
    張學良还説:“我們東北軍人,活著應當為收復東北而努力,死了應將屍骨埋到東北去。”可張學良活著不但没有為收復東北而努力,相反一直在密谋分裂国家,阻挠国家统一。張學良死后,也没有將屍骨埋到東北去。相反張學良生前親自選定,他死後安葬在夏威夷日本人的墓園——《神殿之谷》。[30]可见張學良那些爱国的话,是多么不可信。

張學良反对“内战”吗?
    
     張學良說他“一聽打內戰我就難過”,他“實在是反對內戰,反對透了。”張學良还说“我們的槍,不是打中國人的,不是打任何中國人的,我們的槍,所有中國人的槍,都是打日本帝國主義的。”……似乎張學良真的在反內戰。
    
    张学良还説:“我与蒋先生冲突没旁的,就是这两句话,他要安内攘外,我要攘外安内。我俩冲突就为这件事,没旁的冲突,一点没旁的冲突。”[31]但是事实恰恰相反,对待日本这个“外”,張學良“吾早已令我部士兵,對日兵挑釁不得抵抗,故北大營我軍早令收繳軍械,存於庫房。”[32]“尽任其所为。”[33]且
    
     “想像不到的,張學良把一個經議決要下達的(抗日)軍令公文,拿起來隨便往大衣口袋一塞,意然忘了發出去。”[34]
    
    并“一枪不放,空国而逃千里。”[35]对待北疆觊觎我国领土,并正在把当时仍在中国疆域内的外蒙古,从中国疆域内割裂出去的苏联这个“外”,張學良不但没有“攘”的意思。相反,張甚至要以外蒙古为师:“三月间的蒙苏协定,就是告诉中国的革命者,你们可以如此做,我也可以与你同盟。”在“西北成立大局面”,并“与苏蒙结盟”。張实际上要将辽阔的中国大西北,像外蒙一样,从中国的版图中割裂击去,像外蒙古那样成为苏联的附佣。以能像外蒙那样在苏联支持下,在西北建立張氏王国。
    
    即使在張學良大談“愛國抗日”,“急切的希望打回東北”的西安事變前夕,張學良在他們內部,商討真實計劃時,張明確的表示:“特別是立刻與日軍接觸,條件亦不成熟。”[36]可見張學良心底裡,仍然對抗日絲毫也不感興趣。他只是“用抗日愛國話”,來掩飾他頑固的阻止中國統一的歷史進程而已。張學良自己,從來也沒有準備率領他的東北軍,真刀真槍與日軍作戰。其实,当时只有以蒋公为旗帜的黄埔军人在真正维护自己的祖国的主权与民族尊严。就连侵華日軍總司令岡村寧次也承認:“看來敵軍抗日力量的中心……乃是以蔣介石為核心、以黃埔軍校青年軍官階層為主體的中央軍。”[37]
    
    張學良对待外国军队“儒雅”异常,“吾早已令我部士兵,對日兵挑釁不得抵抗。”[38]且“尽任其所为。”[39]对待自己祖国中央政府的军队却“残酷”到惊人程度。
    
    在国家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特別是在蔣公两次抗议蘇聯侵吞我国北疆——蒙古,维护祖国主权与民族尊严,必然惹怒蘇聯,成为蘇聯所痛恨的人[40]的时候;以及蔣公亲自派遣、部署中央軍已在綏遠前線抗日的时候。張學良突然心毒手辣的下令炮轰国家元首、三军统帅行辕,机槍、长、短枪齐射。蔣公随员绝大部分被打死。[41]蔣公生逃,纯属侥幸。張學良、楊虎城还在“行辕”外的其它地区,槍殺蔣孝先等国家军官。其中西安公安局长马志强,被用铁钉活活钉于城门。[42]憲兵三團團長中將楊國珍全家连婦孺一起被活埋。[43]在西安和兰州屠杀四百余人。[44]致使“反對張學良之聲,已盈天下”。[45]甚至,憎恨張學良到“咸欲争食張逆之肉而寝其皮以为快”[46]的程度。与張學良卑躬屈膝的对待外敌,呈鲜明对比。
    
    張學良在此次叛乱中的手段,固然血腥、阴险、狠毒。其目的与动机更加邪恶。張在是估计到“揭旗反蔣,此其時矣。”“大家都反蔣”,“只要我張學良振臂一呼,定會四方回應。”[47]“南京政府必將難以招架”而“分崩離析”的情况下,悍然劫而发动内乱的。在强敌入侵,国家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危机关头,張學良为了夺权,不惜使自己的祖国“分崩離析”。張學良是我国历史上,最无耻的乱国贼子。那里还有半点張學良自辩“停止内战”,“没有私心”,“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
    
    張學良是以比对杀害他父亲的日寇大千倍的仇恨,万倍的勇气而发动如此血腥的西安事變的。
    
    張學良在西安劫蒋后,急盼紅軍帮他“首先打击胡宗南。”命令已在華北抗日前線的萬福麟軍,槍口轉內,“迅速南下”,奪取中央政府控制的鄭州,“卡斷隴海鐵路”。[48]命令黃永安攻取中央政府控制的洛陽。[49]命令于學忠軍攻佔中央政府控制的蘭州。[50]人们只能看到張學良的枪是专用来对付中央,阻挠中国统一的。
    
    特别是中共,除了煽动军阀叛乱外,中共还挑拨地方与中央的关系。毛泽东挑拨張學良、楊虎城等军阀与中央政府的关系:“蔣之四十餘團兵力仍實際控制陝、甘,先生如處甕中,舉手投足受其宰製,危險情況不可言論。”[51]“蔣氏將於西南問題解決之後進攻東北軍,謂將用分化政策,不利於張副司令。”[52]
    
    中共还挑拨中央与其他地方势力的关系,如“毛泽东还陆续派出云广清、 张金吾、彭雪枫、张云逸等作为中共正式代表,四出活动,毛泽东并有信致宋哲元与傅作义等。特别突出强调有取得苏联援助的保证,以影响这些地方实力派向自己靠拢。”[53]
    
    特别是对張學良下足功夫,千方百计的鼓勵張與中央決裂,“我方(指中共)可助其(指張)在西北建立穩固局面,肅清蔣系勢力。”“我方有辨法助其從蘇聯那裡解決經費及裝備問題。”[54]中共中央為了推動張學良早日揭旗反蔣,還“專門擬定了行動計劃書。”“具體開列給張,堅定其信心,並促其實現。”[55]張學良在中共的“政府首席”,“聯軍總司令”以及“特別是有取得蘇聯援助的保證”的引誘下,使張在西北建立張氏王國的信心倍增,到了瘋狂程度,而悍然劫蒋。
    
    此外,中共还恶毒的挑拨民族关系,我们知道西安事变前夕的綏遠抗战,是当时中国的一件大事,为当时舆论广泛报道。人们都认为日本煽动蒙奸德王入侵綏遠,人们还不知道中共也恶毒的煽动蒙奸德王入侵綏遠,在日本挑动蒙奸德王入侵綏遠前夕,毛泽东丧心病狂的为蒙奸德王入侵綏遠制造理论依据,挑动蒙奸德王入侵。毛泽东于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二十日,以“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的名义,发表《对内蒙古人民宣言》,挑拨汉民族与蒙古民族的关系,煽动蒙奸德王入侵。该宣言称:
    
    “以蒋介石为首的中国军阀,不独自命为宗主国,更进而把内蒙古整个的区域划为行省。驱逐蒙古民族于黄河以南,阴山以北。更时常指使井岳秀、高石秀等小军阀,不断的占蒙古民族的牧地、盐池,企图逐渐消灭蒙古民族。
     (一)原来内蒙六盟,二十四部,四十九旗,察哈尔土默特二部,及宁夏三特旗之全域,无论是已改县治或为草地,均应归还内蒙人民,作为内蒙古民族之领土,取消热、察、绥三行省之名称与实际行政组织,其他任何民族不得占领或借辞剥夺内蒙古民族之土地。
     (二)内蒙古人民自己才有权利解决自己内部的一切问题,谁也没有权利用暴力去干涉内蒙古民族的生活习惯、宗教、道德以及其他的一切权利。同时,内蒙古民族可以从心所欲的组织起来,它有权按自主的原则,组织自己的生活,建立自己的政府,有权与其他的民族结成联邦的关系,也有权完全分离。”[56]
    
    在此,将中共以上的言论,与德王自己宣称收回他们祖居地的說法,作一对比。看看毛泽东为了自己的权位,在分裂国家的道路上,走得多远。在此引用德王《德穆楚克楝鲁普致国民政府电》:
    
    “南京国民政府林主席、行政院孔代院长……钧鉴:昨闻张学良忽主联共,蒋委员长蒙难西安,蒙古官民,莫不骇愤!嗣又闻中央已派何公为讨逆军总司令,负责戡乱,用率所属,一致拥护。惟望从速营救蒋委员长出险,再行剪除叛逆,以策万全,而慰舆情。此次蒙古以不堪綏遠省之压迫,而与该省宣战,其经过与目的已详上中央……原期中央中央妥为解决,予蒙古以生存之路,不图天祸中国,内地又生事变,瞻望前途,何胜痛心!兹为免除中央北顾之忧,便于专心讨逆计,坚决将对于綏遠之军事行动,暂行停止,以期不以地方之争,影响国家大局……以明所陈拥护中央各节,确系出于至诚。……蒋委员长在西安起居任何,敬乞电示,以慰蒙众焦念,……”[57]
    
    让我们将此德王《致国民政府拥护中央电》,与从上毛泽东《对内蒙古人民宣言》认真的作一对比。可清楚的看出毛泽东在分裂国家的道路上,走得有多远!一副外国代理人的嘴脸。其仇恨中华民族,仇恨中华民国,仇恨中国中央政府到无以复加的程度!
    
    作为蒙古族的德王本人,尚且只认为他仅仅与綏遠省的地方矛盾。可毛泽东竟恶毒的挑拨到整个民族的矛盾。并恶毒的编造出:“(汉族要)驱逐蒙古民族于黄河以南,阴山以北。”“企图逐渐消灭蒙古民族”。[58]不但妄图将蒙、汉两族在綏遠地区的矛盾,扩大到热、察、绥、宁夏、陕西地区。而且把仅仅在在土地使用上,是用作牧场,还是改为农地上的争论。恶毒挑拨到南京中央政府要“消灭蒙古民族”。毛泽东为了自己夺取最高权力,惟恐天不乱的梟雄真面目暴露无遗。
    
    再将被称为日本走狗的蒙奸德王,与毛泽东对中国的感情作一对比。德王尊中华民国中央政府正统,并自称他只是与綏遠省的“地方之争”。且口口声声称中央负责人为:林主席、行政院孔代院长、蒋委员长,承认中华民国中央政府。[59]与毛泽东根本就不承认中国中央政府,把全世界都承认的中华民国国中央政府,贬之为“自命为宗主国”。[60]毛泽东惟恐天下不乱,特别表现在他力主除蒋。被称为日本走狗的蒙奸德王,知蒋蒙难后,“不图天祸中国,内地又生事变,瞻望前途,何胜痛心!兹为免除中央北顾之忧,便于专心讨逆计,坚决将对于綏遠之军事行动,暂行停止,以期不以地方之争,影响国家大局。”且“蒋委员长在西安起居任何,敬乞电示,以慰蒙众焦念。”相比毛泽东听到蒋蒙难后,“欣喜若狂”。[61]并“力主除蒋”。[62]惟恐天下不乱,那里还有丝毫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影子。
    
    中共还要“向南要奪取甘泉、宜川兩城。赤化宜川、洛川兩縣。向東要佔領黃河西岸五縣以上。”[63] “在山西創造比陝北更大的根據地。”[64] “開闢我們的蘇區到晉甘綏寧五個省分去。”[65] “廓清陝、甘、寧、青四省的反共部隊。”[66]
    
    特別是一九三六年八月二十五日,張聞天、周恩來、博古、毛澤東聯名給共產國際的密電:
    
     “我們所希望的地區為青海、甘西、寧夏至綏遠一帶,我們除加緊與蔣介石進行談判,求得在一般基礎上要求他們承認劃出紅軍所希望的防地外,還需須解決一個具體作戰問題,因為即使蔣承認紅軍佔領這個地帶(這個可能是極大的)。 也不見得能使這一地帶的土著統治者自動讓出其防地(這個可能是很小的)。這一地帶佈滿著為目前紅軍技術條件所不能克服的許多堅固的城池,堡壘及圍寨,需蘇聯確實替我們解決飛機、大炮兩項主要技術問題……。”“以一方面軍攻寧夏,先佔領一部分主要的城寨,多數城寨待接取飛機大炮後再奪取之。以四方面軍從蘭州以南渡河,首先佔領青海……逐步向甘、涼、肅前進。沿途堅城不攻,待從外蒙取來之技術兵種配合攻取之……”[67]
    
    張、周、博、毛異口同聲的告訴世人:即使中央軍撤離西北後,他們仍要侵佔西北地區當地合法政府管轄的地區,仍要在西北地方挑動內戰。他們不僅從蘇聯取得的輕武器是用來殘酷的屠殺自己同胞的。甚至從蘇聯取得飛機、大炮也是用來轟炸西北地方合法地方政府所管轄的堅固城寨。徹底戳穿他們聯蘇“抗日”的說法。還有甚麼比槍口對準誰?大炮射向誰?飛機轟炸誰?更能說明他們究竟在幹甚麼呢?他們的密電清楚的告訴世人:他們只是在“愛國抗日”的煙幕下,挑動內戰。
    
    十二月十六日,中共中央軍委主席團根據毛澤東提議直電彭德懷等,明確提出:“(紅軍)改至延安、甘泉集中,以便取直徑迂回至敵人主力後之鄭州等地,並發展至直迫南京。”[68]十二月十七日,毛致電彭德懷、任弼時:一方面軍先行,首先攻克當地民團駐守之延安、甘泉兩城,將延安飛機場佔領。
    
    十二月二十二日,毛致電周恩來:紅軍正在向南急進,二十天內准可集中咸陽。瓦窯堡、延川、延長、延安四城均入我手。如甘(泉)鄜(縣)(注:即今富縣)亦入我手,則蘇區擴大鞏固。
    
    十二月二十七日,毛電告彭、任:我們擬提議第一步駐漢水流域,兩三個月後移蘭州、寧夏,要求漢中、蘭州、涼州、寧夏歸我們,陝北高雙成、高桂滋調開,防地亦歸我們。
    
    西安事變後的一個星期,中共的“西路軍”根據中共中央的電令,於一九三七年元旦,攻佔高台。
    
    一九三七年一月上旬,“紅軍主力秘密集結……然後以主力向潼關迂迥。”
    
    一月七日,毛致彭德懷、左權、聶榮臻:第四師可直往澄城,任務完成後逐漸移至洛川以南之吳莊鎮、黃蓮鎮之線,沿途擴大紅軍,擴大宣傳,多捉土豪……
    
    一月十一日,毛致電周恩來、博古並告彭德懷:紅軍主力以出商雒為宜,該路擊破,即可轉入豫西。
    
    一月二十一日,毛致電周、博:無論和戰,紅軍主力應按前定計劃出至陝南……
    
    他們這些真實計劃中,没有一個字是準備去抗日。全都是为了夺权,“甚至妄图直捣南京。”[69]那里有他们口上所说的停止内战的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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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杨奎松与网友对话:如何读中共党史,共识网
    
    [2]《時事新報》,民國二十五年十二月十九日。
    
    [3]《西安事變史料》,第五冊,第二七零頁,朱文原,國史館,一九九三年。
    
    [4]《張學良傳》,張魁堂,新潮出版社,一九九三年。
    
    [5]《西安事变史料》第三册,第三百一十二页,朱文原,台北国史馆,一九九三年。
    
    [6]《西安事变史料》第三册,第三百一十二页,朱文原,台北国史馆,一九九三年。
    
    [7]《西安事变史料》第三册,第三百一十二页,朱文原,台北国史馆,一九九三年。
    
    [8]《西安事变史料》第三册,第三百一十二页,朱文原,台北国史馆,一九九三年。
    
    [9]《西安事变史料》第五册,第二百七十页,朱文原,台北国史馆,一九九三年。
    
    [10]《西安事變史料》第三冊,第四百六十頁,朱文原,台北國史館,中華民國八十三年四月。
    
    [11]《本報記者謁張談話》, 《大公報》要聞版,《大公報》一九三一年九月二十日。
    
    [12]《盛京时报》,1931年9月21日。
    
    [13]《張學良傳》,張魁堂,新潮出版社,一九九三年,第一百四十七頁。
    
    [14]〔日〕關寬治、島田俊彥著,王振鎖、王家驊等譯:《滿洲事變》,上海譯文出版社1983年版,第245頁;莫爾給凱洛格的電 文,1930年10月16日,美國國家檔案館,893.00/409。
    
    [15]《細說西安事變》,王禹廷,傳記文學出版社,民國七十八年,第八十九頁。
    
    [16]《時事新報》,民國二十五年十二月十九日。
    
    [17]杨奎松与网友对话:如何读中共党史,共识网
    
    [18]《西安事變新探》,楊奎松,東大圖書公司,一九九五年版。
    
    [19] 《張學良對東北平市民大會提案的解答》,天津《大公報》,1931年9月29日。
    
    [20] 見《大公報》,1930年2月3日。
    
    [21]《本報記者謁張談話》, 《大公報》要聞版,《大公報》一九三一年九月二十日。
    
    [22]《盛京时报》,1931年9月21日。
    
    [23]《英雄本色-張學良口述-歷史解密》,畢萬聞,中國文史出版社,二零零二年北京版,第一百五十二頁。
    
    [24]苗劍秋自述;以及《我的浪人外交》,矢次一夫,東京,一九七三年,第一百三十三頁。轉引自《張學良評傳》,司馬桑敦,傳記文學出版社,中華民國七十八年,第二百零五頁。
    
    [25]《西安事變新探》,楊奎松,一九九五年版,東大圖書公司出版,第八十九頁。
    
    [26]《西安事變新探》,楊奎松,一九九五年版,東大圖書公司出版,第九十七頁。
    
    [27]《西安事變史料》第三冊,第四百六十頁,朱文原,台北國史館,中華民國八十三年四月。
    
    [28]《西安事變新探》,楊奎松,東大圖書公司,一九九五年版。
    
    [29]《張學良穢聞惡行錄》,《前哨》,二○○三年九月號
    
    [30]《傳記文學》,八十一卷,第一期,總期第四百八十二期,第一百一十七到一百二十七頁。
    
    [31]台湾《联合报》,2001,10,28。
    
    [32]《本報記者謁張談話》, 《大公報》要聞版,《大公報》一九三一年九月二十日。
    
    [33]《盛京时报》,1931年9月21日。
    
    [34]《張學良-共產黨-西安事變》,蘇墱基,遠流出版社,一九九九年版,第一百一十八頁。
    
    [35]《西安事变新探》,杨奎松,东大图书公司,一九九五年,第二十九页。
    
    [36]《西安事變新探》,楊奎松,東大圖書公司,一九九五年版,第五十六頁。
    
    [37]转引自赛昆先生提供的《中國事變陸軍作戰史》第二卷二分冊,中華書局出版的影印本。
    
    [38]《本報記者謁張談話》, 《大公報》要聞版,《大公報》一九三一年九月二十日。
    
    [39]《盛京时报》,1931年9月21日。
    
    [40]《百年潮》,1997年第3期,作者:楊奎松,原题为:从拥蒋到反蒋。
    
    [41]《中央日报》,1936年,12月23日。
    
    [42]《西安事变》,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编,2009年出版,第074页。
    
    [43]《徐彬如同志回憶西安事變》,《黨史研究資料》,一九七九年一月西北工業大學丁雍年訪問整理。
    
    [44]《張學良穢聞惡行錄》,《前哨》,二○○三年九月號。
    
    [45]《西安事變始末之研究》,李雲漢著,台北,近代中國出版社1985年版。
    
    [46]《西安事變始末之研究》,李雲漢著,台北,近代中國出版社1985年版,第105頁。
    
    [47]《張學良傳》,張魁堂,新潮出版,一九九三年。
    
    [48]《英雄本色-張學良口述-歷史解密》,中國文史出版社, 畢萬聞, 二零零二年北京版,第二百九十頁。
    
    [49]《西安事變新探》,楊奎松,東大圖書公司,一九九五年版,,第二百九十頁。
    
    [50]《細說西安事變》,王禹廷,傳記文學出版社,民國七十八年,第三百零八頁。以及《揭秘西安事變》,中共,國民黨,東北軍,十七路軍當事人,中國文歷史出版社,二零零七年一月,第三百六十四頁。
    
    [51]《西安事變新探》,楊奎松,一九九五年版,東大圖書公司出版,第二十九。
    
    [52]《西安事變新探》,楊奎松,一九九五年版,東大圖書公司出版,第一百八十一頁。
    
    [53]《西安事变新探》,杨奎松,一九九五年版,东大图书公司出版,第一百一十九页。
    
    [54]《西安事變新探》,楊奎松,一九九五年版,東大圖書公司出版 ,第三十八。
    
    [55]《西安事變新探》,楊奎松,一九九五年版,東大圖書公司出版,第九十九頁。
    
    [56]《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对内蒙古人民宣言》,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二十日。
    
    [57] 《西安事变史料》第一册,第一百二十六页,朱文原,台北国史馆,一九九三年。
    
    [58]《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对内蒙古人民宣言》,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二十日。
    
    [59]《西安事变史料》第一册,第一百二十六页,朱文原,台北国史馆,一九九三年。
    
    [60]《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对内蒙古人民宣言》,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二十日。
    
    [61]《西安事变史料》第三册,第一百六十一页,朱文原,台北国史馆,一九九三年。
    
    [62]《西安事變新探》,楊奎松,東大圖書公司出版,一九九五年版,第二百九十九。
    
    [63]《西安事變新探》,楊奎松,一九九五年版,東大圖書公司出版,第三十一頁。
    
    [64]《西安事變新探》,楊奎松,一九九五年版,東大圖書公司出版,第五十六頁。
    
    [65]《西安事變新探》,楊奎松,一九九五年版,東大圖書公司出版,第三十頁。
    
    [66]《張學良傳》,張魁堂,新潮出版社,一九九三年,第二百七十九頁。
    
    [67]《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知中共中央书记处电》,一九三六年八月,中心檔案,全宗號四九五,目錄號七四,卷宗號二八三。轉引自《西安事變新探》,楊奎松,一九九五年版,東大圖書公司出版,第二零七到二零八頁。
    
    [68]《西安事變新探》,楊奎松,一九九五年版,東大圖書公司出版,第三百零五頁。
    
    [69]《军委主席团给彭任电报》,1936年12月14日。转引自《西安事變新探》,楊奎松,東大圖書公司,一九九五年版,第三百八零五頁。 [博讯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 支持此文作者/记者(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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