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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年电影明星参加舞会被定流氓罪 险被枪毙
(博讯北京时间2013年8月19日 转载)
    
    来源:青年周末
    
    1983年电影明星参加舞会被定流氓罪 险被枪毙


    
    核心提示:像演员迟志强,还有歌星张行的那种情况,那个时候对他俩算是法外开恩了,他们的事放在1983年的“严打”期间,那是枪毙的罪,可以说必死无疑。他们也是正好没赶上,迟志强比“严打”早了几个月,张行比“严打”晚了几个月,要是正好在“严打”期间犯事的,可能就是死罪。
    
    说到“严打”的时候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情,那是我的思想超前了,那个时候去跳舞是超前了。你跳什么舞?你一个演员好好排戏就行了,跑到家庭舞会去跳什么舞啊。你跳舞让别人知道,让邻居知道,人家觉得很别扭,是不是。它这个东西都没经历过呀。
    
    特别是在人的情感方面,那个时候还比较保守,也不是说你开放了,你就是进步,不是这个意思。但当时你如果跳跳舞,跟女孩表现得亲密一点,那就是大逆不道,就很可能成了“严打”的对象。
    
    正是作为一个演员辉煌的时候,周围太多的态度,惋惜、同情、唾弃,我看到读到的,更增加了内心的沉重,丢人哪,愧对江东父老,深深陷在那样的情结里。
    
    说出这番感慨的是迟志强,成长于七八十年代的人都会记得他;只要是熟悉那些当年举国热映的电影,就会熟知他。同样,也会听闻他急转直下的命运,从影星到流氓犯,相当一段时间,他那些越传越离谱的故事,成了街谈巷议的反面教材。
    
    “李艳丽把你的作业本借我抄一下”
    
    
    我们小学的时候不上学,正是“文革”期间,摧毁了很多思想和文化,反反复复罢课、复课,没学到什么东西。
    
    革命归革命,但思想好像又很封建。那时候男孩女孩不讲话,小学还好一点,天真哪。一进入中学或者是小学五六年级以后,就有“三八线”了,一般都是男女生同桌,这样的话,唰,你的胳膊肘不许超过我这个界线。
    
    那个年龄,也是青春朦朦胧胧,对异性产生兴趣,甚至爱慕,但绝对是一种罪恶感,在这种罪恶感下面它不敢表露,也不可能表露。中学的时候,十几岁,如果说这个男生对那个女生有爱慕之心,那个时代也会产生这样的情感,他的流露只是多看她两眼,偷看两眼,胆大一点的,写张小纸条,哆哆嗦嗦地想好几天,想半个月,甚至想一年,这个纸条都没有给到这个女生手里,写了不敢给。或者说用个什么办法呢,说“李艳丽把你那个作业本借我抄一下”,要不然去跟人借个笔。这样找机会说话,最多了,已经达到极限了。男生说把你的橡皮借我用一下,女生说讨厌。这心里互相就相当紧张了。
    
    暑假一个月,寒假一个月,像现在寒假、暑假出去玩儿,大家会联系,那时候没电话,就是有,恐怕也不联系,都是男生和男生,女生和女生在一起。第二天开学了脑子里想的就是她,那个好看的女同学。她经常穿白衬衣、蓝裤子。我会想一个假期过去了,她变成了什么样。说到那种想也就是想见她,你说有别的想法,那不可能,丢人哪。这种心思也不能让别人发现,只能偷偷看看,噢,她来了。她呢可能也感觉出你挺喜欢她。
    
    就是一种兴奋,多看一眼就是个幸福。我从来没有表示,跟她借过一次作业本,就借过一次,哆哆嗦嗦地借,她呢也紧张,连看都不看就把本给我。借本干吗,实际就找这么个机会,好像属于她的东西拿到我的手里了。哎呀,这是她用的东西,实际就是一种爱慕的心情。
    
    我也能感觉出,就是她不烦你,甚至也有点喜欢。但是女孩子天生的那种腼腆,加上当时的禁锢,好女孩根本不会对你表示。连话都不讲,男女生互相都不讲话。
    
    喜欢我的女孩肯定有,但是我那时候比较专一地就去想这个女生。我在学校跑百米11秒多,当我参加区运动会,站在起跑线旁边准备的时候,隔壁班的女生都跑去看了,甚至有个非常胆大,我看她在旁边跟谁招手呢,明明就是跟我招手,她叫我过去一下,我好紧张。心怦怦乱跳,我知道她是隔壁班的,她本来不能进入场内,我过去说在比赛呢有什么事学校说啊,她就说好好跑,好好跑。第二天再到学校,她就变成另外一个人了,就好像互相又不认识了。
    
    我篮球打得好,投篮准,女同学那时候聚在一群都敢大声喊好,一旦你打完篮球,再碰见她们的时候,都不说话了。她可能喜欢你,但是很害羞。
    
    到我考入长春电影制片厂的时候,同学都羡慕啊。这个送给你一个本,那个送给你一支笔,这就是相当好的关系了。但是再升华一点的,那送的本就精致了,甚至里边有夹手绢的,那时候是非常珍贵的礼物了。而她给我送的礼物呢,不但是很精致的笔记本,还有一支非常漂亮的钢笔,那就太隆重了。那个时候那一支钢笔多珍贵呀,有的同学从上学开始到毕业可能还没有一支钢笔,用的就是蘸墨水的笔。那个时候才挣多少钱,一家人50块、60块人民币,养一家七八口。
    
    后来我跟我这个中学的女同学,是在拍完电影《创业》以后就好了。也是因为两家很近,经过家庭的撮合这个形式。就是一直爱慕的那个女同学。
    
    那时候的女朋友正式介绍并确认了以后,就像自己的未婚妻一样了,是非常严肃认真的一件事。只要两方面都点头同意了,那这就是你的女朋友了,甚至就是你的终生伴侣了。那个年代就是这样的观念,谈恋爱就等于订婚了,你要是吹一个女朋友就像现在离婚,比现在离婚还严重。
    
    拍《艳阳天》的剧组也有过绯闻
    
    记得拍摄《索伦湖》深入生活的时候,早起三点半,生产队的这些男男女女组成突击队,我一个20岁出头的小伙子,也要参加。这个村里有个体态偏胖的小姑娘,那时候也不吱声,她跟演员也不敢讲话。她干得是热火朝天,她在我旁边,我割麦的时候刚学啊,一点点地割,人家那是刷刷刷,小姑娘几下就割出十多米,真熟练。我突然产生了一种崇拜,就看她撅个小屁股在前边喳喳喳的,我感觉太美了,真美。
    
    在这个劳动中,我现在回想,特别喜欢她,也许她也喜欢我。她干到地头以后回过头来又割我这一趟,看我快离近了,一转头又弄她那另一趟去了。等休息的时候,我看这姑娘怎么看怎么漂亮,就是那个劳动的美。
    
    后来选群众演员,我着重推荐她。等深入生活完了,她跟着一帮农村姑娘来当群众演员,这时再见到她,头上弄个小花,还用什么黑的炭把眉毛描一描,弄点红的树叶什么的,把嘴上弄红,我一下子觉得劳动时的那个形象荡然无存了。可见很多时候人的美好感觉离不开特定的时间空间。
    
    在深入生活的过程当中,剧组里也会产生男女感情,但那是在极其保密的情况下进行的。不过也还会让别人能感觉出来,比如某某对某某稍稍关心一点,大家都在一起田间地头或者工厂车间,都是铝饭盒,一半饭一半菜,吃饭给他多端一点,或者给他多夹点菜,那就是一种好感的流露。她对你好,在别人不注意的时候给你拨一下子菜就走了,也是表现爱慕。
    
    虽说是正当红的青年演员也不敢公开谈恋爱。那个时候你如果公开,或者让人家知道了你们俩在谈恋爱,是不允许的。第一,工作时间怎么能谈恋爱呢?第二,你跟党支部汇报了吗?党支部同意你们谈了吗?要经过党支部研究,要经过领导批准。要审查,你是什么成分,这是为你们负责,他出身地主,你出身贫农,你怎么能跟他谈恋爱呢,将来你们家能同意吗?
    
    拍《希望》的时候,我们那个女演员对我是太关心了,我脱下来衣服放那儿以后就找不到了。等我一看,那不是我的衣服嘛,咔嗤咔嗤,满头大汗在那儿洗呢。是一种温暖。也不敢去说,一说别人听见了她怎么给你洗。她也是偷着洗,偷着洗完了偷着晾在你的房间附近。
    
    同时有另外一对,领导发现了,分头谈话,怎么回事,偷偷谈恋爱。男的说可能她对我就是好一点,就是好吗?要注意影响,有影响别人看不惯。你说放在现在跟别人有什么关系,是不是。但是别人看不惯,那就不行。那二位可倒霉了,开批判会,摄制组集中起来,对这种追求资产阶级享乐的思想,展开批判。我说的这是1976年的事。
    
    参加《艳阳天》的拍摄,开始大概半个多月,换了两个演员。就因为他们两个有点恋情,仅仅一点点的恋情被发现了,双双开除出组。角色就不演了,你想那时候演一个主演呐,那是多不容易,结果紧急调回厂,我们厂调另外的演员。那时候我看了害怕。
    
    开批判会,我还是个少年,只有听的份,就看那些大人们啊,怎么思想能这么肮脏。批判的人气愤地说,回去要好好想想,资产阶级思想已经侵蚀到你们的灵魂深处了,你们的立场站到哪里去了?当时我觉得对啊,可不能犯错误。吓得我以后都不敢多接触异性。那时候谈恋爱要经过组织的批准,跟党组织汇报。像公共场所牵手、拥抱、接吻,这些个连想都甭想。
    
    你能回一个字都是我最大的心愿
    
    让我一下子红起来的,全国观众都知道了,就是1979年拍摄的《小字辈》。
    
    那时候一个演员出名了以后,判断你出名的程度就是接到多少观众来信。我们团年轻演员里我的信可能最多,长春电影制片厂偌大一个单位,都要到收发室取信件,演员剧团的最多,剧团里我的信最多,每天一大摞,全是观众来信。
    
    信上都怎么写的呢,反正基本上就是喜欢你,迟志强你那个戏我特别喜欢,比如说看你的《创业》,看你的《济南战役》,哎呀那个英雄形象激励着我们。那个时候都是这种语言。这都是80年代初前后。
    
    群众就是到长春电影制片厂门口等着,看这些演员下班出来,想看“李向阳”郭振清,看“松井”方化,看《我们村里的年轻人》的李亚林,看刘世龙,看《英雄儿女》的王成,看看《小字辈》的迟志强,都聚到那儿看。
    
    你走到街上,有的时候我回家要坐有轨电车,嗒嗒嗒那种有轨电车,只要一上去,迟志强,他小声说,大家都知道,他就看着你。有时候你要是上街被认出来,他一个认出来,两个、三个跟着你,越跟越多最后能把你围起来,那个年代围观成风。他就看着你。有一次我在哈尔滨秋林公司买东西,那是交通警察帮着疏散,完了以后带着我就跑。
    
    包括一些女孩儿给你写信,表达爱慕之心。哪能回呢,不可能回。她不会说我爱你,就说能给我回一个字都是我最大的心愿,朴实到这种程度。
    
    家庭舞会拉上窗帘,邻居举报是流氓窝
    
    1983年初我在南京拍《月到中秋》的时候,有一批演员,二十多人到南京参加活动,给我打电话。我帮他们借车,找到军区一个领导的女儿。
    
    因为我要表示我这人热情不是嘛,这么多人要送到机场,那时候开始坐飞机了。我在这儿排戏,一个当地朋友给我介绍了军区一个领导的女儿,这个女军医神通广大,借来了红旗轿车,再加上面包车,那时候大街上只要是跑的轿车都是公务车,军区、省政府、市政府的,有“上海”、吉普车,半天过去一辆。
    
    所以我借了这么好的车来送朋友,你想面子多大。另外我还得感激一下人家,人家不用你感谢,说迟志强还要感谢你呢,没有你我们能见到这么多明星吗,而且还跟他们留了影,哎呀,我高兴死了,大姐请你。就这样认识了。可能人家到香港啊,到哪儿去看到了,回来也学着搞一个家庭舞会,这个家庭舞会呢男女的距离很近,不像交际舞,一只手举这么高,一只手在这儿那么跳,他们这个舞就是搂得紧了一点。
    
    当时跳舞的环境,比如说在谁家里这么个房间,那就不能让外边人看见了,要开着灯,必须把窗帘拉上。一台卡式录音机,双卡的就更高级了,声音也不一定好听,摆这么个录音机在桌上,家里能有的椅子都拿出来。一个房间空起来,把桌子什么往边上推一推,摆一圈椅子大家坐那儿。
    
    没有饮料,高级一点的有茶水,就是这么单纯跳舞。因为太新鲜了,没有什么文化生活呀,就是反复地这么跳。因为是一男一女,搭配起来有吸引力,不知不觉这个时间就过去了。当然我还要排戏,还要工作,我大概参加了三次。
    
    我有这么个机会接触到他们,没有借车也就没有这些事情了。参加过一次舞会以后,当时年轻都想玩啊,而且也新鲜,有生以来第一次这样接触不同的女孩。那时候都坐那儿,就我一个演员,其他人都是些朋友或者是干部子弟。很文明,她走到你旁边上,说来跳吧,还羞羞答答的。
    
    一旦接触了,大家都在跳,谁也不看谁,就闷头跳自己的。这样慢慢地就熟悉了,熟悉了也就不哆嗦了,不紧张了,就开始交流。因为我这个身份比较特别吧,大家都挺喜欢跟我跳。个别的语言跟你更亲密一点,甚至说约我到她家去,更进一步熟悉就有了些肢体上的接触,甚至是感情的迸发。
    
    有个姑娘,比我小一点,也是部队领导的女儿,跳舞的时候,她小声跟我说,没想到能跟电影明星一起跳舞。两支曲跳完,她借贴面在我耳朵边说:明天上我们家去吧,我家没人,就我自己。
    
    我到现在都记得当时听到后面这句潜台词的感受,心突突突狂跳不止。我已经不是懵懂无知的少年了,知道这一去大概会发生什么,心里又渴望又害怕,一个晚上没睡好,第二天早早醒了,坐立不安,盼着约定的中午时间赶紧到来。
    
    背着剧组的人,我像特务接头一样,来到约定的鸡鸣寺附近的公交车站,她已经在那里等着我了。一见面,她把我的手一拽,三拐两拐就往她家快走,一路上两人一句话都没说,我紧张得连她家是什么样的房子都不记得了,她的紧张程度也不亚于我,两只攥在一起的手,都在发抖。门一开,一进房,她就把我抱住了,当然,我也抱住了她。
    
    按流氓罪处理,否则全国人民不答应
    
    是因为进入80年代了,风气变了,各种流行多起来了,我才敢去跳这个家庭舞会。但是没想到咣当来个“严打”,我们这些人都定成了流氓罪,包括那个姑娘,判了她五年。据我所知,后来抓这些人是因为邻居举报,说是流氓窝,说是什么裴多菲俱乐部,一天天的靡靡之音啊。比如放的邓丽君的《甜蜜蜜》,邓丽君的歌曾经是禁止的。
    
    邻居的警惕性很高,想象力也很丰富,说你拉上窗帘能干什么,肯定是乱搞男女关系,跳光屁股舞呢。
    
    刚把我投进县看守所小屋的时候,看到地上有个人,他是判了死缓,罪因是偷看了女厕所。
    
    按说“严打”对象是那些严重危害社会的,抢劫、杀人、强奸、破坏。我的印象中流氓是打架斗殴、调戏妇女这样一些行为,而我们都是朋友,在一起跳跳舞,或者说出格的,跟某个女孩动了感情,而且是她主动。那时候我也是血气方刚,没有结婚。那种对异性的新鲜,追求向往,有那种不由自主的迸发。
    
    虽然那时候我有女朋友了,并不是说不爱她,但对这个诱惑应该说我没有顶住。我愧对江东父老,愧对长春电影制片厂对我的培养,愧对家庭,愧对女朋友。当时就这样想。
    
    公安机关本来经过调查,认为没有受害人,顶多是生活作风问题,送回厂里教育。长影厂已经派人千里迢迢来接我了,派的是保卫处长刘世龙,《英雄儿女》里演王成的。他在路上要两天,就在他来接我的途中,一篇报道出来了,白纸黑字大标题:银幕上的明星,生活中的罪犯。是中央级的报纸,把事情给夸大了,把这种朋友之间的行为,变成了兽性、强暴、狰狞的这么一个面目。我们的百姓朴实,相信国家的报纸登的都是真的。
    
    这个记者以不正常的手法采访过我,他说是公安机关上级领导派来的,了解一下你的思想。我就极力检讨自己,贬低自己,说是追求资产阶级腐朽生活方式,追求奢华享受。尽量贬低自己,承认错误,为了能快点回单位呀。没想到他利用我这种检讨,在报纸上说这个不要脸的演员,银幕上的新星,生活中的败类,写我如何纠集一伙人,把姑娘们带到红旗轿车中,集体淫乱、轮奸等等。报纸一出,举国哗然,这样的人,还留着干什么?赶快枪毙!
    
    不清楚情况的人从四面八方纷纷给公安机关写信,说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对迟志强一定要严惩,太可恨了。
    
    公安局压力很大,打电话到我们单位,说现在不行,不能再提放人的事了。还是我们厂长水平高,他打电话说,既然已经决定要放人,就说明事情不严重,怎么能受舆论的左右呢?对方的回答是,不行,迟志强暂时不能放。后来又追加一条:迟志强的“红旗轿车案”按流氓罪处理,要不然全国人民不答应。
    
    追求她的人表态,不追究你跟迟志强的过去
    
    流氓,多难听的两个字,我觉得非常恶心,落到我的头上,真是最让我难于启齿的。四年之后,前途一片渺茫。多丢人,太丢人了。被单位开除,判刑入狱,女朋友也立即跟你吹灯拔蜡。
    
    但是话说回来,我毕竟跟别的女孩有关系是不是。我对不起我的女朋友,再加上这个报道,人家当然要跟你吹了。我这时候的想法一是太苦了,第二就是对不起人家。她那段时间怎么承受过来的,那个压力得多大。
    
    因为你迟志强不是一般的人,如果就是两个人在哪个小区,或者哪个工厂认识,再大的事情顶多是很小的范围。而她的单位都知道她跟电影演员迟志强好,两人马上要结婚了,她单位的人我都特别熟,都是好朋友。因为那时候经常飞来飞去的,她是空中乘务员。我听了她说要吹的意思以后,立即给她写了信,我说吹了我同意,实在实在对不起你,希望有生之年我能弥补多少就弥补多少。你跟周围的人怎么说我都行,不要有什么顾虑。那个时候我所考虑的,真是除了考虑她,就是考虑我们家,家人为我承受巨大的压力和耻辱。
    
    之后和她一点联系都没有了,杳无音信,一直到现在。几年后经过她单位,因为我还要坐飞机,飞机上的乘务员还是她那些姐妹,小心问起她的情况,她们说当时她人瘦了很多,憔悴了,也不飞了,后来就匆匆结婚了。因为那个追求她的人表态,我不追究你跟迟志强的关系。
    
    在办公室偷着打个电话,手都攥出汗了
    
    那是1986年4月17日,由于我在狱中表现很好,减刑一年半提前释放。给我做的鉴定是:迟志强属于在运动当中处理过重,建议重新回厂。所以我还能够回到长影厂,做打杂的工作。
    
    认识我现在的爱人,是她出差到长春,去的单位在我们厂对面,我们演员剧团有个朋友接待她。那时候外国片子还很少在国内公映,长影厂每周六放两部参考片,内部观看。招待她的一个很隆重的方式,就是我们团这个女演员请她来看电影。因为她在演员剧团领票,我也在那儿领票,正好我们领的票是挨着的。
    
    在座位上碰到一起,朋友就介绍了,说很巧她也姓池,不过是池塘的池。我说是吗?我说你好。介绍说她是杭州姑娘,我说噢那好。放两部电影,我没多说什么,就看电影。放完一部,中间休息,她们跟我聊天,也说起喜欢我演的那些电影,因为过去的时间还不长。她们出去买了葵花籽、冰棍,我坐那儿没动,她们过来给我。对这次见面印象特别深。
    
    大概一个月左右,这个小池从杭州给我写了一封信。信中说见到你,和你的银幕形象又吻合又不吻合,你在银幕上是非常朝气,非常帅气的,我们非常喜欢你的电影。你本人呢,给我的感觉是有些消沉,可能是那段事情给你带来的包袱和压力。
    
    她说我小池,你的一个妹妹,真诚希望你振作起来,那些事情我根本不相信,作为一个演员的你,能去强暴人家。我们不是小孩,我们会分析问题,所以你不至于像现在这样消沉,这是第一。第二,她说我能知道你内心有多痛苦,经历过磨难的人更会去珍惜自己的生活,珍惜自己的未来。她说这些事情我懂,你大可不必背上沉重包袱,应该积极地去面对你的朋友,你的生活,你的事业。
    
    你说感人吧,是不是。我觉得非常好,所以非常感动也非常感激。虽然我不愿意听别人说我消沉,但她说的对,实际上还是因为有沉重的心理包袱。我见到谁,总想着人家会不会看得起我,总是带着这种负担去面对朋友,面对周围的人。
    
    这封信不像别的来信,我仔细地看了以后很感动,我不给别人回信,这封信我回了。我说那从现在开始就不提这些事情了。从那时开始到现在,我们两个再没有提这些事情,因为不用提了。我回信还说,非常谢谢小妹,有时间你再来长春提前告诉我,我去接你。
    
    就这样你一封,我一封。长春到杭州一封信得四天,她再回过来又四天。我见到她的信以后都是立即再回信,信就没断过。
    
    通信太慢了,那时候没有别的通讯手段,只是单位的办公室有电话。记得后来给她打电话,偷偷把办公室的门用那个刀,拿刀一划就开了,这点是犯错误了。占咱们单位的便宜,没有别的电话呀,单位电话能打长途,能打到杭州去。那心里怦怦跳,中午人都休息了,我把门弄开,打过去,那边是收发室的。我说找你们那个池代英,要快一点,求您了,杭州人一听咱们讲普通话,一听是长途,老大爷拔腿就往她办公室跑,到她的办公室,再把她叫到收发室的电话这里,我赶紧说哎呀怎么样,真的很想你,有时间过来吧。打那么个电话,手都攥出汗了,耳朵都贴疼了。
    
    打个五分钟,十分钟。你得控制自己。行了,我这是在办公室偷着打电话,就这样吧。一放下赶快再偷偷溜出办公室。
    
    好像没有说我怎么爱你,还是很含蓄,大概是我非常喜欢你,有时间带你到我们家去,这就是一种暗示,她说好的,有时间一定来。
    
    后来她来了,我真的带她到哈尔滨见我父母,这样就好像不用再说什么了。我说什么时候到杭州去,她说越快越好。我又有一个什么机会到杭州去了一下,见到她父母。包括她的同事,我们同事,人家就开始说什么时候办呢,到时候通知我们。很自然地确定了恋爱关系。1988年的5月份我们举行了婚礼。 儿子说我们同学都知道,都很崇拜你
    
    婚姻和爱情是什么呢?我觉得有几个阶段,开始是狂热,甚至到了不能自已的程度,朝思夜想;等这个阶段过去以后呢,就是感情上的那种真诚,相互的关心,体贴;再过一个阶段,就是互相要谅解,慢慢地激情淡化了,感情巩固了,矛盾也出现了,所以要有理解和谅解。再后来呢,一起带孩子,一起经营家庭,婚姻演变成了亲情,还有不断的争吵,也许有的不争吵,总之由爱情、激情演变成相互理解支持,同时有一种互相的责任,就是要共同生活得好,维护家庭,相互疼爱。我认为这是婚姻。
    
    生活就是这样,人生宝贵,选择好你自己的道路,选择好自己的感情归宿。生活在一起,如果说不愉快不幸福,分手是可以的,这种感情的变化应当给予承认,但是一定要有责任,不能轻率。
    
    现在儿子眼看着长大了,我也曾经想怎么告诉他那些事情。一直以来不是有顾虑,而是我觉得不用谈,没什么必要,他爸爸是什么样的人,相信他自己最知道。至于他妈妈呢,我问她,她也没跟他提过。但是我儿子知道。一直到东方卫视采访我的时候,2008年我才知道儿子早就了解。人家问我,能不能采访一下你儿子,我说没跟儿子说这些事情。后来记者问我儿子,知道你爸爸有过挫折吗?他说知道啊,他说不但我知道,我们同学都知道。这个让我非常吃惊,他们同学都知道。那我就想因为我这个事情,儿子是怎么面对同学的呢?他对记者说,我们同学的爸爸妈妈很崇拜我爸。
    
    后来我问了他,他说,爸爸我们老师跟我说几次了,让我要你的签名,你是我的骄傲。你那个事情算什么,谁相信。而且爸爸你是受过挫折的,所以你要加油,越有挫折越要加油。我们同学都很崇拜你,很羡慕我。
    
    以前儿子从来没有说过。自从那次以后才告诉我,你欠我们老师的饭,我们老师让你请吃饭的。结果我确实请了,他的老师还带来一帮老师,大家聊得很开心。
    
    我注意到儿子这一代的一些想法。比如他周围的同学,他们看起来虽然可能还不太懂感情这些方面的事情,也许实际上是懂的。他们认为在感情方面是我的自由,喜欢谁是我的自由,离开谁也是我的自由。我想他们比我们要成熟多了,当年我们感情萌发的时候,是害羞、害臊、害怕,甚至是一种可耻,都哆哆嗦嗦的。而现在他们是大大方方的,手牵着手。对谁都能公开说,这是我女朋友。这就是社会的进步。这个进步并不是让你随便乱来,我相信他们也都是有这种分寸的。
    
    所以我感谢现在人们思想观念的转变,这种转变就是能给予人应有的理解。过去的那种环境是什么样的呢,甚至连他们这一代都知道,儿子说我跟女朋友要是回到那个年代还得枪毙了呢,他这一代能说出这样的话,对我是一个很大的宽慰。而假如我晚生20年呢?
    
    有关那个年代流氓罪的若干看法
    
    在南京市档案馆,至今静静地躺着一份卷宗,号码是:84刑字-8182。牛皮纸的外壳上,姓名:迟志强;案由:流氓。
    
    一段时代的印迹是抹不去的。但是它在人们的记忆里,在当事人的生活中看来已经淡出了。
    
    我们在拜访社会学家潘绥铭教授的时候,提起了演员迟志强和歌星张行当年被判流氓罪的事件,向他请教。潘教授也是著名的性学专家,他是这样讲的——
    
    像演员迟志强,还有歌星张行的那种情况,那个时候对他俩算是法外开恩了,他们的事放在1983年的“严打”期间,那是枪毙的罪,可以说必死无疑。他们也是正好没赶上,迟志强比“严打”早了几个月,张行比“严打”晚了几个月,要是正好在“严打”期间犯事的,可能就是死罪。
    
    在兰州有个男的,被枪毙了,因为在街上摸了女性的乳房,就是在街上从后面把人家抱住了。死刑。我认识这个人的同学。
    
    从1979年到1983年之间,城市里一些社会地位比较高的青年男女,已经出现第一波性开放的苗头,表现为家庭舞会、黑灯舞会、贴面舞会等等,性关系稍微有一点开放了。贴面舞往往就会接着发生一些事情,尤其是在家庭舞会的环境,很容易。其实跟现在没法比,那是刚开始。
    
    1983年8月开始的“严打”主要不是针对这个,而是针对别的问题。但是正好赶上“严打”,这些性开放的苗头就被人们认为是很重的罪,关键是这个。因为刚刚从“文革”过来,还延续着那种惯性。比如在“文革”期间你男女青年天黑坐一块儿都要抓你,现在一下子短短几年的工夫就开放到这种地步,就会认为你这个罪非常重,所以那时候枪毙是正常的,许多群众都拥护。
    
    听说北京海淀区法院有个书记也是搞了家庭舞会,被人家给举报了,举报以后他就写检讨,写完检讨递给上级说我这个是不是还得多写几次才行啊,最后被枪毙了。他以为多检讨几次才能过关,但是被枪毙了。这叫流氓罪,最高刑是死刑,符合1979年的刑法。根据当时的刑法,枪毙也是没错的,如果要说有问题,只能说那个法律有问题,可不能说是处理错了。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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