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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忏悔者的困顿:被家人斥之为“鞭尸”
(博讯北京时间2013年7月19日 转载)
    来源:南方周末
    
     在王克明看来,从私下道歉,到个人反思,再到集体忏悔,是知青一代宿命的结束。

    
    5年来,共有十余位作者拒绝了约稿,害怕“犯错误”或“惹麻烦”。作家老鬼想为母亲写一部卢梭式的忏悔录,却被家人斥之为“鞭尸”。
    
    “90后”们的反应让陆晓娅略感宽慰:如果没有人知道他是怎么死的,那他就真的死了。
    
    多年来,北京文化研究者王克明总会想:到哪里去寻找失去的“礼”?这位常在陕北榆林山中研究丧葬风俗的老人,得到的答案是传统的:“礼失而求诸野。”
    
    如今,王克明也试图将这个信条贯彻于历史书写:历时5年,老人遍访民间,搜寻了一份“文革”忏悔者的名单。名单上的32个名字,都曾是“文革”暴力的一部分。
    
    时移事往,这些人大多跨进了花甲之年,最为年长者已有74岁,这些昔日的作恶者选择写下罪行,准备结集出版,以寻求宽恕。
    
    “文革”结束37年来,由伤痕文学的控诉,到反思文学的沉思,再至零星个体发出忏悔之声,对内心之恶的审视尤显艰难。如今,一群人选择共同向历史低头致歉,几乎是民间觉醒者所能走到的极限。
    
    “‘我们’仍是少数,”王克明说,“真正的道歉与和解尚未到来。”
    
    “假若一切都是时代使然, 那何来个人的罪与恶?”
    
    61岁的王克明将编撰这本书的理由归结于“赎罪”。
    
    1971年,王克明到陕西余家沟下乡,这个19岁的知青由此迸发了“革命的激情”。在随后的“一打三反”运动中,王克明殴打了大队书记谷志有。挨打时,那个头戴白羊肚手巾的庄稼汉一声不吭,涌着鲜血缩头靠倒在磨盘上。
    
    此后8年,谷志有不再提被打之事,却常帮王克明磨镰擦锄。王重病时,谷用三角针为其放血治疗。“你一个北京娃娃,落难受苦,不容易。”
    
    王克明却羞愧不已:此后王克明十几次回到余家沟,不敢再见谷志有。如此煎熬了三十载,直至2004年,王克明终于鼓足所有勇气走进谷志有的窑洞,说出了迟到的“对不起”。74岁的老人却笑了:“嗨,运动嘛!你们那会儿娃娃家,懂个啥!”
    
    喧嚣年代仍存于民间的善良触动了王克明,却让他陷入了对自己的反复诘问:“假若一切都说成是时代使然,那何来个人的罪与恶?”
    
    王克明决定清算自己。2008年,谷志有去世,他在博客上发了讣告,并在某杂志上刊登文章《我打谷志有》。12月底,他与好友岳建一、宋晓明商量,决定找更多的同时代者,征集文章,编撰一本名为《我们忏悔》的合集。
    
    在王克明看来,从私下道歉,到个人发表文章反思,再到一群人集体忏悔,是知青一代对于自己“一刀一刀更深的解剖”——“才是知青宿命的结束。”
    
    王克明陆续发出约稿信。得到的回馈让其惊讶——他从未想到隐于民间,有如此多的人与往事纠缠,为曾加诸他人的伤害而陷入苦痛。
    
    66岁的杨里克,1969年,四川西昌城的武斗中,杨里克和同伴们拿着冲锋枪,在河边齐腰深的荒草里,枪杀了一名对立面的武斗成员。
    
    “文革”结束后,往事总堵在杨里克胸口。2008年,他决定在网上写下文章反思成为“非人”的过往。他甚至开始寻找经历相同者:“谁杀过人?网上聊聊……”
    
    施于身体的暴力之外,也有人反思带给他人的心理伤害:作家老鬼叙述了如何出卖同学宋尔仁,上交了他写满“反动话语”的日记本;丁珊回忆在最好的朋友蒙冤被批斗时,她因懦弱而选择了沉默;教师章孟杰则因憎恨父亲身份耽误了前途,将他视为仇人,任其在破草屋中孤独死去……
    
    “记忆折磨着他们。”王克明说,“这是一代人共有的伤痕。”
    
    “那样一个年代, 谁是受害者?谁是迫害者?”
    
    最初,王克明找到卢晓蓉时,67岁的老人愤怒了:“我是受害者,为什么是我们忏悔?”
    
    王克明的朋友、原中国工人出版社编辑岳建一的话打动了她:“那样一个年代,你真能分得清,谁是受害者?谁是迫害者?”
    
    出生于1949年的画家李斌,“文革”中是上海《红卫战报》的美术编辑。他创作的版画《造反有理》,曾在1967年4月号《人民画报》封底满幅登载。
    
    李斌将自己视为“时代的推波助澜者”,他并不认为自己无罪。“我画过太多版画,我充当过暴力宣传机器的一部分。”
    
    现在的李斌试图用绘画反思过往:名为《梦境》的画作里,李斌以黑色笔调画下了一千余位“文革”受难者,让其出现在审判四人帮的法庭上;他也计划将一些“文革”忏悔者的故事画成连环画,比如曾在“文革”中告发母亲、导致母亲被枪毙的张红兵。
    
    王克明随后发觉,更多的人将忏悔延伸至更广阔的层面,从而发掘出更为复杂的思考。
    
    中央戏剧学院教授杨健始终记得,1966年,还是小学生的他,作为抄家者,冲进了一对夫妻的屋子。他们从家里抄出了几十张唱片,有圆舞曲,有外国民歌。这时,一直沉默的女主人,突然悲痛地叫了起来。
    
    女主人刺耳的尖叫,给了这个孩子强烈震动。杨健后来才意识到,他无意中夺走了一家人动荡岁月里的唯一快乐。
    
    作家老鬼也决定给母亲写一部《忏悔录》。他的母亲叫杨沫,红色经典小说《青春之歌》的作者。
    
    那是2004年,老鬼无意中听到了母亲在1980年代的一段采访录音。采访中,母亲称想写一部卢梭式的回忆录。她说,我佩服卢梭讲真话的勇气,我想要写真实的一生,而不装扮成完美无缺的人。
    
    老鬼想要完成母亲的遗愿,开始收集她的日记、手稿,并重新打量那个多面的母亲:“文革”中劝儿子要低头认罪、对领导奉若神明的母亲,以及“文革”后重回纯真、坦承自己怯懦的母亲。“在某一个阶段,她不是一个正常的母亲,她被异化了。”
    
    沉默与遗忘
    
    编撰者们逐渐发现:他们始终与遗忘及沉默斗争着。
    
    2008年,作家胡健回校参加同学聚会。饭桌上,朋友李岚(化名)谈及“文革”时说,我在“文革”中没有做过坏事,没有斗过老师,也没有打过人。这时,有个细细的女生的声音响起:你抄过我的家……
    
    记忆之门突然打开。李岚想起了那次经历:她确实曾跟随一群人,闯进对方家里。一片狼藉中,李岚还从床头柜里找到了一本“大毒草”——《外国民歌200首》。
    
    鬼使神差地,李岚将这本书偷藏了起来。后来,插队、参军,艰苦的劳动中,严格的思想改造中,这本《外国民歌200首》都给了她隐秘而巨大的慰藉。可是,眼花缭乱的年代过去后,她却如何也想不起这本民歌选从何而来。
    
    那次聚会,胡健目睹了李岚勇敢走向自己的女同学,郑重地道了歉。然而,当胡健受此启发,回溯往昔,竟也发现了多年来的记忆空白:“文革”中,她也曾参与抄家,在一间间房屋里搜查金条、电台,甚至将沙发拆毁,找寻其中的日记、手稿。
    
    多年来,胡健却将这件事“遗忘了”,一直认为没干过这些“低层次的事”。
    
    “文革”研究者王友琴在大量访谈中发现,“文革”亲历者普遍存在着“选择性记忆”的状况,“如果一个时期的记忆过于痛苦和羞耻,往往会出现心理性的失忆”。
    
    更为广泛的遗忘与沉默则早已开始。
    
    5年来,共有十余位作者拒绝了王克明的约稿请求。长期的斗争经历让他们害怕“犯错误”或“惹麻烦”。
    
    作家老鬼面临的阻力更加巨大。《母亲杨沫》写完后,他将书稿交予哥哥马青柯查看。哥哥表现出了面对历史截然不同的态度:他将批评性的语言都删改了,换上了不少溢美之词。哥哥妻子的态度则更加严厉,“这是在鞭尸”。
    
    老鬼说,“我们拥不同的人生,他在怀念赞美过往,我则更愿意去反思。”
    
    分歧带来的问题似乎不仅如此。这群忏悔者发觉,上一辈的遗忘沉默,导致了下一辈对于历史的漠视。
    
    1990年代,杨健曾在大学里开过“知青文学”这门课。没过几年,选课的人越来越少,最终只能停课。这位61岁的大学教授,已不在课堂上提起“文革”,“年轻人们更关注杨幂,而非历史”。
    
    近30年来,王友琴收集了将近700个“文革”死难者的材料,建立“中国“文革”受难者纪念园”网站。她经常会收到一些90后孩子的邮件:“我的父母从不告诉我,“文革”时家里发生了什么,你能告诉我吗?”
    
    “那他就真的死了”
    
    2010年5月,应王克明之邀,北京牧马人王冀豫写下了《背负杀人的自责》,回忆了1967年,16岁的他参与北京粮食学校与北京师院附中的武斗,用棍子打死了另一名学生。随后,王冀豫接受了凤凰卫视的采访,公开忏悔罪行。
    
    未曾想,节目播出后,死者家属找到了他。
    
    王冀豫最先见到的是死者的侄子。对象向他表达了三个意见:第一,希望文章里不要出现死者的名字,以免激起死者亲人的再度伤痛;第二,我们仍然无法原谅你,毕竟创伤如此之深。
    
    最后,这个30岁左右的年轻人告诉王冀豫:“我个人向你表示敬意。你做的是一件对的事。”
    
    王克明则将这次交谈视为一次良好的开始,“忏悔从来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2013年4月,《我们忏悔》一书编撰完成,共收集了32位作者的34篇文章,至今仍在等待出版的机会——王克明找了两三家出版社,都被拒绝了,对方告诉他:“现在还不到时候。”
    
    岳建一始终记得,一个知青聚会上,他曾提出:“我们这一代需要集体忏悔。”立刻引来了反对者的喊声、嘘声,甚至有人抢他的话筒,将他轰下台。
    
    在另一次校庆征文中,陆晓娅决定写出自己批斗老人的故事。“我不做交代,不向老师道歉,我就无法心安。”
    
    自己的文章却意外搅起了同学的不安,没有人再愿意想起往事,就连那些“文革”中被批斗的老师也是如此。老师们偷偷找到她:“你怎么还提那些事情?过去的事就过去了。”
    
    陆晓娅并不认同老师的说法。她一直致力于传递历史。在一所大学,陆晓娅开设了名为“影像中的生死学”的选修课,其中“社会性死亡”这一单元中,会重点讲述“文革”、三年饥荒等内容。
    
    陆晓娅也会邀请学生用短剧、微电影的形式,表达他们的思考。最让她欣慰的,是一个小组的学生演出了短剧《老舍之死》。提问时,陆晓娅问:如果老舍先生在天有灵,看到半个世纪后,一群年轻人演绎他的死亡,会怎么看?
    
    有同学的回答很真实:我们不能理解他的痛苦;也有同学的回答让她略感宽慰:如果没有人知道他是怎么死的,那他就真的死了。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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