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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德口述:当政府失去权威的时候
(博讯北京时间2013年6月19日 转载)
    
    作者:吴德
    

    1966年的11月至1967年1月,北京新市委已经瘫痪,我们不能在市委正常办公了,就搬到京西宾馆办公。这样,又遭到中央文革小组的指责,他们说市委怕群众,已经变成地下市委了。
       
    我讲—讲市委几位书记的情况,一个个惨得很:
       
    李雪峰,主席要他避风头,暂时到天津去了。
       
    郭影秋,被人民大学的造反派揪回人大,关在地下室里,天天遭到批斗。郭影秋有病,我们好不容易和造反派谈判后才把他接出来。
       
    陈克寒,自杀了两次。—次在万里的办公室里服了大量安眠药,被发现后抢救过来;另一次他被商业学院的造反派抓走,遭到揪斗后,他从二层楼上跳楼,没有死,很多地方骨折。市委得到消息后,组织人把他很快送到医院抢救,这一次他又被抢救过来了。有人为此竟批评我右倾,我想总不能见死不救吧牎粉碎“四人帮”后,陈克寒同志病逝了。
       
    万里,也被揪斗得很厉害,屡经凶险,后来中央采取措施将他监护起来,由卫戍区执行。
       
    赵凡,被整得死去活来,后来是否被下放到二七车辆厂了,我记不清,起码被关了“牛棚”。以后我再也没有见过他。
       
    高扬文,在市革委会成立之后,被冶金部的造反派揪走。当时,曾经请示了谢富治。谢富治说:把高扬文交给他们,与冶金部的造反派谈一下,告诉他们不准武斗、打人,把问题交代完后要把人放出来。以后,我还派了—位由部队到北京市帮助工作的同志去看望了高扬文。高扬文是比较晚一点被冲击的,前边的几位遭冲击早一些。
       
    这样,新市委的领导陆续被整了下去。我还算幸运,继续艰难地工作着。以后,市委又补进了刘建勋、雍文涛。刘建勋是从河南调来的,他任华北局书记,李雪峰走时,我提出我实在干不了,李雪峰就把刘建勋调到市委,事实上让他负责市委的常务工作。雍文涛是从广州调来的,他是广州市委书记,“文革”前调到国务院任文办的副主任,好像兼任了中央宣传部的副部长,然后又兼任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负责学校、学生工作。还从外交部调丁国钰同志到大学工作委员会工作,外事口先是调李清泉负责,后来改为丁国钰负责,大学工作委员会撤销后,丁国钰被留下来了。又从北京卫戍区调黄作珍任市委书记处书记。
       
    刘建勋后来被调回河南,雍文涛被揪斗后提出回广州,这时没有办法了,又调卫戍区的政委刘绍文任书记。
       
    北京市没有市委时,有党的核心小组,核心小组的组长是谢富治,温玉成任第一副组长,我是核心小组的成员。温玉成调走后,我任核心小组的副组长,谢富治还任组长。
       
    刘仁回来后,造反派就吩咐他搞卫生、刷厕所。过了几天,刘仁忽然不见,后来才知道被拘捕了。
       
    新市委成立后,李雪峰让我找刘仁谈一次话,问一问刘仁还有什么问题要交代的。我和马力一起去的,马力当时任市委的秘书长。我和刘仁原来很熟悉,我们曾在晋察冀一起工作过。见面后,我问他还有什么问题需要说的,他说没有什么要说的了,彭真犯什么错误我就犯什么错误。谈话不多,我也没有说什么就走了。
       
    当时,叶帅是中央首都工作组的负责人,他看到北京很乱,提出要我们将刘仁和其他市委领导同志送到外省监护。我对叶帅说:送到外省需要中央通知,北京市不好出面直接与各省联系。为了避免意外,我决定先将刘仁等同志送到昌平清华大学的分校,建一个伙食单位,实际上保护起来,防止被造反派揪斗和乱打。
       
    有人直接给江青写信,将这两件事情报告了。江青和中央文革小组的人把我找去,江青说有人来信揭发我和刘仁密谈,她问我与刘仁都谈了些什么。我说没有谈什么。她就我把刘仁等人送到昌平—事做了一顿训斥,指责我包庇“黑帮”,保护“黑帮”。中央文革小组立令我们第二天将这些人弄回来,交给群众,不许有误。
       
    第二天,刘仁等人被狼狈带回市委。刘仁回来后,造反派就吩咐他搞卫生、刷厕所,累得他团团转。过了几天,刘仁忽然不见,后来才知道被拘捕了,看到刘仁朝不保夕的情况,对郑天翔,我也十分担忧,怕出问题,便写了报告。小平等同志批示监护,由卫戍区经办的。
       
    据杨成武同志后来告诉我,在一次会议上,江青、王力、关锋、戚本禹说我是坏人,说我包庇“黑帮”。周总理便问杨成武认识不认识吴德。杨成武说:“在晋察冀时就认识了,他不是坏人。”周总理说这个问题以后再研究。江青等人的文章没有做成,我逃过了一关。
       
    谁知粉碎“四人帮”后,市委有些同志据此来批判我,说我搞了个“反修堡”。这件事,前后都被人批判了。
       
    那时,刘仁同志被整得很惨,家也被抄了。刘仁同志是很坚强的,他只是说彭真犯了什么错误他就犯了什么错误,别的没什么可说的牎刘仁同志有心脏病,后来死在狱中,宁折不屈。
       
    首都一带头,“破四旧”运动便发展到全国,演变成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打、砸、抢”,涂炭生灵。
       
    “八一八”毛主席接见红卫兵后,“破四旧”迎风而起。这件事到现在我也不明白。那时,已经产生了“西纠”,说“破四旧”是他们发起的,我怀疑。我估计是中央文革小组发动的,北京市委并不清楚,我问过李雪峰,李雪峰说他不知道。
       
    “破四旧”超越了常规。在它的名义下,抄家、伤人、打死人的情况出现了。到处破坏,甚至破坏到了中南海里头。中南海紫光阁后边的武成殿房,康熙题写的一块“下马必亡”的碑石都被红卫兵抬走了,后来四处找寻才找回来。红卫兵还把中南海院子里的一些石狮子抄走了。堂堂的国务院也在劫难逃。
       
    首都一带头,“破四旧”运动便发展到全国,演变成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打、砸、抢”,涂炭生灵。
       
    1966年“破四旧”后,一天,毛主席找我去汇报“破四旧”的情况。当时,林彪等人也在场。我在汇报前的想法是想向毛主席反映一些真实的情况,刹一刹这股风。我汇报说市委没有力量控制局面,解决不了“破四旧”产生的混乱局面。
       
    我的期望落空。雄才大略的毛主席,以他超乎常人的思维方式缓缓说:“北京几个朝代的遗老没人动过,这次‘破四旧’动了,这样也好。”林彪也说:“这是个伟大的运动,只要掌握一条,不要打死人。”
       
    然而,毛主席哪里知道,运动的发展由不得愿望,岂止是动动而已,动刀动枪了。
       
    武斗死亡最多的一天,根据火葬场的统计是七十多人。
       
    北京市是在1967年春开始武斗的,那时武斗死亡最多的一天,根据火葬场的统计是七十多人。李雪峰可能到天津去了。面对这种情况,我很紧张,寝食不安。我去找公安部部长谢富治。我谈情况时,谢富治也显得很紧张,神色惊疑。我们认为要制止这种情况。谢富治说:“由公安系统、市委分别发出通知,要求不准打死人。”
       
    我从谢富治处回来,就开始起草市委通知。公安系统的通知由谢富治打电话,让市公安局来拟。
       
    我们市委的稿子还没有发出去,当天夜里两点钟,谢富治打电话找我去。我去后他对我说:“公安系统拟的稿子送给毛主席了,毛主席批评了,大意说,你们还是想压制群众,文化大革命刚开始发动,你们不能像消防队救火一样。”
       
    这样,混乱的局面就无人敢加以制止了。
       
    然而,不断传来打死人的消息使我发愁。10月份,我又找到周总理和中央文革小组,我还找过陈伯达一次,提出是不是可以发个通告,制止打死人等无法无天的行为。中央文革小组不同意,还是说,这样会约束群众的革命活动,影响发动群众。
       
    一直到11月18日,我们当时都搬到京西宾馆办公了,中央文革小组才同意市委发布《重要通告》。《重要通告》说:“任何厂矿、学校、机关或其他单位,都不许私设拘留所、私设公堂、私自抓人拷打。这样做是违反国家法律和党的纪律的。如果有人在幕前或者幕后指挥这样做,必须受到国法和党纪的严厉处分。从今天起,如有再犯以上罪行的,要立即处理。”
       
    这个通告的措辞是严厉的,但实际没有管用。江青在以后又大讲“文攻武卫”,她接见河南造反派还是安徽造反派时就宣传“文攻武卫”。这样,武斗从“文攻武卫”的口号中找到了护身符,两派都说自己是“左派”自卫,对方是挑起武斗的罪魁祸首,武斗问题非但不能制止,而且愈打愈激烈。
       
    1967年至1968年期间,全国武斗很厉害,不少地方具有相当规模,动用较大杀伤武器。相比之下,北京不算最严重的,但我估计,在武斗中死亡的人数大概不下千人。
       
    这时“破四旧”,先是发布通告发不出去,等通告发出去了,又来了一个“文攻武卫”。当时,水龙头总赶不及点火的。
       
    全国大串联,坐火车不要钱,到处可以吃饭。
       
    再说一说“大串联”的情况。我调到北京来后,1966牛7月下旬就犯了“资反路线”的错误,开始检讨。市委就不灵了,以后就瘫痪了,可是,我还要工作。毛主席接连八次检阅红卫兵,大概接见了1300万到北京的红卫兵。全国大串联,坐火车不要钱,到处可以吃饭。当时都叫红卫兵,手臂上套一块红布就行,这给组织接见工作带来很大困难。
       
    第一次是在天安门举行的。毛主席原想坐在汽车上绕天安门广场一圈。但毛主席的车一出来,争着和毛主席握手的人就把汽车包围了,进不得,退不得。谢富治、汪东兴都在毛主席的车上,他们都急了。我在后边的另一辆车上,一看要出事,赶紧下车向前挤,但根本挤不过去,我被挤得前心贴后背,喘不过气。
       
    后来是组织了部队手拉手把群众分开,才把毛主席硬接出来。我也挤不出去了,亏得一批中学生开出一条道,方走出重围。
       
    我出来后,看见毛主席和刘少奇都在上天安门的电梯口坐着。我上气不接下气地向他们说,应该检讨,我组织得不好。
       
    “杨、余、傅事件”后,调温玉成任卫戍司令。“九大”以后,温玉成调走,吴忠任司令。吴忠是驻锦州的四十军军长,他调到卫戍区任卫戍司令后,又任市委书记处书记,分管政法工作。
       
    当时,刘绍文、黄作珍、吴忠、杨俊生这四位军队同志都曾进过北京市委书记处。
       
    接受这次教训,以后的检阅改为红卫兵坐大卡车经天安门受毛主席检阅。结果也不行,很多人坐不上车。又改为像游行似的,从天安门前走过,但秩序也很乱。很多人一走到天安门就停住不走了,都想看毛主席,只顾喊“毛主席万岁”的口号,热泪盈眶。
       
    每次都出现一些问题,特别是在西苑机场的检阅,那次可能有一百多万人,当时踩死了两三个人,大家都没命地往前拥,形成不由自主的强大人潮。
       
    八次检阅,每次都是周总理找我们亲自布置,当时真是刻刻提着心,怕出事。
       
    红卫兵在北京,包括新到和原来没有离开的,人数最多的一天达到300万。当时北京市区的居民也就是300多万,不到400万人,一时增加了这么多人,吃、住、行都很困难。南方的人要吃大米,北方的人要吃白面,尽量调剂。其实不只是食、住、行,衣也摊上,天凉了,南方来的人还得给他们发御寒军衣。北京市委红卫兵接待站设在先农坛,负责人是国防科委的一位同志,他很好,还有一些军队“支左”的同志在做招待工作,大家忙得不可开交,昏头昏脑的。这些吃、住等问题是不好解决的,接待站的同志解决不了问题,红卫兵就打骂他们,甚至抓他们去游行,做“喷气式”来批判。这些同志很苦,见到我时委屈得哭,提出不干了。那时,我也被揪斗,但还要劝这些同志,说工作是党交给的任务,不能不干,而且要干好。
       
    有一天,来的人特别多,前门那—带都挤满了,人山人海。实在没办法了,我去找周总理,说北京市各机关容纳不了了,中央各机关我动员不了,如何是好牽周总理说通知中央各机关和市委各机关开一个会。于是,马上在工人体育馆开了个万人动员大会。大家都到了,我一说话满场起哄,没人听。无法,我就打电话报告周总理。周总理来了,他要求各机关派人去市委接待站领人,各机关能住多少就领走多少人,管吃管住。中南海也腾出一些地方住红卫兵。
       
    以后按这个办法,一来就通知各方面来领人安排住宿。那时,北京差不多家家户户都住了红卫兵。上上下下,一片沸腾。
       
    后来陶铸提出,这样串联影响铁路等交通的正常运输,听说把火车的窗户都挤坏了,号召走路串联,不坐车乘船,发扬艰苦奋斗的精神。这才有效,慢慢来的人就少了。
       
    大兴、昌平发生了乱打乱斗,—夜之间打死了几十个人。
       
    这个时候就发生了武斗打死人的情况,城外开始是大兴、昌平发生了乱打乱斗,—夜之间打死了几十个人。先是大兴的哪个公社我记不住了。听说以后,我们立即派人去制止,结果,派去的人进不了村子,村子边都站了岗,不让进,就像禹作敏一样。我们说市里派人去不行,让卫戍区派人去。被派去的是卫戍区的政委刘绍文、张益三和市委的秘书长马力。村子里的人看到解放军来了,就让进去了。他们进去后,就做工作。见情况很惨,小孩都遭了毒手,村子里的人就是用锄头、镐把等东西武斗。调查后知道,村子里的支部书记为了避免斗争他,就反过来提出斗地富,群众一起来,就打死人了。接着,昌平也出现打死人的事情,我们也是马上派人去制止了。
       
    后来,形势稳定以后,我们把这两个村子的支部书记都抓起来了。
       
    市里第—次武斗在地质学院,大概有“东方红”这一派参加,我忘记另一派是什么组织。一派保地质部的何长工,另一派反对。发生武斗后,因为是北京市内发生的首次武斗,大家都惊得什么似的,我们就火急火燎地报告周总理了。周总理找我、郑维山、丁国钰去,让我们三个人出面与两派谈判,传达周总理停止武斗的指示,要文斗不要武斗。周总理还叫郑维山从北京军区派一支徒手部队把双方分割开。周总理派地质部的一位副部长邹家尤和我们一起去,他做“东方红”对立面那一派的工作,我们做“东方红”这一派的工作。
       
    我们到地质学院后,就找两派的头头来谈,我们一再派人去叫,两派的头头都不来,只让他们各派的参谋长来了。我们提出要文斗不要武斗,让两派罢兵。谈不拢。我说,这是周总理的指示。但他们根本不听。
       
    夜晚时,有人送给我一张条子,条子的内容大意说,派关锋、戚本禹同志为联络员来解决问题,条子的署名是陈伯达。又过了一会儿,又有人送来一张条子,叫我们与戚本禹谈谈。我对送条子的人说:“不知道戚本禹在哪里。”这个人便领着我找到了戚本禹。我向戚本禹传达了周总理的指示。戚本禹听完后说:“这个办法不行,你们要支持‘东方红’,他们是左派,中央文革小组支持他们。”戚本禹还说:“你们是站在支持中央文革小组一边,还是站在另一边牽口气相当无理。”
       
    戚本禹又说是否可以这样,“东方红”今晚有个大会,你代表市委主持“东方红”今晚的大会,把那个姓邹的地质部副部长交给他们批斗一下就回去,他们只批斗半个小时。
       
    我说是周总理让这位副部长和我们一起来的,怎么好来批斗呢?
       
    戚本禹说批斗的时间不会长,不然解决不了。
       
    我叫丁国钰先回去了。郑维山看到这个势头也借口走了。我留下参加“东方红”的大会,他们说你先说几句,然后批斗一下地质部副部长,最后由关锋宣布中央文革小组的意见。当时,朱成昭还不同意由我主持会议,我看见戚本禹与朱成昭嘀嘀咕咕地商量了一阵,最后,戚本禹对我说,你来主持。
       
    开会后,他们派了两个人先批判了邹副部长,然后把他送回去了。以后,关锋念了中央文革小组起草好的稿子,大意说:“东方红”是革命造反派,中央文革小组支持“东方红”这一派。关锋念后,宣布大会结束。
       
    我回来后,很不是滋味,强打精神向周总理汇报说武斗已经停下来了。周总理听后说那好,就没有再说话。
       
    事实上,北京的武斗大都是中央文革小组操纵的。清华、北大、地质学院、七机部、文化宫、西单商场、棉纺厂、水泥厂的武斗都很厉害。
       
    当时,我说话没有人听,但—有武斗,谢富治就让我和黄作珍去制止。
       
    民族文化宫发生武斗,谢富治让我带着“五大领袖”去制止,一到民族文化宫,“五大领袖”都溜走了,武斗实际上是他们操纵的。结果,武斗没有被制止,我反而被围在那里了。我看到武斗的人员在集合。这时,戚本禹的秘书出现在我身边,他说他正好经过民族文化宫,就来了。这位秘书是位军人,很年轻。我对他说我处理不了武斗,我本人也出不去了。这位秘书说,他帮我出去。他找了两派的人,说他是戚本禹的秘书,是中央文革小组派他来的。他找两派一谈就解决了。
       
    我不由暗叹,我一个北京市委第二书记,说话还不如人家的一个秘书顶用。
       
    1972年,我任市委第一书记,又调了倪志福同志任第二书记。“文革”期间,市委的领导情况大概这样。
       
    本文来源:《吴德口述十年风雨纪事———我在北京工作的一些经历》 _(博讯自由发稿区发稿)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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