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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袁世凯冲突让日本赚翻了
(博讯北京时间2013年6月17日 转载)
    
    又标题:日本利用孙、袁冲突渔利
    
    来源:腾讯历史·今日话题
    
    杨奎松:孙中山与日本关系再研究
    孙中山袁世凯冲突让日本赚翻了

    导语
    
    “窃国大盗”袁世凯与“革命先驱”孙中山之间的恩怨素为史家关注之焦点,两人与日本的渊源也常被国人吵得沸沸扬扬,有人骂袁世凯卖国,有人说孙中山媚日。
    
    那么,二人与日本的关系到底怎样?日本又从孙袁相争之中得到了什么样的好处呢?
    
    辛亥革命爆发后,日本曾计划扶植革命党以分裂中国
    
    众所周知,袁世凯与孙中山真正以政治身份正面接触是从辛亥革命开始的,当时两人分别是南北双方的核心人物。而正欲扩大在华权益的日本恰好看准了孙袁的矛盾点,想尽办法在两人之间左右逢源榨取利益。
    
    ●1、辛亥革命爆发后日本想趁机造成中国分裂,后因袁世凯掌权计划落空
    
    武昌起义后仅仅五天,日军参谋本部第二部(该部办理中国事务)部长宇都宫太郎便向日本军政首脑建议说:“在表面上,我们必须支持清朝。……但是在幕后,我们应当秘密援助革命党人,增强他们的势力。在适当的时机,我们再提出在他们之间进行调解的倡议,在中国造成两个政府,使我们能够与这两个政府建立特殊的关系。”同时,宇都宫也提倡支持满蒙独立运动,这样就可以“把中国分裂为两个国家:南、北中国,或者汉族和满族的中国”。之后,日本军政界就开始按照这个思路运作:
    
    第一步,日本在外交上全面围堵革命政权,拒绝承认革命政权合法性,同时唆使各国使节仍认定清廷为正统,并向清王朝提供武器用于镇压革命军。比如1911年10月13日满清政府的陆军大臣秘密请求日本驻华武官提供武器弹药以镇压“反叛者”时,日方以承认日本在满洲的投资权益为交换条件,同意其请求并向满清政府供应了大量武器弹药。第二步,1911年11月16日,袁氏正式受任内阁总理大臣,被委以军政大权,对日本来说,他成为可能恢复中国秩序的“强有力的人物”。面对这一变化,为了能造成南北对立的局面,日方开始默许日本商社秘密提供武器给革命党人,同时也默认日本在南方的各个领事馆协助革命党军的起义活动。比如,1911年12月8日,日本云海丸将枪一万支、佩剑和短枪等约300吨运至上海;1912年1月8日将大仓洋行提供的步枪12000支、机关炮6门、山炮6门及弹药运至南京;1月12日,日本御代丸将三井物产提供给广东新政府的步枪7200支和子弹发运至广东。第三步,由日本陆军参谋本部提供资金、武器支援满洲及内蒙古的独立运动。第四步,日本还派人赴上海与革命党人交涉,保证日本支持在中国南部建立一个共和国,条件是以独占某些地区的路矿特权为报偿,但被革命党人断然拒绝。四招并施,步步为营,必欲造成中国分裂局面。
    
    日本绘画中的辛亥革命
    孙中山袁世凯冲突让日本赚翻了

    ●2、南北议和前后,日本想借援助革命军扩大其对江南地区的控制
    
    随着战局的发展,革命军势力无法匹敌袁世凯的北洋军,且孙中山在推翻清廷和保证中国统一这两点上与袁世凯是一致的,故而,从1911年12月开始,南北双方开始议和并很快达成了协议,北方代表唐绍仪同意清廷退位和建立共和,以此为条件,孙中山等人表示拥戴袁世凯接任大总统。这种局势的发展显然不符合日本的战略目的,因此,在南北议和前后,日本的外交重心开始转向南方。恰在此时,孙中山为首的南京临时政府因财政极度困难,希望日本提供巨额贷款。这正中日方下怀,日本以“贷款”为饵,诱使南京政府出卖利权,妄图在袁世凯势力达到之前扩大其在革命军控制地区的经济控制力。日本与孙中山为首的南京临时政府之间进行了三次借贷交涉:第一项,临时政府以苏杭甬铁路的铺设权、财产权和营运权为担保,向日本借款300万日元,此借贷于1912年1月27日正式签定;第二项,临时政府以管理内河航运的轮船招商总局全部资产为担保向日方借贷1000万日元,这将使日本能够独家控制长江的航运和沿岸的贸易。第三,临时政府是以日本股东认购汉冶萍公司50%股金为代价向日本贷款1500万日元,增大日本人对该公司的支配权。这些借款实际上是由日本政府暗中提供的。
    
    革命军利用这些借款从日本购买了大量武器,武器由日军部提供。比如1912年1月26日,御代丸又将日方提供给革命军的步枪1900支及刺刀、弹药运至汕头;2月24日,荣城丸搭载村田式步枪3万支、子弹800万发驶入广东虎门。当然,日本供应给革命军的这些武器并非什么精良的装备,大多是日俄战争期间的废枪炮,据尾崎行昌在信中说:“所输送之废军械将成为大事件”,北辉次郎也在信中披露说:“各商馆向南京出售废枪。”尽管如此,在各列强都保持“中立”拒不提供武器的情况下,日本提供的这些武器还是很大程度上缓解了革命军缺乏枪弹的困境。
    
    从上述事例可知,日本是想以贷款援助临时政府换取对长江流域内的矿产、铁路、内河航行等产业的控制权,但是这些企图或者因为把长江流域视为其势力范围的英国强烈反对,或者因为孙中山去职后袁世凯拒绝承认其合法性,终究没有让日方得偿所愿。至此,日本不得不接受袁世凯势力的迅速崛起以及其不受日本摆布的事实。就在袁世凯1912年2月就任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大总统后一个星期,日本陆军省军务局长田中义一就懊悔由于政府的优柔寡断而“错过了这千载难逢之机”。
    
    1912年3月10日,袁世凯(前中)宣誓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左前一为孙宝琦、前右二为陆徵祥
    孙中山袁世凯冲突让日本赚翻了

    分裂既不可能,转而屡用孙中山为筹码逼迫袁世凯
    
    随着袁世凯对中国控制力的增强,日本眼见分裂中国不再可能,因而开始以革命人为筹码压制袁世凯,屡屡逼袁接受其无理要求。
    
    ●1、宋教仁案后孙中山不惜代价要求日本助其反袁
    
    1913年3月宋教仁案之后,孙中山认为“日助我则我胜,日助袁则袁胜。”根据这个指导思想,孙不惜代价争取日本的支持。首先,孙中山希望日本和英美政府出面迫使袁世凯辞职,他向上海总领事有吉明提出了这一希望,有吉明反问说,这不等同于希望列国干涉中国内政吗?孙中山说,即使给予暗示也无妨,这样,可让袁世凯保有充分名誉退让,并可和平地收拾局势。然而,为了保护其在华利益,素来对袁世凯抱有戒心的日本拒绝了孙中山的要求。
    
    见日本无动于衷,孙中山就在1914年5月11日专门写信给日本首相大隈重信要求日本支持革命党反对袁世凯,并向日方许以重利。此信主要讲了三部分内容:1、袁世凯政府实际上是反日的,因此倒袁对日本大利:“现在支那以袁世凯当国,彼不审东亚之大势,外佯与日本周旋,而内阴事排斥,……近如汉治萍事件、招商局事件、延长煤油事件,或政府依违其议而嗾民间以反对,或已许其权利于日本而翻授之他国。彼其力未足以自固,又惮民党之向与日本亲善,故表面犹买日本之欢心,然且不免利用所谓战国时纵横捭阖之手段对待日本。设其地位巩固过于今日,其对待日本必更甚于今日,可以断言……则有袁世凯之政府在,其排斥日本……而日本能助革命党则有大利。”2、对日本首相许以重利:“日本既助支那改良……支那可开放全国之市场以惠日本之工商,而日本不啻独占贸易上之利益……当与日本为关税同盟,日本之製造品销入支那者免税,支那原料输入日本者亦免税……今使日本无如英于印度设兵置守之劳与费,而得大市场于支那,利且倍之,所谓一跃而为世界之首雄者,此也。”3、劝日本政府不要顾及什么国际惯例:“或谓外交上日本未取得英国之同意,不能独力解决支那问题,然此不足虑也。……助一国民党而倾覆其政府,非国际上之常例,然古今虽惟非常之人乃能为非常之事,成非常之功。窃意,阁下为非常之人物今遇非常之机会,正阁下大焕其经纶之日也。”
    
    然而,即便许下如此大利,依然没有打动日本首相。对日本而言,依靠大权在握的袁世凯,比指望形单势孤的孙中山更加实惠。孙中山这样暗通款曲,不但没有达到目的,反而使日本多了一个对付袁世凯的筹码:日本将这些内容密告中国驻日公使陆宗舆,让陆宗舆转告袁世凯,一方面用以改善与袁世凯政府的关系,另一方面也是向袁氏示意威胁。
    
    1913年3月孙中山(前中)、黄兴(前左二)、戴季陶(后左二)等与日本企业家商讨集资讨伐袁世凯。
    孙中山袁世凯冲突让日本赚翻了

    ●2、日本以支持或限制孙中山反袁活动为筹码逼袁世凯接受损害中国主权的要求
    
    孙中山对袁世凯深恶痛绝,因此从宋教仁案之后,孙中山东渡日本,一直想尽办法联络各方势力,必欲推翻袁世凯不可。而日本政府恰好利用孙中山在日本活动这一点,以支持或限制孙中山为条件拉拢或威逼袁世凯,迫其接受各种无理要求,这种手段屡试不爽:
    
    1914年8月17日外交部电告陆宗舆说:“前小幡(日驻华参赞)面告,日政府确有取缔乱党之意,望代达主座。日前又提议,中国如愿日本实行,可提出希望条件,惟须有交换利益,日本方可对付……当答以日如诚能满我希望,我亦可商交换之法。”由此可知,为了让日本取缔孙中山在日革命活动,袁世凯不惜与日方“交换利益”。
    
    一战爆发后,日本强迫袁世凯同意将中国山东省东部设为中立区,以便其在胶州湾对德军作战。袁世凯自知无力拒绝其要求,遂乘机要求日本政府将孙中山等革命党人驱逐出日本或日本租界、租借地,并将他们引渡回中国。而日本则反过来威胁袁世凯说,倘不同意设立中立区的要求,将“支持”孙中山的革命党。日本和袁世凯都将孙中山的革命党作为外交的筹码加以利用。最终,袁世凯接受日本的要求,而日本为了保留孙中山这颗棋子,并没有完全满足袁世凯的要求,但是对孙中山的革命活动也进行了压制。
    
    1915年日本向袁世凯提出“二十一条”要求,日置益在面递“二十一条”与袁世凯时,再次用革命党逼袁氏就范。日置益威胁说革命党“与政府外之有力日人有密切之关系,除非中国政府给予友谊证明,日本政府直不能阻止此辈之扰乱中国”。威胁之余,日置益还不忘诱惑,他保证只要袁世凯接受“二十一条”,日本政府“将严厉取缔革命党及中国留学生等”。同时日置益还向日本首相建议,“二十一条”交涉期间日本政府应该“煽动革命党、宗社党,从事颠覆袁政府以威胁之。”在整个交涉期间,日本政府不止一次将革命党的起事计划透露给袁世凯,以此迫使袁氏不断做出让步。
    
    对于这段时间日本对孙中山的利用,1915年4月孔祥熙在一封信中说的很清楚:“孙逸仙博士的名字和声望较诸几个师对日本更重要。”
    
    孙中山1914年7月在日本组成中华革命党,继续从事革命活动。图为中华革命党成立时合影,前排中为孙中山
    孙中山袁世凯冲突让日本赚翻了

    袁世凯称帝丧失舆论支持,日本乘机助孙倒袁
    
    ●1、袁世凯称帝后日本根据中国形势决定推翻袁政权
    
    随着袁世凯不顾各方势力反对执意称帝,国内反袁势力蜂起,袁氏政权出现了崩溃的征兆。日本随即改变了对袁政策,决定推翻袁政权。1916年3月7日大隈内阁决定:“袁氏掌握支那之权力,不能不成为帝国完成权益之障碍。为完成帝国的上述方针,采取让袁彻底退出政治之手段,同时采用扶植我政治势力之手段为有利”。在此政策指导下,日本在东北扶植宗社党、策划满蒙独立运动;在南方支持反袁运动,资助岑春煊;孙中山及其革命党也是日本政府选定的扶植对象之一。同时,日本政府要求“对帝国民间有志者同情以排斥袁氏为目的之支那人的活动,并援助资金物品之举,政府不负公开奖励之责任,但默许它是附合于上述政策的。”
    
    ●2、日本支持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在山东倒袁
    
    孙中山当即委派党务部长居正前往刚被日军占据的青岛去成立“中华革命党东北军”,同时他全力疏通日本官方,很快得到了日本占领军的支持,获得了大量武器弹药,并任用了大批日本浪人、学生甚至日本军人。这支革命军一度攻占了山东昌乐、安邱、高密等县。当然,日本对孙中山的支持也不是免费的,1916年初,孙中山和日本陆军参谋总长上原勇作密谈时表示:“为了立即打倒专制横暴的袁世凯……希望日本至少以预备役将兵和武器编成三个师团,支援中国革命军……中国新政府可以东北三省满洲的特殊权益全部让与日本。”
    
    然而,事情并不像孙中山想的那么顺利,日本此时此刻援助孙中山是为了推翻袁世凯。随着1916年6月6日袁世凯去世,日本又根据中国局势的变化,放弃了孙中山革命派,开始极力扶植北洋军中实力较强的段棋瑞主导中国政权。总而论之,日本利用孙中山与袁世凯的矛盾从中国渔利的整个过程,恰恰印证了明治元老山县有朋的话:“日本……不希望中国有一个强有力的皇帝,日本更不希望那里有一个成功的共和国。日本所希望的是一个软弱无能的中国,一个受日本影响的弱皇帝统治下的弱中国才是理想的国家。”
    
    1916年孙中山在绍兴纪念陶成章
    孙中山袁世凯冲突让日本赚翻了

    结语
    
    革命者与被革命者都曾是日本政府利用的对象,都曾被用来为日本牟取在华利益。那种单单把被革命者指为“××在华利益代理人”的思维,可以休矣。
    
    本文来源:腾讯历史·今日话题

(Modified on 2013/6/17)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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