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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日报主任编辑:文革最多是专制操纵下的民主
(博讯北京时间2013年4月25日 转载)
    
    来源:中国改革
    
    人民日报主任编辑:文革最多是专制操纵下的民主


    核心提示:马立诚:“文革”是不是一个民主运动呢?不是,充其量是一种专制操纵下的民主运动。你必须按照最高权威意志来活动,只有最高权威所不满意的,所不喜欢的,你才能够质疑他,批判他,比如刘少奇、邓小平、彭德怀。这种按照最高权威的指挥棒来运动,不能称做民主,更不能称做大民主。
    
    本文摘自《中国改革》2011年第11期,作者:《中国改革》杂志,原题:《人民的胜利——纪念粉碎“四人帮”35周年座谈会发言摘要》
    
    题目:粉碎“四人帮”35周年座谈会
    
    时间:2011年10月6日
    
    地点:北京
    
    35年前的10月6日,党中央毅然粉碎了“江青反革命集团”,结束了“文化大革命”这场史无前例的大灾难。这是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长期斗争取得的伟大胜利。这是人民的胜利,是民心所向。粉碎“四人帮”揭开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序幕,是现代中国历史的新起点、新纪元。为纪念这一重大历史事件35周年,进一步认清坚持改革开放的重要性,2011年10月6日,叶剑英等老同志的后人在京举办了“人民的胜利——纪念粉碎‘四人帮’35周年”纪念活动。
    
    参加纪念活动的有:叶帅、胡耀邦、华国锋、彭真、习仲勋、陆定一、王若飞、黄炎培、肖劲光、张爱萍、纪登奎、耿彪、苏振华、张鼎丞、谭震林、杨成武、张廷发、马文瑞、彭冲、江华、罗华生、彭富九、陈开枝、严佑民、赵行志、王林、程世才、周希汉、贺炳炎、肖向荣、王铮、于桑、史进前、严庆堤、李琪、包惠僧、齐燕铭、李鑫、张耀祠、王志民、崔建等老同志的子女们,以及周恩来总理的秘书高振普、季东和叶帅办公室主任王守江、秘书张廷栋、王文理、李俊山,当年执行逮捕“四人帮”命令的英雄滕和松、徐金升、康海群、马盼秋、毛敬泽,以及文革史专家张天荣等近三百人参加了纪念活动。
    
    在纪念活动之前,还举办了“人民的胜利——庆祝粉碎‘四人帮’35周年”座谈会,近百位来自理论界、学术界人士参加了这次座谈会。财新《中国改革》独家刊登本次座谈会的发言摘要。
    
    伟大胜利伟大转折
    
    叶选基: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是我们这一代经历了这场浩劫的人们的共识。解决了“四人帮”,结束了“文化大革命”,给全党和全国人民带来的是什么呢?那就是打开了闭关锁国的大门,解放了思想,解放了生产力。邓小平再次复出,提出了改革开放,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政治上,把我党从教条主义、极左思想以及封建思想残余的牢笼中解放出来;在经济上,打破单一经济结构,注入了经济多元化发展和市场经济模式。就是这些政治与经济的解放,使我国这些年来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经济建设成果。这难道不应当首先归功于粉碎“四人帮”的伟大胜利所实现的伟大历史转折吗?
    
    胡德平:1976年,35年前的今天,党中央一举粉碎“四人帮”反动集团,这是一个永远值得纪念的日子。华国锋等中央领导同志,在党和人民事业面临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做出大无畏的抉择,此举从危难中挽救了党、挽救了革命,使我们党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全国范围内的解放思想,平反冤假错案、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启动改革开放大业,莫不以此为出发点。
    
    李海文:为什么粉碎“四人帮”能够这么顺利?为什么粉碎“四人帮”以后,我们国家能够这么平稳地过渡,而且能够这么稳定?就是因为“四人帮”太不得人心了,我觉得应该强调一点,就是张春桥提过一个口号,“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如果社会主义地里头长的都是草的话,那我们老百姓能吃什么,穿什么,能住什么样的房子?能穿什么样的衣服?他们实在太不得人心了。
    
    沈宝祥: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的胜利,从危难中挽救了党、挽救了革命,使我们的国家进入了新的历史发展时期,这就是说,粉碎“四人帮”使我国进入了新的历史发展时期,是我国历史发展的阶段性标志。
    
    这样说的依据是什么呢?第一,它从根本上摧毁了“文革”政治路线;第二,为拨乱反正提供了历史条件;第三,党因此可以重新提出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国家。我们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承认了历史转折,但是历史转折不是几天就能够实现的,是一个历史过程,这个历史过程以粉碎“四人帮”为起点,经过两年的努力才实现的。粉碎“四人帮”既是终结前一段历史时期的标志,也是开启新的历史时期的标志。
    
    王贵秀:1976年10月,华国锋同志作为党政军主要领导人,顺应党心民意,在叶剑英等老同志的支持下,果断粉碎“四人帮”。事件就使得党、国家、人民的状况得到了极大的改变。一举粉碎“四人帮”,挽救了革命,挽救了党,挽救了社会主义事业,使人民得到“第二次解放”。
    
    在某种意义上,它的意义可以与打败国民党反动派,使人民得到第一次解放相比拟。一举粉碎“四人帮”,从根本上结束了“文革”的十年内乱,这个历史意义是不可低估的。没有粉碎“四人帮”,就没有党的十一大,就没有中央工作会议,就没有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改革开放也谈不上,所以,它的意义是划时代的。
    
    纪坡民:这件事情纠正了毛泽东的错误,结束了“文化大革命”,这就是它最重要的基本内涵和基本意义。这件事情意义非常重大。
    
    大家都知道,毛泽东是我们党、国家、军队的主要缔造者。但是,即使他做错事情了,违背了人民的利益,违背了人民的愿望,也是可以被批评,也是可以被纠正的,这就开了一个先例。如果毛主席的错误也是可以被批评,可以被纠正的,那么,其他任何一位领导人,他的错误也都可以被批评,可以被纠正。这对于解放思想具有重大的意义。尽管将来对这个事件,每一代人都会有自己的看法,但是,我认为粉碎“四人帮”符合人民的利益和愿望,是经得起历史考验的,不会随着时间而发生根本性变化,这是一个历史评价问题。
    
    苏承业:当“四人帮”一伙被粉碎的消息传出来以后,全国人民欢欣鼓舞,那种发自内心的快乐,真不是哪一个党或者哪一个人可以操纵的,完全是人民的自发。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伟大的胜利,完全代表了人民的新生。
    
    赵霄洛:今天我们聚集在这里隆重纪念粉碎“四人帮”35周年,首先要感谢当年为粉碎“四人帮”做出伟大贡献的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同时,我们也要感谢直接逮捕“四人帮”的老战士,正是当年他们的英明决策和果敢行动,实现了党和人民的共同意愿,从危难中挽救了党和国家,为后来35年的经济发展、社会繁荣创造了前提。
    
    铭记决策者的历史功绩
    
    李海文:毛泽东逝世后,对如何解决“四人帮”问题,意见不一,有的说开会解决,有的说区别对待。区别对待主要是如何处置江青。江青是毛泽东的夫人。当时毛泽东仍有至高无上的权威,“谁反对毛主席,全党共诛之”。华国锋审时度势,认为这两种方法都不成,因为“四人帮”在各省各部门都有爪牙,还掌握着舆论工具。开全会,会开出乱子,开政治局会也不行,“四人帮”捣乱,会公开分裂,不可收拾。只抓三个人不行,必须把江青也抓起来,否则无济于事。华国锋下定决心,为人民除去“四害”。
    
    毛泽东丧事结束,叶剑英来看华国锋。华国锋后来回忆说:“我首先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他。因为这句话,别人不好先讲,必须由我亮明态度。他见我态度坚决,很高兴,完全赞成这个办法。”正是由于他决心下得早、下得好,所以,在毛主席逝世后不到一个月,就将“四人帮”隔离审查。挽狂澜于既倒。不费一枪一弹,不流一滴血,结束了十年动乱。
    
    沈宝祥:胡耀邦同志曾经对我们讲,华国锋同他谈话时讲了一段非常生动的话:主席去世,这些东西就被他们断送了吗?毛主席的嘱托,让我几天几夜睡不着觉,想采取什么办法,开全会不行,舆论工具掌握在他们手上,还有上海、辽宁不够稳定。当然,他们不会成功,但放任自流一定要打内战,损失太大。只有把他们抓起来,但要考虑时机问题。可见在毛泽东逝世后,面对“四人帮”猖狂的情况,华国锋很忧虑,为了党、国家和人民,他对个人的命运没有多想。
    
    叶向真:在抓“四人帮”之前,叶帅作为军委负责人,在毛主席病重的时候,他已经把陆海空三军及各总部的领导人,全都叫到他那里单独谈过话,已经预防在毛主席有不测的情况下,军队怎么稳定。如果军队稳定,国家可以安;如果军队不稳定,就很难说会发生什么样的情况了。我们的陆海空三军领导和指挥员那么立场坚定,服从命令,早就做好相应的准备和部署了。
    
    叶选基:粉碎“四人帮”是在华国锋的领导下,叶帅、李先念、汪东兴等同志,在党和国家处于危难之际,临危受命,肩负全党和全国人民的重托,胜利地完成了任务,解决了“四人帮”,结束了这场旷日持久的浩劫。
    
    当然,最重要的是华国锋本人。华国锋下决心果断解决“四人帮”问题,派李先念去拜访叶帅,征询采取什么措施解决“四人帮”。由此可以说明,他们此前已经有了要解决“四人帮“的共识了。随后,叶帅与华国锋多次交换意见,又会同汪东兴制定了抓捕“四人帮”的方案,上报华国锋。抓捕“四人帮”的具体实施时间和地点,只有华、叶、汪三个人知道,是严格保守机密的。叶帅在军队系统方面也做了相应的举措。他让王守江秘书向空军政委张廷发面授指示:如病情允许,即从医院回空军。张廷发当天下午就回空军。同时让杨成武守在总参作战部,以策应可能发生的突发事件。
    
    马晓力:粉碎“四人帮”是向毛泽东身边亲近的人开战,这点我觉得特别了不起。这仗打得特别精彩和漂亮,没有流一滴血。要没有叶帅这样老成谋国、在长期斗争中力经磨难的人,恐怕完不成这个大业了!能够一举粉碎“四人帮”,做出这样重大的决策,除了当时的一些主要领导人,华国锋、李先念、汪东兴这些关键人物,叶老帅真是功不可没。在这个历史拐点上,他起了特别决定性的作用。
    
    扭转乾坤的两年
    
    沈宝祥:怎样看粉碎“四人帮”到十一届三中全会这两年的历史,有一个提法,扭转乾坤的两年,这是胡耀邦同志的提法。我觉得这个提法比较好。
    
    从粉碎“四人帮”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的两年中,深入揭批“四人帮”的罪行,取得了很大成绩。党和国家组织的整顿、冤假错案的平反开始部分进行,工农业生产得到比较快的恢复,教育、科学、文化工作也走向正常,这说明这两年的工作,进展相当快,成绩很大,很难用“徘徊中前进”来概括。
    
    王贵秀:把这两年的工作称做“徘徊中前进”是不对的,是自相矛盾的。更主要的,它跟基本事实不相符合。十一大也有意义,它不可能把多年积累的问题一下子解决了,但是,十一大重申了建设四个现代化的目标,对“四人帮”的一系列谬论展开了系统的批判,实际上指向了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在当时的情况下,“两个凡是”的问题,不能转得太快。
    
    现在我们冷静地来看,当时出现这个现象并不奇怪。如果把这两年还叫做徘徊,反过来讲,不徘徊又怎么样?这两年应该称做“突飞猛进的两年”。
    
    必须守住彻底否定“文革”的底线
    
    叶选基:我们党结束了十年“文革”,迎来了改革开放。极“左”思想曾给党和国家带来一场劫难。这个历史的经验教训,我们千万不要忘记。
    
    叶向真:“文化大革命”之所以能够发动,具备一定的思想基础,与当时的政治社会体制也有很大的关系。长期以来,我们党没有认真执行民主集中制,发生了“文化大革命”也没有办法阻拦。在那个时候,哪里还有党内讨论?没有了,领袖怎么说就怎么干吧。
    
    胡德平:毛泽东发动“文革”,原因还是很复杂的。当时国内不是没有矛盾,党群关系、干群关系,也不是完全和谐的,阴暗面也是非常多的。怎么解决积累了17年的矛盾?毛泽东用了“文革”这种极“左”的方法。
    
    陆德:如果能够强调党的民主集中制,不是毛泽东一个人永远正确,不是个人崇拜在我们党头上笼罩着的话,“文化大革命”很可能不至于发生。家长制严重破坏了民主集中制,还有很严重的封建残余,在我们党内并没有被完全克服。
    
    马晓力:“文化大革命”初期,我们特别崇拜毛主席,不过,到后期,也有点质疑了:他怎么能把身边这么多爱将,这么多开国元勋给打倒了呢?原因不清楚,不过,连我们这些共产党的后代也觉得毛主席头脑昏了。在讨论“历史问题决议”的时候,全党比较清醒,李维汉就敲着拐杖说,我们这个党反封建的任务太重了,是第一位的。不过,后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把政治问题给忽略了,一直到现在没有解决。黄炎培老先生提出的周期律问题还没有解决。
    
    马立诚:“文革”是不是一个民主运动呢?不是,充其量是一种专制操纵下的民主运动。你必须按照最高权威意志来活动,只有最高权威所不满意的,所不喜欢的,你才能够质疑他,批判他,比如刘少奇、邓小平、彭德怀。这种按照最高权威的指挥棒来运动,不能称做民主,更不能称做大民主。
    
    本文来源:中国改革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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