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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效民:晋绥土改中的种种酷刑
(博讯北京时间2013年2月19日 转载)
    
    来源:作者博客 作者:智效民       

    张老汉的回忆
      
    1、“杀你没商量”
      
    2004年1月22日,是农历正月初一。《山西文学》副主编鲁顺民利用回乡过年机会,还采访了74岁的张六和(化名)老汉,并在当年的《山西文学》第4期发表了《关于土改,我对你说》的采访手记。据鲁顺民说,一开始,张老汉听说他要了解土改情况,还有一丝不快,甚至有点生气,怀疑他不怀好意。但由于关系比较熟,双方很快就消除隔阂,畅谈起来。
      
    张老汉是河曲县城关人。1947年土改时,张老汉才十六、七岁。他母亲是在抗战开始时被日本人炸死的,死得很惨,找到尸体时,连脑袋都不知去向。下葬的时候,他父亲只好在纸上画了一个头像粘在脖子上。后来他父亲没有再娶,依靠给死人剃头、油棺材、做纸扎谋生。在父亲的影响下,张老汉从小也学会做纸扎。但由于生意不好,生活非常困难。
      
    张老汉说,土改时他三叔参加了贫农团,要他跟着闹土改,一开始他爹不同意。三叔就数落起他爹来:“你说你半路打光棍,娶不起个老婆,这是为什么?是地主封建剥削的呀! 你说你这每天辛辛苦苦做纸扎,做些下三滥营生,还得给人低声下气,和死人打交道,这是为什么?是地主封建剥削的呀!”三叔告诉他爹:“总之,这一回轮到咱们出头出气了,穷人要翻身了!”
      
    张老汉的父亲比较怕这位三弟,称他是“三阎王”。经他一说,也就同意了。这样一来,张老汉就参加了少先队。少先队员大多是十五六岁,比儿童团员大,却不够参加民兵的年龄。张老汉说:“那时候给公家干事没报酬。三叔说了,革命成功之后一并给。爹曾经问过,如果革命成不了功该咋办?三叔说,休说这些破楔子话——万一不成功,也就不成功,没事儿啦!——你还得跟上受害,杀你个没商量。”
      
    张老汉回忆说,那时他们家虽然住在河曲县县城里,但是“城里头这一摊也是一个村,村里头经常在街面上走的是民兵。那时候河对岸就是国民党区域,两国交兵,禁河禁渡,一到冻河的时候民兵们天天巡河放哨。每个人发一颗子弹,两颗手榴弹。手榴弹是保德造的,质量不好,一炸两半,扔过去之后,人家对岸的兵踢上一脚理都不理,知道不会伤着人。但民兵威风,背一杆枪,谁也不敢惹,全城都听他们指挥。白天一般上午都是处于警戒状态……,下午人们才敢上街摆摊子做一阵儿买卖。”
      
    张老汉说,当时除了民兵组织外,还有农会,村委会。土改一到,过去的推倒重来。成立了农会临时委员会。临委会成员一律叫秘书,头儿叫主任,土改开始后,先是划成份。为此,城里的临委会七八个人,还有贫农团成员,一家一家转,一家一家摸底。张老汉还记得,有一天,一个名叫吕品贤的人来到他家,一进门就哭丧着脸说:“叔呀,不能活了,我现在是地主成份!”他父亲看到吕品贤那样子,忍不住笑着说:“你要是地主,我就是豪绅了。”
      
    据张老汉说,这个吕品贤出身于富裕人家,祖上开过好几家商号,但是他游手好闲,抽大烟、吸料面,把一份好端端的家业败落了。到后来,他连老婆都卖了,成了个吹鼓手,“成天在死人摊子上混饭吃”。土改时要查三代,因此被划为地主。张老汉还记得,有一次他们跟着民兵在巡逻,碰见吕品贤在街上吃羊杂碎。民兵张全喜看见后,骂道:‘狗儿的,好活的吃杂碎呢。”一边骂,一边扑上去按倒就打。因此,吕品贤到他家的时候,身上红一道紫一道,鼻青脸肿的。
      
    2、“起浮财、挖底财”中的小故事
      
    说起定成份,张老汉印象很深。他说,当时分得特别细,仅仅是地主,就有地主、化形地主、破产地主之分。地主指的是有房有地有长工,平时不干活,秋后收租的人。化形地主指的是“装酸哭穷,小里八气,其实有家有资的人”。破产地主指的是吕品贤这一类人。此外,还有富农、生产富农、富裕中农、中农、下中农、贫农、雇农等等。还有最后一种叫恶霸,不管有地没有地,只要为人不好,就是恶霸。地主恶而霸,当然是恶霸地主;穷鬼恶而霸,叫做“穷恶霸”。
      
    张老汉说,成份一定,就开始斗争了。当时“定下调调”叫做“起浮财、挖底财”。“起浮财”就是没收家里的粮食、家具、衣服一直到住宅。“挖底财”就是要将地主富农隐藏起来的财产,主要是洋钱银两全部挖出来。冰冻三尺,也要把底财挖出来。“从那时候开始,城里头每天听见打人斗人,呼号连天,听也听不下去,有时候半夜睡梦里就听见嚎叫,是地主让斗得戗不住劲了。刚开始我们少先队还不让参与,而且也不知道怎么个斗法,后来,民兵农会里人手不够,也将我们叫了去。”
      
    张老汉说:“斗争的方法不外乎捆人打人。定下成份,民兵农会齐行动,按图索骥,那叫没一个跑。有的地主鬼精,听见风声不对,没等斗争就将银钱交出来,还有的早就跑得连鬼影子都没有了。跑哪儿了?踏冰跑黄河那边国民党区了。”所以民兵和少先队的任务,一是监视地主富农户的行动,防止他们外逃。规定他们不经同意不能外出,外人也不能跟这些人家打交道。二是协助民兵、贫农团进行斗争。
      
    张老汉还说:“斗争前,要开会。开会的主要成员除了农会、贫农团的成员之外,还有定为贫雇农的人。大家在一起拿着名单一个一个过,谁家家底如何,估计有多少财产,看见的看不见的都一个一个过筛子,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在会上吵吵。其实,这些穷汉到底是没见过个钱,谁家有、究竟有多少,贵贱说不出个数数,最后就按谁家的‘铺摊摊’大,就从谁家开始,一户一户过,谁也不能空过。”
      
    为了说明这种会议不允许贫雇农以外的人参加,张老汉还举了一个例子。他说:“有一次,沙口贫农团正开会,过去的村警乔兰凑进来听,大家一见他进来,就不说话了。”但是乔兰却耍起村警的威风,说:“大家说哇,咋我一进来就不说了?”这时,贫农团的人厉声让他出去,他不但不走,还说“你们又不是开黑赌场,我在一会儿都不行?我就不走你倒咋呀你们?”贫农团的人说:“你不走?你不走你看我咋呀。”一边说,一边抓了一把早已经预备好生石灰,上前扑在乔兰的眼窝上。
      
    乔兰一见这阵势,扭身就跑,还捂住脸呜哇乱叫。贫农团群情激愤地说:“正定下他个恶霸要斗争他,没想到他自己送上门来了。”于是大伙儿一拍大腿,决定追打。张老汉说,贫农团“一伙人都是二不溜青皮后生,一路追到乔兰家里,几个后生七手八脚将乔兰按倒在炕上,又往眼里揉了些石灰,揉得乔兰直是个乞讨,嚎叫得都不像人哭了。最后大家看见他实在搓不住劲才罢手。说:再让你看,狗日的。”经过这么一折腾,乔兰的眼睛当下就瞎了。直到“文革前还瞎着个眼到处转。”
      
    3、斗地主的几种方式
      
    在谈到如何斗争地主时,张老汉说:“后来我参加过几次,主要斗争方式有几种。”
      
    一种是“磨地”。地下铺上些棱角锐利的料炭,没有料炭就撒一些菠菜籽。菠菜籽六棱八瓣,有黄豆颗子大,铺在地上比木锉还锋利。有时候是将料炭和菠菜籽儿搅和在一起。然后将人一把推倒,两个人提住脚跟在上面来回拉。发展到后来,将被斗的那些地主富农上衣脱掉,光着上身正面拉了反面拉。折磨得这些人妈妈老子直叫唤。张老汉说:“一般人根本经不起这么折腾,三下五除二就将埋洋钱的地方交待出来。也有骨头硬的,死活不说。”
      
    比如“东门上的周二干干,这是他的外号,叫什么不知道,大家都叫他周二干干。有钱。他在药铺里有股份能没钱?但他平时装穷,两个儿子,大的在归绥做生意,冬天连只棉鞋都买不起,冬天回来脚指头冻掉两三个,老二在药铺里拉斗子司药。他就装穷惯了,实际上是小气,叫他个二干干一点也不亏。我给你说,他干到什么程度,每年大年初一天不亮就出来,背个驴毛黑口袋挨家挨户讨一回吃,说是吃上百家饭,福气自临门。一上午能讨得半口袋油糕。贫农团对他的底细一清二楚,知道他有两个钱呢。”
      
    但他就是不说。不说,好,拉你一回磨。
      
    对于当时的情景,张老汉几十年后仍然历历在目。他说:“记得斗争他的时候妇女会也参加了,二干干周掌柜当下被两三个妇女会唾了个风雨没漏,临了还是被脱光上衣磨了地。头朝后,脚朝前,两个贫农团手提脚后跟就拉着周二掌柜磨了一圈。拉得风快,地上的料炭菠菜籽还不过瘾,谁不知道给扔进两块青石蛋,听见周二掌柜的脑袋在青石蛋上嗑得嘣嘣响。拉一圈,乞告一回,说哪里哪里藏着洋钱呢。贫农团照那地方掏下去,起出二三百。不多,再拉,三回五回,妇女会张毛女实在愤恨得不得了,在周二的肚皮上放了一盘小石磨,让大家没想到的是,她放上小石磨之后,一屁股就坐在那扇小石磨上,像坐了一挂马车似的,指挥说:拉上走,看他说不说。”
      
    看女人都斗争这样坚决,后生们也不示弱,一下子就把周二拉出大门,拉出城门,绕城圈子转。最后周二掌柜脸白得像一张纸一样,在半路就承认下他把洋钱全部藏在园子地的蓝池底下。后来,底财果然起出不少,总共有24个木头盒子,白花花的有三千多块大洋。至于周二干干的下场,也可想而知。张老汉说“到后来,张毛女从磨子上下来才发现周二干干几辈子就咽了气,后脑勺子被磨塌,脑浆都拉了一路,后脊背的肋骨白生生的,一根是一根,就像打场的链枷……”
      
    还有一种方法是“坐圪针柜”。张老汉介绍说,这种办法是先把放衣物存粮食的躺柜抬出来,抽去中间的档板,活像个长方形棺材。然后在底子上均匀地撒上剁碎的枣树圪针,再把被斗的人脱光衣服,赤条条地扔到里头,盖上盖。柜子底上有一根檩子,两头上下晃动,就像幼儿园里娃娃们耍翘翘板似的。于是人就在里面从这头晃到那头,再从那头晃到这头。晃两下后问一句,直至说出藏金银的地方为止。
    
    张老汉说:“死鬼余务本,买卖开得有多大?当铺杂货铺,粮仓好几处。(日本人)大轰炸之后,子孙们陆陆续续都跑过河到归绥一带,生意也随之北移。全家就留下他一下七十多岁的老汉看门。耳朵有些背。有些看不起贫农团。问他,他连眼睛都不抬,不抬眼睛就抬你,将他抬进了圪针柜。摇来摇去反正是个不做声,不吭气,打开柜子一看,老东西死球了。”
      
    还有一种叫做“扔四方墩”。四方墩就是长城的烽火台,三丈来高。张老汉说:“对那些顽固不化死活不说的,或者斗争上了火的,将他拉上四方墩一推,直死无活。为了保险起见,贫农团的人在四方墩下面铺满石头蛋子,开始还扔一两次不惮其烦,直到摔死,后来见扔下去不死,干脆用石头蛋子往脑袋上砸,一砸就没命了。”
      
    谈到这种刑罚时,张老汉也有具体事例。他说:“有一回斗争韩聘卫的老婆,韩聘卫是个教书先生,人品也不错,但还是划成地主,对,是化形地主。贫农团见他老婆每天提个篮子捡料炭,气不打一处来,捆起来就打,说你那么有钱还装穷,快快交出来。韩家师娘不怕谁,打死打活一句话:打死也没钱。贫农团最后将她推下四方墩,摔死了。死的时候已经受过百般刑罚,磨地圪针柜,火烫钳子夹,上身被剥光,往下推的时候,田××将她的裤带松开,揪往裤腰,上手将她推下去的时候,人和衣服轻易地分离开来。第二天,田××就将那打裤子卖在了估衣摊子上。田××也是个少先队员。”
      
    张老汉还说,在五花八门的刑罚中,“我那妻姥娘死得最惨。一个寡妇人家守着一摊子家业,有磨房,当铺,百货生意,还养两支大船,经营着粮库,常年下雇工有三十多人。被磨了地,捆起来打过,火柱烫过,最后还在耳朵里钻上捻子点灯……我给你说……最后,最后在人民法庭上枪崩了。”
      
    4、当年不许收尸,至今谈虎色变
      
    说到这里,张老汉颇有感触地说:“有人民法庭?人民法庭我给你说是这么回事。和文革时候的批斗大会差不多,由几个人控诉,底下是人山人海。其实许多人都是听过昔日富豪的名头,没见过面,都是来看希罕的。控诉罢,土改工作团的人问:贫雇农弟兄们,大家说,这个人,该怎么办。只要底下有一个人说:打死他!……这人立刻就被拉出去。用这种方式,还有许多平时为人不好脾气不好惹下人的民兵、农会干部被枪崩了。这叫做:贫雇农要怎么办就怎么办。”
      
    晋绥土改进入高潮时,已经是滴水成冰的冬天了。张老汉清楚地记得,当时“冰天雪地,斗死的人都不允许去收尸,谁要收尸就认定是狗腿子,一旦定成狗腿子,斗争起来比真正的地主还厉害。后来,那些被斗死的,被抢毙的,都赤红溜棍扔在野地里,远远地就看见一群狗围着尸首争抢。屁股在雪地里露出来很抢眼,我给你说。尸体上的衣服早被人脱光了。”
      
    对于后来的“纠偏”,张老汉也有自己的看法。他说:“枪崩的后两天,也就是腊八过后那几天,说是枪崩错了。不仅仅是她,许多人都枪崩错了,要纠正。球,人死了怎么纠?这种混乱局面大概持续了三个多月,很快就结束了。打死多少地主,没稽究,不知道。但仅我知道的就有十多个。反正挺乱,有好几次,贫农团开控诉大会,说着说着把县委书记县长就揪上台去斗开了。要不是土改工作团在那压着阵,他们也玄。”
      
    张老汉承认,他也参与过这些事。人们叫他“鬼六子”,就是那时候起的。他还说,他曾经请教过早年在衙门里当刽子手的人,这人叫“三板汉”,是个塌鼻子,害杨梅大疮落下的病。三板汉教他一种方法,叫“小鬼搬砖”,就是电影里演过的“坐老虎橙”。后来他对三叔说了,三叔马上把这种法子运用到实践中。最多的时候能往受害人脚下垫七块砖头,“听见骨节圪叭叭响,是那种碎裂的声音。”
      
    张老汉说,时至今日,土改的影响还在。有一次,他要给大儿子申请宅基地盖房子,村里拖了三四年也不批。有人给我传话,说是需要往上送黑钱才能办成。张老汉说:“我给他有条×钱。我就找到村主任×××家里,一进院,不说话,先看他那几间大正房。他看着我来者不善,说六叔你有事进家里说,站在外头能看出个灵芝牡丹?”张老汉不理他,只是说:“我是看你这房子,什么时候土改我该分哪一间。”一句话吓得他脸都白了。没过几天,盖房子的宅基地就顺利地拨下来了。
      
    说到这里,张老汉哈哈大笑起来。
      
    附:晋绥土改中的酷刑
      
    1.两份土改材料
      
    第一份材料来自著名民国史专家李新的回忆录。
      
    他说:1946年夏,他从北平回到邯郸,那时晋冀鲁豫中央局的工作由薄一波主持。薄一波让他到永年县当县委书记,他一上任就遇上斗争汉奸宋品忍的大会。当时与会者数以万计,会场内外贴满了标语。他看到前台柱子上绑着宋品忍,群众高喊口号,气氛异常激烈。李新认为大会开始后秩序还能掌控,但是后来,一个老太太突然上了主席台,一边哭喊一边从怀里拿出一把锋利的刀,只见她先敲了一下宋品忍的脑袋,然后嚓的一下割掉了宋品忍的耳朵,顿时鲜血飞溅。这时全场沸腾,人们一致高呼:“把宋品忍千刀万剐,碎尸万段!”面对这突如其来的局面,李新立即召开临时会议,对与会的其他领导人说:群众的愤怒可以理解,但这样做影响不好,应该出告示将该犯枪决。后来,他电话请示上级后,才贴出告示,把宋品忍拉出去枪毙。
      
    当宋品忍已被枪毙,人群基本散去的时候,李新看到现场宋品忍的尸体只剩下几根骨头。这时候,一个汉子气冲冲跑来,抓起那几根骨头,对李新说:“怎么把肉都刮光了,也不给我留一点,太不公平了!”最后,他捡起那几根骨头,一边走一边说:“吃不了你的肉,拿你的骨头回家让狗啃,也算解恨了“。
      
    如果说李新讲的是一个斗争汉奸的故事,那么,曾经担任晋绥行署副主任、党组书记的牛荫冠在上世纪80年代“晋绥党史座谈会”上的发言《我们应从晋绥土改的“左”顷错误教训中总结历史经验》,其中一段话让我深感震惊。
      
    第二份材料,牛荫冠说:
      
    我记得晋绥党校搬家时,从(山西)兴县搬到(山西)宁武,沿途发现被打死的区乡干部不少,其中有一个区长被绑在树上,用树皮刮他的肉,满身流血,刮到骨头,最后刮死。听说,这个区长过去的工作是非常好的,抗日工作很积极,对人民很热爱,对上级党的指示积极执行,可是,这次运动中,他被活活刮死了。
      
    这段话说的是1947年底或1948年初的事。当时已是晋绥土改运动的后期了。在著名的革命老区发生这种惨无人道的事,实在是出乎人们的想象,这也是我进一步研究晋绥土改的一个原因。
      
    2004年夏,在同事的引荐下,我拜访了原中共忻州市委宣传部长白建华。
      
    白是兴县黑峪口人,土改时十七八岁。他说,他小时候,黑峪口是水陆码头,可谓商贾云集,经济发达,另外,因刘少白、牛友兰在当地兴办学校,所以,人们的文化水平和文明程度很高。那时,真是邻里和睦,安居乐业。
      
    白先生还说,刘家兄弟为人和善,是远近闻名的老好人。刘少白的弟弟刘象坤在家务农,本人非常开明,他的儿子刘武雄1932年就参加了革命。
      
    然而,到了1947年,刘象坤却成了被斗对象。
      
    那天,会场上聚集了八个自然村的几千人,会议没到一半,刘象坤就被你一拳我一脚,你一棒子我一石头地打死了。
      
    刘先生说:打人的骨干力量都是贫农团的年轻后生,他们力气大,下手狠,打人的声音听得清清楚楚。他当时在场,周围人山人海,等明白过来,刘已经没气了。刘象坤被打死时,正好他儿子刘武雄被开除公职从晋绥行政公署所在地蔡家崖回来,听说父亲被斗,他没回家,直接到了会场,上台讲了一番话,大意是过去他受父亲连累,对革命不够忠诚,现在他要与父亲划清界限。随后,他跳下台来,从一位民兵手里夺过一把刺刀,冲他父亲尸体的胸口又连捅两刀。大会结束后,刘象坤的尸体被扔进了黄河。
      
    刘象坤惨死后,黑峪口又连续清算了斗争了七个地主恶霸。
      
    据白建华说,黑峪口村党支部书记刘玉明是红军东渡时就入党的老共产党员,但是,在土改中也成了被斗对象。
      
    那些贫农团的人对刘玉明打耳光,扎锥子,打棒子,最后,有个后生找来一块石头冲他的脑袋砸了下去,没想到,刘玉明反射性的蹦了起来,当他稍微清醒之后,他给那些人跪下并央求说:群众对我有怨恨,我没意见,咋处理我我也没意见。我今年36岁,家里还有一个快70岁的老母亲,给我留条命行吗?他的话音刚落,一个后生又拿起棒子向他的头部打去,他应声倒下。人们以为他死了,也像对刘象坤似的,把他用一根绳子拖着,往黄河里扔。谁知他在河滩上又活过来并挣扎着想站起来,于是,几个后生又下到河滩,用刺刀在他胸脯上扎了两刀——
      
    刘玉明死的时候,现场有个姓任的汉子,他听说吃人的心脏能治病,便跑下河滩,用刺刀掏出刘的心脏,包好,回家在炉子边上焙干,给家里的病人吃了。
      
    刘玉明死后,他母亲精神失常,妻子哭瞎了双眼,并且被分配给失去一条腿的老红军。这位老红军姓任,是白建华的入党介绍人。我采访白先生的时候此人已经90多岁了,当时健在。
      
    后来,《山西文学》鲁顺民也采访过白建华先生,并写了《左倾风暴下的黑峪口》一文,发表在2005年第10期《山西文学》上。在此之前,他还采访了一位74岁的张老汉,以《关于土改,我对你说》的采访手记为题,发表于2004年第4期《山西文学》。
      
    张老汉是河曲县城关人,土改时十六七岁。他母亲是被日本人炸死的。他父亲没有再娶,依靠给死人剃头、做纸扎、油漆棺材为生。
    
    张老汉说,土改时他三叔参加了贫农团,要他也去闹土改。起初,他爹不同意,三叔就数落他爹:“你说你半路打光棍,娶不起老婆,这是为什么?是封建地主剥削的呀!你说你每天辛辛苦苦做纸扎,和死人打交道,这是为什么?是地主封建剥削的呀!”三叔还说:“这次土改,轮到咱们出头出气了,穷人要翻身了!”
      
    在三叔的鼓动下,张老汉先参加了少先队。
      
    张老汉说:“那时给公家干事没报酬。三叔说了,革命成功后一并给。我爹问‘如果革命不成功咋办?’三叔说‘休说这些不吉利的话。’”
      
    张老汉说,当时,除了民兵组织外,还有农会和村委会。土改一开始,过去的全部推倒重来。于是,村里成立了农会临时委员会。
      
    然后,划分阶级成分。划好成分后,就开始斗争了。
      
    斗争的目的是“起浮财,挖地财”。
      
    “起浮财”就是没收地主富农的一切家产,包括粮食、家具、衣服和房子。
      
    “挖底财”就是将地主富农藏起来的财产全部挖出来。
      
    于是,整个县城每天都能听见打人、斗人呼号连天的声音。
      
    至于斗争的方法,主要有几种:
      
    1.磨地
      
    先在会场地面撒上炉渣,把被斗的人推倒,然后用两人提住被斗人的脚,来回拉。后来发展到脱掉被斗人的衣服,光着上身,正面拉反面拉。
      
    张老汉说,有个药铺周掌柜,贫农团知道他有钱,但是他拒不交代,被脱光了上衣开始磨地,正当两个贫农团成员拉着他来回磨地的时候,不知谁往场里扔了两块青石蛋蛋,只听见周掌柜的脑袋被碰得崩崩4乱响。一两个回合后,他只好交代了藏钱地方。按照他的交代,贫农团找到两三百块大洋。但他们认为不够 就继续“磨地”,后来,一个叫张毛女的女人在周掌柜的肚子上放了一块小石磨并坐上去,说:拉上走,看他说不说。几个后生看到这,也不示弱,他们把周掌柜拉出城门,绕城一周,后来,他们发现,周早已断气,后脑勺被磨塌,脑浆流了一路,后脊背的白骨一根一根的,就像打场的链枷一样。
      
    2.坐圪针柜
      
    先把大木柜里撒上剁碎的酸枣树圪针,再把被斗的人脱光衣服扔进去,盖上盖子,外面的人往柜子下面放一根木棍,从两头上下晃动,就像幼儿园孩子玩跷跷板。
      
    有一个叫余务本的七旬老人,因为生意做得大,孩子们都出去了,只留他在家看门。他耳朵背,听不见柜子外面人的问话,因此不吭气,于是大家以为他很顽固,后来才发现,他早就死了。
      
    3.扔四方墩
      
    当地人把长城的烽火台叫做“四方墩”,贫农团把那些死不交代的人押到四方墩上,往下一推,必死无疑。但是,为了保险,他们往城墙下铺了好多石头,还要往被扔下去的人身上扔石头,只要石头砸到脑袋,万无一失。
      
    有个姓韩的教书先生,被打成地主,他老婆每天提个篮子捡料碳(煤核),被认为是装穷,就把她捆起来,经历了磨地,坐圪针柜,火钳子烫等酷刑,可是,这女人性情刚烈,就是不配合,最后,被剥光上衣从四方墩上往下推的时候,又被一个姓田的少先队员抽掉了腰带,推了下去。第二天,那人把她的裤子拿到估衣铺卖了。
      
    死的最惨的是张老汉的外祖母,这老人虽然是个寡妇,却经营着 磨房、当铺、粮库和两只渡船等家业,张老汉说:“土改时,她被捆起来打过,火柱烫过,磨过地,最后还在耳朵里钻上捻子点灯,最后,还是被人民法庭枪毙了。”
      
    晋绥土改进入高潮时,已是冬季。张老汉清楚地记得,被斗死的人,都不许收尸谁敢收尸就是狗腿子,一旦被认定为狗腿子,斗起来比真地主还厉害。那些被斗死的、枪毙的都扔在雪地里,被野狗抢吃。
      
    张老汉说,“外祖母被毙的后两天,又说是毙错了,许多人也都是毙错了,要“纠正”,球!人都死了,怎么纠?
      
    这种混乱局面大概持续了三个月,很快就结束了。打死了多少地主?不知道。但是,仅我知道的就十来个。反正很乱,有好几次,说着说着就把县委书记县长揪上 台去斗开了,要不是土改工作团压阵,他们也玄乎。”
    
    本文来源:作者博客

_(博讯自由发稿区发稿) (Modified on 2013/2/20)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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