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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守中:张学良一直都想打回东北吗?
(博讯北京时间2013年1月09日 来稿)
     杨奎松先生在他的《与网友对话》中,似乎认为笔者“主观性太强,既没有史料做凭据,也不合乎常情常理”。甚至教训笔者“不要太主观地从个人好恶来看问题”等等。笔者不准备申辩。只对杨先生的“张学良一直都想打回东北”的说法,发表点意见。
    
      张学良动听的爱国爱乡言论很多。如张学良的“我是爱国狂”,“个人无论地位生命,皆可牺牲,但决不做卖国之事。”“我姓张的如有卖国行为,你们将我杀死,将我的头颅割下,我也愿意的。”“我们东北军人,活着应当为收复东北而努力,死了应将尸骨埋到东北去”……不少人仅仅根据这些说的比唱的还好听的言论,就得出张学良是伟大的爱国者;张学良一直都想打回东北。可惜,张学良的行动与他所说的完全相反。如:

    
      一,张不惜把自己的家园送给外敌,也不让中央维护主权
    
      张学良腐败无能,与外敌稍战就败,败后唯恐中央军前来协防,而进入他的地盘,急不可待的停止抵抗。且唯恐中央插手东北外交,影响张的独立地位,不顾中央再三强调,由中央办外交。迫不及待的私自派蔡运升与苏联代表斯曼诺夫斯基、梅里尼可夫在伯力外交公署谈判。随后签订了《伯力议定书》,发表后即刻被南京中央政府外交部和国民党中央一致认为,是一个丧权辱国的记录。南京中央政府也不承认丧权辱国的《伯力议定书》,并称以张学良为首的地方代表无权参与国与国之间的谈判,这是一项超越了东北军代表权限的谈判,是东北的私自行为。一九三零年一月三十日日国民政府议决:《伯力协议书》已逾(中东)路案范围,不予批准。二月六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议决:伯力会议,蔡运升越权渎职,应从严议处。
    
      众所周知,东北的黑瞎子岛就是张学良割让给苏联的。所有的文献资料也清楚记载着,黑瞎子岛于一九三零年丢失,正是张学良执政东北时。倘若按张学良自己所说他的:“我姓张的如有卖国行为,你们将我杀死,将我的头颅割下。”这位用正式条文,出卖黑瞎子岛的张学良的头颅,早在一九三零年就应割下。
    
     黑瞎子岛的满语叫称摩乌珠岛,是“马头”的意思。它的位置在中国金鸡版图的鸡头上方,即金鸡冠我国的地标。这里是金鸡最早看到日出的地方。在夏季,半夜三点多就能看到红日在江中冉冉升起。抚远这块三角洲因为生态良好而有黑熊活动所以被当地人称为“黑瞎子岛”。特别是这块紧邻苏联哈巴罗夫斯克的地带,正好是扼守黑龙江??乌苏里江的通航锁钥。所以它的战略地位非常重要。从沙皇时期起,就为野心勃勃的俄国人所关注。即使是《瑷珲条约》和《北京条约》中割走了中国一百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但是黑瞎子岛在乌苏里江以西和黑龙江以南,仍属中国所有。沙皇从满清手中得不到的东西,他的继承者苏联,却能从
    
     张学良手中得到,张学良比满清更卖国。且张学良如此迫不及待的出卖国土的目的,是为了迅即了结此事,以免时间一长,中央插手东北事务,影响他东北的独立地位。
    
      八十年后,能够收回黑瞎子岛一部,也完全是因为当年南京中央政府坚决维护祖国主权,拒不承认张学良卖国的《伯力协议书》的结果。
    
      “弱国无外交”,像中国这样的弱国,办外交是一件非常艰难的事。当时中央主动来帮东北办理这一棘手的外交,真是求之不得。可张学良这个军阀视中央为洪水猛兽,宁愿即刻把一部家园送给外敌,以防止中央插手东北事物,那里有他口上所说的爱国爱家乡之意。
    
     二,从张“九一八”的策略来看张想打回东北吗?
    
    “九一八”前夕,是东北多事之秋,七月万宝山事件发生,种种迹象已显示日方将有行动。张在如此危难的形势下,所考虑的不是如何保卫自己的家乡,而考虑如何才能继续在北平享乐。“小事精明”的张学良琢磨出上、中、下三策。
    
      上策是借中央之力对付日本。想方设法把战争灾难,转嫁于南京中央政府管辖的地区。为达到此目的,张一再要求中央政府“举国抗战”。要求南京中央政府“直接抵抗日本侵略”。甚至要求南京中央政府“对日宣战。”把战火从张收税抽捐的东北,引至上海等中国心脏地区。
    
       (张要求南京中央政府“对日宣战”,中央军只能在上海向日军寻衅,把日军引至上海。张是不会允许中央军开赴他的地盘抵抗日寇的。既是后来的热河抗战,蒋试图派中央军进入热河作战,张怕中央军进入他的热河省地盘,以种种借口阻止中央军进入热河。甚至不准已华北,且受张指挥的原西北军,进入他的热河地盘,预先部署防务,以能有效的抵抗入侵者。)让张能继续在他管辖的地区税收、收捐。但是,当时中央军正忙于对付外国代理人在中国心脏地区所发动的叛乱,无法满足张的要求,使张无法实现其上策。(借中央之力对付日本,妄图将日军引至中央政府管辖的地区,是张易帜的真正原因。并不是他自己美化的维护中国统一。要证明此不难,张易帜后,并没有朝统一的方向前进半步。(东北)“仅名义上归属于国民政府,而军权、政权、财权,俨然独立,至少可以说非革命势力范围以内之地。国民政府对东北的统治,事实上是有名无实”。国联调查团通过调查发现,自一九二八年十二月,东北当局宣布服从中央政府,但“凡军事、民事、财政、外交,其与中央政府之关系,纯系乎一种自愿之合作,至必须严格服从之各项命令、训令,不甚受于满洲”。“实则在满洲之武人统治制度依然存在,与从前无异”。能从这一切,看到张在维护中国统一吗?)
    
      中策是张学良
    
     像中东路期间,唯恐中央插手东北外交,不顾中央再三强调,由中央办外交。迫不及待的私自派蔡运升与苏联谈判那样,一再密派代表赴日本,向日本乞降。并满足日方一切要求,如准备处死(杀了日本间谍中村的)的关玉衡团长,代日本报仇等等。但日本人对如此腐朽的张学良实在不感兴趣,日本特务土肥原贤二有早就有一个“以晋代奉”的计划,在有关阎锡山的资料中,有绘声绘色的描述。日本人曾动员阎锡山代替张学良这个腐朽的花花公子,把东北建设成像山西那样的模范地区。成为对全中国都有吸引力的“王道乐土”。被称为日军的“大脑”,“九一八事变”的策划者石原莞尔,曾任东北日本关东军参谋,目睹张氏父子腐败,对张学良极其鄙视,志在“推翻”张学良这个军阀的腐朽统治。即张学良这个“丑声洋溢,秽德彰闻”的腐败分子,连做汉奸的资格都没有,致使张在东北做儿皇帝的梦也破灭了,张只好实行其下策。
    
     下策是“令收缴军械,存于库房。”且“尽任日军所为。”张学良为什么做出如此毫无国格的决定呢?这是因为张从来都是一个不惜以国家主权与民族尊严,来换取个人享乐,唯利是图,有奶是娘,只顾贪图个人利益的败类。像张那样的败类,当他估计到:“(东北)一有冲突,彼必同时以海军威胁我后方。”“华北全局同时牵动”,不仅守不住东北,“而且连华北的地盘都将不保”的时候,他所考虑是唯恐在东北抵抗惹恼日军,致使被恼怒的日军连平、津也一锅端。张幻想将自己的故土、祖业,拱手送给日本,换取日军让他个人能继续在北平享乐。
    
     事实上,日本人看到这一点。“九一八”前,即九月十六日,策划“九一八事变”的关东军参谋板垣征四郎和石原莞尔等人已获悉情报,知张不会抵抗。才敢以一百零五个日军攻击驻扎八千东北军的营房。正如后来
    
      蒋公向胡适等北平学界人士解释的那样:“不料日本知道张学良的军队比我们知道得多”。日本驻北平陆军副武官永津人佐比重给东京参谋本部的报告:“张学良只想如何保存他华北地盘。”另外据日本学者关宽治、岛田俊产所着的《满洲事变》一书所说:张于十二月七日向日方作出了主动撤出锦州的答复。张在数十万雄师撤退之前,向敌方报告不准备与日交战的行为,可谓用心良苦。张为何如此做呢?他究竟想达到什么目的呢?张宁愿果断、坚决的拒不执行自己祖国中央政府的命令,以及背离全国民意,也要千方百计的取得日军谅解呢?张学良希望拱手将完整无损的东北送给日本,换取日军不连平津一起端。张的这种心态,不仅可从他的行动清楚的看出,还可从张的电文中清楚的看出。如:“(东北)一有冲突,彼必同时以海军威胁我后方,并扰乱平津,使我首尾难顾。”换句话说,张怕东北一开战,“华北全局同时牵动。”不仅守不住东北,“而且可能连华北的地盘都将不保。”“日本在天津现已集结大军,锦战一开,华北全局必将同时牵动……”“一二八事变”中,张的表现,更证实此一分析。全国上至中央,下至老百姓,均急切的希望张学良乘日军云集上海,东北空虚之际,收复兵东北。可张学良仅仅听说“由于马占山与张海鹏打仗,使日本驻齐齐哈尔领事清水八百一遇害”,唯恐因此而激怒日军,而惊恐万分,当着上海民众代表的面,把马占山数落了一顿,讥马为“滥出锋头。”
    
      在热河抗战时,南京最高军事当局电令张学良:“迅速出兵,直接接管热河”,张也因担心此举会触动日军,危及平津,而拒不执行。这一系列事实,充分的表明:张千方百计的取得日人的谅解,甚至以把自己的家园拱手给日本,以能换取日本让他继续在平津享乐。
    
      三,张学良密派亲信出卖家园主权
    
     张学良还私派亲信苗剑秋 “携其私函,到日本密访政友会领袖床次竹二郎,和陆军中的寺内寿一大将,张在私函中提议:假如日本军止于满洲,不再向华北和内蒙前进的话,他可以满洲地方领袖立场声明承认满洲国。张学良当时所求恳意者,要在和日本划界,以保住他华北的地盘而已。”“苗剑秋大失所望而归,张闻言曾抱头大哭一场。”
    
      张学良不惜出卖自己的家园的主权,换取日本让他根据华北。能从如此张学良身上,能看到张学良因“失去家园,流落异乡,魂萦梦系白山黑水”吗?能看到张学良“急切的希望打回东北”吗?
    
      四,张学良想学吴三桂借敌军打回东北吗?
    
     杨先生与笔者的分歧是,杨先生认为张学良希望苏联帮他打回东北。而笔者刚好相反,认为苏联是极端民族利己主义者,被认为是“二战中最无耻的国家”之首。根本就不会帮张学良打回东北。它只关心“输出革命”,在中国扶植他的代理人,使中国成为他的附庸。东北军的亲身经历,使他们早就知道苏联不会援助他们抗日。如一九三一年十月下旬,日本关东军急速向北满靠苏联边境推进,苏联担心日军可能进攻他们,就极力向日军示好。一九三一年十月二十九日,苏联外交部向日本驻苏大使广田弘毅声明,苏联政府对满洲事件采取严正的不干涉政策。十一月七日,苏联人民委员会主席莫洛托夫在庆祝十月革命纪念日的演讲中,重申苏联对满洲事件采取不干涉主义立场。对一切有关中日冲突的活动,苏联都一概回避。一九三一年底,国联要求苏联参加李顿调查团,李维诺夫马上回绝,并说,苏联不准备参加这个调查团,首先是因为苏联不想同日本发生武装冲突。为了避免同日本发生武装冲突,苏联政府对日本的许多行动都采取放纵态度。一九三二年初,日军沿中东铁路运送军队,管理该路的苏方代表竟然不加拦阻,为日本侵略者提供了极大方便。此外,苏联政府还多次向日本一方提出缔结互不侵犯条约的建议。并出售中东铁路和承认伪
    
       “满洲国”。苏联为了讨好日本,不顾中国方面的抗议,于一九三三年五月二日公开向日本提议让售中东铁路,并于六月二十二日,在东京开始与满洲国的代表就此开始进行正式会谈,此举等于承认了伪满洲国的合法性。苏联的态度起到了纵容日本侵略者的作用,助长了日本的侵略气焰。苏联还加强边境的看管,防控中国人进出,甚至将退入苏境的东北义勇军,送至远离抗日前线的新疆。以免他们在苏联与东北边界抗日,引起日人不满。这清楚表明,苏联早已无意卷入中日纠纷中。往后的事实更证明,像斯大林那样的极端民族利己主义者,绝不可能“无私”的帮助张学良去抗日。苏联在一九四一年与日本签订“苏日中立条约”,并发布两国共同宣言。宣言说:“苏联誓当尊重满洲国之领土完整与神圣不可侵犯性;日本誓当尊重蒙古人民共和国之领土完整与神圣不可侵犯性。”这是一场赤裸裸的罪恶交易:我认可你日本拿中国的东北,你认可我苏联拿中国的外蒙!条约签订之日,日本外相松冈洋右对德国驻俄大使强调:“这一条约对于日本是非常重要的,它将是加于中国国民政府的一项极大的压力,可能由此而容易迫使中国屈膝求和;同时日本对抗英美的地位也因此增强了。”以及将美国轰炸日本后,降落在西伯利亚的美国飞行员,交给日本处死。在我国抗日最困难的时候,中国和美国一再恳求苏联同意将美国军火运至西伯利亚,再转运至中国的请求,均为苏所拒绝那样,苏联绝对不会做任何可能引起日本不满的事。
    
      苏联和中共甚至还要用中国人的鲜血,来保卫他们的共产主义的祖国??苏联,他们还制造了“田中奏折”的谎言来挑拨中、日两国的关系,以激起中国人民的反日情绪。煽动中日火并,以能把日本这股战争祸水,引向中国。
    
       事实上,张学良完全明白苏联绝对不会援助他们抗日。因而,张学良在他们内部商讨真实计划时,并不是寄希望于苏联援助他去抗日。而是希望得到苏援,以能叛离中央,割据西北。他们的密电,清楚的告诉世人,他们争取苏联援助的目的,只是为了应付“东北军一旦脱离南京(中央政府)”后,所面临的生存问题。
    
       “东北军一旦脱离南京政府,则财政来源完全断绝,加上红军,每月至少应得到国际三百万元的资助。同时,东北军脱离南京后,武器来源也完全断绝。因此,飞机、重炮、各类步枪、机枪、架桥设备,以及各种弹药,都需要来自国际的援助。”
    
      请注意该密电二次提到“东北军一旦脱离南京政府”,清楚地告诉世人:张学良在幕后做的是要叛离南京中央政府,他们争取俄援的目的并不是他们口中所叫的抗日,而是为了应付“脱离南京政府”后所面临的生存问题。彻底否定了张学良联苏是为了抗日的说法。
    
       正因为张学良认为只要他高喊“革命”,并将东北军控制的地方变成联苏的附庸,就可得到联苏每月“三百万元的资助”。因而张学良宣称他劫蒋,是因蒋介石这个“反革命面目已毕现”。并且心急如焚的期待苏联对他劫蒋这样的“革命义举反应如何”?张学良劫蒋后的一系列部署,也都是“革命”“措施”。如:准备““交人民公审”蒋。要求红军准备与他‘共同行动’,‘首先打击胡宗南’”。残杀国民党“反动”军官,其中西安公安局长马志强,被用铁钉活活钉于城门。宪兵三团团长中将杨国珍全家连妇孺一起被活埋。并命令已在华北抗日前线的万福麟军,枪口转内,“迅速南下”,夺取中央政府控制的郑州,“卡断陇海铁路”。命令黄永安攻取中央政府控制的洛阳。命令于学忠军攻占中央政府控制的兰州。……甚至直迫南京。全都是货真价实的“革命”;那里有丝毫“停止内战”“抗日”的意思。
    
    笔者认真的考证张学良在西安事变前后的言行,发现张学良在中共与苏联面前,拼命的表现他如何“革命”。例证除上面提到的一系列事实外,张学良还肉麻的称中共为同志。尊列宁为宗,“抗日同志会”入会仪式都是在列宁像前宣誓。处心积虑的把自己打扮共产主义的虔诚的信徒。如:装模做样的研读马列主义着作,如《辩证唯物主义》、布哈林的《共产主义ABC》、列宁的《左倾幼稚病》、《资本论》等。还要黎天才和潘文郁经常给他讲解,吴汝铭(吴雨铭)更是“专办随车讲课”。张任鄂豫皖三省“剿总”副总司令和武昌行营主任时,家住武昌徐家棚,办公在望山门原两湖总督衙门,每天乘车前往要四十多分钟,张学良常要他们随车给自己讲课。甚至到南京开会,住在蒋介石的陵园别墅里,张也毫无顾忌地要黎天才、潘文郁、吴雨铭(吴汝铭)给他讲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更在一九三四年六月,就在报纸上发表文章,向共产党示好。甚至要求加入共产党。直到张晚年仍说“可以说我就是共产党”,等等。充分的证明:张学良从外蒙在苏联支持下“独立”,以及盛世才在苏联支持下割据,使张学良感到只要他张学良像外蒙与盛世才那样,宣称他是“共产主义的信徒,“革命”不离口。特别是像外蒙与盛世才那样,将中国的大西北,像外蒙与新疆那样附庸于苏联,就会像外蒙与盛世才那样得到苏联支持而有持无恐的据西北称雄呢?(“爱国抗日”,只是张学良对中国人们的宣传,并不是张学良对中共与苏联的宣传。)
    
     但是杨先生却认为:“二战中最无耻的国家”之首的苏联,会帮张学良打回东北对呢?杨先生没有举出事实来证明他的说法,只反复重复中共的“苏联最抗日”。别说苏联从没有说过他会“帮助张学良打回东北”,就连1939年9月1日,德国入侵波兰,9月17日,苏联也从背后入侵波兰,一路上对混乱的波兰军民说:“我们是来帮助你们打德国人的。”骗得波兰大批军队投降苏联,后来苏联担心这批波兰军队不可靠,竟惨无人道的把这大批波兰军队杀害了,即著名的卡廷森林事件。苏联不但没有帮波兰打德国,反而德国一道瓜分波兰。如此苏联能帮助张学良打回东北?其实苏联对中国也一样,担心退往苏联的东北抗日联军不可靠,残酷的迫害包括他们在内的三十万中国华侨,等等。
    
      正如前面笔者所引用的张学良早就妄图将自己的家园东北,拱手送给日本,换取日本让他割据华北。张学良在他的真实计划??“不小的计划”中,也只有与“大老板打一架”。“期待大且伟矣”的“小家庭”。而且这些都是“十一月就起变化”,或“半年功夫可济”是事。可见张学良只“期待”苏联“每月三百万元的资助”,以能他 “脱离南京政府”,建立的“小家庭”后,能生存下去,而且是“十一月就起变化”,“半年功夫可济”的事。并没有杨先生所描述的,张学良希望苏联耗费天文数字的金钱,作出巨大的牺牲“帮助他打回东北”的“宏图”。且张学良生前亲自选定,他死后安葬在夏威夷日本人的墓园??《神殿之谷》。即张学良至死也没有回东北的意思,此其一。
    
      其二,历史事实告诉我们:像苏联这样的二战中最无耻的国家,根本就不可能帮助张学良打回东北。可杨先生不以事实为依据,仅仅凭他自己所想象出的,或者中共所说的“苏联最抗日”五个字,就把张学良从外蒙与盛世才的经历中,学到的每月得到三百元资助的“秘诀”,说成是张学良希望苏联无私的倾全国之力,“帮助他打回东北”。别说苏联从没有说过帮助张学良“打回东北”,就是苏联说过“帮助波兰打德国人的”,都没有帮助波兰打德国而复国,分而与德国一起瓜分波兰。如此不顾信义的国家,能帮助它从未承诺帮助的张学良“打回东北”?
    
      不难看出,杨先生的“张学良一直都想打回东北”的说法,既与张学良从一九三零年初就出卖家园,到他死后安葬在夏威夷日本人的墓园??《神殿之谷》。死也不想回东北。特别是“九一八”期间,为了防止出现“(东北)一有冲突,彼必同时以海军威胁我后方。”“华北全局同时牵动”,不仅守不住东北,“而且连华北的地盘都将不保”。唯恐在东北抵抗惹恼日军,致使被恼怒的日军连平、津也一锅端。张幻想将自己的故土、祖业,拱手送给日本,换取日军让他个人能继续在北平享乐的张学良的一生表现不符;又与苏联这个二战中最无耻的国家的一贯作风对不上号的结论。究竟谁“主观性太强,既没有史料做凭据,也不合乎常情常理”。以及谁“太主观地从个人好恶来看问题”呢? [博讯来稿]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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