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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学良是否收到蒋介石的“不抵抗令”?(6)/陈守中
(博讯北京时间2013年1月08日 来稿)
    原标题:历史研究应以事实为依据呢?还是以言论为依据?
    现标题为博讯编者所加
     作者:陈守中

    
十、“車廂談話”考

     “車廂談話”,是从張學良及其亲信口中传出的張“被蔣推下水”的“现场”。唐德剛先生称之为“历史上著名的車廂談話”。经唐德剛等“学者”大势渲染后,成了史家常引用的著名“历史资料”。该“历史资料”究竟是真?还是伪造呢?本节进行认真的考证。
    
    1,“車廂談話”的由来
    
     據張學良親信王卓然所說:
    (一九三三年三月九日)“約(上午)十時,宋子文的專車到保定。張立即登車與他接談,約二、三十分鐘,張匆匆下車,神情緊張,我與瑞納趨前急問,他説:‘蔣先生認為熱河失手後,我守土有責,受到全國人的攻擊。……正如同二人乘一隻小船,本應同舟共濟,但是目前風浪太大,如先下去一人,以避浪潮,可免同遭沉沒。將來風平浪靜,下船的人仍可上船。如是互守不舍,勢必同歸於盡,對自己對國家皆沒有好處。’”
    
    後又傳出是一九三三年三月九日下午四時,蔣公與張學良會晤於保定火車站的車廂內,蔣公對張的談話。“車廂談話”作为“不抵抗令”的“配套工程”,与“不抵抗令”相互印证。更生动、更形象的説明“蔣在‘九一八事變’時,把我害得好苦,我當了替罪羔羊。” “为蔣背黑锅”,“被蔣推下水”。“車廂談話”就是他張學良“被蔣推下水”的现场。
    
    2,蔣公在当时的情况下,會説那样一段話吗?
    
    張學良幾十萬邊防大軍,一直養精畜銳,多年來,沒有一次像樣的戰鬥任務。到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日軍一个连,即日本铁道守备队川岛中队,一百零五名日軍进攻張學良的东北军在瀋陽的营房,“養兵千日,用兵一時。”本是張報答多年高官厚祿的機會。但想不到這位統率幾十萬邊防大軍的張學良,竟被一百零五名日軍端了沈阳的窝。一年多後的一九三三年,這位統率幾十萬邊防大軍的張學良又被一百二十八日騎轻松的佔領熱河省會承德。因而觸發了全國反張怒潮,如天津救國會:“對前方失土辱國的主將,立即明正典刑,以彰國法,而維公道。” 在全国声讨張學良怒潮中,让張學良下台,是当时南京中央政府不得不采取的措施。“如果再让張干下去,不但全国舆论不满,连北方军队如晋军、西北军以及孙魁元各部都不服。” 南京中央政府不得不順應民意,決定讓張下台。蔣公是在此背景下通知張的。但後來竟被張學良及其親信們轉述為蔣公與張學良討論:誰應該為被一百二十八日騎兵不血刃佔領熱河省會承德負責任。“是你下去呢?還是我下去呢?”顯然,這與當時的情景完全不合。因而,有理由懷疑如此與當時的情景不合的所谓“車廂談話”真實性。
    
    1),既是蔣再一次“下去”,也不能平息全國反張怒潮
    
    當時根本就不是張以及親信們所轉述的,是“你下去呢?還是我下去呢?”那種情況。統率幾十萬邊防大軍的張學良,又被一百二十八日騎佔領熱河省會承德,而觸發的全國抗議怒潮,是指名道姓沖著張學良而來。如胡適先生就在“車廂談話”前三天(六日)的一文中說:
    “張學良的罪過,總括說來,至少有五點: (一)自己以取咎取怨之身,明知不能負此大任而偏要戀棧,貽誤國家,其罪一; (二)庇護湯玉麟,縱容他禍害人民,斷送土地,其罪二;  (三)有充分時間而對熱河、榆關不作充分的準備,其罪三;時機已急,而不親赴前線督師,又至今還不引咎自譴,其罪四;性情多疑,不能信任人,故手下無一敢負責做事的人才,亦無一能負責自為戰的軍隊;事必恭親,而精力又不允許;部下之不統一,智慧之不統一,……都由於無一個人肯替他負責任,其罪五。”
    
    連胡適先生這樣文雅的學者,尚且認為張學良“自己以取咎取怨之身,明知不能負此大任而偏要戀棧,貽誤國家……至今還不引咎自譴。”更不要說激進的學生,如上海各大學學生抗日救國聯合會發表告同胞書,要求政府令北方將士不接受張氏不抵抗命令,自動抗日,並“槍斃喪地辱國長官張學良”。 在如此全国同胞一致聲討張學良怒濤中,即使蔣再一次為張痛失国土引咎下台,即“我下去”,也不能平息這次全國反張怒潮。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蔣公作為國家元首與全軍統帥,以身作則,不辭勞苦,連夜奔赴江西前線,親自指揮撲滅中國心臟地區的叛亂烈火,盡職盡責。但仍為邊關告急時,稱病躲進北平協和醫院的邊防軍司令張學良,丟失邊關於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十五日引咎下台。一九三三年三月九日的蔣委員長,是已為張學良九一八痛失瀋陽引咎下台後,被國人請出的新委員長。新委員長“堅忍苦幹的事實,為越來越多的國人明瞭認識。”以致到一九三三年一月二十四日,蔣伯誠電呈蔣公報告:“宋明軒(哲元)、馮治安、張自忠、劉汝明暨啟予(商震)、梗忱(龐炳勳)等均以為此次對日作戰非鈞座(蔣)北來,前途不堪設想,言時聲淚俱下,意極懇切。” 以後的事實更證明此,如西安事變後,全國民眾由衷感到蔣是當時中國無可替代的領袖,而形成了全國的“擁蔣浪潮”。這清楚的說明,蔣公不但沒有像張學良所說的那樣受下台的壓力。相反,受到當時前線將領們由衷的信任。因而,張所轉述的“你下去呢?還是我下去呢?”根本就是“無的放矢”。
    
    2),蔣公有更簡便的方法通知中央的決定
    
    蔣公是專程來向張通知中央決定的,不是來與張討論應該誰下去?蔣公有簡便得多的方法通知這一決定。如把要求“槍斃喪地恥國的張學良”,“將張學良撤職嚴懲,肆之市曹,以謝國民。” 等全國人民要求嚴懲張學良的剪報,以及把張在事前強烈反對孫魁元的四十一軍,宋哲元等開往熱河張學良的地盤佈防,到臨戰前夕(“時機已急”時),卻派孫魁元的四十一軍去最遠離後方的熱北抗日最前線,宋哲元防守最危險的地段。而將他的東北軍大都留在安全的冀、察,張學良如此自私的安排,致使前方非奉系將領不服, 並“要求撤換指揮官”的電報交給張看;並說中央只能聽取群言。沒有必要與可能用“你下去呢?還是我下去呢?”這類話來通知這一中央的決定。
    
    3),蔣公內心對張非常不滿,从没有感到亏欠了張
    
    蔣公內心對張所作所為,非常不滿。如“愚魯怯懦,匪夷所思。”“誠不足以共事”。 甚至怒斥張忘恩負義。如《陳布雷關於蔣委員長授意發動文教界聲討張學良罪狀致葉楚愴電》:“長城抗戰時,張既坐視敷衍而不力戰,又戀戀平津,延不肯定,處處為軍事障礙,若非中央及蔣委員長優容保全,則此舉國共誅之禍首,何能安然到滬,安然出洋,而又揚長返國乎?” 以及《西安半月記》:“爾應回憶:四年以前,國人皆欲得爾而甘心,余代爾受過者不知凡幾;以余之寛容庇護,爾尚能安然遠遊海外。”蔣公實際上,寛容庇護張,力排“國人皆欲得爾而甘心”,才使張能渡過難關。
    蔣公當時,就外界來說,沒有受到張學良那樣的壓力;就內心來說,沒有感到有愧于張。因而,不得不用“你下去呢?還是我下去呢?”這類將自己貶低至“知識與訓練,都不夠擔大任。”“既無指揮能力,又不親赴前線督師,卻戀權不放,貽誤國家”的張學良水準的話,來通知張這一中央的決定。
    
    4),張的“車廂談話”與蔣談話習慣、文風不符
    
    張學良轉述的,後被稱為“車廂談話”,在張親信中廣為傳播,且有多種版本。其中一種版本是:“……現在的情形恰如一隻驚濤駭浪中的小船,只能容一個人渡過,兩人共渡,不免共沉,是你下去呢?還是我下去呢?” 以及“正如二人同乘一隻小船,本應同舟共濟,但是目前風浪太大,如先下去一人,以避浪潮,可免同遭沉沒。將來風平浪靜,下船的人仍可上船。如是互守不捨,勢必同歸於盡,對自己對國家皆沒有好處” 等等。每一種版本,均與蔣簡短的談話習慣、文風不符。
    蔣公同期的日記,談話,文稿……中,也沒有類似內容的文字出現。
    
    5),張的“車廂談話”沒有使張大罵蔣的由因
    
    作為國家元首,見到自己的國家竟出了一個統率幾十萬大軍的邊防司令,在一百二十八日騎目前溃逃。如此奇恥,以蔣言辭簡短的談話習慣,在那樣沉重的心情下,不可能仍有那麼一段文縐縐的文字。蔣很可能用簡短的語言,如:大家都認為,你應對如此失職的事負責,我也同意。也只有這類話,才能像大陸作者所描寫的那樣,張回去後,大哭了一場,並大罵蔣:“那知保定見蔣委員長逼我下台。(請注意張學良此處所說的“逼我下台”四個字,不是與他討論誰應負責。張學良自己否定了他後來編造的“是你下去呢?還是我下去呢?”)這是蔣與日本‘合演的百戲’而已。”“有誰較為善良,或者讓人稍微喘口氣呢?毒害是一樣的,如果定要加以區別,那就是蛇比虎更狠。因此,我回到車廂,就悶倒在我的床上,號啕大哭。瞬息間,我又猛地站起來哈哈大笑,對在前面的人説:‘我嚇你們的!’真是啼笑皆非!”
    倘若像張學良親信們所轉述的那樣,蔣只是與他討論誰該負責,張就沒有大罵蔣的由因了。
    儘管不能排除宋子文曾對張學良說過類似的話的可能性。消息靈通,且此時又與張學良朝夕相處的宋子文,獲悉讓張下台,是全國的共識,已無法挽回,蔣即將通知張。宋以他自己與張的交情,為了讓張思想有所準備,事前開導張的話。宋子文顧及張學良的感受,用“只能容一個人渡過,兩人共渡,不免共沉。”這類聽起來溫和順耳的詞句,不使張難堪。宋借蔣的肩,給張作下台階。但張學良以及親信張冠李戴,把宋子文的話,說成是蔣本人說的,同樣也極不道德。
    張學良晚年在回答別人提問時,仍在故意含混。一九三三年三月九日下午四時,蔣公與張學良單獨會晤於保定火車站的車廂,當時宋子文根本就不在場。可張學良晚年在回答別人提問時卻說宋子文也在,並緊接用一個“他”字,“他”說“只能容一個人渡過,兩人共渡,不免共沉。” 張學良此處的這個“他”是指誰呢?張說宋子文也在場後,緊接用一個“他”字,這個“他”更應是指宋子文。可見張有意把宋子文上午十時在另一場合說的話,搬到下午四點蔣公與張學良單獨會晤的保定火車站的車廂內,且故意模糊成可以使他人誤以為是蔣公說的,但又不敢明確的說明是蔣本人說的,足見張心虛。
    其实“車廂談話”,过不了逻辑证伪这一关,因而不可能是事实。張制造此一“被蔣推下水”的“现场”——“車廂談話”,是为了更生动、更形象的説明他當了蔣的“替罪羔羊”,“为蔣背黑锅”,他是冤枉的。 但事实清楚的证明,蔣公根本就沒有给張“不抵抗令”。張自己也不得不承认:“整個‘九一八’歷史,跟外邊聽說的不一樣,那是我們東北軍自己選擇不抵抗,與蔣先生無關。我沒有接到蔣先生任何不抵抗的命令,東北軍不抵抗,是我沒有認清日本侵略的意圖。目的是避免刺激日本人,不給他們擴大戰爭的藉口。”“在访问中,張學良主动承认民国廿年‘九一八不抵抗政策’丢掉东北,责任不在中央,责任在他。” 既然“與蔣先生無關”,“责任在他張學良”,“不在中央”,不在蔣公,他張學良是为他自己行为责任而“下水”。怎么会有“車廂談話”——那个他“被蔣推下水”的“现场”呢?
    
小結

     張學良从来都不听从中央政府的命令,却把他自己失地丧权的恶罪,推给他从来都不听从的中央政府的命令上。且此命令还是張學良自己编造的,可见張的品德低下到何种程度。張晚年因他拿不出真正的“不准抵抗令”,而不得不改口說蒋公根本就没有给他下达过任何不准抵抗令。他不但沒有對被他偽造“不抵抗密電”,矇騙了五十多年的人民有絲毫愧意,對被他偽造軍令傷害五十多年的蔣公,亦毫無歉意。且在另一場合,張說要不是“我“九一八”不抵抗,日本會失败得这么慘吗?”在張口中他“九一八”不抵抗,不但无罪,反倒有功。可见张对他失地丧权的恶罪,没有丝毫反省。 [博讯来稿]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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