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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学良是否收到蒋介石的“不抵抗令”?(4)/陈守中
(博讯北京时间2013年1月08日 来稿)
    原标题:历史研究应以事实为依据呢?还是以言论为依据?
    现标题为博讯编者所加
     作者:陈守中

    
六、從沒有人見過的“銑電”,與不可能出現的 “張去石家莊请示蔣”

    筆者在上一節,從時間的角度,詳細的論證了張以及親信們所説的:“‘九一八’發生後,我就主張抗日,蔣的命令不許抗日”等不可信。本節詳細的論證張親信們所說的“九一八”前,蔣下達了“不抵抗令”同樣不可信。有關“九一八”事變發生前,蔣就給張下達不抵抗令的故事中,以洪鈁及其附和者东北军第七旅旅参谋赵镇藩,假已死去二十多年的东北军第七旅旅长王以哲之口所编造的“銑電”。與何柱國所說的一九三一年九月十二日,“張去石家莊请示蔣,应如何对付日軍入侵”,最為矚目。
    
    1,“銑電”与“張去石家莊请示蔣,应如何对付日軍入侵”出笼于一个編造谎言的年代
    
    只有我们认真的考察一下“銑電”,就会发现“銑電”比前面提到的郭維城的“蔣在南京複張十幾次電”还要荒谬。正如第一大節《張説他的確收到蔣的“不准抵抗令”》所述,張拱手把东北让给日本,成了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全国千百份报刊无不把矛头对准了张學良,‘无日不见通电,无时不闻詈骂……国人皆曰可杀’”后。張千方百计的把自己打扮成一个无辜者,他只是“忍痛執行”蔣的不准抵抗命令,而在“九一八事變”時不抵抗。張那时见到人就解释他不抵抗是执行蔣的“命令”。倘若真有“銑電”的話,張肯定會用“銑電”来证明:他确确实实“忍痛執行”蔣的命令。可是正如前面所述,張本人用来证明他“忍痛執行”蔣的命令的各种版本的“不抵抗令”中,居然没有“銑電”。天下有如此怪事,張最需要“銑電”来证明自己“无辜”、“清白”时,張手中没有“銑電”。却要到一九六零年,才在中共统治下的大陆官方出版的宣传材料中出现,如此“銑電”究竟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呢?
    中共统治大陆后,东北军旧官僚经过镇反等一系列运动,特别是到来一九六零年,他们经过一九五七年的“反右运动”,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随后的“反右倾机会主义”运动。他们亲眼看到他们周围不少人被杀,或受到残酷的斗争、迫害。都希望用种种方法向共产党表示自己的忠诚,以避免自己受到同样的危运。其中,为中共攻击政敌提供“炮弹”,而编造 “回忆”文章,是他们向中共表忠的最方便的方法。在这样的背景下,这类“回忆”文章大量出现了。这也难怪,在那年代,就连著名作家巴金先生也不得不根据中共的意思,违心的在中共组织一批人马编写、出版一本丑化孔子的漫画册子过程中,担任编写文字說明工作。更何况处境比巴金先生艰难得多的东北军旧官僚呢?编造假故事,来迎合当局,从而取得当局的好感,以摆脱自己的危运,是那个年代的普遍现象,“銑電”就是在如此背景下出现的。
    在那个年代,别説要栽蔣介石这个反革命头子的贓。就连要栽中共自己的国家主席刘少奇的贓,也可在他们出版的“回忆”文章中,找到刘少奇是 “叛徒、内奸、工贼、反革命修正主义”的“确切证据”。要丑化蒋公,在当时的“回忆文章”中,可找到西安事变中,仍有牙齿的蒋公,竟留下根本就不存在的全口假牙,狼狈出逃的“回忆”文章。倘若那个年代的“回忆”文章,都“不容怀疑”的话,那么就不存在为刘少奇,以及大批在文革中,被当时大量“回忆材料”证明“确确实实”有“罪”,而需要打倒的“老干部”平反的问题了。但事实上那些“老干部”重新上台后,都给自己平反了。可见那个年代的“回忆材料”,不管是怎么重要的当事人写的,大多数不可信。更何况经笔者认真的考证后发现:“銑電”的主要编造者洪鈁及其附和者赵镇藩,所编造的“銑電”故事,与当时的情景完全不符(详见下面第4小节)。
    
    2,“銑電”与“將‘銑電’轉知東北各軍事長官一體遵守”的説法,與當時我國國情不符。
    
      當時南京中央政府的“政令不出五省”,像張學良這類軍閥,绝对不允许他的部下听从中央命令,接受蔣的指挥。如在阻擊中共向西流竄(即中共所谓的長征)過程中,“蔣接到何鍵、周渾元等密報,得知桂系讓路使紅軍順利進入貴州,電斥李、 白‘無異放虎歸山’。白反唇相譏。蔣無可奈何,只能嚴令桂軍急速追剿西去貴州的紅軍,蔣親赴貴陽督戰。桂系廖磊奉命率領第七軍尾追紅軍,卻始終與紅軍後衛部隊保持兩天行程,追到貴州都勻、獨山一帶便乾脆不追了。紅軍擺出進攻貴陽的姿態,蔣急電廖磊星夜來援。卻不料廖磊複電:‘容請示白副總司令允許,才能前進。’蔣只好歎息道:‘這真是外國的軍隊了’”。
    張學良更視他們的部下從中央命令的人為大逆不道而嚴懲。就在一年前的“中原大戰”期間,東北軍曾有二位團長(孟百孚、安福魁),不滿閻錫山分裂中國的行為,於八月十五日就響應中央號召,準備幫助中央統一中國。 結果被張視為大逆不道,受到張的嚴懲。甚至連張學良去歐洲旅遊時,仍不讓他的部下聽從中央的命令。 (以致十幾萬東北軍,白拿國家糧餉,不做任何事情。)當年中東路事件,張學良怕中央插手東北事務,導致大權被奪,不讓南京中央政府辦理外交,一定要自己去與蘇聯交涉。張學良與蘇聯簽訂了“伯力記錄”,發表後即刻被南京中央政府外交部和國民黨中央一致認為,是一個喪權辱國的記錄。 “九一八”後,他又不顧南京中央政府把一切對日交涉集中到中央處理的命令,私自與日本人談判。張學良还與日本驻北平公使馆参事矢野真私自談判锦州问题,顾维钧闻讯后即于十二月三日致电劝阻:“兄拟将锦州驻军自动撤退,请暂从缓。”五日,顾又与宋子文联名再次电张:“现在日人如进兵锦州,兄为国家计,为兄个人计,自当力排困难,其能防御。”八日,蒋也致电张:“锦州军队此时勿撤退。”为了给张打气,蒋九日又告张:“航空第一队已令期限三日内到平,归副司令指挥。” 但据日方资料,张已于七日向日本方面作出主动撤退的回答。南京国民政府两次命令张死守锦州。可张学良不但不准他的部下听中央命令,反而指示其部下痛斥中央的命令是“視我東北將士,不過政治上理由應送死之犧牲品而已。” 如此藐視中央的軍閥的部下們,怎麼會一體遵守中央的命令呢?
    直到後來的熱河抗戰,汪精衛早在“一二八”淞滬抗戰時,就已經決定計劃增兵熱河,計劃將山西的駐軍如宋哲元、龐炳勳、孫殿英各部,開往熱河張學良的地盤,然而卻遭到了張學良強烈反對。張學良甚至不歡迎蔣去華北,以損及他自己的絕對權威。(張學良在一九五九年四月下旬表白:他“不肖听人唤”,承认他張學良“天马行空,独来独往。”感到“听”人(使)“唤”是一种耻辱,他不肖“听”人命令、受人指挥。)如此割據者根本就不可能將中央的命令,轉知他管轄的地區,讓他管轄的地區的官員一體遵守中央政府的命令,而將自己擺在聽令於人的位置,損及自己至高無上的地位。
    因而,中央命令東北军阀,以及東北军阀將中央的命令——“銑電”,“轉知東北各軍事長官一體遵守”的說法,與當時我國國情完全不符,只能是“天方夜谭”。
    
    3,“銑電”不见当时的记载,也见不到影響、限制当时東北军行动的痕跡
    
    正如前1节所説,“銑電”并不从档案资料内中,找出的正式文献资料。而是出笼于一个編造谎言的年代的“回忆录”中。此前连張學良与留在東北的“東北的軍事長官”,都从没有提到“銑電”, 从他们言行可看出他们根本就不知道“銑電”。更看不出有“銑電”影响、约束他们行动与作出决定的痕迹。詳見本章的第二大节中的第2與3二小節。
    
    4,一連串的事實,清楚的證明“銑電”的編造者洪鈁及其附和人赵镇藩在造假
    
    歷史研究,很多时候像法官审理案件。如警察以袭警的罪名抓人,并送上法庭。美国法院只有发现警察在此案件中,有一处造假,如警察为了使法官相信他抓人有充分理由,还説他所抓的人,曾被抓过,即惯犯,因而才抓他。但只要法院发现此人没有被抓过的纪录,就会认定警察在造假,连袭警罪名也一起否定。
    讓我們認真的分析一下洪鈁及其附和者赵镇藩所編造的故事,洪鈁説蔣於一九三一年八月十六日致張的電報:“無論日本軍隊此後如何在東北尋釁,我方應予不抵抗,力避衝突。吾兄萬勿逞一時之憤,置國家與民族於不顧。”“張曾將此電轉知東北各軍事長官一體遵守。” 洪鈁還說:“九月十八日夜間,張正在北平前門外中和戲院看梅蘭芳主演的《宇宙鋒》,忽據其隨從副官報告,瀋陽有長途電話前來,甚為緊張。張返回協和醫院,接通榮臻的電話,榮臻報告,‘駐瀋陽南滿站的日軍聯隊,突於本晚十時許,襲擊我北大營……我方已遵照蔣主席銑電的指示,不予抵抗。’” 讓我們将洪鈁的故事与榮臻報告的原文作一对比。榮臻報告的原文:“日軍自昨晚十時開始向我北大營駐軍實行攻擊,我軍抱不抵抗主義,毫無反響,日兵竟致侵入營房,舉火焚燒,並將我兵驅逐出營……截至本日午前五時尚未停止槍炮,以上等情,均經通知各國領事,伊等尚無表示,職等現均主張堅持不與抵抗,以免地方靡爛……” 榮臻的報告中,根本就没有洪鈁的故事中“我方已遵照蔣主席‘銑電’的指示,不予抵抗”。洪鈁把榮臻報告中的“職等”自己“主張”“堅持不與抵抗”,篡改成“遵照”命令;把“職等現均主張堅持不與抵抗”的原因是“以免地方靡爛”,篡改成“遵照蔣主席‘銑電’的指示”。清楚的説明洪鈁在説谎。
    其次,洪鈁還説:(九月十九日)蔣密電張:“瀋陽日軍行動,可作為地方事件,望力避衝突,以免事態擴大。” 但是蔣的(九月十九日)密電的原文是:“限即刻到,北平張副司令勳監,中(正)刻抵南昌,接滬電知日兵昨夜攻瀋陽,據東京消息,日以我軍拆毀鐵路之計劃,其借口如此,請向外宣傳時,對此應辟之,近情時刻電告。中正叩皓戌。” 根本就不是洪鈁所説的“瀋陽日軍行動,可作為地方事件”。再一次证明洪鈁在説谎。
       赵镇藩的“銑電”故事:
    
     “东北军第七旅旅长王以哲曾到北平向张学良汇报日军情况,回来后传达说,张副司令已经派人将情况报告了蒋介石,蒋指示暂不抵抗,准备好了再干,一切事先外交解决。要效法印度甘地对英国非暴力不合作的办法来应付日本,遇事要退让,军事上要避免冲突,外交上要采取拖延方针。接着又接到张学良转来的蒋介石的《铣电》(八月十六日),主要内容是:采取不抵抗政策,竭力退让,避免冲突,千万不要“ 逞一时之愤,置国家民族于不顾,希转饬遵照执行。”
      
    赵镇藩的以上説法,似乎“头头是道”。把“銑電”产生过程中的原因、时间都交代得“非常清楚”。
     原因:是張副司令派人将情况报告了蒋介石,并请示蒋应如何对付此一危险局面,蒋指示暂不抵抗。接着蒋又下达“正式文件”——《铣电》,指示張副司令对付此一危局的策略。但張亲口承认他从没有向蔣請示。 張认为他是東北王,日軍侵略東北時,東北軍應怎麼辦?那是他的“主權”,張認為他沒有請示中央的必要;也用不著中央插嘴。倘若中央插嘴的话,那就是“視我東北將士,不過政治上理由應送死之犧牲品而已。” 拿張自己的話來説:“那時的中央沒有現在的中央這麼厲害,又不負責任,我為甚麼要向他請示。” “這個事(指如何对付日寇入侵东北),我根本沒請示政府。” “那時蔣先生根本就不負責任,他不負這個責,(指我張學良要他对日宣戰,他不按照我的办,因而就是不負責任。)我根本就沒有向他請示的必要!” 可见赵镇藩的“張副司令派人将情况报告了蒋介石”,并请示蒋应如何对付此一危险局面的説法是在説谎。
    时间:赵镇藩説是在王以哲到北平向張汇报日军情况,回到沈阳且传达完張副司令的指示后,才接到“銑電”的。但根据文献资料记载,王以哲是八月下旬去北平的。 張当场没有给王“铣電”,説明張那时仍未有“铣電”。要等王乘车从北平回沈阳,且传达完張副司令的指示后,才接到“铣電”。但按他们的另一描述,“铣電”是八月十六日蒋给張的电报了,且張已将“此電轉知東北各軍事長官一體遵守。” 即王以哲早在他八月下旬去北平前,就应接到張“轉知東北各軍事長官一體遵守”的“铣電”,何须王以哲专门去一次北平,所得到的竟張早已“轉知東北各軍事長官一體遵守”的“铣電”?更重要的是張一直藐视中央命令,正如張學良自己所説:“我為甚麼要向他(指蒋)請示。” “我根本就沒有向他請示的必要!” 如此藐视蒋的張,他手下的人敢在張的面前,表现出尊重蒋,而专门赴北平为的是想知道蒋的意见——“铣電”吗?倘若真的如此做,不怕被張误会自己心中只有蒋,没有他張吗?
     果真,根据文献资料记载,王以哲去北平的目的,不是赵镇藩所説的与“铣電”有关的事情。而是王在“九一八”前夕,發覺日軍进攻在即,王特赴北平面呈張,“請求回師禦敵”。 即王以哲极慎重的当着張的面,请求将在华北的东北军,调回东北,抵御即将入侵的日军,但張找借口推辞了。 根本就不是赵镇藩所説的那些与“铣電”有关的事情。
     此外,王以哲直到他生前的一九三六年,仍說:“以前在東北時(我们東北军)不抗日,日本人進攻熱河時(我们東北军)不抗日,現在來到大西北,離鬼子那麼遠,(我们東北军)卻講抗日了,怎麼抗法?” 王以哲的以上言论表明,他认为東北军在東北不抗日,是他们東北军自己决定的,東北军到西北后口上所講的抗日,王以哲也不相信。(这是張學良手下那些所谓“抗日激进分子”,杀王的原因之一。)这清楚的表明赵镇藩假已死去二十多年的王之口的所谓“回忆”文章,并不是王以哲自己的意思。只是赵本人,为了迎合中共的意思,而假早已死去的王之口,编造出来的故事。以显示自己坚定的站在“党的立场上”。
    总之,“銑電”的編造者洪鈁及其附和者赵镇藩不但拿不出“銑電”來給大家看一看;也交待不清“銑電”的來龍去脈,相反留下了一連串造假的證據。
    正如像警察这样重要的当事人,对于他所抓的“罪犯”所写的报告,都不是“不容怀疑”一样。留下了一連串造假的證據的“銑電”編造者洪鈁及其附和人赵镇藩所説的,并不“有权威性”及“不容怀疑”。毛泽东统治下的中国大陆,为了政治需要而造假的例子,多到数不胜数,那时的所谓《回忆》文章,多数不可信。
    
    5,張學良本人否定了“銑電”
    
     張晚年,有人專門向他求證“銑電”,可張聽到“銑電”二字後,茫然不知是甚麼一回事。一連串的“嗯”!在場的人只得向張詳細解釋,“銑電”是蔣在“九一八”前給你的電令,“蔣有沒有給你個電報呢?有個電報給你嗎?” 張才知是怎麼回事,解釋道:“那個‘九一八事變’當時我們也不知道,我怎能向政府請示‘九一八事變’該怎麼辦?待事變出來了,我就可以請示了,是不是?”(因而張本人版本的不准抵抗令是:“‘九一八’發生後,我就主張抗日,蔣的命令不許抗日。” )又說:“這事情不能怪蔣公,那是共產黨方面,或誰寫的這玩意兒?這個不是別人的事,這是我個人的事。” 唐德剛聽後說:那他這個假電報造的好像啊!吾兄萬勿逞一時之憤,置國家與民族於不顧。“還說你一直把電報放在身上”。看來張學良僅僅對最後一句話“你一直把電報放在身上”有記憶,這是因為張學良曾確確實實有過“把蔣介石給他‘不准抵抗’的‘密電’裝在一個特製的小皮包內,像護身符一樣,隨身攜帶”的日子。儘管張一直放在身上的“密電”,不是“銑電”,而是“九一八事變後,蔣介石給我幾件不准抵抗的密電。” 因而張不需要一連串的“嗯”,也不需別人解釋,急忙掩飾:“瞎說,瞎說,沒有這個事情。” 可見在大陸的洪鈁等,一九六零年編造的“銑電”,在台灣的張根本就不知道。
      
    6,“銑電”何在
    
    被傳得神乎其神的“銑電”,其實從來沒有人見過。張本人沒有見過,因而正如前面所說,張甚至不知“銑電”是什麼一回事,自然至死也就拿不出“銑電”。最初傳出“銑電”的洪鈁及其附和人赵镇藩,從沒有見過“銑電”,他们不但在他们編造的故事中,沒有注明出處,也交待不清“銑電”的來龍去脈。相反,卻留下一系列造假的確切證據。查遍南京第二檔案館、遼寧省檔案館,以及台灣《蔣中正總統檔案》,在所藏的浩瀚的電令中,就是找不到“銑電”。中共統治中國大陸幾十年,費了九牛二虎之力,可以說是掘地三尺,始終找不到“銑電”。
    此外,根據檔案資料,一九三一年八月十六日,蔣公從南昌乘火車赴九江,在車上細觀長春市政籌備處調查萬寶山事件之報告,共十九頁,他在日記中斥日寇“一步步之蠶食而進之侵略,吾已見
    其肺肝矣!嗚呼,天下從此多事,吾甚為民眾痛惜焉!”憂國憂民情懷躍然紙上,看不出一絲一毫“不抵抗”意念。到九江“預備乘船參與岳母宋太夫人喪禮執拂”,沒有給張任何電報的記載。
    且人類歷史上,也沒有哪一個酋長、國王、總統,以及中央政府,命令自己的邊防軍不抵抗入侵邊疆之敵的先例。
    
    7,不可能出現的“張去石家莊请示蔣”
    
     另一被人們常引用的依據是何柱國所説:“張去石家莊请示蔣,应任何对付日軍入侵”:
    
    “九月十二日,蔣介石曾由漢口乘專車來石家莊,“張學良自北平乘專車前去,二人在專車上晤談。當時何駐防石家莊,擔任其二人會晤之週邊警戒。會晤後,張氏告何:日軍可能要在東北動手,蔣氏要求張嚴令東北全軍,凡遇到日軍進攻,一律不准抵抗。如果我們回擊了,事情就不好辦了。明明是日軍先開釁的,他們可以硬說是我們先打他的。他們嘴大,我們嘴小,到那時就分辯不清了。”
    先让我们认真的考察一下,一九三一年九月十二日蔣公与張學良各自在做什么,他们有没有时间去石家莊會晤。据文献记载:
    一九三一年九月十二日上午,蔣氏在南京官邸批閱公文與會客;中午與宋美齡及孔外甥等往南京郊區天保浙軍紀念塔前野餐;下午接見持汪兆銘複電的吳忠信,{且據吳忠信一九三一年九月十二日日記:“偕三先生乘十一時三十分車到南京,六時在陵園會介石兄。” 晚上複陳銘樞等人的電報。另據《蔣作賓日記》,蔣作賓於一九三一年九月十二日在北京與張學良會晤,清楚的證實張學良當天在北平。
    “九月十二日蔣公整日在南京活動,並未有至石家莊之行程;從蔣、張二人當日的活動看,二人不可能有時間見面。何來的‘九月十二日,蔣介石曾由漢口乘專車來石家莊, 張學良自北平乘專車前去,二人在專車上晤談。’”
    
    當天整天都在南京的蔣,與當天整天都在北平的張,以當時的交通工具,要他們在石家莊晤談,只能是天方夜譚。且張學良本人也否定“请示的説法”。
    何柱國所編造的此一故事還告訴人們,像何柱國這樣的高級將領,既然談論“九一八瀋陽事變”,竟完全未提及據説是指導“九一八”不抵抗的“銑電”。說明連何柱國這樣的高級將領,都未知“銑電”,以致要他另外編造“一九三一年九月十二日,蔣與張在石家莊晤談”這類離奇故事,來為他們自己“九一八”不抵抗開脫責任。再一次證實:“張學良將‘銑電’轉知東北各軍事負責官長一體遵守”,不是事實。 [博讯来稿]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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