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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学良是否收到蒋介石的“不抵抗令”?(1)/陈守中
(博讯北京时间2013年1月08日 来稿)
    原标题:历史研究应以事实为依据呢?还是以言论为依据?
    现标题为博讯编者所加
     作者:陈守中

    
     杨奎松先生在他的《与网友对话》中,似乎在教训笔者“太主观地从个人好恶来看问题”,没有阅读过张学良的演讲等文字。杨先生还在他的书中說:“張學良的言論,都是当时有关張學良思想行為的最真實的記錄。” 究竟研究历史是应以事实为依据呢?还是以当事人的表白为依据呢?就以“不抵抗令”为例。
    
一、張説他的確收到蔣的“不抵抗令”

    張學良曾信誓旦旦的說:他千真萬確的收到蔣介石下達的“不抵抗令”,且慎重的
     “把蔣介石給他不抵抗的密電,裝在一個特製的小皮包內,像護身符一樣,隨身攜帶。”
    
    張學良還私下一再表白,他不得不執行蔣介石命令的“委曲與無奈”。如:
    “蔣在‘九一八事變’時,把我害得好苦,我當了替罪羔羊,這是有證據的,終有一日我會將此事表白於天下。”
    “蔣曾提出,只要他(張學良)交回不抵抗的電報,就可恢復他自由。”
    “這事(指‘九一八’)我(張學良)有充分的證據,證明俺沒有對不起國家,對不起領袖的地方,只是現在還不便公開。”
    “我將‘九一八事變’後,蔣介石給我幾件不抵抗的密電,向全國公佈!”
     ……
    直到不久前,湯遠珊老太太捐出她家珍藏二代,她父親(東北軍司令部的準尉司書、一等錄事)湯寶田的《日記》。再一次證實,張學良曾向他的部下們一再表白:“‘九一八’發生後,我就主張抗日,蔣的命令不許抗日。” 張學良如此言之确确的“证实”蔣千真万确的给他下达了“不抵抗令”。实致使“不抵抗令”广泛流传。張學良还說他“代蔣受过”,做了蔣的“替罪羔羊”。 “被蔣推下水”,还绘声绘色的描绘出他“被蔣推下水”的“现场”——“車廂談話”。 張如此活灵活现説明“不抵抗令”“全过程”。使善良民眾和一般的知識份子,相信張的的確確是根據蔣的命令,而在“九一八事變”中不抵抗的。
    張還親自在高層,廣為宣傳他“‘九一八’不抵抗,是奉令行事”。但是,在熟悉當時高層運作,以及張學良心理的高層人士中,張的這類宣傳活動的收效,就遠不如在善良的民眾,及一般的知識份子中那麼大。如張親口在吳佩孚面前宣傳他“‘九一八’不抵抗,是奉令行事”時:
     “吳佩孚極不屑的反駁,‘將在外,君令有所不受’,使張學良當場啞口無言。”
    
二、張“九一八”期間的言行,否定了他以上說法

     杨奎松先生与笔者的分歧是,杨先生认为“張學良的言論,都是当时有关張學良思想行為的最真實的記錄。” 因而有張學良如此多收到不抵抗令的证词,证明不抵抗令千真万确的存在。 而笔者认为研究历史只能以事实为依据,不能以当事人的表白为依据。張學良以上一系列“‘九一八’不抵抗,是奉令行事”的説法,與當時的情景完全不符。因而張學良的话不可信,是否真有“不抵抗令”,必须根据实事作结论,绝对不能轻信張學良的自白。
    
    1,張“九一八”期間的電文,言、行清楚的證實,不抵抗是張自主行为,並不是遵照他人的命令
    
    要分辨某件事是当事人自主行为,抑或是在他人的压力下,不得已而为之,其实不是一件难事。有时僅僅从当事人的脸色,就能分辨出来。其言、行,会流露出更多的證据證明该行动是属于前者抑或后者。更不要説像东北军这样庞大的集团,有更多的人留下证据。因而我们只需认真的考察“九一八”期间,有无中央命令支配、影响东北大军的行动的迹象,就能判断有无“不抵抗令”。
    尽管張學良丢失东北后,“全国千百份报刊无不把矛头对准了張學良,‘无日不见通电,无时不闻詈骂……国人皆曰可杀’”后。張學良见到人,就想上前解释:他是执行中央的“不抵抗令”而不抵抗的,妄图把他自己的罪过,嫁祸于中央。
    但是只要我們認真的考察一下“九一八”期間,張學良與留在東北的臧式毅、榮臻等人的電文,以及張學良的言論、行动,就會清楚的發現:“九一八”不抵抗是他們自己的“主張”,或者說是他的自主行為,並不是遵照他人的命令。
    先讓我們看看“九一八”事變發生後,張學良給南京中央政府的報告:
    
    “頃據瀋陽臧主席榮參謀長皓卯電稱,日軍自昨晚十時開始向我北大營駐軍實行攻擊,我軍抱不抵抗主義,毫無反響,日兵竟致侵入營房,舉火焚燒,並將我兵驅逐出營……截至本日午前五時尚未停止槍炮,以上等情,均經通知各國領事,伊等尚無表示,職等現均主張堅持不與抵抗,以免地方靡爛……。”
    
    張學良此一給南京中央政府報告中:“職等現均主張堅持不與抵抗”這一句話中,“職等……主張”幾個字。清楚的告訴世人:“九一八”不抵抗,是張學良自己的主張。張自己否定了他後來所编造的:“‘九一八’發生後,我就主張抵抗,蔣的命令不許抗日。” 且“職等現均主張堅持不與抵抗”的原因,是“以免地方靡爛”;並不是因為必須“遵照蔣委員長‘銑電’的指示”。張此一給“命令”他“不抵抗”的中央報告中,竟沒有説是遵照中央的指示,而説是張自己的“主張”,當場否認不抵抗的先有權,(或称知识产權)屬於“命令”他如此做的人。張為什麼如此做呢?只有二種可能,第一種可能是蔣真的給他下達了不准抵抗的命令,但張那時認為,不抵抗以及絕對不抵抗,是了不起的創舉。張不惜當著命令者的面,否定命令的存在。直接從命令他不准抵抗的人手中,奪取不抵抗的先有權(知识产權)。第二種可能是,蔣根本就沒有給他下達過不准抵抗的命令,“不抵抗”以及“絕對不抵抗”,是張自己的創舉,“‘九一八’不抵抗,是奉令行事”的說法,只是張“九一八”不抵抗,遭到全中國人民的一致譴責後,想出的補救方法,二者必居其一。究竟是哪一種可能呢?讓我們再認真的考察一下張在“九一八”期間的更多言、行。
     《大公報》二十日刊載張十九日發表的通電:“日兵自昨晚十時開始向我北大營駐軍實行攻擊,我軍抱不抵抗主義,毫無反響。”同一天,《大公報》要聞版,以《本報記者謁張談話》為題,發表張的談話:
    
     “君來訪問瀋陽之新聞乎?實告君,吾早已令我部士兵,對日兵挑釁不得抵抗,故北大營我軍早令收繳軍械,存於庫房。昨晚(即十八日晚)十時許,日兵突以三百人扒入我營,開槍相擊,我軍本未武裝,自無抵抗,當被擊斃三人。先是日方以一車頭載兵將皇姑屯中日鐵路交叉處轟毀,隨即退去,故日方發表謂我軍破毀滿鐵路軌,絕對無有其事,蓋我方避人挑釁之不暇,豈能出此。駐沈各國領事,俱能明瞭真相。日兵即入北大營,每間五分十分鐘,即由附屬地開炮,直對北大營及兵工廠等處轟擊,當經我方商之駐沈日本林總領事,請于五分鐘內速予制止。林氏先請以十分鐘為限,嗣又來電謂:‘已成軍事行動,本人無法制止’云云。自是日兵佔領所有交通機關,並本人住宅亦有日兵守衛。惟截至昨上午六時半止,秩序未壞,我方官民,悉不準備抵抗。吾信臧式毅主席必在城內,努力維持,不令秩序破毀,此事自應有政府負責交涉。日本此次既未下最後通牒,又未宣告開戰, 而實際採取軍事行動,令人不解,仍望國民冷靜隱忍,勿生枝節。”
    
    請注意“吾早已令我部士兵,對日兵挑釁不得抵抗,故北大營我軍早令收繳軍械,存於庫房。”這一段話中的“吾”這個字,即張自己“早已令不得抵抗”的,並不是根據他人的命令,而不得不這麼做的。
    以及張答《盛京日報》記者:“昨日接瀋陽電,驚悉中日衝突事件……已經電沈,嚴飭其絕對不抵抗。” 張更進一步説明他的策略是嚴飭其(部下)“絕對不抵抗”。
    二十日晚,張應外國記者之請,向外國表明對日態度,張説:
    
    “十八日夜日軍突襲瀋陽……此事發生,在日本已有數星期煽動……余窺透日軍擬在滿洲有某種行動後,即下令部下倘遇日軍進攻,中國軍警不得抵抗,須將軍械子彈存庫房……”
    
    請注意“余窺透日軍擬在滿洲有某種行動後,即下令部下倘遇日軍進攻,中國軍警不得抗拒,須將軍械子彈存庫房……”這一段話中的“余”這個字,清楚的告訴世人:是張自己“窺透”後,想出的主意;並“即下令部下倘遇日軍進攻,中國軍警不得抵拒,須將軍械子彈存庫房。”並不是遵照他人的命令而如此做。此處張的“中國軍警不得抗拒”應讀為,東北軍警不得抗拒,因張不能代表中國。且蔣公同期給同樣情況下的其它地方當局的電令是:“嚴陣固守”。 蔣公“嚴陣固守”的電令,與張的“(不但)不得抗拒,(還須)將軍械子彈存庫房” 的電令截然不同。(詳見本章第八節《中央不可能命令边防軍不抵抗入侵边防之敵,蔣同期给其它地区的軍令证实此》。)張在“九一八”期間的這些談話,以及其它一系列的談話,完全未提到“不抵抗令”。且從他當時的談話內容與語氣來看,看不出他“九一八”不抵抗,是奉令行事”的痕跡。“九一八”期間,張的言、行,否定了第一種可能;證實了第二種可能。即“不抵抗”以及“絕對不抵抗”,的的確確是張自己的創舉。張後來一系列“‘九一八’不抵抗,是奉令行事”的說法。只是張在“九一八”不抵抗,遭到全國億萬同胞一致譴責後,想出的補救工作。
    
    2,從張內部商討計劃的過程來看,看不出有“不抵抗令”影響、限制張作決定的痕跡
    
     根据張學良及其代理人的説法,蔣曾给張下达了“不抵抗命令”,張“忍痛執行”蔣的“不抵抗命令”,而在“九一八事變”時不抵抗。倘若真的如此,“九一八事變”期间,东北军内部商討計劃,作出決定的过程中,一定能处处看到受蔣的“不抵抗命令”的影响、约束。但是只要我们认真的考察东北军内部商討計劃,作出決定的的过程。看不到有“不抵抗命令”,影响、约束他们作出决定的痕迹。如張的部將于學忠向張建議:
    
    “應集中幾個旅的兵力,犧牲他三個團,給敵人以打擊,以挫其侵略氣焰,並取諒於國人。”並建議在北平的吉、黑兩省將領都應各返回防地掌握部隊。”
    
    張回答,“這些主張都甚好”。並說,“我現在正命令榮翕生(榮臻的字)新編一個軍,可即令他擔任這項任務。” 但是,張於翌日晚,單獨邀于學忠談話,解釋他不準備抵抗的原因是:
    
    “因為榮翕生已率領部隊撤下,你的意見已經趕不及照辦。我已多次勸告吉、黑兩省軍事負責長官返回原防,看他們的舉動,均有不願即行回去的意思,只好候候再說。”
    
    不難看出,張在回答于學忠時,連“不抵抗令”這個藉口尚未想出來。“我現在正命令榮翕生新編一個軍,可即令他擔任這項任務。”可見並沒有蔣的“不抵抗令”,限制張立即決定新編一個軍,抵抗日軍入侵。他不能在東北抵抗日軍入侵的原因,也不是必須“遵照蔣委員長‘銑電’指示。”而只是“因為榮翕生已率領部隊撤下,你的意見已經趕不及照辦。我已多次勸告吉、黑兩省軍事負責長官返回原防,看他們的舉動,均有不願即行回去的意思。”(張以上一段话,无意中道出東北軍不抵抗的真正原因:東北軍将领,苟且偷生,根本就没有保家卫国的责任感。)
    再让我们认真的分析一下于學忠建議中的“給敵以打擊”,“取諒於國人”。 以及張所説的“這些主張都甚好”, 等等。从旁說明他们自己也认识到:他们在“九一八”期间所选择的不抵抗,为“國人不諒”,“不好”。否定了張學良的“這事(指‘九一八’)我(張學良)有充分的證據,證明俺沒有對不起國家的地方。”
    總之,從他們內部商討他們的計劃,以及他們做出決定的過程來看。怎麼看,也看不出有蔣的“不抵抗令”,影響、限制他們作決定的痕跡。
    
    3,當時東北軍的軍政負責人員根本就不知“銑電”
    
    前面這一小節中,于學忠向張建議的本身,就充分的證明,像于學忠這樣的東北軍高級官員,當時根本就不知有必須“遵照”的“蔣委員長不准抵抗的‘銑電’”。因而他才提出“應集中幾個旅的兵力,犧牲他三個團,給敵人以打擊,以挫其侵略氣焰,並取諒於國人”的建議。而張的回答本身也同樣證明,連張本人當時根本就不知有必須“遵照””的“蔣委員長不准抵抗的‘銑電’”。因而他才回答“這些主張都甚好”,“我現在正命令榮翕生(榮臻的字)新編一個軍,可即令他擔任這項任務。”
    倘若真有所謂必須嚴格“遵照”的“蔣委員長不准抵抗的命令”——“銑電”,且“張曾將此電轉知東北各軍事長官一體遵守” 的話,于學忠根本就不會提出違背委員長命令的以上建議。而張更可用必須“遵照蔣委員長的命令”,來回答于。不需用“因為榮翕生已率領部隊撤下,你的意見已經趕不及照辦……”來向于解釋為甚麼不能按他的建議去做。
    此外,一九三一年八月下旬,駐瀋陽北大營第七旅旅長王以哲發覺日軍即將發動戰爭,即寫成報告,赴北平面呈張,請求回師禦敵。 同樣,倘若真有所謂必須嚴格“遵照”的“蔣委員長的‘銑電’”,且“張學良曾將此電轉知東北各軍事長官一體遵守”的話,王以哲根本就不會提出違背“蔣委員長不抵抗的命令”,請求回師禦敵的建議。
    九月六日,閻寶航等人提出把關內東北軍“趕快回調”東北的建議。 清楚的說明,除了像王以哲這樣的東北軍重要將領不知有必須嚴格“遵照”的“蔣委員長不抵抗的‘銑電’”外;像閻寶航這樣的東北軍高級幕僚,同樣不知有必須嚴格“遵照”的“蔣委員長的‘銑電’”。
    “九一八”前夕,种种迹象表明東北危在旦夕,張作相與張景惠先後赴北平請張學良速回東北應付一切。張學良本擬於九月十日回瀋陽,可張學良僅僅聽說土肥原著手組織暗殺團,日軍槍聲未響,就已嚇得張學良稱病躲進北平協和醫院。 張作相效仿張學良的作风,躲入锦州老家,不再回沈阳,履行代理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的职责。張作相的部下李济川向他报告:盛传日军要对东北“实行武装占领”,日本在乡军人都发了武器,战火大有一触即发之势”,张作相于九月一十四日,令李马上去北平,請示張學良究竟運如何辦? 可看出,連東北軍第二號人物張作相,尚且未知有必須嚴格“遵照”的“蔣委員長的‘銑電’”。以至,他要派部下赴北平面呈張學良,請示張學良究竟应如何辦?
    又如“九一八”時,唯一奔赴營房履行職責,抵抗日軍入侵的東北軍团长王鐵漢,曾向當時在東北的東北軍最高領導人榮臻建議:在北平的東北軍將領應速回東北抵抗入侵者。榮臻的回答是:“這麼大的事,那裡像你講的那麼簡單……” 竟沒有用必須“遵照蔣委員長‘銑電’指示‘不抵抗’”,來向王鐵漢解釋為甚麼不能如此做。同樣清楚的告訴人們:當時連在東北的東北軍最高領導榮臻本人,根本就不知有“銑電”。可見所謂“張學良將‘銑電’轉知東北各軍事負責官長一體遵守”,不是事實。這是因為張學良在未遭到全國人民一致譴責前,還未想到需編造“不抵抗令”,來推卸他責任。“銑電”更是張的親信在中共控制大陸後,為了迎合中共,才在他們的所謂回文章中編造出来的。怎麼能將未編造出來的“銑電”,“轉知東北各軍事負責官長”呢?致使當時在東北的東北最高軍事負責長官,只能用“這麼大的事,那裡像你講的那麼簡單”。 來向他的部下解釋為甚麼不能做抵抗的部署。
    王鐵漢事後對不抵抗的分析:“(因不明日軍意圖而)仍遵照張司令長官‘魚’電批示辦理。等到瀋陽當局發覺日軍大舉進攻,再向北平請示,電話線已被日軍割斷,雖改發無線電,但輾轉到達張氏面前,已是十九日上午,日軍業經佔領瀋陽,實已超出‘尋事’的範圍太大。現在回頭想起來,‘不與抵抗’系以(日方)‘尋事’為條件,當不會以‘佔領’為條件。如果北平當局所得為‘全面佔領’的情況,究竟是否仍令遵照(張司令長官)‘魚電’,應有問題。這就是說,‘不抵抗’似由於情況不明及通信不靈而促成的。……當時在瀋陽的軍政負責人員,昧於情勢,事前未能提高警覺,來防備敵人的侵襲,臨事未能適應情況,作權宜積極的措施,遂於倉皇失措中以‘不抵抗’應付問題,實為一件最大的錯誤。” 從王鐵漢事後對“不抵抗”問題所做的分析來看:他認為“‘不抵抗’是當時在瀋陽的軍政負責人員倉皇失措中“遵照張司令長官‘魚電’批示辦理。” 在瀋陽的軍政負責人當時只知張司令長官的“魚電”,他們給張回復密電:“北平張副司令鈞鑒,魚亥秘兩電,均敬悉,對日交涉,謹當恪遵鈞旨,務從穏愼,已密令一體遵照矣,謹此覆陳,臧式。陽機印” 清楚地表明他們“一體遵照”的是張學良“魚電”;並不是“銑電”。
    
    4,張學良從不敢在正式場合,證實“不抵抗令”
    
    張拱手把东北让给日本,为国人不齿,全国亿万同胞“皆曰可杀”。張为了摆脱此困境,千方百计的把自己打扮成一个无辜者,他只是“忍痛執行”蔣的不准抵抗命令。那时, 張见到人就上前解释:“‘九一八’發生後,我就主張抗日,蔣的命令不許抗日。” 但張從不敢在正式的場合予以證實。 張學良故作神秘的説:“只是現在還不便公開”,“終有一日我會將此事表白於天下”,將“向全國公佈!”可是張甚至在他“膽大妄為”的劫蔣期間,(那時張應沒有顧及,)也沒有正式公佈;(只是裝模作樣的説公佈。)甚至,直到他死的那天,也沒有向世人公佈包括著名的“銑電”在內的任何“不抵抗令”,以洗雪“蔣在‘九一八事變’時,把我害得好苦,我當了替罪羔羊”, 而受的冤屈。可見張手中,根本就沒有任何真正的不准抵抗令。
    
    5,張有肆意編造謊言的前科
    
    張的“‘九一八’不抵抗,是奉令行事”的說法,是在南京中央政府於一九三一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與三十一日,兩次給張學良下達堅守錦州的命令。張絲毫未理會中央政府的命令,又把錦州拱手讓給日軍,並謊報為:
    
    “在日軍的飛機,坦克及大炮分路猛攻下,我軍奮勇應戰,激戰十晝夜之久,前僕後繼,死傷蔽野。”
    
    後傳出的。即張有毫不顧及人類道德,而肆意編造謊言的前科。此一事例還清楚的表明:張根本就不執行中央的命令,可張卻把他在“九一八”不抵抗的責任,推在他根本就不執行的命令上,且此命令還是張本人偽造的。可見張學良的品德,低下到何種程度! [博讯来稿]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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