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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学良去西北的目的与动机/陈守中
(博讯北京时间2012年12月19日 来稿)
     最近网上对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的目的与动机,进行了热烈的讨论,详见《杨奎松与网友对话》。本文对杨文的结论发表自己的看法,抛砖引玉,希望对西安事变感兴趣的历史爱好者们,热烈的参与此讨论,共同解开此一著名的历史之谜。

一、張學良是如何去西北的
    

    張學良为了煽动他的部下反中央,而编造了“攆我們到西北來送死”。“蔣介石借刀殺人,妄圖讓東北軍與紅軍兩敗俱傷”。以及“剿共是无期徒刑”等等。張學良的这些话被他自己所否定,正如張學良自己所說:蔣公當時“任良選擇某項工作,挽回國人之觀感,以增聲望。”蔣公指示“剿討劉黑七土匪或三省邊區共匪,任良選擇。”[1]但由於“那時鬧得很厲害”的悍匪劉黑七(真名劉桂堂),驍勇善戰,雖活動在東北軍當時駐地——華北,張學良不敢應命,偽稱:“打土匪我不內行”。[2]而豫鄂皖三省邊區共匪,是已被中央軍擊破,大部被殲,剩下能逃亡者已逃往四川等地,不能逃跑的二、三千老弱病殘之眾。[3]事实清楚的說明:剿共并不是“蔣介石借刀殺人,妄圖讓東北軍與紅軍兩敗俱傷。”而是張學良自己选择的最容易的工作。張學良同样把他自己要求去西北,在他的部下面前說成是“攆我們到西北來送死”。显然杨奎松先生接受了張學良本人的这种說法,因而杨文的结论是“张学良本身到西北来是被动的选择,不是主动的。”張學良在他的《西安事变反省录》中說:“方当边区共匪逃窜至陕,在良心目中预想可告一段落,留鄂练兵,殊不知入陕命下。当时良在峨眉,曾向蒋公表露有欲出洋之意,尔后再一寻思,陕匪刘子(志)丹股不过数千,而陕政当局本系旧好,又曾托人对良有过表示,自能合作。而西北可作抗日后方根据,何不应命?所以良到陕,修建医院,筹设卫生材料厂,在平凉购地,大兴建筑,在西安为眷属建新村,兴建东北大学,开设训练机构,此皆未向公家请拨款项,而自作之抗日准备也。本预计在短期间可将刘匪肃清,殊不知蜀匪全部窜来,此为第二次失望也。”但是张的话非常不可信的,就以张的最后一句为例,“蜀匪窜来”不但不是张学良“殊不知”,而是张学良“歡迎二、四方面軍到甘肅來,二、四方面軍宜先奪岷州,據此出隴西,攻擊毛炳文,(以便吸引毛炳文部注意力集中對付紅軍,讓)東北軍于學忠部乘虛控制蘭州;另一部紅軍出夏河攻擊馬步芳老家河州,威脅青海,吸引西路甘、涼、肅三州馬步芳部東援,爭取使東北軍(乘虛)接防河西走廊……”[4]这样以来“蜀匪窜来”后,可使张学良(乘虛)得到张自己无法得到的河西走廊。张学良希望来了。使张学良“兴奋到了”“爱国热情到来沸腾的程度”。“西安事变前半年,是张学良‘热血’高涨到沸腾的程度”。(叶剑英语。)何来的“第二次失望”。(而是给张学良到来新的希望。)此外,“留鄂练兵”説也不可信(详见后),等等。可见张学良的话不可信到何种程度,因而笔者在《“不准抵抗令”考》中,就不以张学良的“把蔣介石給他不抵抗的密電,裝在一個特製的小皮包內,像護身符一樣,隨身攜帶。”[5]“蔣在‘九一八事變’時,把我害得好苦,我當了替罪羔羊,這是有證據的,終有一日我會將此事表白於天下。”[6]“蔣曾提出,只要他(張學良)交回不抵抗的電報,就可恢復他自由。”[7]“這事(指‘九一八’)我(張學良)有充分的證據,證明俺沒有對不起國家,對不起領袖的地方,只是現在還不便公開。”[8] “我將‘九一八事變’後,蔣介石給我幾件不抵抗的密電,向全國公佈!”[9]以及“‘九一八’發生後,我就主張抗日,蔣的命令不許抗日,”[10]等等为依据,而是另开辟途径。如从倘若真的有“不准抵抗令”,一定能处处看“不准抵抗命令”的影响、约束东北军的行动。但是认真的考察东北军内部商討計劃,作出決定的的过程。看不到有“不抵抗命令”,影响、约束他们作出决定的痕迹。就证实没有所谓的“不抵抗命令”。因而外号叫“墙外铁道兵”的网友写道:“太想看作者的考证了,因而我“墙外铁道兵”非法买了一本盗版的《劫蔣者的夢》。”不能从张学良这样言不可信的人的表面文字中,找到张学良真的在干什么?想什么?要想从张学良这样言不可信的文字中,找到事物真相,需下一番功夫。让我们认真的考察张学良的“入陕命下。当时良在峨眉,曾向蒋公表露有欲出洋之意,尔后再一寻思,陕匪刘子(志)丹股不过数千,而陕政当局本系旧好,又曾托人对良有过表示,自能合作。而西北可作抗日后方根据,何不应命?”吧!“入陕命”是“良在峨眉”下的,与“何不应命”发生在同一时间。“而陕政当局本系旧好,又曾托人对良有过表示,自能合作”,则发生在此前。且“陕政当局”也只敢在远离中央的“密室”,商讨这样军阀之间秘密串聯的事。(因而也只能在张学良上“峨眉”之前。)不难看出:张学良与他的“旧好”——“陕政当局”,早就密谋在西北干一番“事业”。他们究竟密谋在西北干一番什么样的“事业”呢?这应是问题的关键;也是本文的重点。还附带得出:張學良密谋在西北干一番“事业”在前,而张学良去西北在后。且陈诚在他《西安事变回忆录》說:张学良“企圖在關內樹立新的根據地,(这可能就是張學良密谋在西北干一番“事业”。)復要求將其所部調至西北。”[11]陈诚知道后,立即表示反对,但“委座終以,既已允其西調,不便中途變更”[12]而让張學良的要求成为事实。使張學良“被动”去西北的說法更加失去依据。
    
    笔者否定“张学良到西北来是被动”的說法,除了張學良先与他的“舊好”——“陝政當局”充分磋商后,决定“合作”在西北幹一番“事业”后,才“打通关系”去西北外。还以張學良的东北军的“习性”为依据,根据張學良的东北军的“习性”,凡不是他们的主动要求做的,張學良总要乘对方要求他去做而百般勒索。
    
    例证一:在一九三零年“中原大戰”期间,張學良感到两方都需要他,就百般索钱。根據可靠資料,張學良從南京方面索取一千萬美元。[13]據李宗仁講,張學良還從閻錫山手中索取報酬。[14]
    
    例证二:張學良不愿保卫他自己的家园,而南京中央政府命令他死守锦州,張學良首先勒索五百万。因而与行政院院长大闹一场。“中央固悉索敝赋,以供前方;而人民更裹粮景从,以助士气。今兄(指張)未闻出一兵,放一矢,乃欲借抵抗之名,以事聚敛,自一纸宣言捍御外侮以来,所责于财政部者,即筹五百万,……当此民穷财尽之时, 中央财政歇蹶万分,亦有耳目,兄宁不知!乃必以此相要挟,诚不解是何居心!无论中央无此财力,即令有之,在兄为实行抵抗以前,弟亦万不忍为浪掷!弟诚无似,不能搜刮民脂民膏,以餍兄一人之欲。使兄失望,于弟唯有引咎辞职,以谢兄一人,并以明无他。惟望兄亦以辞职以谢四万万国人,毋使热河平津为东北锦州之续,则关内之中国幸甚。”
    
    例证三:張學良送蒋公回南京后,东北军仍妄图保持他们的“独立地位”,不愿中国统一。当时东北军在西安的实际负责人王以哲,在与潼關前线的中央军负责人顾祝同谈判过程中就向中央勒索六百万。[15](王、顾并没有见面,只是电话“谈判”,电话声音被人听到,传到孫銘九时就被孫认为王真的已得到六百万。孫銘九命令于文俊去杀王以哲时,就叫于文俊带着麻袋去拿此钱。[16])东北军绑架国家元首,犯了弥天大罪,稍有羞耻感的人,都有罪恶感,而感到无地自容。可东北军竟能在犯了弥天大罪时,仍有脸皮勒索,可见他们这种勒索“习气”“根深蒂固”到何种程度。倘若真的像杨奎松先生先生所說的那样,他们是“被动”的去西北的。那么根据他们的“习气”,一定可看到他们乘此勒索的情景。但是东北军西调却如此顺路,完全没有他们被动做他们不愿做的那种抵制情景,从旁证实是东北军去西北是他们的主动行为。
    
    正因为張學良想去西北幹一番“事业”,而去西北的,因而张学良一到西北,就“脚踏实地”的干起来了。“所以良到陕,修建医院,筹设卫生材料厂,在平凉购地,大兴建筑,在西安为眷属建新村,兴建东北大学,开设训练机构,此皆未向公家请拨款项……”[17]为张学良未来的宏图大业打下基础。
    
    張學良主动要求去西北的关键证据,是張學良预谋在西北“干一番事业”。这一点为張學良的亲信们所证实。如張學良“最信任的人”黎天才,[18]以及黎所联系的 “前共产党人”后来著文透露真情:去西北的目的是为了在西北 “兵变独立”。[19]以及曾馳騁東北政壇,因失去東北,而失去舞台,又不甘心寂莫的人,如杜重遠、高崇民、王化一、王卓然、閻寶航等,他們齊集上海討論東北軍前途,寫成《致張學良建議書》,核心內容就是聯蘇、聯楊虎城,建立陝甘根據地。楊虎城的重要謀士杜斌丞向楊虎城建議:“一個楊虎城,一支十七路軍,鬥不過蔣介石,遲早要被吃掉;只有西北大聯合,進而促進南北大聯合,才能對付蔣介石,”[20]等等。证实張學良怀着他个人的目标去西北的。
    
    这是張學良主动要求去西北的最主要的原因,也是张学良主动要求去西北的主要证据。详见下面第二大节中的第2小节。
    
     可杨奎松先生以超级教师爷的口吻,教训他人“主观性太强,既没有史料做凭据,也不合乎常情常理,”等等。可杨自己唯一的根据是张的自白,且既是张自白,也掩饰不了张学良是在他与楊虎城密谋在西北干一番“事业”之后,才去西北。张学良本人及其幕僚又都清楚的证实张的的确确要在西北建立“大且偉矣的小家庭”。[21]究竟是谁“主观性太强,既没有史料做凭据,也不合乎常情常理”呢?

二、張學良去西北的目的与动机
    
    早在一九三四年,張學良獲悉盛世才在新疆崛起之日,就把目光投向西北,並親自赴西北考察。[22]張認為“西北地勢險要,這是(據此稱雄)不可忽視的方面。”[23]
    
    1、西北是“据地称雄”的“风水宝地”
    
     西北虽然生活条件非常艰苦,在常人看来是人们不愿去的地方。但对妄图据地称雄的“志士”们来說,却是块“风水宝地”。因那里远离中央,山高皇帝远,便于称王称霸。反倒是河南、安徽等生活条件较好的“中原地区”,为張學良、楊虎城等军阀所惧怕。[24]因那里中央影响力较大,統一祖國大家庭的凝聚力更强,军阀们的军队很容易被国家化。拿楊虎城的話来說:去那些地方他的私人军队“很快就會被肢解消滅”。[25]楊虎城在他出国“考察”前,在与他的亲信们聚会时,谈到他们为什么仍能保存下来时,就谈到是因为他们没有出西北。(楊虎城的不少看法深邃,倘若张学良的部队驻在武汉等统一国家凝聚力的地区发动兵变,他的部队就会像萬福麟的五十三軍那样“國家軍隊,應效忠國家。”“惟以中央命令是聽,以國家民族利益為前提。”[26]像“五十三軍那样反兵變的空氣很嚴重。”[27]以及像驻武汉的黃永安炮兵旅那样:“我们炮兵是中华民国的炮兵,不是張學良的炮兵,我们自然要效忠国家!”“虽然副司令从前对我们不薄。可国家大事为上,个人恩怨事小。现在副司令反对中央,我们不能因一己之私,与他一起反中央。”甚至,“吃中央的,穿中央,跟著張學良反中央是個大冤家。”楊虎城早就认识到:只能躲避在国家凝聚力不强的地方才年生存,若去国家凝聚力强的地方,很快就會被肢解消滅。[28]这是张学良去西北說不出口的原因。也是张学良密谋在西北干一番“事业”的原因之一。只有从统一祖国的大家中出走,在外國支持下,建立自己的“小家庭”(割據)。才能躲避統一祖國大家庭的凝聚力對東北軍以及十七路軍的影響,達到牢固控制東北軍以及十七路軍的目的。可见张学良的“留鄂练兵”不可信,连河南、安徽军阀都怕,张敢“留鄂练兵”!不怕“三天一改編,二天一歸併”,很快“被肢解消滅” [29]吗?不怕“國家軍隊,應效忠國家。”“惟以中央命令是聽,以國家民族利益為前提”[30]吗?不怕像“五十三軍那样反西安事变空氣很嚴重”[31]吗?)
    
    西北地区是当时中国妄图成“霸業”的梟雄们首选之地。“天下英雄之見略同”,除張學良外,還有孫殿英希望能成為青海西區督辦。反蔣最力之士胡漢民致電孫殿英:“鞏固寧夏,進圖甘肅。”胡漢民還致電他的同黨:“晉、陝、桂倒府,組府之望。”[32]前十九路軍將領陳銘樞、蔡廷鍇等,也準備武裝割據西北。他們為實現此目標,擬定了名為“民族革命行動方案”的計劃,“要求中共代表團代為向蘇聯和共產國際請求援助。”[33]這類妄圖以西北為據點,以成“霸業”的老式梟雄,如孫殿英反倒直接講出他的目的——希望成為青海西區督辦。胡漢民也還能從他們的密信:“晉、陝、桂倒府,組府之望。”看出他的目的:晉、陝、桂聯合起來打倒(南京政)府,是建立他胡漢民新政府的希望。新式梟雄如陳銘樞、蔡廷鍇等,就已把他們的目的塗上“革命”的色彩,把他們妄圖在西北成“霸業”的“鴻鵠之志”,美其名為“民族革命行動方案”。張學良與中共更把他們妄圖在西北搞武裝割據,抹上“抗日”的濃裝,稱之為“西北大聯合”,“抗日”的“國防政府”等等。倒是“共產國際”一針見血的指出:中共與張學良那些說的比唱的还好听的言论,只不過“一心要讓蔣介石崩潰”。“以抗日運動從事投機”,“實際上使中國分裂”,“無疑正在千方百計地為日本帝國主義的奴化中國效勞。”[34]就連最先聯共的張學良親信王以哲,也對張學良的“抗日”,嗤之以鼻:“以前在東北時不抗日,日本人進攻熱河時不抗日,現在來到大西北,離鬼子那麼遠,卻講抗日了,怎麼抗法?”[35]事實清楚的表明,張入陝,並企圖搞“西北大聯合”,僅僅只是為了實現其“另立局面”的“鴻鵠之志”而已,根本就不是他口上所説的“抗日”。
    
    2、張學良及其幕僚清楚的透露張去西北的目的
    
     杨奎松先生口口声声以“史料做凭据”,让我们认真的认真的考察一下張學良的及其幕僚们的言、行吧!
    
    1)張學良与楊虎城的幕僚透露張去西北的目的
    
    張學良“最信任的人”黎天才,[36]就向張建議:西北地處邊垂,(中央影响力弱,统一国家的凝聚力没有“中原地区”强,適於“分治割據”。)“可以與蔣介石翻臉。”[37]与黎天才密切联系的“前共产党人”,即因各种原因脱离共产党的人,如罗章龙、黎天才、吴雨铭、韩麟符、李希逸、潘文郁等人的回忆证实:“張學良胸怀大计,急欲在西北寻求出路。”[38]“要这批他们(即这一批‘前共产党人’)为張出谋划策。”[39]“他们(指在西安的“前共产党人” )几次来往于西安与开封,(因罗章龙在河南大学任教住开封。)与罗章龙设计磋商,又经西安军中众人共议,曾初步拟定了一个改变当前时局的建议和实行方案,即罗章龙在《大革命时期中共军运工作纪略》中所称的“两项计划”。[40]“两项计划”内容其一为兵变方案,动员全体官兵自上而下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实行兵变,拒绝独夫一切命令,视同非法,并以武力逮捕元凶,迫其就范。兵变完成后,即通电全国讨贼,联合各省军政实力。第二步分据陕甘地区,核心是“兵变独立”。[41]从旁清楚的证实:張學良去西北有着特定的目标——“兵变独立”。[42]
    
    張學良身边的另一批幕僚是曾馳騁東北政壇,因失去東北,而失去舞台,又不甘心寂莫的人。如杜重遠、高崇民、王化一、王卓然、閻寶航等人,他們齊集上海討論東北軍前途,寫成《致張學良建議書》,核心內容就是聯蘇、聯楊虎城,建立陝甘根據地。透露張學良主动去西北的目的与动机是“建立陝甘根據地”。此建議高崇民親自帶到西安張學良處。他們四處串聯,為張學良密謀“另立局面”(重新割據)出谋献策。他们与西北地区本身不甘心寂莫的人,如楊虎城的重要謀士杜斌丞向楊虎城建議:“一個楊虎城,一支十七路軍,鬥不過蔣介石,遲早要被吃掉;只有西北大聯合,進而促進南北大聯合,才能對付蔣介石。”[43]杜斌丞的建議清楚的告訴世人:他們“西北大聯合”,“南北大聯合”,是軍閥們只有聯合起來,才能對付中央政府,對付蔣介石。他們要頑固地阻撓中國統一的歷史進程,並不是他們口上所説的抗日。他们在阻挡国家统一,维护军阀割据的“伟大目标”下,组成張张、杨集团的智囊团——“设计委员会”。充分的說明張、杨集团的智囊是由这样一批顽固的阻挠中国统一的分子组成的。
    
    2)張學良親口承認他的目的是阻挠中国统一
    
    張學良与他親信私下密談时,亲口透露他是在反蔣并不是他们口在所説的“爱国抗日”。如張學良就曾与他親信說:“我不反蔣,大家都反蔣;我反蔣了,大家都不説話了,甚至喝我的倒彩。”[44]張親口承認他在反蔣。軍閥們視國家統一與中央政府,為其“天敵”與“剋星”,一直都在密謀反蔣、反中央。張學良曾獲得與他一道密謀反蔣的軍閥們承諾:只要他張學良揭幟反蔣,“一定會四方回應”。[45]可是,全國廣大人民衷心希望國家統一,以能禦侮,強烈反對張學良劫蔣。正如《大公報》所説:“即使誠心反政府,想政權的人,在全國愛國同胞面前,斷沒有人能附和你們的。”[46]使原來承諾支持張學良的軍閥們,在全國廣大人民一片反對聲中,不敢再支持張了,甚至撇清與張的關係。這使張學良大為不滿,而發了以上一番牢騷。張學良的此一發自內心的言論,無意中透露他劫蔣的真正目的是反蔣,並不是他對外宣称的抗日。
    
    張學良还在他的《不小的計劃》中透露:他的最终目标是“期待大且偉矣的小家庭”,即从统一祖国的大家庭中出走,在外国的支持下,建立属于自己的“小家庭”,即割据。張學良在他的《不小的計劃》中还透露:他只是“愛國抗日話,向內向外活動”。以掩饰他发动内乱。[47]阻挠中国统一。
    
    张学良去西北的此一伟大的目标,拿“前共产党人”的话来說是 “兵变独立”。[48]
    
    拿杜重遠、高崇民、王化一、王卓然、閻寶航等人的话来說,是“建立陝甘根據地”。
    
    拿杜斌丞的话来說是只有“聯合起来,才能對付蔣介石”,[49]达到阻挠中国统一,维护军阀割据的目的。
    
    拿张学良自己的话来說是建立“大且偉矣的小家庭”。[50]以及“反蔣”。[51]
    
    3、張學良所做的一切都应挂上“抗日”吗?
    
    杨奎松先生把張學良所做的一切都冠以“抗日”。張學良什么时候萌生过抗日的“念头”呢?是在“九一八”;还是锦州;或者熱河,“想像不到的,張學良把一個經議決要下達的(抗日)軍令公文,拿起來隨便往大衣口袋一塞,意然忘了發出去”[52]之时;以及張學良戒烟后私派他的親信苗劍秋,
    
     “攜其私函,到日本密訪政友會領袖床次竹二郎,和陸軍中的寺內壽一大將,張在私函中提議:假如日本軍止於滿洲,不再向華北和內蒙前進的話,他可以滿洲地方領袖立場聲明承認滿洲國。張學良當時所求懇意者,要在和日本劃界,以保住他華北的地盤而已。”“苗劍秋大失所望而歸,張聞言曾抱頭大哭一場。”[53]
    
    張不惜出賣祖國主權,換取日本支持他在華北“另立局 面”(一九三五年)时呢?
    
    抑或是张学良进入西北,并与中共勾搭上以后的“特別是立刻與日軍接觸,條件亦不成熟”[54]之时呢?
    
    可是以超级教师爷的口吻,教训他人“主观性太强,既没有史料做凭据,也不合乎常情常理”的杨奎松先生却认为張學良所做的一切都是“抗日”。其逻辑深奥到常人无法理解的程度。在常人看来,以当时中国的实力,是无法打败日本的。事实也证实是因为“盟军”参战,才打败日本的。倘若没有美国参战,真不敢想象中国的抗战的结局。蒋公决心抵御日军入侵,唯一的目的是维护中华民族的民族的尊严。正因为抵御强敌是为了维护我中华民族的尊严,所以凡侵犯我国主权的行为,都理直气壮的反对,以维护我中华民族的尊严。如苏联我国北疆,将当时仍在我国版图内的蒙古,从我国版图中割裂出去,即刻受到真正的爱国者蒋公的强烈反对,“南京中央政府强烈抗议苏联与外蒙古签订互助条约,侵犯中国主权,否认苏蒙议定书的合法性。”这种维护祖国主权与民族尊严的正义行为,理应受到全中国真正爱国者的一致支持。可張學良不但不站在中华民族的立场上,支持南京中央政府捍卫自己祖国的主权的正义行动。反倒认为这是他联合苏联一起反中央的机会,清楚的說明张学良灵魂深处没有爱国的文化因子,因而张学良绝对不可能去维护祖国的主权与民族尊严去抗日的。可杨奎松先生却认为苏联在蒙古问题上的强盗行为,为張學良“抗日”提供了“灵感”:“那么(苏联)也应该可以(像苏联支持蒙古那样支持)支持他张学良即将建立的西北抗日联合政府。”(见《杨奎松与网友对话》)因而张学良“没有理由不感到振奋”。[55]张学良竟堕落到妄图乘自己的祖国中央政府坚定的维护祖国主权,而“得罪”强敌时,欲与被中央政府“得罪”的强敌一切反对自己祖国的中央政府的人,是最卑鄙的卖国者。
    
    作为军人他们更知道以他们手中的武器,是无法打败日军的,他们是以一种极度悲壮的心情奔赴抗日前线的。正如曾当过“远征军”,后来成为历史学家的黃仁宇先生所說,他当兵时长官总是教导他们如何去死。陈诚在动员战士坚守阵地时,也是高喊“我死国生”。汤恩伯也是以悲壮的“吾侪誓死决不离开阵地寸步。人生百年,终须一死,好汉死在阵头上,即为军人光荣之归宿。”“南口阵地,即为吾侪光荣之归宿。我死则国生,我贪生则国死。”張自忠也說:“现在的军人……就是去死……完成对于国家的义务,也只有一条路——去死,早点死,早点光荣地死!”[56]真正的爱国军人是如此悲壮的奔赴抗日前线的。
    
    可杨奎松先生的逻辑高奥到常人无法理解的程度,竟认为张学良是为了部下“生活得很好”而抗日。(见《杨奎松与网友对话》)与真正抗日将领以丝毫也不亚于“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不归”的悲壮鼓励部下上前线,呈黑白对比。且作为勇敢的军人,抗日是会悲壮的“我死则国生,我贪生则国死。”要像杨說的“生活得很好”,只有去做汉干,也难怪杨奎松口中的“抗日激進份子”都投敌叛国。[57]去“生活得很好”了。
    
    事实上根本就不存在《西安事变新探》一书中所說的:張學良身邊的有一郡“抗日激進份子”。杨认为的“激進的抗日份子”,只是一郡投敌叛国的汉奸。[58]这一批“祸国殃民”的暴徒,只是不过是“副座豢養的‘宦官’”。[59]张学良豢養“這群‘宦官’”的目的,張學良在他的《不小的計劃》中讲得很明白:“把他的幾個傭人都要練為強幹的打手。”[60]其目拿王以哲的话来說:“就是為了對付像我這樣的人。”[61]笔者将有另一文中详讨论此,本文仅仅想說明:张学良豢養的“這群‘宦官’”,根本就不是“激進的抗日份子”。只是张学良心目中只是“幾個傭人”,[62]稍不顺张学良意时,即刻被张学良或严斥,或“流放”。如苗劍秋被张学良赶出西安。(后来的苗劍秋是他乘张学良送蒋公去南京后,背着张学良偷偷的潜回西安的。) 又如孫銘九攻击黎天才,就被张学良狠狠斥责。[63]張學良实际上并把他们当一回事,关键证据是:张学良真正的亲信谭海指挥的真正亲兵,即保卫张学良住地的卫队,张学良不让孫銘九插手。而张学良在孫銘九指挥的卫队上面安排了劉多荃、谭海这二位“看管”,“太上皇”。只要孫銘九稍不顺张学良的心,张学良即刻可叫劉多荃、谭海指挥孫銘九自己指挥的卫队“捉拿”孫銘九“归案”。充分的說明实际上张学良并不信任孫銘九。因而孫銘九发动“二、二革命”后,劉多荃即刻命令孫銘九指挥的卫队不听孫銘九指挥。吓得孫銘九、應德田、苗劍秋等人即刻逃往保安藏身。再迟一点,劉多荃可命令孫銘九指挥的卫队把孫銘九“捉拿归案”。在张学良心目中,劉多荃、谭海、黎天才等人的地位,比孫銘九、應德田、苗劍秋等人地位高得多,只不过或者爱出风头,见报率高,有人仅仅根据这些表面现象得出结论。而看不到张学良并不真的信任孫銘九,因而在孫銘九头上,加“看管”这些能看穿事物本质的事实。也根本就不存在杨奎松先生在他的《与网友对话》中所說的,张学良为了这批人而决定未来计划的情况。张学良重视劉多荃、谭海、黎天才等人,比重视孫銘九、應德田、苗劍秋等人高得多。张学良要考虑部下意见时,也首先听前者的意见。
    
    笔者在本文中,重点讨论张学良去西北的目的与动机。下一文再以具体事例,来否定杨奎松先生所說的张学良一直都怀着“打回东北”的“爱国”之心的說法。
    
    [1]台湾《联合报》,2001年10月28日,焦点版。
    
    [2]《張學良世紀傳奇》,王書君,明鏡出版社,2001;《張學良口述自傳》,王書君,香江出版社,2004年。
    
    [3]《張學良傳》,張魁堂,新潮出版社,一九九三年版。
    
    [4]《西安事變新探》,楊奎松,一九九五年版,東大圖書公司出版,第一百四十二到一百四十三頁。
    
    [5]《西安事變》,趙棱熹,漢湘文化事業出版,一九九五年,第一百二十六頁。
    
    [6]《英雄本色-張學良口述-歷史解密》,畢萬聞,中國文史出版社, 二零零二年北京版,第一百四十五頁。
    
    [7]《張學良傳》,張魁堂,新潮出版社,一九九三年,第三百七十五頁。
    
    [8]《細說西安事變》,王禹廷,傳記文學出版社,民國七十八年,第八十四頁。
    
    [9]《張學良傳》,張魁堂,新潮出版社,一九九三年,第三百二十頁。
    
    [10]《亞洲時報》,2006年12月13日。
    
    [11]《西安事變回憶錄》,陳誠,《傳記文學》雜誌,總第319號(1988年) 。
    
    [12]《西安事變回憶錄》,陳誠,《傳記文學》雜誌,總第319號(1988年) 。
    
    [13]〔日〕關寬治、島田俊彥著,王振鎖、王家驊等譯:《滿洲事變》,上海譯文出版社1983年版,第245頁;莫爾給凱洛格的電 文,1930年10月16日,美國國家檔案館,893.00/409。
    
    [14]廣西政協文史 研究委員會編《李宗仁回憶錄》下冊,1980年內部出版,第604-615頁。
    
    [15]《高崇民遺稿》,《西安事變資料》第2輯P.11——65,人民出版社,1981年4月版。
    
    [16]《高崇民遺稿》,《西安事變資料》第2輯P.11——65,人民出版社,1981年4月版。
    
    [17]張學良的《西安事變反省錄》,
    
    [18]《張學良傳》,張魁堂,新潮出版社,一九九三年,第一百九十三頁。
    
    [19]《西京兵变与前共产党人》,香港银河出版社2000年版。
    
    [20]《西安事變70年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西安事變與二十世紀中國歷史變遷》,中央文獻出版社,2008年5月,第八百零二到八百零三頁。
    
    [21]《西安事變新探》,楊奎松,一九九五年版,東大圖書公司出版,第八十四到八十七頁。以及《英雄本色-張學良口述-歷史解密》,畢萬聞,中國文史出版社,二零零二年北京版,第一百八十到一百九十三頁。
    
    [22]《西安事變70年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西安事變與二十世紀中國歷史變遷》,中央文獻出版社,2008年5月,第九百七十八頁。
    
    [23]《西安事變70年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西安事變與二十世紀中國歷史變遷》,中央文獻出版社,2008年5月,第九百七十八頁。
    
    [24]《孔從周回憶錄》,孔從周,解放軍出版社出版,一九八九年版,第一百四十七頁。
    
    [25]《孔從周回憶錄》,孔從周,解放軍出版社出版,一九八九年版,第一百四十七頁。
    
    [26]《揭秘西安事变》,中共,国民党,东北军,十七路军当事人,中国文史出版社,二零零七年一月,第三百二十七頁到三百三十二頁。
    
    [27]《揭秘西安事变》,中共,国民党,东北军,十七路军当事人,中国文史出版社,二零零七年一月,第三百三十一頁。
    
    [28]《孔從周回憶錄》,孔從周,解放軍出版社出版,一九八九年版,第一百四十七頁。
    
    [29]《孔從周回憶錄》,孔從周,解放軍出版社出版,一九八九年版,第一百四十七頁。
    
    [30]《揭秘西安事变》,中共,国民党,东北军,十七路军当事人,中国文史出版社,二零零七年一月,第三百二十七頁到三百三十二頁。
    
    [31]《揭秘西安事变》,中共,国民党,东北军,十七路军当事人,中国文史出版社,二零零七年一月,第三百三十一頁。
    
    [32]《蔣氏秘檔與蔣介石真相》,楊天石,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二零零二年,第三百三十一到三百三十三頁。
    
    [33]一九三五年十月由王明上報共產國際,中心檔案,全宗號四九五,目錄號七四,卷宗號二七八。轉引自《西安事變新探》,楊奎松,一九九五年版,東大圖書公司出版,第一百五十九頁。
    
    [34]見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三日、十四日,蘇聯《真理報》,《消息報》社論
    
    [35]《張學良-共產黨-西安事變》,蘇墱基,遠流出版社,一九九九年版,第一百二十頁。
    
    [36]《張學良傳》,張魁堂,新潮出版社,一九九三年,第一百九十三頁。
    
    [37]《黎天才自傳》,轉引自《張學良傳》,張魁堂,新潮出版社,一九九三年版,第二百零一頁。
    
    [38]罗章龙70年代写《大革命时期中共军运工作纪略》,未刊稿;80年代写的《回忆片断──西安事变前与张学良的接触》,未刊稿,等等。 
    
    [39]罗章龙70年代写《大革命时期中共军运工作纪略》,未刊稿;80年代写的《回忆片断──西安事变前与张学良的接触》,未刊稿,等等。 
    
    [40]《大革命时期中共军运工作纪略》,罗章龙,写作时间,70年代,未刊稿。
    
    [41]《西京兵变与前共产党人》,香港银河出版社2000年版。
    
    [42]《西京兵变与前共产党人》,香港银河出版社2000年版。
    
    [43]《西安事變70年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西安事變與二十世紀中國歷史變遷》,中央文獻出版社,2008年5月,第八百零二到八百零三頁。
    
    [44]《張學良傳》,張魁堂,新潮出版社,一九九三年,第三百二十一頁。
    
    [45]《張學良傳》,張魁堂,新潮出版社,一九九三年,第三百二十頁。
    
    [46]《細說西安事變》,王禹廷,傳記文學出版社,民國七十八年,第三百五十七頁。
    
    [47]《英雄本色-張學良口述-歷史解密》,畢萬聞,中國文史出版社,二零零二年北京版,第一百八十到一百九十三頁。
    
    [48]《西京兵变与前共产党人》,香港银河出版社2000年版。
    
    [49]《西安事變70年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西安事變與二十世紀中國歷史變遷》,中央文獻出版社,2008年5月,第八百零二到八百零三頁。
    
    [50]《西安事變新探》,楊奎松,一九九五年版,東大圖書公司出版,第八十四到八十七頁。以及《英雄本色-張學良口述-歷史解密》,畢萬聞,中國文史出版社,二零零二年北京版,第一百八十到一百九十三頁。
    
    [51]《張學良傳》,張魁堂,新潮出版社,一九九三年,第三百二十一頁。
    
    [52]《張學良-共產黨-西安事變》,蘇墱基,遠流出版社,一九九九年版,第一百一十八頁。
    
    [53]苗劍秋自述;以及《我的浪人外交》,矢次一夫,東京,一九七三年,第一百三十三頁。轉引自《張學良評傳》,司馬桑敦,傳記文學出版社,中華民國七十八年,第二百零五頁。
    
    [54]《西安事變新探》,楊奎松,一九九五年版,東大圖書公司出版,第五十六頁。
    
    [55]《百年潮》1997年第3期,作者:楊奎松
    
    [56]張自忠于一九三八年二月,对随军采访的《联合画报》记者舒宗侨的谈话
    
    [57]《傳記文學》,八十一卷,第一期,第一百一十七到一百二十四頁。
    
    [58]《傳記文學》,八十一卷,第一期,第一百一十七到一百二十四頁。
    
    [59]《張學良傳》,張魁堂,新潮出版社,一九九三年版,第二百六十四頁。
    
    [60]《西安事變新探》,楊奎松,一九九五年版,東大圖書公司出版,第八十四到八十七頁。以及《英雄本色-張學良口述-歷史解密》,畢萬聞,中國文史出版社,二零零二年北京版,第一百八十到一百九十三頁。
    
    [61]《張學良傳》,張魁堂,新潮出版社,一九九三年版,第二百六十四頁。
    
    [62]《西安事變新探》,楊奎松,一九九五年版,東大圖書公司出版,第八十四到八十七頁。以及《英雄本色-張學良口述-歷史解密》,畢萬聞,中國文史出版社,二零零二年北京版,第一百八十到一百九十三頁。
    
    [63]《張學良傳》,張魁堂,新潮出版社,一九九三年。 [博讯来稿]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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