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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政治局委员之子回忆中南海生活
(博讯北京时间2012年11月21日 转载)
    
    来源:瞭望东方周刊
      
    提要:纪登奎曾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常务副总理,他的长子纪坡民是历史法律学专家,他回忆说,“政治局委员家里住一个警卫班,我们家是这种情况;常委和副主席以上的家里面是一个警卫排,像小平那时候的家里。”
      
    图说:1955年刘少奇主持举行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授衔,刘少奇向朱德敬酒
    中央政治局委员之子回忆中南海生活


    初夏,北京灯市口附近。胡同深处一座略显落旧的院子里,纪坡民正在备茶。
      
    纪坡民,历史学法律学专家,纪登奎之长子(纪登奎1969~1980年曾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常务副总理,1988年病逝),曾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企业管理研究室工作,现已退休。
      
    除了本刊记者,还有友人前来拜访,纪坡民置好桌椅茶水,招唿大家随意落座。院内植有芙蓉树、石榴树和爬山虎,静谧闲适。
      
    纪坡民的居所装修质朴,看起来非常普通,但这宅子却有着不寻常的历史。
      
    “1970年底至1976年粉碎‘四人帮’之前,这个院子一直是华国锋的家。他当上国家主席后才搬走。”纪坡民告诉《瞭望东方周刊》。
      
    纪登奎辞去职务前夕,中央发文件限制高级干部生活待遇,当时纪登奎住在西单附近的一座两层西式洋房里。“我爸听到这个文件,就主动提出不在那住了。”纪坡民说。
      
    1980年,纪登奎家即搬至现在的院子。“爸妈和弟弟,还有我二妹的一个孩子住这。那时我在河南,我大妹妹在江苏,小妹妹在单位。一直到1988年我爸去世,一直是住在这里。”纪坡民说,“原来四个院子是一个单元,当时华国锋住了三个院子,我们现在住的是其中一个院,其他两个院子后来改为宾馆了”。
      
    提起父亲刚到北京工作时,纪坡民说住房的租金曾让母亲大发火气。“我爸刚来,中央后勤干部告诉我爸说一月房子租金150元。我妈脾气大,说我们一共才一百六七十块钱的工资,交了房租还怎么吃饭。吵了一架,后来改成30元。就是这房子。”
      
    纪坡民回忆,“华国锋刚到北京时,老老实实地交了150块钱房租”。“华国锋的工资级别和我爸差不多,属于9级干部。”纪坡民说,“父亲当时定级工资是 200多块,母亲是13级,工资一百六七十块,“我爸1988年去世时工资375元。抚恤金为10个月工资,家里落了3750元,我领回来的。回来我说,买个大立柜吧。到现在还是没买,都是50年代的家具。”

毛泽东带头降工资
      
    纪坡民透露,1954年干部定工资后没再涨过,之后甚至还发生了“减薪”的插曲。据史料记载,当时中国实行24级干部工资制。
      
    后来,毛泽东又提出“降薪”建议。在这一建议的影响下,1960年9月2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通知:三级降12%,四级降10%,五级降8%,六级降 6%,七级降4%,八级降2%,九至十七级降1%。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等人的工资由此降为“每月人民币404.8元”。
      
    这样的工资标准曾让一些家庭负担重的干部感到生活费用“吃紧”。纪坡民提起一位曾参与筹备四届人大的工作人员,“在首长身边也是干过大事的,当时他工资 56块钱,家里老婆加两个孩子。在大会堂里面工作,每天要交8毛钱的伙食费,一个月24块钱,再抽点烟,给家里顶多交15块钱。1980年代他跟我爸说起来时,我爸惊讶地说,哎,闹得你这么困难,你也不说提,要知道当时把伙食费给你调低一点就好了。”
      
    中央领导人当中,刘少奇、朱德过得最“穷”,因为要照顾的子女人数众多。“刘少奇家里七八个孩子,四百多块钱的工资,王光美参加工作的资历比较浅,比我妈还差十来年,我妈才一百多块钱,她的工资肯定也不多。”纪坡民说,“朱德是把老家的小孩弄来了,日子过得也紧巴。”

政治局委员家里住一个警卫班
      
    纪坡民说,“有个中组部的工作人员跟我讲,有一回我爸和李先念在筹备四届人大,忙到夜里一点多了,李先念说,还得说一会儿,给大家提提神,每人一杯咖啡。30个人,一杯四毛,这12块钱是从李先念的工资里扣的。”
      
    “李先念工资高一些,四百多块,他敢这么干。”纪坡民说,“我爸从来不敢张这种嘴,他扣不起,一月工资二百多块钱,这么个扣法,家里回头没法吃饭了。
      
    当然,严苛之外,国家领导人还是有许多和普通百姓不一样的地方。
      
    比如,虽然纪登奎家里的伙食费均要用工资承担,不过买菜渠道与一般人不同。“炊事员买菜都去领导人特供的地方买,东西好一点儿。米面油都是一样的价钱,肉比外面稍微便宜些,另外就是外面买不到的东西,那里能买到,种类丰富一些。”纪坡民说。
      
    刚结婚时,纪坡民有次回家,妻子上街看到山楂糕不错,买点儿回来想做汤,炊事员不给做,说街上买的东西不准吃。“但这种特供仅限国家领导人,省委书记就没有。当时的河南第一省委刘建勋家里是自己雇的保姆,自己上街买菜。”
      
    在安全保卫方面,党和国家领导人的级别也比较特殊。“政治局委员家里住一个警卫班,我们家是这种情况;常委和副主席以上的家里面是一个警卫排,像小平那时候的家里。”纪坡民说,家里的秘书、警卫员、司机、锅炉工、炊事员等也都不需要自家出钱雇,是公家派遣。
      
    “粮票之类跟普通人一样,当时中国只有火车餐车上不用粮票,中南海里面也要粮票。”纪坡民回忆,“后来中央对高级干部有了些照顾,开小灶。可能是1962年的时候,我爸妈跟我们不在一块吃饭了,这是困难时期后期,前期是在大食堂吃饭。”
      
    关于服装,在军队任职的免费发军装,出国的国家发置装费,其他的都是一样。“公家出600块钱,在指定的店里做。”纪坡民说,“我爸爸没有西装,有一套中山装,只出了一次国,是去南斯拉夫、罗马尼亚出访时给他做了一身衣服。”
      
    纪登奎刚来北京时,国家给配了电冰箱;1971年纪坡民回家的时候,家里已经有黑白电视,1974年换了彩色电视,也是国家配的;1975年,中央统一给领导人的办公室配备了空调。“那之前,所有办公地方没有空调。连个电风扇都没有,都是拿着芭蕉扇。”纪坡民说。
      
    除了国家配备的,纪坡民回忆说,家里也没有什么电器,收音机没有,自行车没有,有1950年代买的缝纫机,已经坏了,“我们家也不全是没有钱,我妈是出名的土八路,不是会过日子的人,他们不讲究吃穿用。”

“叶帅说话了:总理,你给大家放半天假行不”
      
    在纪坡民的印象里,父亲没有礼拜日,也没有逢年过节,经常是“两眼一瞪干到熄灯”。
      
    “那一年过春节,政治局还在开会。叶帅(叶剑英)说话了:总理(周总理),你给大家放半天假行不。最后放了半天假,我爸晚上十点多回来的。”纪坡民说。
    
    除了超强的工作时长外,当时中央领导人的作息时间差不多都是“黑白颠倒”。纪坡民透露,这大约是顺着毛主席的工作习惯,基本上中央领导人都是这个习惯,到华国锋的时候才变。“最苦的是中央办公厅,夜里陪主席熬夜,白天还得上班啊。当时的中央办公厅副主任李鑫跟我说过,他那十几年一天都是上四个班。”
      
    “我爸起床时间是中午12点到1点,第一件事解手,盥洗室内秘书准备好了各种报纸,《人民日报》、《解放军报》、《文汇报》、《光明日报》、《参考消息》,就在那儿看报。”纪坡民说,之后在家里的办公室处理各种文件,写批示,“这些文件都是后半夜和早上爸爸睡觉时,车一趟趟地送家里来的。”
      
    纪坡民记得,爸爸戴个眼镜,趴在桌子上,要用一个多小时处理这些文件,然后才吃“早饭”,此时大致下午两三点。饭后,有10分钟空闲,就打两局乒乓球。这中间司机和秘书早就准备好出发,他坐上车就出去上班了,直到夜里12点到1点回来。这中间家里又送来一大摞文件,又得办公,估计要看2到3小时。夜里3 点多,才吃“晚饭”。
      
    “之后躺上床,床头柜上放着安眠药和水。接着看文件,这些事不需要处理但需要看的,如驻外国大使馆发回来的电报,国内的内部参考,包括一些刑事案件的情况等。看到一多半,吃安眠药。药劲上来时,估计文件也看完了。关灯睡觉。这时候就差不多是早上五点多。”纪坡民说。
      
    除了工作,领导人的文化娱乐生活非常少。仅国庆节有官方仪式的招待会,元旦和春节都没有活动。
      
    日常娱乐能数得上算是不定期地看电影。1971年中国已与很多国家建交,一些外国大使馆有电影胶卷,“我们的外交部就跟他们商量,借来看,叫过路片,因为国内只有八个样板戏,没什么电影可看。”纪坡民说,影片都是没有翻译的,外交部就派人现场边看边翻译给大家听。
      
    看电影的时候一般是中央领导人开会到晚上12点多,忙完休息时就支摊儿放电影。“中央内部有几个小电影摊子,基本上是军队一摊,“四人帮”一摊;国务院这一摊,是李先念张罗着,主要是邓小平、吴德、陈锡联,还有我爸。”纪坡民说,“主席、林彪、叶帅、王洪文家里可放电影,有小电影院,他们不来”。
      
    这种活动经常也会惠及领导人的家属。“我看过几回那种过路片,他们去了以后,秘书通知家里面,我妈就领着我们去。领导人在前,我们家属在后,前后隔20米。邓小平一家都在前面。”纪坡民说。

“说是接待中央首长,其实是他们自己吃了”
      
    “有一次,我爸去河南省委去开会,待了几天。我那时也在河南工作,去看他,会开完后省委管理处的人把他送上飞机,我和他们一起回来的车上,听他们说到省所吃熊掌。”纪坡民说,“这算账就算到我爸头上,说是接待中央首长,其实是他们自己吃了。”
      
    在纪坡民的记忆里,家里没有吃过一次年夜饭,爸妈也没有办过一次生日,甚至全家人很少聚在一起。
      
    “我摸着我爸的作息规律了,知道他早上四五点钟躺在床上看的那些文件相对不太重要,就选那个时候跟他多说些话。多的时候能聊半个小时,爷俩海阔天空地聊。”纪坡民说。
      
    纪坡民坦言,因为父母的关系,兄妹几个在招工时还是“沾了点光”。“那时候是开始‘上山下乡’以后,地方干部、军队干部的孩子一般都当兵了,我爸那时候在河南,我弟弟妹妹都是那时下乡的,二妹妹下乡还不到一年,大妹妹下乡不到两年,就都当兵走了。我弟弟下乡时间比较长,待了4年,后来他上了大学,不知道这里面有没有照顾的成分。”
      
    纪坡民告诉本刊记者,其母亲几天前刚刚过世,享年89岁。“我妈是八路军女战士出身,也是三八式干部,老资格。”纪坡民说,弟妹还在美国,等他们回来商量一下,再跟公家谈怎么操办追悼会。纪坡民提及,母亲去世后,房子可能会被政府收回。
      
    一阵风吹来,屋檐下的风铃荡出清脆的乐声,转眼3个多小时在回忆中南海往事中已悄悄过去。纪坡民起身,带着本刊记者穿过一道门,来到第二进四合院,这是一座静寂的院子,正房显出破敝,门窗都没有装修过的痕迹,瓦楞上长了野草,时光在这里似乎停滞了。“这就是华国锋曾住过的屋子,我刚过世的母亲生前亦住在这里”。
      
    就在这间尘封的房子里,华国锋做出了粉碎“四人帮”的重大决定。若不是纪坡民的讲述,没有人能将眼前平凡的老屋和恢弘的历史联结起来。
      
    院落内,核桃树结满了青绿的果子,石榴花开得正艳,纪坡民爽朗又略显惆怅地说,“秋天时我应该还住在这里,你们可再来拜访,摘取果实”……
    
    本文来源:瞭望东方周刊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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