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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2年毛泽东:“左”派就是反革命 总后台叫林彪
(博讯北京时间2012年9月04日 转载)
    
    来源:党史纵览 作者:王永华
    
    核心提示:1972年6月28日,毛泽东在接见外宾时说:“我们的‘左派’是一些什么人呢?就是火烧英国代办处的那些人。今天要打倒总理,明天要打倒陈毅,后天要打倒叶剑英。这些所谓的‘左’派现在都在班房里头。”“所谓这些‘左’派,其实就是反革命,总后台叫林彪。”
    
    1972年毛泽东:“左”派就是反革命 总后台叫林彪


    本文摘自《党史纵览》2012年第5期,作者:王永华,原题:《“文革”后期解放老干部始末》
    
    “九一三”事件后,在毛泽东的支持下,周恩来领导全党尽可能稳妥地处理事件遗留问题,其中一项重要内容是落实党的干部政策。周恩来领导的落实干部政策的努力,在不长的时间里取得了明显的成效,得到了广大干部群众的衷心拥护,一大批被打倒的干部重新走上重要领导岗位,从而加强了党内抵制和纠正“文革”错误的力量,为最终结束“文革”准备了极为重要的条件。近年来,随着许多档案资料的公开及一些当事人回忆录的问世,“文革”后期老干部复出问题的来龙去脉有了较为清晰的轮廓。

“九一三”事件后,毛泽东对老干部的看法有了很大转变
    
    “文革”后期老干部之所以能大批地解放,是与林彪事件后批判极左思潮产生的影响以及毛泽东对老干部看法的转变这一深刻背景分不开的。
    
    林彪事件后,毛泽东对“文革”的认识出现了一些变化。此时,毛泽东虽然不能从整体上认识和纠正“文革”的错误,但他的确从事件中受到很大震动,引发了他对这场运动的新思考。这种思考使毛泽东在一定程度上放弃了几年前对“文革”的高度赞扬,觉察到这场运动所造成的一些严重问题,并把它与林彪集团的破坏联系起来,从而加深了他对极左思潮和做法的不满。
    
    1971年10月4日,毛泽东在接见中央军委办公会议成员时,批评林彪主持军委工作以来搞的形式主义。他说,“军队训练也有形式主义”,“四好运动搞形式主义,把部队作风带坏了,要改变”。尽管当时党内文件仍把林彪集团的覆灭当成是“文革”的又一个“伟大胜利”,但毛泽东心里还是有数的。11月20日,他在一次谈话中,在讲到曾经担任林彪警卫工作的部队觉得脸上无光时说:“要说无光,是中央脸上无光,也是整个党无光嘛,哪是一部分人脸上无光?”1972年6月28日,毛泽东在接见外宾时说:“我们的‘左派’是一些什么人呢?就是火烧英国代办处的那些人。今天要打倒总理,明天要打倒陈毅,后天要打倒叶剑英。这些所谓的‘左’派现在都在班房里头。”“所谓这些‘左’派,其实就是反革命,总后台叫林彪。”毛泽东的这些话,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他对“文革”前期一些做法的不满,并开始转向较为务实的方面。
    
    毛泽东的这些变化,使中央领导层里抵制“文革”错误的力量得以进一步发展,并在与江青集团的斗争中一度处于有利地位,从而更有力地推动了批判极左思潮的斗争。“文革”开始后,周恩来一直在可能的范围内,努力抑制极左思潮的泛滥,以减轻“文革”造成的损失。在1967年的夺权高潮中,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对“文革”初期不可一世的王力、关锋、戚本禹采取断然措施,遏制了极左势力的嚣张气焰,对极左思潮有所抑制。九届二中全会后的“批陈整风”运动,实际上为批判极左思潮提供了又一个重要契机。1971年上半年,周恩来在一系列专业会议上,几乎逢会必讲反对极左思潮。他严肃批评一些部门批判极左思潮不彻底,说不把极左思潮肃清,怎么能掌握正确的政策呢!周恩来的这些努力,得到广大干部群众的衷心拥护。“九一三”事件后,根据毛泽东的决策,周恩来因势利导,在更大的范围展开对极左思潮的批判,这就为落实党的干部政策奠定了思想舆论基础。
    
    林彪集团覆灭后,中央形成了新的工作格局: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方面的工作,由周恩来主持;解放军方面的工作,由叶剑英主持,讨论重大问题时“请总理参加”;文化大革命方面的工作,由江青集团把持。当时的基本政治格局是:一方是以周恩来、叶剑英等为代表的老一辈革命家主持党、政、军的工作;一方面则以江青等为代表的“文革”势力继续捣乱和破坏。这个互相制衡的人事安排,是毛泽东对林彪集团覆灭后反思的结果。一方面,为了保证党、政、军工作得以继续运行,他必须任用一批老一辈革命家和老干部;另一方面,为了保证“文革”理论和实践得以继续坚持,它又必须任用一批“文革”势力。为此,毛泽东着手纠正“文革”中的极“左”思潮和极“左”行为,特别是开始解放“文革”中被打倒的大批党、政、军领导干部,为他们恢复名誉和恢复工作。
    
    1971年11月14日,毛泽东在接见成都地区座谈会的张国华、梁兴初等同志时,对曾经使他“震怒”的“二月逆流”采取了基本肯定的态度。他指着叶剑英对大家说:“你们再不要讲他‘二月逆流’了。‘二月逆流’是什么性质?是他们对付林彪、陈伯达、王、关、戚。”“他们是在党的会议上,公开的,大闹怀仁堂嘛!缺点是有的,你们吵了一下也是可以的,同我来讲就好了。那时候我们也搞不清楚。王、关、戚还没有暴露出来。有些问题要好多年才搞清楚。”毛泽东说的这些话实际上为“二月逆流”的错误平了反。随后,他多次指示,要求纠正对朱德、陈云、罗瑞卿、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等一批老同志的错误处理。他还多次说:“听一面之词,就是不好呢,向同志们做点自我批评。”对被迫害致死的贺龙,他表示:“我看,贺龙同志搞错了,我要负责呢!”
    
    1972年1月6日,毛泽东在同周恩来、叶剑英谈话时表示:现已证明根本不存在“二月逆流”,今后不要再讲“二月逆流”了。请你们向陈毅同志传达一下。叶剑英立即赶往医院,向已病危的陈毅传达毛泽东的意见。当天晚上,陈毅去世。8日,毛泽东在审阅有关陈毅追悼会文件时,划掉了悼词中“有功有过”4个字。10日,毛泽东临时决定,抱病前往八宝山参加陈毅追悼会,在陈毅遗像前三鞠躬。他对陈毅夫人张茜说:“陈毅同志是一个好人,是一个好同志”,“他为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是做出贡献、立了大功劳的。”毛泽东还指着在座的周恩来、叶剑英等同志说:“要是林彪的阴谋搞成了,是要把我们这些老人都搞掉的。”周恩来立即嘱咐陈毅家人将这一消息传达给一些老干部。第二天的《人民日报》等报纸都在第一版刊登通栏标题:《首都隆重举行追悼陈毅同志大会,伟大领袖毛主席参加了追悼会》。
    
    这给那些在“文革”中受到冲击的老干部带来解脱的希望。他们给毛泽东、周恩来写信,反映所受的不公正对待,请求能让他们出来工作,或结束审查与家人团聚。毛泽东对一些来信作了批复,表示了关注和支持。据粗略统计,仅在1972年一年间,他批阅的这类来信就不下30件。对一般高级领导干部的情况,他明确指示中央有关部门及其负责人处理;而对担任过党和国家重要领导职务的干部,他则直接批交周恩来亲自处理。1972年6月28日,毛泽东对原军事医学科学院院长贺诚的来信作了批示:“贺诚的来信,请中央处理。我意应予工作。”1972年12月,原铁道部副部长刘建章的家属写信给毛泽东,反映刘建章1968年2月以来一直被拘留审查,因监狱生活条件恶劣,身体已经很差。信里请求改变这种审查方式,允许家属经常探望,或准许刘建章回家等待审查结论并治病。12月18日,毛泽东批示:“这些法西斯式的审查方式,是谁人规定的?应一律废除。”毛泽东做出的相关批示还有很多,不一而足。比如,他针对主张将“文革”中被迫害而自杀的干部予以党内除名的意见,在信访摘要上批示:似不应除名,逼死了人还要开除吗?在一中央专案审查对象家属来信上批示:此案审查已久,不必再拖了,建议宣布释放,免予追究。在一老干部的子女来信上批示:印发政治局各同志,我意放他出来治病,问题过去没有弄清楚,有些证据不足,办案人员似有一些逼供信。在北京市委原一负责人亲属来信上批示:旧北京市委一案无人负责,多年不处理,似欠妥。
    
    毛泽东这一时期解放老干部的批示,影响最大的莫过于对陈云、邓小平等人的批语。
    
    “文革”开始后,陈云受到冲击。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康生攻击陈云说:“陈云同志的思想,也是长期与主席对立的。他以经济专家自居,自认为他的经济学在主席之上……他只讲经济,不讲政治。”这次全会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陈云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中的排名由第5位降为第11位,即最后一位。后来陈云仅保留中央委员一职,其他领导职务均被解除。1969年10月至1972年4月,因战备疏散,陈云被安排在江西南昌青云谱蹲点生活。1972年7月21日,结束蹲点回京的陈云给毛泽东写信,请求中央根据其身体情况,分配做些力所能及的工作。参加老同志学习班,并在春秋季节到外地作些调研工作。毛泽东次日阅信后批示:“印发。请中央商定,我看都可以同意。”
    
    邓小平作为党内“第二号最大的走资派”,在八届十二中全会上被撤销了党内外一切职务,仅保留了党籍。1969年10月,被疏散到江西南昌新建县蹲点劳动。1972年1月10日毛泽东在出席陈毅追悼会时,把邓小平和时任中共九届中央政治局委员的刘伯承并列为刘、邓,说“邓小平的问题,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发出了重新启用邓小平的重要信号。8月3日,邓小平给毛泽东写信,揭发林彪的罪行,同时提出愿意做一点工作。8月14日,毛泽东在邓小平来信上作了重要批示。他认为邓小平“所犯错误是严重的”,“但应与刘少奇加以区别”。毛泽东列举了邓小平在历史上的功绩:他在中央苏区是挨整的,即邓、毛、谢、古四个罪人之一,是所谓毛派的头子。他没有历史问题,即没有投降过敌人。他协助刘伯承同志打仗是得力的,有战功。除此以外,进城以后也不是一件好事都没有做的。并说:“这些事我过去讲过多次,现在再说一遍。”毛泽东为什么主张区别对待刘少奇、邓小平呢?因为即便在邓小平受“文革”冲击最厉害的时候,毛泽东对邓小平仍然很赏识。据《王力反思录》披露,1967年7月14日,毛泽东在武汉同王力谈话时,对邓小平作了“高度的评价”。王力写道:“他(指毛泽东——笔者注)说,他不同意并列地提打倒刘、邓的口号。接着说:打倒一年,顶多打倒两年。人家要打倒嘛!那就打倒一下吧!小平,文可以同少奇、恩来相比;武可以同林彪、彭德怀相比。指挥两个野战军的,只有一个邓小平。林彪要是身体不行了,我还是要小平出来。不管是我、刘少奇、林彪还是邓小平掌舵,都离不开周恩来。”

在毛泽东的支持下,周恩来大力落实党的干部政策
    
    在毛泽东的支持下,周恩来把握机会、精心安排,加快了落实干部政策的进程。1971年10月,周恩来指示公安部对监狱情况进行一次全面调查,并严肃批评看管人员中宁“左”勿右等错误认识,使许多一时不能解放仍被监禁的老干部受虐待的情况有所改善。1972年3月18日,周恩来看到去世的中央统战部部长徐冰死亡报告后,要求有关部门全面检查一次被拘留、关押、监护、隔离人员的身体情况,并且指出:中央精神要落实,有病的治病,病重的住院,身体不好的加点营养,全面检查一下,不要等病人病危再送医院治疗。
    
    当时几位老革命家的相继去世,加快了老干部复出的进程。综合《陈正人传》与《曾山传》的记叙:1972年4月5日上午,一机部部长陈正人突感胸部不适,难以忍受,便去北京医院看病。经检查,医生认为:冠状动脉供血不足,病情严重,应立即住院治疗,身边不能离开人。可北京医院以尚未办理干部保健医疗手续为由拒绝让他住院。陈正人默默无语,回到家也不愿告诉在家的子女。晚上在伏案写“检查”时胸闷、心绞痛发作,他大叫一声后逐渐失语。当时家中只有3位家属,他们请邻居告急一机部派人派车来抢救。家属还跑到附近医院请求紧急出诊,可医生说要经领导批准才能出诊。家属苦苦哀求,他们仍无动于衷。家属只好脱下军大衣作抵押,借了一个氧气袋,匆忙赶回家。但又没有输氧的管子,结果氧气一会儿就用完了。等急救车赶到送医院抢救,为时已晚,陈正人于6日凌晨去世。4月13日,陈正人的追悼会在八宝山举行,内务部部长曾山受中央委托,为老战友陈正人致悼词。悼会上,他又见到不少“文革”以来多年不见的老战友,倍感欣慰。他与萧克相约,3天后来他家一叙。3天过后,萧克如约前往。可就在他俩重叙往事、激动不已之时,曾山突感身体不适。肖克走后不久,曾山心脏病突然发作,由于当时高级干部医疗保健制度被破坏,抢救被耽搁,当夜便去世了。曾山逝世的噩耗传出后,许多老同志都感到非常突然。在参加陈正人追悼会时,周恩来询问过参加追悼会的老同志的身体状况,曾山当时还拍着胸脯说:“我身体很好。”谁知几天后,他也突然去世了。
    
    陈毅、陈正人、曾山几位老同志的接连去世,在全国引起了相当大的震动,也极大地触动了周恩来。听到陈正人去世的噩耗后,周恩来十分悲痛地说:耽误了!这本来是不应该发生的事情。于是,周恩来不顾“四人帮”的阻挠,要求卫生部尽快解决老干部的医疗问题,对所有老干部,不论是否“解放”,一律立即接回城市检查身体。凡有病患者,一律保证住院治疗。与此同时,他还指示全国政协机关,对上层爱国民主人士医疗、生活状况进行调查,了解掌握他们的健康状况。后来不少老干部说,他们正是由于这次机会保住了性命。
    
    4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经周恩来审查批准的社论《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社论针对当时落实干部政策中出现的问题,阐明毛泽东历来倡导的“打击面要小,教育面要宽”、“允许改正错误”,以及“对于人的处理问题取慎重态度”等政策。社论指出:“除了极少数混进革命队伍的阶级敌人和屡教不改、不可救药的分子外,对一切犯错误的同志,不论老干部、新干部,党内的同志、党外的同志,都要按照‘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采取教育为主的方针。”社论强调,经过长期革命斗争锻炼的老干部是党的宝贵财富,要求排除干扰,积极落实中央关于干部工作的指示。随后,全国其他报刊相继发表文章,论述落实党的干部政策,为解放和启用老干部制造舆论氛围。
    
    根据周恩来的意见,1972年“两报一刊”国庆社论强调,“继续全面地落实毛主席的干部政策、知识分子政策、经济政策等各项无产阶级政策”;“要提倡又红又专,在无产阶级政治统帅下,为革命学习业务、文化和技术”。对于当时有些地区和部门不敢使用老干部,周恩来提出严厉批评,认为“这是政治性错误”。10月18日,他同公安部负责人谈使用老公安干部问题。当了解到西北某地对原老公安干部基本上没有使用时,他批评说:“为什么不用?!还是要用老干部。”针对公安部机关在“文革”初期下放大批干部的问题,他指出:“干部下放是你们带的头,统统下放,等于靠边站。底下跟你们学。‘上梁不正下梁歪’,这是政治性错误。你们最大的问题就是怕出事,有经验的干部都不要了,这不是政治性错误?这是肯定的。我还不给你们加‘方向、路线错误’的帽子。难怪公安会议开了,我说了话,底下也不执行。”
    
    为一律废除对领导干部和各界人士的法西斯式审查方式,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周恩来致信有关部门负责人,提出了具体要求和措施。突出的如1972年底,周恩来根据毛泽东对原铁道部副部长刘建章一案的批示精神,指示公安部会同北京卫戌区,对北京监狱的待遇问题做一次彻底清查,凡属毛主席所说的“法西斯式的审查方式”都需列举出来,宣布废除,如有再犯者,当依法惩治。此后不到4个月的时间里,仅中央交办、北京市负责审理的100多人中,就有一半以上获得解放。
    
    随后不久,周恩来审阅了公安部《关于贯彻执行毛主席对监管工作重要指示的报告》。1973年1月8日,周恩来批示:“同意将秦城监狱收归公安部直辖,要求在一个多月内整顿好,并定出新的规章,严格遵守。允许各省来开监管工作会议的人参观、批评、学习。”同时,建议卫生部再拨出两个医院的部分病床,接收在押人员治疗。在周恩来的关注下,秦城监狱经过整顿,在押人员的居住、饮食、医疗卫生条件有所改善。1973年7月,周恩来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解放干部问题时强调:“‘文革’期间,在抓叛徒问题上严重地扩大化了,造成了许多冤案。要有个原则的政策界限,有利于解放干部,落实政策。”他要当时中央主管组织工作的纪登奎起草《关于处理叛变自首问题的决定》,主张“先放人,后结论”,“有口供,无证据的,相信本人交代”,“中央、毛主席作了决定的结论暂不动,放出来再复议”。
    
    此外,周恩来利用各种纪念活动等,通过报纸发表名单的办法去解放干部。他提出名单建议一些老干部参加党和国家的重要会议,报请毛泽东批准,不少干部就这样得到了解放;又或者使长期靠边站的干部亮相,为其重新出来工作造成舆论。当时,报纸上常常出现参加某一活动人员的长长的名单,有时几乎长达半版甚至一版。据刘武生的《周恩来的晚年岁月》一书所述:1974年国庆节前夕,根据周恩来的意见,中央统战部提出邀请卫立煌、傅作义、程潜、张治中的夫人出席国庆招待会。但在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出席国庆招待会人员名单时,江青不同意邀请她们。会后,中央统战部负责人立即向病重住院的周恩来汇报。9月29日,周恩来致信当时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王洪文并中央政治局:“昨夜我匆匆看过名单,便想到齐燕铭。”“今晚又将两千多见报名单细细翻阅。在第十七类爱国人士方面,据统战部提出起义将领四夫人韩权华(卫立煌夫人)、郭翼青(程潜夫人)、洪希厚(张治中夫人)、刘芸生(傅作义夫人)及张学铭(张学良之弟、张学思之兄,因吕案被禁多年,去年已无罪释放)五人。我看,四夫人对国内外影响也不小。至于张学铭,则因林彪利用东北军一案大搞东北民主人士,现吕正操同志已平反,张学思已死(此案亦应弄清),故邀请张学铭出席有此必要。”周恩来还将民革中央常委屈武等爱国民主人士补进出席国庆招待会的名单。这些爱国民主人士或他们的夫人出席了国庆二十五周年国宴,名单也都见报和电台广播,以此亮相,表示获得了“解放”。

一大批被打倒的党政军领导干部重新走上领导岗位
    
    “文革”期间到底有多少干部被正式立案审查?限于条件,笔者未能掌握全国统计数据,只有部分单位和地区的情况。截至1972年8月,受审查未解放的中央国家机关副部长有230人,受审查未解放的党中央直属单位副部长级干部有61人。据四川、吉林、湖北、陕西四省统计,属中央和省委管理的干部被立案审查的共有5557人。据河南、甘肃、吉林三省统计,被立案审查的干部共171742人。从中不难看出,“文革”后期解放干部、落实干部政策的任务是很艰巨的。根据中央指示,解放干部的工作由党、政、军三个系统分工进行,中组部负责党的系统,国务院业务组负责政府的系统,总政治部负责军队系统。为此,中组部、国务院业务组、总政治部各自成立了专门机构——落实干部政策小组(亦称审干小组),在其主要负责人具体领导下承办这项任务。落实干部政策的任务归纳起来主要有:一是审核研究各单位上报的党、政副部级和军队正军级以上领导干部的审查材料和结论,逐一填表或写出专门报告上报中央;二是研究中央批办的专案审查对象的审查材料,向中央写出报告或代中央起草有关文件;三是研究党、政、军三个系统上报中央的干部审查材料和结论;四是参加释放安置中央专案审查对象工作和进行处理干部政治历史问题的试点等。
    
    “文革”后期,解放干部、落实干部政策,中央没有正式发布有关文件,主要是贯彻执行毛泽东的有关讲话、批示和中央的指示精神。如前所述,毛泽东先后以讲话的方式为“二月逆流”、贺龙、“杨、余、傅”及罗瑞卿平反,承认邓小平的问题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实质是对“文革”中提出的要打倒“走资派”的否定;他对要求弄清问题、做出结论的不少来信都及时给予批示。1972年8月,中央指示,审查干部要根据毛泽东提倡的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不要逼供信、逼供信的要重新审查的精神办理,做到实事求是。特别是1973年1月毛泽东讲的“各得其所,以礼相待,刀下留情”三句话,成为解放老干部的指导思想。之后中央陆续提出:犯“走资派”错误属于好人犯错误;解放使用老干部按“先易后难”的方案,成熟一批解决一批,成熟一个解决一个;解放使用老干部按“结束审查,恢复党的组织生活,原工资照发,分配工作”四条原则办。
    
    根据上述中央精神,中组部、国务院业务组、总政治部的审干小组对各单位按规定范围报上来的干部审查报告逐一进行审核研究,对其中缺少本人交代或组织查证材料的、事实没有查清或结论定性不当的,同原审查单位进行沟通协调,要求补充或进行修改,直至准确无误后进行摘要,分批将名单上报中央。由于三家上报名单的内容、格式都不尽相同,周恩来指示,由中组部牵头研究上报名单的统一内容和格式。三家单位负责人研究后议定:要统一内容、统一表式、统一政策,表中要有本人籍贯、民族、职务、年龄、入党和参加革命时间、审查的具体情况和结论意见;并确定一项重要原则,即凡定为敌我问题本人不同意的,不得定性上报。1973年7月,周恩来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连续几天讨论了三家上报的300多人的名单。会上争论非常激烈。对江青集团来说,如果大批老干部得到解放重新走上工作岗位,是对他们篡党夺权的极大威胁,所以他们极力阻挠落实党的干部政策工作,致使这项重要工作遇到很大阻力和困难。据《叶剑英年谱》(下)记载:叶剑英当年作诗《过桥》,抒发自己参加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解放干部时的感受:“一匹复一匹,过桥真费力。感谢牵骡人,驱驼赴前敌。”这表明成批地解放干部阻力太大,进展艰难。8月2日,党、政、军三家审干负责人开会听取汇报,对提出的问题进行了认真研究,对有些名单的内容作了修改,而后正式上报中央。
    
    周恩来说:“落实干部政策,上头的‘解放’了,政策就明确了;‘标杆’有了,下边就会跟着落实。难度大的,先从容易的入手;容易的解决了,难的也就容易了。”其时,在周恩来看来,如果“二号走资派”邓小平复出工作,就为解放老干部竖起了最大的“标杆”。周恩来的机智与努力,最终促成毛泽东决定邓小平复出任职。邓小平在十届二中全会上被补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副主席,在四届全国人大会上被选举为第一副总理,开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使广大党员、干部感到无比振奋,也使更多的人看到了自己获得解放的希望,开始不断地向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和党中央写信,形成了继林彪事件之后又一轮较为集中的申诉。从中央的有关批示来看,这一时期解放干部的层面更加广泛。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批示应予解放与平反者除一般高级干部外,还包括钱学森、华罗庚、李四光、姚雪垠等一批著名知识分子,甚至还包括涉及林彪一案的普通工作人员。第二,批示要求解决的既有过去几经申诉而未解决的案件,也有林彪事件之后发生的新案件,其中包括江青集团制造的冤假错案。第三,批示涉及的领域不仅有党、政、军各大系统,而且延伸到文化、教育、科技、卫生等部门。最为突出的是,毛泽东对“周扬案”提出了“似可以从宽处理,分配工作,有病的养起来并治病”的处理意见。周扬在“文革”初期被打成所谓“文艺黑线代表人物”,一大批文艺工作者因此而受到牵连。自毛泽东作出上述批示后,“周扬案”专案组不出半月就递交了处理情况报告。报告中提到:此案被关押、监护的人员均已释放,其中林默涵等5人已分配工作,萧望东等26人正在分配工作,夏衍等20人被“养起来并治病”,政治结论属人民内部问题,原工资照发并补发审查期间停发的工资,党员恢复组织生活。
    
    对于当时的专案审查对象,根据毛泽东关于尽快结束专案审查、把人先放出来的指示精神,有关方面积极做准备工作。据原中组部干部审查局副局长、亲历者高奇的回忆:关于释放杨尚昆、薄一波,毛泽东明确指示:杨安置到山西,薄安排到河南,安置在中等城市靠医院条件较好的地方;在中央未作结论前暂送一般文件和报刊看;不限制本人活动,家属可去看望;安置后由省委负责管理。1975年4月初,党中央、毛泽东批准了释放人员名单。4月上旬,中央专案工作会在严格保密的情况下在京西宾馆召开,中组部和中专一、三办、国务院政工组、总政负责人组成领导小组。与会的有负责安置审查对象的省、释放人员原单位的负责人。在听取中央领导人讲话后,分组学习此前编印的毛主席的批示;由中专一、三办提出解放人员名单和安置地点,能作结论的释放前作出结论,作不出结论的提出生活待遇意见。会议确定,于5月开始放人,明确在释放专案审查对象时,要做到不声不响、默默无闻,不要在党内外和社会上引起震动。有关省确定的安置地点,经专案组派人实地考察认可后,由专案组派人护送到安置地点,身体不好的由家属或原所在单位派人陪同。除以前已陆续释放的以外,这次集中释放的专案审查对象,属中专一办审查的有69人,中专三办审查的有百余人。如彭真安置到陕西商县干休所,李运昌安置到山西长治,刘澜波安置到山西忻县地区天桥水电站任顾问,王从吾安置到湖北孝感,等等。此项工作至1975年7月基本结束,绝大多数被关押的审查对象被释放出来。
    
    这样一来,“文革”后期全国上下便出现了干部解放的高潮。以党内老一辈革命家而言,朱德、陈云、李富春、徐向前、聂荣臻、李井泉、谭震林、乌兰夫、廖承志、王稼祥、叶飞、曾希圣、廖志高等,或恢复职务,或住院治疗,或与家人见面,或解除监禁,或在公开场合露面。《李先念传》(1949-1992)中提到:到1974年底,国务院系统除少数部级干部的问题尚未解决外,其余均得到了解决。有一些干部的工作安排一时条件不成熟,如齐燕铭、李一氓、吕正操、孙大光、胡立教、马文瑞、江一真等十几名部长级干部,就派专人组织他们学习、参观,了解熟悉当时情况及要注意的问题,免得被江青集团抓辫子、阻碍他们重新出来工作。以军队系统而言,陈再道、钟汉华、王建安、李志民、杨勇、廖汉生、秦基伟等175位被打倒的将军陆续平反,重新走上领导岗位。中央解放干部的举措在全国引起广泛影响,许多省专门召开会议,结合本地实际落实干部政策。据中央党史研究室著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所载:在福建省,到1972年5月中旬,3060名省管干部中,已解放的为2710人,占88。6%;其中结合到领导班子中的为2044人,占已解放干部的75。4%。1972年,湖南省下放农村、厂矿和“五七”干校的近8万名干部有90%分配了工作;原省管干部解放了91。8%,结合到各级领导班子的为83。8%。在山西省,到1973年上半年,省、地两级管理的干部已解放97%,其中已安排工作的占98%。
    
    随着落实干部政策的推进,一大批被打倒的党政军领导干部重新走上重要领导岗位,加强了党内抵制和纠正“文革”错误的力量,从一个重要方面为最终结束“文革”准备了条件。但因受到江青集团的严重干扰,仍有相当多的干部未能得到解放,冤假错案没有平反,直至粉碎“四人帮”,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才获得彻底解决。
    
    本文来源:党史纵览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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