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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中宣部哪篇社论被毛泽东视作“在骂我”?
(博讯北京时间2012年8月15日 转载)
    
    来源:凤凰网历史 作者:罗平汉
    
    核心提示:刘少奇指示中共中央宣传部起草一篇既反保守又反冒进的社论。当时,中宣部将起草好后的稿子交给了刘少奇。刘少奇改完后批示:“主席审阅后交乔木办。”但毛泽东接到此稿后,只批了3个字:“不看了。”后来毛泽东曾说,那篇社论写好后曾送给我看,我在清样上写了“不看了”三个字,骂我的东西我为什么要看。
    
    1956年中宣部哪篇社论被毛泽东视作“在骂我”?


    本文摘自《党史细节》,作者:罗平汉 等,出版:人民出版社
    
    由于对建设社会主义经验不足和急于求成,1958年轻率地发动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结果欲速则不达,从1959年起,国民经济遇到严重的困难。为了摆脱困境,中共中央决定从1960年年底开始,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随后制定了“农业六十条”,关、停、并、转了一大批企业,精简了大量的城镇人口,使国民经济得以复苏。
    
    人们常常把1959年至1961年这几年称为“三年暂时困难时期”。这个困难局面的形成,固然与这几年频繁的自然灾害有关,但更主要的,还是由于“大跃进”运动的严重失误。
    
    “大跃进”虽然发生在1958年,但“大跃进”的思想并不是突如其来的。早在1954年6月,毛泽东就曾指出:“我看,我们要建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大概经过五十年,即十个五年计划,就差不多了,就像个样子了,就同现在大不一样了。”《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1954年6月14日),《毛泽东文集》第六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29页。1955年3月,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毛泽东又讲到“要在大约几十年内追上或赶过世界上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的讲话》(1955年3月),《毛泽东文集》第六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92页。不需说,这里的“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指的就是美国。
    
    1955年10月29日,中共中央召开关于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问题座谈会,毛泽东在讲话中更是明确指出:“我们的目标是要赶上美国,并且要超过美国。”他说:“不是说赶上美国不要一百年吗?这个看法我也赞成。究竟要几十年,看大家努力,至少是五十年吧,也许七十五年,七十五年就是十五个五年计划。哪一天赶上美国,超过美国,我们才吐一口气。现在我们不像样子嘛,要受人欺负。我们这么大一个国家,吹起来牛皮很大,历史有几千年,地大物博,人口众多,但是一年才生产二百几十万吨钢,现在才开始造汽车,产量还很少,实在不像样子。所以,全国各界,包括工商界、各民主党派在内,都要努力,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富强的国家。我们在整个世界上应该有这个职责。世界上四个人中间就有我们一个人,这么不争气,那不行,我们一定要争这一口气。”《在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问题座谈会上的讲话》(1955年10月29日),《毛泽东文集》第六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500页。
    
    1955年下半年,通过对所谓“小脚女人”即右倾保守思想的批判,我国农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进入高潮,原定十五年左右才能完成的社会主义改造任务即将大大提前。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认为,不但社会主义改造的速度应当而且可以加快,就是各项建设事业的速度也应当是如此。毛泽东认为,现在虽然已经解决了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速度问题,但党内党外右倾保守思想仍在许多方面作怪,使这些工作不能适应客观情况的发展。许多经过努力本来可以做到的事情,却有很多人认为做不到。为了改变这种局面,就必须不断地批判右倾保守思想。在这之后,毛泽东就不断地讲,做事情,至少有两种方法:一种,达到目的比较慢一点,比较差一点;一种,达到目的比较快一点,比较好一点。一个是速度问题,一个是质量问题。不要只考虑一种方法,经常要考虑两种方法。他还由此概括出了两种领导方法,一是又多、又快、又好、又省;一是又少、又慢、又差、又费。不需说,他是大力倡导多快好省方针的,并且要求全党坚决克服右倾保守思想。
    
    从1956年年初开始,各行各业都开展了对右倾保守思想的批判,结果造成了各部门、各地区不顾实际条件、纷纷提高计划指标、追加基建项目的浪潮,使整个国家预算和经济计划都有失控的危险。针对这种情况,从1956年6月起,在周恩来等人的努力下,对过高的预算和计划指标做了压缩,形成了“既反对保守,也反对冒进”的经济建设方针,保证了经济建设的健康发展。
    
    对于在经济领域开展反冒进,毛泽东一开始就表示不赞成,表现出过不高兴。据胡乔木回忆:“会上尤以恩来同志发言最多,认为追加预算将造成物资供应紧张,增加城市人口,更会带来一系列困难等等。毛泽东最后仍坚持自己的意见,就宣布散会。会后,恩来同志又亲自去找毛主席,说我作为总理,从良心上不能同意这个决定。这句话使毛主席非常生气。不久,毛主席就离开了北京。”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1949—1976)》,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269页。随后,刘少奇指示中共中央宣传部起草一篇既反保守又反冒进的社论。当时,中宣部将起草好后的稿子交给了刘少奇。刘少奇改完后批示:“主席审阅后交乔木办。”但毛泽东接到此稿后,只批了3个字:“不看了。”后来毛泽东曾说,那篇社论写好后曾送给我看,我在清样上写了“不看了”三个字,骂我的东西我为什么要看。吴冷西:《回忆领袖与战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63页。
    
    对于反冒进,毛泽东虽然不赞成,但也没有坚决阻止。这里有两个原因:一是反冒进的后果如何,他还有待观察;二是不久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发生了波匈事件,他的主要精力集中在国际形势的观察和波匈事件的处理上。
    
    波匈事件平息后,为了避免类似的事件在中国重演,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于1957年春又决定开展一次全党范围的整风运动。不久,整风又转变成了反右派运动。这一段时间,毛泽东的主要精力放在整风和反右上。
    
    反右派运动是1957年5月内部做准备,6月正式发动对右派的反击。至这年8月,运动基本结束。反右派运动当时被认为取得了完全胜利,不过今天看来,这个胜利的代价太大,当年划了50多万右派分子,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对其进行摘帽改正,发现其中绝大多数人是被错划的。不但如此,波匈事件和反右派运动这两件事,对毛泽东发动“大跃进”产生了重大影响。
    
    在毛泽东看来,波兰、匈牙利之所以发生反革命事件,右派之所以在这时向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发动进攻,表明社会主义制度还没有巩固。没有巩固的原因,关键在于经济不发展,物质基础不牢固。毛泽东的这个认识,原本也是对的,但问题出在用什么的方式发展经济上。这时,毛泽东认为,要发展经济,四平八稳不行,一般速度也不行,唯有较高速度,唯有在相对短的时间里超过英美这样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如果仍是低速度,慢腾腾地建设社会主义,形势就会危急,社会主义制度能否巩固就成问题。1957年9月18日《人民日报》社论对毛泽东的这种思想作了充分的发挥,社论说:“经济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同政治、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是相互促进的”,“目前我国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还很不充分,这是右派敢于进攻和中间派还在动摇的一个客观原因。只有建立了比较充分的物质基础,我们的国家,我们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才算充分巩固。”
    
    于是,毛泽东将反冒进与所谓右派的进攻联系起来。毛泽东认为,反冒进在先,右派进攻在后,反冒进的人说1956年是冒进,右派也说经济建设中的主要危险不是右倾保守,而是冒进,好大喜功,急功近利。因此,反冒进为右派向共产党进攻提供了借口。1958年3月,毛泽东在为重印《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所写的按语中说:“我们没有预料到一九五六年国际方面会发生那样大的风浪,也没有预料到一九五六年国内方面会发生打击群众积极性的‘反冒进’事件。这两件事,都给右派猖狂进攻以相当的影响。”《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七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139页。
    
    本来,毛泽东就对右派进攻的形势做了脱离实际的估计,而右派的进攻在他看来同反冒进又有内在联系。这时,国内的经济形势发展也比较好,人民群众的建设热情很高。就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认为,经济建设的速度本来可以更快一些,1956年夏至1957年的反冒进,恰恰是对群众的积极性泼了冷水,并公开表露出对此前进行的反冒进的不满情绪。
    
    1957年9月20日至10月9日,扩大的中共八届三中全会在北京举行。这次全会不仅揭开了批评反冒进的序幕,也揭开了农业“大跃进”的序幕。会上,毛泽东首次对反冒进进行了公开的批评。他在会议结束前发表的题为《做革命的促进派》的讲话中说,1956年的反冒进,扫掉了多、快、好、省的口号,扫掉了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指1956年中共中央制定的1956年至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其中最主要的内容是,在12年以内,粮食每亩平均产量,黄河以北要达到400斤,黄河以南淮河以北要达到500斤,淮河以南要达到800斤,因为纲要共四十条,故简称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扫掉了促进委员会,对这几项东西要恢复。他还说:“我们总的方针,总是要促进的。”从此之后,毛泽东不断地对反冒进提出公开批评。席卷全国的“大跃进”运动,就是由此拉开序幕的。
    
    本文来源:凤凰网历史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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