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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经国严惩麻将赌博 手下红人太太也被罚跪三天
(博讯北京时间2012年5月24日 转载)
    
    来源:读书文摘 作者:赖某深
    
    核心提示:对此,警察局不敢擅自作主,只得请示蒋经国。蒋回答道:“管他什么司令太太,总司令的太太抓到了一样罚跪。”结果两位娇滴滴的太太在赣州公园跪了三天,消息传出,人们蜂拥而至,观看司令太太跪公园。此后赌博之风才有所收敛。
    
    蒋经国严惩麻将赌博 手下红人太太也被罚跪三天


    本文摘自《读书文摘》2004年第1期,作者:赖某深,原题:名人与麻将
    
    麻将,亦称马吊,又称麻雀,自从清末流行开来,它就是一种最普及的娱乐活动。不仅深受市井百姓青睐,就是文化名人、达官显贵,也乐此不疲,为后人留下了不少趣闻轶事。
    
    近现代的文人学者,不少都喜爱麻将,其原因大概是麻将所特有的文化品性与知识分子的素养、性情、意趣密切相关。麻将与其他赌具相比(无论是西洋赌具,还是中国传统赌具),更加变幻莫测,奥妙无穷。136张牌,有数不胜数的打法,牌好固然能赢,牌差也可以使用诡诈战术,和对手展开激烈的智力较量,从而满足人们的争强好胜之心。尤其是麻将往往在高雅娱乐的藉口下掩盖其赌博的本性,在温情脉脉的面纱下掩盖血淋淋的紧张厮杀,这也是与西洋赌博绝不相同的。西方人赌博更追求刺激性,没有这种虚伪的繁文缛节,输赢结果往往立见分晓。而麻将则“既可赌钱,又不十分现出输赢的样子……故公认为国粹也。”(梁遇春《论麻将及其他》)梁启超、胡适、辜鸿铭等人闲暇时常以方城之战为乐。据说梁启超的很多社论、文章都是在麻将桌旁口授完成的。他有一句名言:“只有读书可以忘记打牌(此指麻将),只有打牌可以忘记读书。”麻将对他的诱惑力、吸引力之大,可以想见。
    
    胡适有二段时间沉迷于麻将。一段时间是1910年1、2月间,胡适在上海中国公学读书时;另一段时间是1922年前后,胡适任北京大学教授时。前一段时间是借麻将解忧,后一段时间则是为了消闲。关于解忧,胡适在《藏晖室日记》中写道:“连日百无聊赖,仅有打牌以自遣。实则此间君墨、仲实诸人亦皆终日困于愁天恨海之中,只得呼卢喝雉为解愁之具云尔。”据统计,仅仅59天之内,胡适就打牌16次。整天不是打牌就是喝花酒。什么事情导致胡适自暴自弃?据胡适说是因为其“少年人的理想主义受打击后”造成的。原来他曾参与上海中国公学要求学校民主的学潮,因校方拒绝学生要求而愤然集体退学,另组中国新公学,但好景不长,新公学维持一年多后,因经济原因停办。胡适既不愿意委屈求全返回旧校,又因家中经济困难不想回家,于是感到前途茫茫,便学会了打麻将,整天以赌消愁。而到20年代胡适打麻将则是另一番心情了,这时他刚刚从美国留学回国,26岁便成为北京大学的教授,是饮誉海内外的知名学者,可谓少年得志,在著书、执教之余,他偶然打几圈麻将作为消遣。在他的日记中有这样的记载:“近来太忙,每日做十几点钟的工,很想休息,又不得休息。我的天性是不能以无事为休息的;换一件好玩的事,便是休息。打球打牌,都是我的玩意儿;但打茶围——坐在妓女房里,嗑瓜子,吸香烟,谈极不相干的天——于我的性情最不相近。在公园里闲坐喝茶,于我也不相宜。”可见,这时的胡适是以麻将作为一种紧张工作之余的消闲方式。
    
    胡适虽然喜欢打麻将,但水平并不高,梁实秋就曾亲眼见胡适输过一回:
    
    胡适之先生也偶然喜欢摸几圈。有一年在上海,饭后和潘光旦、罗隆基、饶子离和我,走到一品香开房间打牌。硬木桌上打牌,滑溜溜的,震天价响,有人认为痛快。我照例作壁上观。言明只打八圈,打到最后一圈已近尾声,局势十分紧张。胡先生坐庄。潘光旦坐对面,三副落地,吊单,显然是一副满贯的牌。“扣他的牌,打荒算了。”胡先生摸到一张白板,地上已有两张白板。“难道他会吊孤张?”胡先生口中念念有词,犹豫不决。左右皆曰:“生张不可打,否则和下来要包!”胡先生自己的牌也是一把满贯的大牌,且早已听张,如果扣下这张白板,势必拆牌应付,于心不甘。犹豫好一阵子,“冒一下险,试试看。”拍的一声把白板打了出去!“自古成功在尝试”,这一回却是“尝试成功自古无”了。潘光旦嘿嘿一笑,翻出底牌,吊的正是白板。胡先生包了。身上现钱不够,开了一张支票,三十几元。那时候这不算是小数目。胡先生技艺不精,没得怨。
    
    正因为胡适青年时期一度沉迷于麻将,后来又留学美国,亲身感受到西方文明,所以对麻将的危害有着深刻的认识。早在30年代,胡适便在《漫游的感想》中专门写了《麻将》一节,痛斥麻将的祸害。他考察了麻将的起源及其在海外的流传情形后激愤地写道:“英国的国戏是Criket,美国的国戏是Baseball,日本的国戏是角抵,中国呢?中国的国戏是麻将。”他算了一笔账,即麻将每四圈费时约二点钟,少说一点,全国每日只有一百万桌麻将,每桌只打八圈,就得费四百万点钟,就是损失十六万七千日的光阴,金钱的输赢、精力的消磨,都还在外。接着他不无情绪化地写道:
    
    我们走遍世界,可曾看到哪一个长进的民族、文明的国家,肯这样荒时废业吗?……只有咱们这种不长进的民族以“闲”为幸福,以“消闲”为急务,男人以打麻将为消闲,女人以打麻将为家常,老太婆以打麻将为下半生的大事业。
    
    从前的革新家说中国有三害:鸦片、八股、小脚。鸦片虽然没有禁绝,总算是犯法的了……八股的四书文是过去的了。小脚差不多没有了。只有这第四害,麻将,还是日兴月盛,没有一点衰歇的样子,没有可以说它是亡国的大害。新近麻将先生居然大摇大摆地跑到西洋去招摇一次,几乎做了鸦片与杨梅疮的还敬礼物。但如今他仍旧缩回来了,仍旧回来做东方国家的国粹,国戏!(《胡适文存》)
    
    胡适把麻将看作“亡国的大害”,显然过于偏激。但是他明确指出麻将荒时废业,并从打麻将说到一些中国人不思进取的民族性,不失为远见卓识。
    
    在文人当中,辜鸿铭的牌技是最差的,因而获得了“光绪(光输)皇帝”的雅号。而徐志摩的牌则打得最漂亮,他善于临机应变,牌去如飞,不假思索,有如谈笑用兵。徐志摩对鸦片与麻将还有一番妙论,他说:“男女之间的情和爱是有区别的,丈夫绝对不能干涉妻子交朋友,何况鸦片烟榻,看似接近,只能谈情,不能做爱,所以男女之间最规矩最清白的是烟榻;最暧昧、最嘈杂的是打牌。”(陈定山《春申旧闻》)
    
    鲁迅在作品里也曾经多次谈及麻将,最早的一篇是《阿Q正传》,阿Q本来只会押牌宝不会打麻将,后来他进城发财,回到未庄就大发议论:“未庄的乡下人只知道洋鬼子能够搓麻将,城里人却连小乌龟子都搓得精熟的……”鲁迅从不打麻将,甚至可说对麻将是深恶痛绝的,许广平曾回忆说:“鲁迅晚年住在上海,几乎天天听到邻居打牌的喧闹声,妨碍工作和休息,使他深感憎恶。”何以鲁迅能够对打麻将的场面写得活灵活现?原来鲁迅曾请教过一个熟悉赌博的工人王鹤照,此人对平民生活非常了解,他将搓牌宝、搓麻将、玩竹牌的方法及赌场上的规矩、场面一五一十地告诉鲁迅,因此鲁迅作品中的赌场场面才如此生动、细腻。
    
    无独有偶,曾写作《谈麻将》一文的梁实秋其实并不擅长打麻将。他第一次见识打麻将是在赴美留学途中。在轮船的娱乐室里,他看见同行者作方城戏,觉得这136张牌真是变化无穷。在美国,他的许多好友如胡适、徐志摩、潘光旦等人都是此中高手,几经熏陶,耳濡目染,他才渐明其理,有几次被人硬拉上桌,他玩了玩,还是觉得吃力,觉得打牌不如看牌轻松过瘾。以后好友酣战,他总是作壁上观,再不上桌。在解释自己不打麻将的原因时他说:“我不打麻将,并不妄以为自己志行高洁。我脑筋迟钝,跟不上别人反应的速度,影响到麻将的节奏。而一赶快就出差池。我缺乏机智,自己的一副牌常常照顾不过来,遑论揣度别人的底细?既不知己又不知彼,如何可以应付大局?打牌本是娱乐,结果往往自寻烦恼,又受气又受窘,所以干脆只看的好。”
    
    而更多学者则把打麻将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来研究。傅斯年在《申报·自由谈》上发表《麻将哲学》一文,分析麻将何以特别受人欢迎。他认为,136张麻将牌,实包含了我们中国人的人生哲学。打麻将要能赢,关键是要手气好,运气好,“我们中国人的生活也是这样,只要运气好,机会巧,一路顺风,就可以由书记而主席,由马弁而督办,倘若奖券能够中了头彩,那末不但名流闻人,可以唾手而得,并且要做什么长或主任之类,也大是易事。所以我们中国人最注意的是天命……”
    
    也有人从打麻将来观察中国的国民性。海戈在《人间世》发表《谈麻将》一文,他指出,四个人打麻将,开头时总是很客气,谦和有礼,可是牌到手里,总是极力卡住下家,防着上家,看着对家,宁可自己不和牌,也要绞尽脑汁算计他人,“这是一种勇于私斗的最好的表现。”潘光旦则认为,麻将的最大特点,是在其“各自为战性”,而西洋游戏,如足球则注重一致行动,所以中国是“人自为战之国,绝端个人主义之国”。这种观点,鞭辟入里,发人深省。
    
    台湾著名作家柏杨,曾对沉湎于赌博的赌徒有过绘声绘色的描述,认为从朋友到牌友再到赌友是一种堕落。
    
    他写道:“再要好的生死之交,一旦在牌桌上坐下,就会现了原形。平常用钱不分彼此的,现在为了一块钱都会面红耳赤;平常推心置腹的,届时便是欺之诈之,你投你的机,我骗你的牌;平常动则大笔款项往来,一赌起来,便是一个铜板都如临大敌。如此这般,再深厚的感情,终有一天黯然无光。”
    
    他还认为,每个人的气质和品德在牌桌上都会彻底曝光:“一个人的气质平时很难看出来,一旦到了牌桌上,原形便毕露无遗。有些人赢得输不得,三圈不和牌就怨天尤人。别人吃张,他不高兴;别人碰张,他更发脾气。一会怪椅子高,一会怪灯光暗,一会提醒人家不要老咳嗽好不好,咳嗽教人心烦。一会儿埋怨对方总是吸烟,不吸行不行?看能不能瘾死。一会儿向下家瞪眼,你的尊腿不要伸那么长可以吧,这是打牌,不是伸腿比赛。一会儿又埋怨电扇吹得太大,谁不知道我有风湿病。”
    
    他还说:“对一个人个性和品格的观察,仅从表面上判断,不容易得到结论,但若请他打个小牌,便很容易看得明明白白。有些人一夜不和牌都不动声色,有些人两圈不和牌,就像‘光隆轮’一样,浑身冒起烟来,爆炸一次又一次”。
    
    麻将也为许多达官显贵所喜爱。近代以来,官场如赌场,赌博渗透到政治生活领域,以致士风萎靡,政事不修,丑闻迭出。如奉系军阀张作霖、山东督军张宗昌、“东陵大盗”孙殿英都是名噪一时的大赌棍。而张宗昌“狗肉将军”的绰号,便直接来源于赌博。张宗昌常拉手下人陪他打麻将,对于牌技高超者,还封以高官。有个清客吴家元,对麻将极为精通,他经常陪张宗昌叉麻将,牌桌上,他竟能知道张宗昌要什么牌,及时供应,使张场场大赢。更为奇怪的是,他虽不断拆牌、供牌,自己却能维持场场小胜。吴家元这种高超的牌技,令张宗昌刮目相看,高兴之余,就在牌桌上赏给他一个青岛盐务局长的美差。军阀们不仅自己嗜好赌博,而且往往大开赌禁,公开招商承办赌捐,借赌博达到筹措军饷、中饱私囊的目的。
    
    奉系军阀张作霖酷嗜麻将,他认为麻将为“文赌”,较之牌九“武赌”更能显示其上流人物的身份,因此在北京时常常与僚属们打麻将。一些政客便投其所好,在麻将桌上施以贿赂,谋取高官厚禄。1927年6月,张作霖自封为中华民国政府(又称安国军政府)陆海军大元帅后,内阁财政次长一职最初内定由段永彬担任,但后来发表时却换成了段的政敌朱有济,这是什么缘故呢?原来有一次段永彬和朱有济一同陪张作霖打麻将,段对输赢得失斤斤计较,而朱则圆滑世故,宁可拆掉自己成副的牌,打给张大帅和“清一色”,以此讨得张大帅的欢心。“投之以桃,报之以李”,张大帅自然不会亏待他了。
    
    如果说朱有济是因绞尽脑汁讨好上司而得官,那么山东某县一位科长因赌而侥幸升官则近乎天方夜谭。原来韩复榘主政山东时,喜欢“微服私访”,一次到某县视察,一早未打招呼便去参加县政府的例会。开会的时间到了,县衙门还冷冷清清,污秽不堪。第一位上班的是位科长,而县长却迟到了好一会儿。韩复榘一怒之下,将县长降为科长,科长则升为县长。其实那位科长并非是奉公守法、勤于政事之人,只因头天晚上在麻将桌上酣战了一夜,天亮了懒得回家,便径直到衙门上班,没想到竟因赌得福,不费吹灰之力当上了县长。此事传开后,一时成为笑谈:“赌了一夜,赌了个县长当当。”
    
    对于麻将赌博惩治最严厉的可能算蒋经国。他主政赣南时,曾在1941年和1943年两次严厉禁赌,并制定了禁赌办法,其主要内容是:“赌博初犯者,罚跪一天,服苦工六个月;再犯者罚跪三天,并服苦工一年;三犯者视同游民驱逐出境……然而一些权贵政要根本不把蒋经国的禁赌措施放在眼里,他们不仅公然开设赌场,而且带头聚众赌博。有一次警察局在文清路赖氏私宅抓到打麻将的四位妇女,其中一位是吉泰警备司令赖伟英少将的太太,一位是蒋经国手下的专署秘书杨万昌的太太,另两位是南昌市立银行总经理贺济仓的太太和一位刘姓处长的太太。警察进门之际,贺、刘二妇机灵,从后门溜掉,赖司令的太太太胖跑不动,杨秘书的太太自恃老公是蒋经国手下红人,不在乎,所以落入警察之手。对此,警察局不敢擅自作主,只得请示蒋经国。蒋回答道:“管他什么司令太太,总司令的太太抓到了一样罚跪。”结果两位娇滴滴的太太在赣州公园跪了三天,消息传出,人们蜂拥而至,观看司令太太跪公园。此后赌博之风才有所收敛。(《抓赌余闻》,载《江西文史资料选集》第15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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