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快乐老人报》2012年4月19日第16版，作者：佚名，原题：1978年“会前会”：改变中国的36天
    
    国家统计局15日公布的一季度主要经济数据显示，中国8.1%的经济增速继续领涨全球。中国能有今日令世界惊奇的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与1978年的“决定”密切相关。为多数人所误读的是，所有这一切令人震惊的“变化”都集中发生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事实上，那些关涉大是大非的命题，是在之前那至今仍显神秘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经过激烈的博弈而得以解决的。三中全会只是将工作会议的成果加以确认而已。

背景：在1978年谈经济建设不容易
    
    11月10日，中央工作会议开幕，华国锋确定三项议题：一、讨论如何尽快把农业生产搞上去；二、商定1979年和1980年两年国民经济计划的安排；三、讨论李先念在国务院务虚会上的讲话。接着，华国锋提出，在这之前先讨论一个问题，就是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
    
    华国锋讲了一个多小时，讲了很多经济建设问题。于光远当时是国务院研究室负责人，他坐在台下全程听了华的讲话。于光远事后评价说，对于华的讲话，“大家是比较满意的。”“华国锋的确是一个热心建设的人。”
    
    但同时，与会者也注意到，大会讲话中还在坚持毛泽东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和“抓纲治国”的十一大路线。
    
    其实，出席会议的很多人是拥护工作重点转移的。然而，当时许多重大是非问题没有厘清，成千上万件冤案尚未平反，“两个凡是”还压在人们头上，与会者怎能心平气顺地讨论重点转移和经济工作？

成果一：“天安门事件”得以平反
    
    会议前两天基本上是按部就班的。但12日，陈云在东北组作了个爆炸性发言，提出6个问题：一、薄一波等61个叛徒案，他们从“反省院”出来是中央决定的，不是叛徒。二、从“反省院”出来履行过出狱手续但后来继续干革命的同志不是叛徒，应该恢复党籍。三、陶铸、王鹤寿等同志现在或被定为叛徒，或留着一个“尾巴”，应重新复查。四、彭德怀的骨灰应该放到八宝山革命公墓。五、中央应当肯定“天安门事件”。六、康生的错误很严重，应当给予批评。
    
    陈云发言后第二天，各组纷纷对其讲话作出强烈回应。万里、王首道、康克清要求迅速解决这6个问题；萧克发言要求为“二月逆流”平反；陈丕显提出上海“一月风暴”的问题要搞清楚；胡乔木建议“少宣传个人，不搞新的个人崇拜”……
    
    会上在讨论，会场外也在行动。14日下午，北京市委常委会召开新闻发布会，市委第三书记贾庭三讲着讲着离开了讲稿，从桌边拿起一张纸，念了一段话：“1976年清明节，广大群众到天安门悼念我们敬爱的周总理，完全是出于对周总理的无限爱戴、无限怀念和深切哀悼的心情；完全是出于对‘四人帮’祸国殃民的滔天罪行深切痛恨，它反映了全国亿万人民的心愿。广大群众沉痛悼念敬爱的周总理，愤怒声讨‘四人帮’，完全是革命行动，对于因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而受到迫害的同志一律平反，恢复名誉。”
    
    应邀到会的新华社北京分社副社长周鸿书立即听出了弦外之音：这段话实际上是为“天安门事件”平了反。11月15日，新华社通过电波向全中国发布了重要消息：“中共北京市委宣布‘天安门事件’完全是革命行动……”

成果二：解决若干重大遗留问题
    
    同样在15日，《人民日报》发表《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社论，社会上感到一种“解冻”的气氛；紧跟着，南京群众纪念周恩来而引发的“南京事件”也宣布平反；吴晗的历史剧《海瑞罢官》也宣布平反。
    
    11月25日，华国锋宣布9条决定：1.关于“天安门事件”，“问题解决得还不彻底”，他代表中央宣布，“天安门事件完全是革命的群众运动，应公开彻底平反”；2.“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是错误的”，撤销有关的全部中央文件；3.为“二月逆流”平反；4.为薄一波等61人平反；5.彭德怀的骨灰放到八宝山革命公墓；6.为陶铸平反；7.为杨尚昆平反；8.对康生、谢富治进行揭发批判；9.“文革”中的一些地方性重大事件，由各地实事求是妥善处理。
    
    于光远认为，华国锋的态度值得肯定。他说，华国锋“对大家提出的问题，一个也没回避，态度诚恳”。代表们还从这一讲话中感受到一种久违的气氛，这就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畅所欲言的民主气氛，大家为华国锋的讲话热烈鼓掌。

成果三：明确思想路线
    
    11月26日，胡乔木在东北组发言，希望华国锋在会议结束时讲一讲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代表纷纷提出，大会暂不讨论经济问题，应先讨论思想路线问题。
    
    同一天，时任卫生部部长的江一真在西北组发言时，指名道姓地批评了身为中共中央副主席的汪东兴。关于这件事，于光远后来有过详细回忆——“25日晚，我到江一真的房间，同他商量应否指名道姓地批汪东兴。我们认为汪东兴在粉碎‘四人帮’中起了很重要的作用……但要讲‘两个凡是’的提法和对它的坚持，对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抵制，对平反‘天安门事件’的阻挠等等，汪东兴欠的账就很多很多……不把他的名字点出来，许多问题就说不明白。”
    
    随后，杨西光、于光远等人也批评了汪东兴。担任会议简报工作的胡丹回忆，华国锋当时让大家敞开讲话，简报该登就登。最长的一份简报42页，整个会议出了400多份简报，放在地上有一米多高。
    
    12月8日晚，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汪东兴在会上作了检查。

成果四：纠正“两个凡是”
    
    12月13日，华国锋承认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汪东兴也在这一天做了书面检讨。
    
    华国锋说，1977年3月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所讲的“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都必须拥护；凡是损害毛主席形象的言论，都必须制止”，这些话讲得绝对了。他还说，1977年2月7日中央“两报一刊”社论中，也讲了“凡是毛主席的决策，我们都坚决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这提法更加绝对，更为不妥。
    
    此外，华国锋还讲了集体领导的问题。他说，希望今后各地区各单位向中央作请示报告时，文件的抬头不要写华主席、党中央，只写党中央就可以了。中央党政军机关向下行文，也希望照此办理，也不要提英明领袖，称同志好。
    
    于光远说，对华国锋的讲话，会议出席者是满意的。他“承担了‘两个凡是’的责任。一个在党内担任最高领导职务的人，能够做到这一点是不容易的。”

结果：邓小平讲话成三中全会主题报告
    
    12月13日，中共中央副主席邓小平在闭幕式上作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邓小平文选》收入这篇讲话时注释：“这个讲话实际上是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这个讲话今天读来仍振聋发聩。
    
    讲话第一个问题就是“解放思想是当前的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他说：“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第二个问题是“民主是解放思想的重要条件”。他说：“一个革命政党，就怕听不到人民的声音，最可怕的是鸦雀无声。”他特别强调：“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
    
    讲话中真正付诸实施的是关于经济的部分。邓小平认为，“我国的经济管理体制权力过于集中，应有计划地大胆下放”，这是中国上世纪80年代初期改革的指导思想。
    
    12月13日，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但与会者继续分组讨论了两天，会议15日才结束。3天后，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这个会只开了5天。（摘编自《中国新闻周刊》《中国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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